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原有犀牛，亦產(chǎn)犀角，華南以及華北大平原上都曾出現(xiàn)，且人們能清晰地認識到其特殊價值。《爾雅》記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注《爾雅》引《吳錄·地理志》提及：“武陵阮南縣以南皆有犀?！庇肿ⅰ渡胶＝?jīng)》引《范子計然》說道：“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比欢?，犀牛作為珍稀動物，大多仍需從海外引入。西漢學者桓寬曾在《鹽鐵論》中就此論述：“犀象虎，南夷之所多也?！袊r，外國賤之。”

兩千多年前，張騫執(zhí)節(jié)西行，鑿通了連接中原與歐亞大陸的文明廊道，同時帶回了一批令漢朝皇室驚嘆的“殊方異物”，除了明珠、汗血寶馬、獅子等，還有一種來自熱帶叢林的神秘奇物：通犀。顏師古在《漢書·西域傳》中引如淳注說道：“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這種犀牛因角質中一條貫通首尾的白色紋理而得名。

約千年后，唐代詩人李商隱在《無題》中寫下千古名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比缃瘢覀兂＝璐司湫稳萑伺c人之間的默契，卻不知其溯源系于一條貫通古今的“通天紋”。詩中的物質世界遍布著文化隱喻與象征。這種“異物”如何通過隱蔽的物性映射時人的意識形態(tài)，又如何以其審美詩性來建構特定的象征秩序？為何“靈犀”指向心意相通？答案就藏在一段跨越千年的物種傳奇與文學想象中。

“雞璧”與曹氏父子

注入最初的文學基因

在公元3世紀的洛陽宮廷，曹丕仿照曹操，監(jiān)制了一把特殊的“百辟寶劍”，謂其“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典論》）。這把劍上，便運用了神秘的通犀裝飾。以犀為劍飾，似乎是漢魏王族的定制。根據(jù)《東觀漢記》記載，陳遵破匈奴，漢帝曾以“駁犀劍”賜之表彰其功。

又有傳為曹植所作的一首《樂府歌詞》寫道：“所赍千金之寶劍，通犀文玉間碧玙。翡翠飾雞璧，標首明月珠。”以往，人們常將其中的“雞璧”譯為美玉，認識多不清晰。范常喜先生近年考證：“雞璧”應為“雞辟”，“很可能是一種與‘通犀’‘碧玙’‘翡翠’‘明月珠’等相類的裝飾材料（見《“雞璧”新證》，《文學遺產(chǎn)》2021年第4期）。

實際上，“雞璧”并非是與“通犀”相似的材料，而就是蠻方貢品通天犀。

1963年洛陽曹魏墓出土的石牌上，“雞辟挍短鋏”的刻字，為這個千年謎題提供了實物證據(jù)。作為明器簽牌，石碑上的銘文標注了墓主人的陪葬品，其中有一把“雞辟”校飾的短劍。另外，青島土山屯漢墓出土的遣冊木牘上，也有“雞辟佩刀一”的記錄，對應墓主頭旁出土的一具佩刀。“雞辟”大概率是“辟雞”的倒訛，意味使雞群避退?！侗阕印分^：“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谷積上，百鳥不敢集?！蓖ㄌ煜蚓哂羞@一神奇功效，故又被稱為“雞駭犀”或“駭雞犀”。

通犀寶劍成為帝王彰顯天命的神器，尤其與兩個關鍵詞有關。第一，“祥瑞”?！端螘し鹬荆ㄏ拢酚涊d：“雞駭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敝敝撂拼?，“駭雞犀”仍然見于《唐六典》記錄的百余種符瑞中，并與珊瑚鉤、戴通璧、玉瑠璃等飾物并列為“上瑞”。第二，“辟邪”。曹丕在《大墻上蒿行》一詩中歌頌寶劍“駁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兇殃”。受禮制規(guī)范、社會心理等多重元素影響，避禍、辟邪，自古是君王制造武器時極看重的功用。《抱樸子》中曾提到犀角的一個特殊功用：辟毒；唐人詩文中，還提到犀角有辟塵、辟水、辟邪等功能，似乎具備“百辟”特性。

加靈威之物“通犀”于刀劍，希望對寶劍功能有所增益，這與曹氏父子命人制作“百辟刀”“百辟寶劍”，為“百煉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奸宄者也”（曹操《內(nèi)誡令》）的初衷也相合。曹操父子對通犀的偏愛，并非因為類似志趣或愛好偶然為之，而是暗含著政治隱喻。二人深諳神劍敘事與王權內(nèi)涵之關聯(lián)，因而將這種行為作為論證合法“天命”的政治實踐。運用稀有、貴重、充滿靈性且能辟邪的“通天犀”制作的神劍，也就作為了崇尚王權，或者說能為王權加注神性的器物。這種將異寶與皇權捆綁的書寫傳統(tǒng)，為通犀注入了最初的文學基因。

