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作品文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從東坡詞中“白頭翁”的兩種注解說起
對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否還能取得突破，是每一位古典文學學者都關(guān)注的問題。嘗試從方法論更新、跨學科視角等大的方面著手提出創(chuàng)新性觀點，一直被視為在經(jīng)典作家研究中推陳出新的不二法門。不過，在“大處著手”的同時，我們似乎對以具體文本研究為代表的“小問題”有所忽視。以細碎、微觀的“小問題”為基礎(chǔ)，是否可以促成經(jīng)典作家研究的新突破，或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筆者近期在閱讀蘇軾詞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極為細小的文本解讀問題。以之為起點，則可進一步引申出有關(guān)“注釋學”的“大問題”。這一思考過程，似乎提示了一條從“小處著手”提煉問題意識，進而深化經(jīng)典作家研究的路徑。本文即嘗試以這一由“小”而“大”的思考為案例，對相關(guān)問題作一簡要探討。
一個小問題：蘇軾黃州快哉亭詞的“白頭翁”
蘇軾貶謫黃州期間，好友張懷民（字偓佺）為建快哉亭。蘇軾感念而作《水調(diào)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一詞，流傳千古。詞之下片“掀舞一葉白頭翁”句，今有兩種理解：一作浪間飛舞的白頭翁鳥，又作一白首漁翁駕一葉扁舟飄蕩于浪間。
傅干《注坡詞》注以鄭谷《淮上漁者》詩云“白頭波上白頭翁，一葉舟移蒲蒲風”，顯然作漁翁解。而龍榆生先生則引《江表傳》注“白頭翁”三字云：“會有白頭鳥集殿前，孫權(quán)問：‘此何鳥？’諸葛恪曰：‘白頭翁也?！瘡堈炎砸宰凶罾?，疑恪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fù)尋白頭母?！≡唬骸B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fù)求鸚父?！薪孕??！逼浜箅m亦引鄭谷詩，但開啟了釋“白頭翁”為水鳥之先河。
此后，對該詞中“白頭翁”的理解，便大體分為“老翁”與“水鳥”兩派。例如唐玲玲等《東坡樂府編年箋注》、朱靖華等《蘇軾詞新釋輯評》、鄒同慶等《蘇軾詞編年校注》支持前者；而曹樹銘《蘇東坡詞》、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則傾向認同后者。
“白頭翁”的漁翁、水鳥二解，實為后人在箋注該詞時的不同理解，而此二解的典出也皆為客觀存在。因此，探討二解何者為優(yōu)，則必然要回到“蘇軾所寫究竟為何”這一問題上。
那么，蘇軾是否知曉有水鳥名“白頭翁”？答案是肯定的。因蘇軾另有詩作《風水洞聞二禽》云：“林外一聲青竹筍，坐間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慚愧春禽解勸儂?！痹娭械摹扒嘀窆S”即為鳥類，歐陽修《啼鳥》詩有云“竹林靜啼青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即寫此鳥。蘇詩以“白頭翁”對“青竹筍”，又詩題云“二禽”，故可證蘇軾確實知曉有鳥以“白頭翁”為名。
但是，僅以此并不能確證“掀舞一葉白頭翁”所寫為水鳥，因北宋人詩中所寫“白頭翁”大多指人，如曾鞏《北園會客不飲》“殢得春風人盡醉，獨醒誰似白頭翁”、王安石《書靜照師塔》“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八首》其三“家人森戶外，笑擁白頭翁”、陳師道《寄張大夫》“只應(yīng)青眼老，尚記白頭翁”等，就連蘇軾本人亦有《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三云“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此外，詞句中以“一葉”為量詞，并非常用于鳥類，而是應(yīng)用于被省略的“扁舟”，駕扁舟者自當為漁翁?？捎∽C這一觀點的詩句，在蘇軾本人筆下同樣存在，即《大風留金山兩日》云：“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窗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贝颂帯耙蝗~”與“掀舞”所描寫的，正是“漁舟”，因此從自我互文的角度來講，《水調(diào)歌頭》詞中的“掀舞一葉白頭翁”更宜解讀為駕一葉扁舟馳騁于風浪間的白發(fā)漁翁。
小問題的大思考：兩種注釋思想的差異
如何理解蘇軾黃州快哉亭詞中“白頭翁”，是一個極為細小的問題，但從中可以引申出一個較大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xiàn)“水鳥”與“老翁”兩種解讀？
