林靈素，字歲昌（一說通叟），浙江溫州人，初名靈畺，后來宋徽宗賜名靈素，是北宋政、宣之際最富傳奇與爭議的歷史人物，他所肇始的“神霄運動”可謂盛極一時，徽宗崇道舉措至此達到高潮，“冊己為教主道君皇帝”。

明王世貞輯《有象列仙全傳》中的林靈素

宋欽宗

根據(jù)神霄說，“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即徽宗）為神霄帝君，實玉帝長子”。（陸游：《家世舊聞》，卷下）總之，徽宗是“神霄玉清王”，“昊天上帝元子”，宣稱自己是神仙下凡，化身為中國的統(tǒng)治者。此外，徽宗還將道教分為“五宗”，也就是五大門派，神霄派“為高上之道”，不在“五宗”之列，而是凌駕于“五宗”之上，徽宗則“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為宗師”，將自身置于道教宇宙的絕對領導地位，也是人與神兩界的最高統(tǒng)治者。

關于徽宗沉湎道教的動機與初衷，學界仍然莫衷一是。據(jù)徽宗朝權臣蔡京愛子蔡條記載，徽宗初識神霄，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政和初年，徽宗臥病不起，也夢游到神霄幻境，于是，命人按圖索驥，而“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因此被引薦給徽宗，林靈素不負所望，神霄玉清王，也就是徽宗真身，與青華帝君，“二天人躡空乘云，冉冉而下”，所謂“若辛卯歲之夢兆、（癸巳）【丁酉】歲之示見”。辛卯即政和元年，丁酉即政和七年，是“神霄運動”從緣起到高潮的歷時區(qū)間。（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對于徽宗投入支持神霄派，當代學者也不乏政治解讀。王颋認為，“‘政教合一’，可能就是宋徽宗理想的社會體制”，“神霄說”使徽宗君臣與神霄仙班一一對應，可視為該理念的一種嘗試。（王颋：《林靈素事跡考論》，《暨南學報》，2002年第1期）伊沛霞也認為，“從登上皇位開始，徽宗就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目標是使政教合一”，“在林靈素與徽宗共同設想的計劃中，道教和國家有著共同的統(tǒng)領——徽宗本人”。（伊沛霞著，韓華譯：《宋徽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318頁）

毋庸置疑，徽宗崇道以及神霄運動具有嚴肅的政治目的。政和三年十二月癸丑，徽宗御筆手詔，“搜訪道教仙經(jīng)”，就意在“尊道立教”，“施于有政”。（《宋大詔令集》，卷223，第862頁）政和五年，試禮部奏名進士制策就以此命題，而林靈素及其“神霄說”大行其道，適逢其時，順勢而為，“上興道教將十年，獨思未有一厭服群下者，數(shù)以語近幸，于是神降事起矣”。（《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徽宗在與士大夫官僚的政治博弈中，通過“御筆手詔”等方式，奪回“政治主動權”，在北宋一朝最終確立了“皇帝‘親政’體制”。（藤本猛著，沈攄譯：《風流天子與君主獨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研究》，第323頁）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久保田和男所述，蔡京“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將林靈素“引薦”給徽宗，“及靈素得君”，卻又“亟言其妄”。（久保田和男著，郭萬平譯：《宋代開封研究》，第236頁）總之，隨著各懷鬼胎的諸多勢力集體參與到這一高度具象化與政治化的“國家工程”中，即便貴為九五之尊，徽宗也無法確?！吧裣鲞\動”能夠始終與皇帝的個人意志、設想以及朝廷官方敘事亦步亦趨，不變形，不走樣，事實證明，背離目標與初心的意外與歧出勢所難免。

既往研究與敘事，普遍聚焦于徽宗、蔡京與林靈素之間的三角關系，卻完全忽略了其他重要隱秘角色，尤其是皇太子桓，即后來的宋欽宗（以下稱趙桓），而徽宗內(nèi)廷政治與皇子間的奪嫡之爭，更隱約貫穿于“神霄運動”始末。

一

《林靈素傳》最初版本出自耿延禧之手（以下稱耿傳，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該傳），為趙與旹收錄于《賓退錄》，且“不敢增易一字”。耿延禧的父親南仲是趙桓在東宮時的“師傅”，“翊贊青宮”“十有五年”，成為趙桓即位之后最為信賴的大臣，并且，深刻影響了趙桓在靖康年間的決策與政局走向。