從“王者之佩”到“腰間風流”

唐代犀帶的權力美學

流轉至盛唐，通犀的身影從劍鞘移到了腰間。貞觀年間，隨著西域絲路和海上絲路貿(mào)易的繁榮，犀牛和犀角制品開始大量出現(xiàn)。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馴犀》詩句“行地無疆費傳驛，通天異物罹幽枉”，指的就是通天犀在代宗時由林邑入貢、被圈養(yǎng)在深宮林中。

根據(jù)《新唐書》記載，林邑國曾向唐太宗進獻十一枚“通天犀”。珍貴的犀角被制成各種飾物。男性所用的腰帶，尤其成為官員品級的標志。據(jù)文獻，六品以上官員才能佩戴犀角裝飾的腰帶。六品以上官位不同，犀帶亦要有所區(qū)別，通天犀是最高級別官員的裝備。

《新唐書·鄭畋傳》：“文宗即位，以四方車服僭奢，下詔準儀制令，品秩勛勞為等級?！T親朝賀宴會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

《唐會要》：“（太和六年六月敕）一品二品許服玉及通犀，三品許服花犀斑犀及玉?！?/p>

只有一品、二品官員才能佩戴“通犀帶”，三品以下只能用“花犀”“斑犀”，足見通天犀帶的至高榮耀。李德裕曾專門寫作《通犀帶賦》：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駭雞之至寶，亦含章而可珍。……剪截本末，發(fā)揮藻縟。砥若礪金，剸如切玉。析以為帶，加之盛服。御之則附身，褫之則韞櫝。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璧雖美，尚不掩瑕。

華麗異常的異域貢物，既作為顯臣權力的文學象喻，又展示出唐代士人在摹物、詠物時著重表現(xiàn)的儒家器物觀。器物的價值在于用料的考究、精湛的工藝，更要有精神的共鳴、審美的愉悅。

白居易對通犀腰帶的關注尤甚。他在《雜興·其三》一詩中以“冠垂明月珠，帶束通天犀”來描寫吳王的奢侈裝扮，又在《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中，以“通天白犀帶，照地紫麟袍”，描繪宰相裴度的威嚴形象。

這種腰帶的形制極為講究：犀角被切割成規(guī)整的“帶胯”，作為扣飾附在革帶或皮帶上。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其四》吟誦：“何處春深好，春深方鎮(zhèn)家。通犀排帶胯，瑞鶻勘袍花?！痹妼懩捍簳r節(jié)于節(jié)度使府邸踏春的高階官員，腰佩通犀腰帶，犀飾規(guī)整排列在帶胯的排方底座之上。日本正倉院現(xiàn)保留有一御制“斑犀偃鼠皮御帶”。皮帶主體雖已腐壞，以犀角制作的“巡方”和“帶柄”裝飾仍保存完好。由此可窺千年犀角帶胯的精工紋樣，再現(xiàn)唐詩“通犀排帶胯”的歷史場景。

白居易對于“通天犀帶”的書寫，雖然和曹植吟詠“通犀寶劍”的目的有所區(qū)別，但都可視為以摹物來體現(xiàn)權力關系并尋求精神價值的創(chuàng)作途徑。唐詩中的“通天犀”“金魚”“麒麟衫”等，都是官職、地位與榮耀的象征。唐代詩人對其反復吟誦，是士人對“物以彰身”和“托物言權”傳統(tǒng)的復刻和延續(xù)，強化了時人對特定物質文化身份的認同。

對犀胯的追捧熱潮，自唐代至五代持續(xù)近三百年。通犀帶的流行，側面折射出唐代的開放氣象。敦煌曲子詞中，曾描繪遠藩向王庭進貢的犀帶“盡是通天鳥獸形”（《水鼓子·二二》）。通犀帶不僅是權力符號，更成為盛世浮華的注腳。

除此之外，男性還使用“犀簪”，作為榮耀的象征。同時，詩歌顯示，晚唐女性佩戴的“犀簪”，也成為美飾的一種。還有犀角制成的梳子“犀梳”，也頗為流行。段成式有詩《戲高侍御七首·第六》吟誦：“詐嫌嚼貝磨衣鈍，私帶男錢壓鬢低。不獨邯鄲新嫁女，四枝鬟上插通犀?！痹娭械暮惓且晃晃杷嚲^的佳人，從“帶男錢”之舉來看，她佩戴的通犀簪釵（或通犀梳），很有可能就是與其關系親密的高侍御贈送的。

從“駭雞犀”到“靈犀一點”