表面看，兩種解讀的源頭所采用的都是探尋語典出處的注釋思路，但實際上卻根源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注釋思想。傅干《注坡詞》曾兩度提及《江表傳》，一為注《念奴嬌·赤壁懷古》詞“小喬初嫁了”句，引其文曰：“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币粸樽ⅰ稘M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詞“江表傳，君休讀”句云：“《江表傳》載江左吳時事，多見漢末群雄競逐之義?！度龂尽访恳詾樽C也?！笨芍蹈刹⒎遣恢藭渥ⅰ端{(diào)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詞不采其說，當為有意的選擇。這種選擇，顯然源于傅干根據(jù)詞句上文“一葉”這一量詞，將“白頭翁”徑直理解為操舟的“老翁”，這無疑是一種基于詞作文本的注解。與之相比較，龍注則略顯機械，只是刻意尋找更為古早的語典出處，并沒有真正結(jié)合上下文作通盤理解。由此可見，二者實際上代表了兩種注釋思想：切合文本與追溯語源。
所謂“切合文本”與“追溯語源”，即陳永正先生在《詩注要義·釋意章第三》中講到的“尚意”與“尚語”兩種詩詞注釋中的側(cè)重點：“‘尚語’者重在釋古語，‘尚意’者重在述原意?！睂τ谔K軾快哉亭詞中的“白頭翁”而言，陳永正先生的觀點應(yīng)該也傾向于“尚意”的注釋思路。他在《訓詁章第四》中指出，“一詞多義，要聯(lián)系上下文意，或參考同類詩句，以求得正解”，并舉出了一個與“白頭翁”類似的例子：“如賀鑄《雁后歸·想娉婷》詞：‘青松巢白鳥，深竹逗流螢?！娬裾瘛稏|山詞》校注云：‘白鳥，《大戴禮記·夏小正》：白鳥也者，謂蚊蚋也。’按，賀鑄《宿寶泉山慧日寺》詩：‘流螢逗深竹，白鳥巢青松?！?，蘇元鼎《游齊山寺》詩：‘白鳥巢危樹，孤猿叫斷岡。’姜特立《江口阻風寄瑯山衷老》：‘白鳥巢半山，掩映畫圖中?！芍顺簿佑谏綐渲兄坐B’也者，乃謂白羽之鳥而非蚊蚋也，而王十朋《飛蚊》詩‘青蠅與白鳥，自古常紛紛’、李處權(quán)《道夫惠詩為和五首》其三‘白鳥饑逾靜，蒼蠅飽不聲’之‘白鳥’，則確為蚊蚋無疑?！辟R鑄詞中“白鳥”的兩種解法，同樣屬于“切合文本”與“追溯語源”之別，可見“尚意”與“尚語”兩種注釋思想的沖突，在古典詩詞的注釋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其背后有著源遠流長的學術(shù)史與思想史脈絡(luò)，蘊藏著巨大的學術(shù)礦藏，并非幾篇論文甚至幾部書稿就可以說清楚。
由此，我們從一個細微的文本注釋問題，逐步延伸至一個有關(guān)“注釋學”方法論與學術(shù)史的“大問題”。這種問題意識的積累與深化，無論走向何種宏大的學術(shù)境界，都終究始于最基礎(chǔ)的文本解讀。這或許可以提示我們：經(jīng)典作家研究的深化路徑，仍應(yīng)從文本研究的“跬步”開始。
叩問學術(shù)價值：問題的“大小”與“真?zhèn)巍?/strong>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極其細小的文本解讀問題，卻足以引申出一個有關(guān)“注釋學”的重大學術(shù)話題。
在當今的學術(shù)研究中，相對純粹的作品文本研究似乎越發(fā)被輕視，因為我們往往先入為主地將文本研究的目的判定為解決細碎、微觀的具體問題，認為其學術(shù)價值有限。正如本文最初提出的有關(guān)蘇軾快哉亭詞“白頭翁”的理解問題，就是一個極為細小的文本問題，可能只會被方家斥為饾饤之學。誠然，學術(shù)問題固然有大小之別，其學術(shù)價值亦有高低之差，但小問題的學術(shù)價值低，并不能視為沒有學術(shù)價值。一個學術(shù)問題哪怕細碎、微觀，只要是“真問題”，便具有學術(shù)價值。更何況，以一個小問題為開端，完全有可能延伸出具有較高學術(shù)價值的“大問題”。
而反觀當下學界個別探討“大問題”的文章，學術(shù)價值是否真的有其所標舉的那般高，實有疑問。如部分論文強行將純粹的古典文化研究與現(xiàn)實中某地經(jīng)濟發(fā)展相關(guān)聯(lián)，其探討的“問題”看似很大，但并無引經(jīng)據(jù)典予以“論證”的必要，故實為“偽問題”，其所謂“學術(shù)價值”皆為泡沫。此類“研究”屬于“成果轉(zhuǎn)化”范疇，應(yīng)當重視的是古典文化的傳承普及在實踐層面的落地，使其具備值得開發(fā)利用的經(jīng)濟價值與社會價值，而非空說義理、紙上談兵。
因此，當我們衡量一個學術(shù)問題的價值高低時，或許應(yīng)在“大”或“小”之外，另外增加一重“真”或“偽”。尤其是在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一個“小而真”的問題絕對優(yōu)于“大而偽”者，盲目追求“大問題”而不問“真”或“偽”，便很可能只會做出海市蜃樓般虛浮縹緲的學問。
“大而真”的學術(shù)問題固然是我們一致的渴望，但也不應(yīng)因“大”失“小”，完全忽視“小問題”的學術(shù)價值。只要是“真問題”，即便是饾饤之學，也應(yīng)予以足夠的重視。而與經(jīng)典作家作品相關(guān)的饾饤之學，更不可輕易放過，在前人學術(shù)成果已然燦若星辰的情況下，真正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學術(shù)突破，或許就會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問題”開始生發(fā)。
（作者：宋學達，系海南大學海南省東坡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