潘燕認為，耿傳必作于紹興五、六年之間，（潘燕：《〈道藏〉中的宋代小說》，安徽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李珂菁進一步考證，耿傳“基本依據(jù)史實，較為公允”，陸游、楊仲良以及趙鼎等人相關記載，都奠基于該傳，各有側(cè)重。（李珂菁：《“妖道”與“高道”———南宋傳記文中的林靈素形象》，《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

耿傳稱，林靈素“政和三年至京師”，由此推斷，其抵京的誘因與時機選擇，很可能與徽宗寵愛的明達皇后劉氏之死有關。政和三年秋七月二十二日，貴妃劉氏薨，九月二十日，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謚曰明達。

《宋史·后妃下·劉貴妃傳》載，“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長，吾不及見矣！’已而果然”。芭蕉生長于秦嶺與淮河以南地區(qū)，以中國古代的栽培技術，芭蕉移栽應該發(fā)生在仲春時分，更容易成活，而哲宗昭懷皇后劉氏薨，就適在其時，時在二月九日。由此推斷，劉貴妃受徽宗冷遇，或因其卷入昭懷皇后劉氏企圖趁徽宗病重之際謀取垂簾的疑案之中。（參見拙文《宋徽宗“殺嫂”疑云》）

“帝初以其微疾，不經(jīng)意，趣幸之，已薨矣”。劉貴妃薨后不久，九月十三日，徽宗下詔，“敦遣王老志赴闕”。據(jù)蔡條記載，河北道士王老志赴闕的重要原因，就與徽宗追念劉貴妃有關，“上遣使詢明達事，老志曰：‘明達后乃上真紫虛元君?！保ú虠l：《鐵圍山叢談》，卷5）“初，京為真定帥”，與王老志相識，“至是，物色得之”，王老志是由蔡京引薦給徽宗的。（陸游：《家世舊聞》，卷下）

蔡條卻稱，蔡京黨羽強淵明識王老志，并由太仆卿王亶薦于徽宗。但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記載，“遣兵部員外郎王亶召濮州處士王老志赴闕”。可見，王亶很有可能只是相關事務的執(zhí)行人員，而蔡京及其黨羽薦于徽宗的可能性更大。總之，蔡條必定熟知這段掌故，其所記王老志事跡大體不謬。

王老志或許法術有限，無法滿足徽宗思念劉貴妃的愿望，于是，轉(zhuǎn)向林靈素，后者施展的一項重要法術，就與劉貴妃有關?！埃ɑ兆冢┧济鬟_后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能致太真之術”。（趙與旹：《賓退錄》，卷1，第5頁）葉靜能是唐朝中期的知名術士，相傳“馬嵬坡之變”后，“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

上文中蔡京將林靈素引薦給徽宗的說法出自《佛祖統(tǒng)記》，“蔡京以為異人，引見上”，不見于他書。（宋志磐撰《佛祖統(tǒng)記》，湛然寺印行，1995年，卷四十六，第2037頁）耿延禧《林靈素傳》、《宋史·林靈素傳》以及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引蔡條《國史補》均稱，林靈素因左街道錄徐知常而為徽宗所知。

“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元符后”即哲宗昭懷皇后劉氏，明達皇后劉氏以及后文將要提及的明節(jié)皇后劉氏，都與“元符后”關系密切。王稱《東都事略·世家二·明節(jié)皇后劉氏傳》稱，明節(jié)皇后劉氏“始入宮為小殿直都知，系昭懷殿”，“后以事囚于宦者何訢家，內(nèi)侍楊戩奏取歸，復得入宮。明達薨，以同姓之故，使承明達閤焉”。

后來，林靈素很可能涉嫌借“神霄說”為明節(jié)皇后劉氏之子謀取皇儲之位，卷入與皇太子趙桓的奪嫡之爭，將明節(jié)皇后劉氏進獻給徽宗的，是后來權傾一時的內(nèi)侍楊戩。《宋史·楊戩傳》載，“讒（太子）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兆谡鹋?，執(zhí)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這一記載的史源大概出自汪藻為趙桓的另一“東宮官”、太子舍人程振撰寫的《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神道碑作于南宋建炎二年底，但是，早在靖康元年初，太學生陳東上書稱，“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皣尽奔粗富侍于w桓，徽宗在《皇太子辭免恩命第一表批答》，將立皇太子稱為“肇建國本”，將皇儲視為“國本”在宋代由來已久。