異物成為心靈密碼

據(jù)《抱樸子》，以通天 犀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shù)寸，即驚卻退”。事實上，犀角駭雞的說法早在先秦就有了。但通天犀能“駭雞”的原理，和它獨特的貫通花紋或辟邪功能都沒有直接關系。《抱樸子》曾記載，犀角在黑暗中會發(fā)出光芒“赫然如炬火”。而《太平廣記》中也記錄，寶歷元年南昌國進獻的一枚夜明犀，“其狀類通天犀，夜則光明，可照百步”，可見此類傳聞能照明的異域奇珍，曾廣受矚目。

在唐代詩人的筆下，“通犀”的功能從實用轉向想象。白居易《馴犀》詩中，“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的描述，既保留了犀角“駭雞”的傳說，又暗指貢犀背后的政治諷喻。馴犀最終因無法適應北方氣候而死，這些“通天異物”如同雙刃劍，既象征著王朝的強盛，也暗含“遠物易折”和“違天逆時”的為政警示。

詩人對通犀“通靈”特質的不斷開掘和想象，又使其內(nèi)蘊超越物理屬性，衍化為經(jīng)典的文學意象。元稹《酬東川李相公十六韻》以“因持駭雞寶，一照濁水昏”，暗喻犀角光芒可穿透世俗迷霧，明辨真相。白居易《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中“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謂駭雞珍，三年不鳴鳴必大，豈獨駭雞當駭人”尤為精妙，“駭雞”之典既暗合賈沅犀姓名，更借犀角“駭人”之性，比喻才子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驚世才華。“駭雞”的內(nèi)涵，由此從形容犀角轉向贊美人才，詩人借此將通犀的物理特性升華為人生哲學。

以物性的“擬聲達意”來抒寫人情，正是中國古典詩歌傳統(tǒng)的抒情形態(tài)。

晚唐韓琮（韓常侍）《為御史銜命出關讞獄道中看華山有詩》亦有“野麋蒙象暫如犀，心不驚鷗角駭雞”之句，以“角駭雞”寫奇特物象帶來的內(nèi)心震撼。后世“駭雞”寓意更趨近“駭人”，常與贊頌人才關聯(lián)。如仇兆鰲注杜甫《秋興八首》引陳廷敬言，稱其章法“分之如駭雞之犀，四面皆見；合之如常山之陣，首尾互應”；錢謙益亦評杜詩“如駭雞之犀，四面皆見”。二人皆以此物性，盛贊杜詩章法嚴謹渾厚、言必有物。

公元835年的一個春夜，李商隱在長安寫下《無題》詩：“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讓“通犀”徹底擺脫了權力與祥瑞的枷鎖，成為人類情感的終極隱喻。他巧妙截取了犀角“一點貫通”的物理特征，將其轉化為人類情感中“心意相通”的精神符號。當其他詩人還在描寫華貴的通犀腰帶時，李商隱卻透過表象，捕捉到犀角紋理與人類心靈的微妙共鳴。由此，“通犀”被植入了個體化的精神印記，完成了向“靈犀”的轉化。

犀角上的“通天紋”曾被視為“天人感應”的象征。李珣《海藥本草》稱“胎時見天上物命過，并形于角上”，認為犀牛懷胎時看見天上神物而被感應，其子便角生神紋。這種犀角能“與天聯(lián)通”的靈異認知，使其成為溝通人神的媒介，賦予了它濃厚的神秘色彩。這構成了李商隱運用這一物象的文化基礎。

人對物的綜合感知通常始于視覺，李商隱很可能還親眼觀察過真實的通天犀角，因而能將通天犀的物理特性（象征聯(lián)通的白紋）極致地融入抒情機制。馴犀表演曾是唐代宮廷的娛樂活動之一，直至晚唐仍然流行。作為異域貢獸的犀?；蚱浣牵瑧撬山佑|的“異物”。當詩人凝視戀人眼波，或感懷心意阻隔時，犀角上的神秘白紋，便成為觸發(fā)靈感的具象紐帶。相隔畫樓桂堂的戀人，雖無彩鳳雙翼，心意卻如犀紋般能在神秘瞬間“一點通”。

對“物性”的詩意提煉和“以物觀心”的書寫，讓通犀從原本稀有的珍奇異寶，變成了承載人類情感的容器，成為中國人表達默契與共鳴的文化密碼。李商隱以后，以通犀為媒介的歌詠凝聚成了較固定的審美聯(lián)想。

唐人在“體物”的敘事視角上逐漸多元化，從而使“因物致理”或“以物共情”的途徑更加豐富。“物質”通過文化象征參與社會秩序建構。唐詩中的“通犀”，作為文化象征與政治事件、冠服制度、宮廷儀式緊密關聯(lián)，無疑是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不斷融合、彼此擴容、互為饋贈的一個縮影和典范。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