二

林靈素最早卷入內(nèi)廷政治，或涉王寀“謗訕悖逆”一案。王寀，字輔道，是神宗朝執(zhí)政王韶幼子。《宋史·王寀傳》稱，王寀“工詞章”，是知名詞人，而且，“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沉迷術數(shù)。

關于王寀案，以王明清記載最為詳細，王寀曾受到王明清曾外祖父、徽宗朝初年宰相曾布提攜。不過，王寀與林靈素“斗法”，爭奪“神降”話語權的同時，還隱藏了另一條復線，即時任開封尹盛章與戶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劉炳之爭?！巴鯇u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王明清：《揮塵錄》，前錄卷四，第35頁）《宋史·王寀傳》稱，“戶部尚書劉昺，宷外兄也”，王明清則稱，“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侄孫也”，“炳姑適王氏，于輔道為嫂”，王寀是劉炳的表叔。

盛章父子用以構陷王、劉叔侄的重要證據(jù)，是一首尚未成篇的“炳和輔道詩”，劉炳的和詩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荊棘奉高真?！薄罢旅渥硬⑨屢赃M云：‘白水’謂來年庚子，寀舉事之時。炳指寀為‘高真’，不知以何人為荊棘，將寘陛下于何地，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

庚子為宣和二（1120）年，而“前知峽州王寀、資政殿學士劉昺酬唱詩歌謗訕悖逆，寀伏誅，昺流瓊州”，“《九朝編年備要》系（政和八年，即1118年）六月，《十朝綱要》系六月己卯”。因此，案發(fā)或在政和七年底至八年初，和詩必定更早于此。劉昺初名炳，后來，徽宗賜名昺，該案牽涉面極廣，“凡王、劉親屬等，第斥謫之”，“（昺弟）煥責授團練副使，黃州安置”。

王明清記載，王寀“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出”，《宋史·王寀傳》則稱，“神降宷家，使因昺以達”。另據(jù)《宋會要輯稿》，“（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王寀先次勒?！?，王明清所指即此次，不久，王寀再除知襄州，但是，很快，“（政和五年八月）十八日，王寀除名勒停”，這一次則是因為卷入“張懷素案”。因此，“輔道之客冀其復用”應該在政和五年八月以后。

政和五年二月五日，“立定王桓為皇太子”，時任戶部尚書劉炳為太子賓客，成為首批“東宮官”之一。六年四月，劉炳弟煥為太子詹事，兄弟倆相繼成為“東宮官”。這一時期，大概也是林靈素開始為徽宗所用而為“神霄說”張目之際，“五年，筑真通宮以居之”。

同樣，意外卷入“妖人張懷素謀反”，王寀大概也會沉寂一段時間。王寀醞釀復出的方式，大有要與林靈素在“降神”方面針鋒相對的架勢，而同一時期，林靈素鼓吹“神霄學”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時，明節(jié)劉后方幸，（林靈素）又曰：‘后在神霄為九華玉真安妃’?！薄鞍插?，在真誥，蓋天之高真”，“又嘗密奏玉靈裔將誕，蓋明節(jié)方就館（待產(chǎn)）耳”。（陸游：《家世舊聞》，卷下）徽宗嬪妃眾多，唯有明節(jié)皇后劉氏位列神霄“仙版”，“道士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安妃位圖”。毋庸諱言，林靈素這一旨在神化劉氏即將誕下皇子的舉動，必定有為其爭儲之意。

政和七年“二月甲子（六日），詔通真先生林靈素于道籙宮宣諭青華帝君降臨事，左右街道籙傅希烈等皆作記上之”。此次，“青華帝君”下凡，隱約成為標志性事件，既然徽宗是“神霄玉清王”，那么，接下來“青華帝君”將被附會在哪一個皇子身上，也順勢成為奪嫡之爭的焦點，下文即將論及，某種意義上，趙桓就是以“青華帝君”的化身即位的。

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明節(jié)皇后劉氏“始入宮為小殿直都知，系昭懷殿”，“昭懷”即“元符后”，也就是哲宗劉皇后，可見，徐知常、明節(jié)皇后劉氏都與“元符后”關系密切，而林靈素又因徐知常成為徽宗寵臣，或許因為這重淵源，林靈素甘愿為明節(jié)皇后劉氏所用。政和五年六月，劉氏寵冠后宮，而劉氏生下皇子楧，距趙桓被立為皇太子未滿半年。

“前代東宮官于皇太子均稱臣”，“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趙與旹：《賓退錄》，卷一，第14頁）某種意義上，劉炳、劉煥兄弟作為“東宮官”，都與皇太子有“君臣之義”，并休戚與共，也就很難無動于衷。在這一背景下，重新解讀劉昺和詩中的“高真”一詞，它就未必如盛章父子所述，“（劉）炳指（往）寀為‘高真’”，而是另有其人?？紤]到劉炳兄弟的特殊身份以及王寀的秉性與動機，他們共同攀附、指涉皇太子的可能性更大。

總之，當林靈素以“神霄說”極力為明節(jié)皇后母子張目與加持的時候，身為“東宮官”的劉炳將計就計，也通過王寀“降神”來為趙桓在神霄世界中謀得一席之地，以便確保其作為儲君的地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事中吳敏勸說徽宗“內(nèi)禪”時，就將皇太子比附為神霄世界的“青華帝君”，“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于此”，似乎就呼應了劉炳將皇太子比附為“高真”的舊說。（李綱：《靖康傳信錄》，卷一）

吳敏的妻弟曾楙與劉炳在同日成為欽宗的東宮官，曾楙為太子舍人，而記載林靈素事跡的陸游也是曾楙兄弟曾幾的學生。宣和元年，曾楙遷官，“以國子司業(yè)程振代之”，王寀、劉炳案發(fā)時，曾楙時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宮已近五年。因此，吳敏必定也對這段掌故了然于胸，所以，他才能以此一語打動徽宗，最終將傳位于趙桓。以情理推斷，當時有關“高真”的確切所指，勢必引發(fā)朝野竊竊私語，徽宗也必定心知肚明。

按照神霄說，“上為神霄帝君，實玉帝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霄府事”，“謂青華為上（即指徽宗），長生為鄆王”。（陸游：《家世舊聞》，卷下）鄆王楷是徽宗第三子，趙桓異母弟?！皶r欽宗在東宮，鄆王楷有寵，遂有奪適之意”。（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六，《王黼傳》）可見，鄆王楷的支持者，也有過同樣的比附，不過，陸游很可能搞錯了長生大帝君與青華帝君的次序。

另外，關于鄆王楷與皇太子趙桓的奪嫡之爭，限于篇幅，留待另文討論。

三

林靈素、盛章等人制造王寀、劉炳案，“有射羿之意”，背后或有明節(jié)皇后劉氏授意或指使，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即意在影射皇太子趙桓，從而，為劉氏誕育的皇子楧謀取儲君之位。

前文提及，“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時日不詳。但據(jù)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政和五年八月，“流星出柳”，“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宋史全文》將“流星出柳”系于政和五年八月甲寅，由此推斷，“興龍德、太乙之役”大概就發(fā)生在此后不久。

“內(nèi)符寶郎馮楊為家令”，與劉炳親弟劉煥兼太子詹事發(fā)生在同一天，宋代以前，太子詹大概相當于太子的大管家，“東宮眾事，無大小皆統(tǒng)之”。汪藻為另一位“東宮官”程振撰神道碑，寫作“楊馮”，《宋史·程振傳》因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東宮官》則寫作“馮楊”，但是，二者實為同一人。

當初，昭懷皇后劉氏“自縊”，明節(jié)皇后劉氏“系昭懷殿”，受到牽連，“以事囚于宦者何訢家，內(nèi)侍楊戩奏取歸，復得入宮”，由此推斷，楊戩也與明節(jié)皇后劉氏關系密切，而他構陷“太子幸非常”，或許就和劉氏為其子奪嫡存在隱秘關聯(lián)。

趙桓是北宋以來第五位以皇太子身份登基的皇帝，更是做皇太子最久的皇帝。真宗于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三年三月就已即位；仁宗于天禧二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六年正月一日改元乾興元年，隨即于二月即位；神宗于治平三年十二月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便即位；哲宗于元豐八年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子，五日即位。神宗、哲宗父子在東宮甚至都不足一個月，真宗、仁宗父子也為時極短，而欽宗早在政和五年二月就被立為皇太子，直到宣和七年十二月即位，做了整整十年多的皇太子。

宣和元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這一年，程振代曾楙兼太子舍人，大致相當于皇太子的文字秘書，負責“撰述章、表文字”，“五日一次到府”。程振“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遇娜辉唬骸鯚o人及此?！?/p>

真宗以開封尹為皇太子后，仍兼判開封府，而仁宗為皇太子以后，更以宰相與參知政事為“宮僚”，不久，真宗又下詔，“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由皇太子“監(jiān)總朝政”。

學者普遍認為，東宮制度發(fā)展到宋代呈現(xiàn)全面虛化狀態(tài)，（范帥、陳峰：《宋代東宮虛化現(xiàn)象探究》，《歷史教學》，2016年第10期；范帥：《宋代東宮制度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但并不能一概而論。當然，神宗、哲宗父子為皇太子未滿一月，可以姑且存而不論，不過，相較于真宗、仁宗父子，欽宗不僅沒有機會于外朝參決政務，就連“有事明堂”這種象征性的禮儀活動，也被排除在外，這一點足以說明皇太子的險惡處境，考慮到徽宗朝后期對明堂“視朔布政”的格外重視，而皇太子的缺席，就尤為蹊蹺。

史籍與碑傳均未記載趙桓何以被排除在明堂大禮之外。不過，南宋宰相趙鼎所作《趙靈畺傳》（以下稱趙傳），或許為一窺究竟提供線索。就在“東宮官”程振與皇太子對話的前一年，即重和元年，“天寧節(jié)（徽宗生日，即十月十日）前三日，建祝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郁羅蕭臺，天仙眾真俱從太上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五十三）

“天仙眾真”一起下凡，為徽宗皇帝祝壽，這些無疑也是林靈素的“杰作”，徽宗自然希望皇太子也能為此背書，趙桓卻不以為然，“帝（即徽宗）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圣寶塔也?！叟穬?nèi)侍策出。奉圣旨：‘皇太子不得再與神霄醮會?！?/p>

趙桓大煞風景，令徽宗十分不快，干脆禁絕皇太子出席類似場合。“上（即徽宗）謂先生（即林靈素）曰：‘太子元是龜山尊者，亦曰圣賢，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對曰：‘羅漢生前持齋執(zhí)戒，忍辱修行，既墮凡間，合為貴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愿陛下勿責太子也?！?/p>

林靈素暗諷皇太子“不通玄旨”，這很可能就是趙桓被排除在明堂大禮之外的根本原因。林靈素則借此將趙桓排除在徽宗看似深信不疑的神霄“仙版”之外，也間接動搖了趙桓作為儲君的地位。

早在政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徽宗下詔，“冬祀大禮以道士執(zhí)威儀前引”，“冬祀”，即“南郊”，也就是祭天大典，可見，道教科儀已經(jīng)被徽宗廣泛地引入國家祀典。政和七年五月十八日，徽宗頒布“季秋宗祀明堂御札”，又明確提及“方符瑞之旁臻”，這與上述天寧節(jié)“神降”一事大同小異，二者性質(zhì)殊途同歸，因此，“大饗明堂”，很可能會有類似操作，很顯然，徽宗與林靈素都不希望趙桓繼續(xù)扮演那個戳穿“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

四

或許由徽宗、明節(jié)皇后背后撐腰，林靈素就連皇太子都不放在眼里，“林靈素又嘗沖太子節(jié)不避，太子系之，訴于上”。雙方大有劍拔弩張的架勢，而趙桓絕不肯坐以待斃，他隨時準備反戈一擊，甚至主動向林靈素發(fā)起挑戰(zhàn)。

林靈素指稱皇太子為“羅漢”，暗示皇太子佞佛，林靈素卻慫恿徽宗崇道抑佛，“以毀佛為事”，“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尹盛章為奸人激以厲害，始為之”。（《佛祖統(tǒng)記》，第2038頁）盛章就是與林靈素一起掀起王寀、劉炳案的肇始者，引文中的“奸人”應該就是林靈素。

耿傳稱，“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有旨依奏?；侍由系顮幹?，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斗法，僧不勝，情愿戴冠執(zhí)簡”。蔡京“喜佛，因?qū)弦孕岳?，天下始建崇寧萬壽寺”，結果，在林靈素的鼓動下，徽宗下詔“天下天寧萬壽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之宮為名”，以至于蔡京也卷入這場佛、道之爭，“僧徒將投牒于京求辯論”，而宣和二年蔡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遂罷輔相”，就與此有關。

皇太子趙桓與太師蔡京支持的漢、蕃僧人在與林靈素的公開“斗法”中敗下陣來。“斗法”大約發(fā)生在政和七年，或在王寀、劉炳案發(fā)前不久，因為耿傳稱，“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佛祖統(tǒng)記》也記載，“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艮岳。時大旱，靈素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奸偽”。政和八年十一月一日，改元重和，“祈雨”必在秋天以前。

久保田和男認為，“艮岳不是純粹的園林假山，而是天神所居天上世界再現(xiàn)于大地的‘世界’”。（《宋代開封研究》，第243頁）蔡京幼子蔡條也稱，“政和間，東宮頗不安，其后日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甚至。”不過，蔡京此舉未必一定是真心保護皇太子，就像皇太子與林靈素斗法，也未必是為佛教護法，但是，在針對林靈素的目標與利益上，雙方至少是存在默契的。

況且，蔡京與趙桓的“東宮官”群體大都存在密切關系。蔡京長期掌權，“東宮官”的目標人選，大概都需要得到蔡京認可與同意。“京方倚（劉）炳為腹心”，與劉炳同為太子賓客的強淵明，也“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為死交”。（《宋史》，卷三百五十四，《俞?傳》；卷三百五十六，《強淵明傳》）

或許因為這一層關系，林靈素也將矛頭指向蔡京。黃以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引《兩浙名賢錄》，林靈素“縱游東京，嘗同蘇東坡游瑞佛寺，覽寺記數(shù)萬言，默識無遺。東坡大稱之。”所以，林靈素“因為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時在宣和元年初。

耿傳、趙傳以及《佛祖統(tǒng)記》都留下了“蔡京鄉(xiāng)人”羅織林靈素罪名以及蔡京親自遣人暗中搜查林靈素僭越罪證的相關記載，“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

蔡京、趙桓勢力與林靈素的巔峰對決發(fā)生在宣和元年五月，一場前所未有的重大洪水災害襲擊了北宋都城開封?！吧狭钪匈F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林靈素）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p>

顯然，林靈素的法術并不靈驗，卻將法術失效的原因引向皇太子趙桓，徽宗“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靈素遂上表乞骸”。“十一月，（林靈素）與宮祠，溫州居住”，林靈素從此徹底遠離政治舞臺與權力中心。

蔡條將洪水退去歸功于“為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刻意延續(xù)了佛、道之爭的敘事，視作導致林靈素黯然出局的原因之一。當然，真正解決問題，既非道，也非佛，而是應該歸功于開封民眾的努力奮斗，同時，也將洪災轉(zhuǎn)嫁給了都城外圍及其下游地區(qū)。

《皇宋編年綱目備要》載，“水之作也，宰相相率出郭視之，水已破汴堤。諸內(nèi)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奭。上憂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蛘垱Q汴南河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酥埂Ｔt府界監(jiān)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泄”。《宋史·唐恪傳》也稱，“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

洪水泄去，暫時保住都城以及徽宗顏面，也成就了皇太子的“圣德”外溢。對此，開封尹唐恪“居功至偉”。趙桓即位的第11天，就召唐恪為吏部尚書，并于靖康元年八月二日，拜唐恪為宰相，或許就是對其昔日治水功績的肯定與酬庸。

李綱時為起居郎，上《論都城積水為害疏》。他認為“夫變異不虛發(fā)，必有感召之繇”，就意有所指。多年以后，趙桓仍然銘記在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位第五天，首次召見李綱，并且親自迎接李綱，“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李綱：《靖康傳信錄》，卷一；另參見拙文《宋徽宗宣和水災及其背后的權力之爭》）

是時，蔡京以太師“通治三省事”，為“公相”，“相率出郭視之”，也功不可沒。此外，李綱字伯紀，他與唐恪以及前文提及的吳敏都受蔡京提攜，“蔡京復拜相，引（唐恪）為刑部尚書”，（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五）“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黎凈德：《朱子語類》，第3128頁）吳敏與蔡京關系更加密切，“吳敏初以蔡京欲聯(lián)親誼”，“因與京結為死黨”，“縉紳目之，謂在劉昺、林攄之右”。（《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

總之，宣和水災，林靈素法術無驗，黯然出局，皇太子趙桓則略勝一籌，也暫時逃過一劫，太師蔡京、開封尹唐恪、起居郎李綱都或明或暗地參與這場決定性的權力博弈，幫趙桓度過危局，所以，趙桓即位，李綱、唐恪都相繼受到重用，晉升宰執(zhí)。蔡京也得以善終，“蔡京不見殺淵圣，以嘗保佑東宮之故”，“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朱子語類》，第3127頁）但是，趙桓對林靈素的所作所為，依然無法釋懷，耿傳、趙傳均記載，“靖康初，遣使監(jiān)溫州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