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先生在首都圖書館“四合書屋” 崔家寧 亓國梁 攝

一九八六年，閻崇年先生和閻明在家中書房的合影

一九九二年,閻明的母親梁秀芬抄錄的家中藏書清單

四月，京城處處草木萌發(fā)、飛花點翠。我趁到首都圖書館查閱資料之機，順道探訪九層的“四合書屋”，這是館方為安放父親閻崇年先生捐贈藏書而精心布置的“新家”。

步入“四合書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進門正中展臺上那套裝幀精美、陣列齊整的二十六卷文集，它靜靜地立在那里，仿佛父親畢生研究心血凝結(jié)成的豐碑。左側(cè)的玻璃柜中，擺著他的書稿、筆記。凝視這些熟悉的舊物，我眼前又浮現(xiàn)出父親手持一支英雄牌鋼筆，日復一日伏案寫作的身影。環(huán)顧四周的書柜與滿架的典籍，數(shù)十載光陰倏忽而過，往事卻越發(fā)清晰，歷歷在目。

我們家最早棲身于一間僅九平方米的南房，內(nèi)連一個兩三平方米、因街道彎曲而形成的三角形儲物間。我兒時上全托幼兒園，每周六下午回家，周一早晨離開，只住兩晚；比我年長七歲的哥哥，平素就睡在房門邊臨時支起的折疊床上。因房間實在逼仄，春、夏、秋三季，父親常搬一把藤椅，坐在院子里讀書。同院對門的鄰居是又一順飯莊的廚師，癡迷于養(yǎng)鴿子，他在側(cè)面空地搭了個碩大的鴿子籠，幾十只鴿子聽從他的號令，時進時出，院子里散落著鴿羽與鴿糞。有時，鴿子落在父親的藤椅邊，他卻渾然不覺，一心關注書頁。哥哥極愛動物，養(yǎng)了一只貓，總與他睡在一起。父母嫌房間小、不衛(wèi)生，一天，趁哥哥上學，父親將貓送至別處。哥哥放學歸來，尋不見心愛的貓，悲傷了許多天。許是因為這件童年憾事，成年成家后，他們一家人養(yǎng)貓養(yǎng)狗，數(shù)十年來未曾間斷。

一九七〇年，經(jīng)友人牽線，我們家置換了更大的房子，居所由一間變?nèi)g。彼時雖無正式的房屋買賣，卻存在民間對換的非正式交易。有位軍人在部隊服役，房屋空置，為節(jié)省租金，甘愿“以大換小”。正當我們家沉浸于喬遷之喜時，那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因連日陰雨的浸泡，竟塌了一角，屋頂見了天光。我們只得匆忙收拾家當，搬到房管所臨時安排的一間屋暫住，數(shù)月后，才遷回翻建好的新房。

此番搬家后，家里的空間總算寬裕些，父親添置的書籍漸成規(guī)模，他的“書房夢”也悄然萌芽。添置第一個書柜的經(jīng)歷，是他多年后仍津津樂道的趣事：不少單位因“戰(zhàn)備”遷往“三線”，父親抓住眾人處理家具的時機，“逆勢而行”，僅花費五元，便購得一個實木大書柜。當書柜運到院門口，發(fā)現(xiàn)體積太大，進不去，只得放在胡同里，直到幾天后父親尋來一位木匠，當場細致拆解、改小尺寸、重新組裝，才將它請進家門。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家中藏書隨著父親研究的深入而日益增多，一個書柜不敷使用，父親決定自己動手搭建書架。他先讓哥哥從工地撿紅磚，前前后后有幾十塊，一趟趟運回家。母親將這些紅磚四塊一組包上報紙，墊作基柱，其上架長木板，居然搭起兩個高及屋頂?shù)臅?。這兩個書架，連同之前改造的書柜，一并擠在父母那間約十平方米的臥室里；書柜靠著床尾的墻，書架靠著床頭旁的墻。后來，父母又推著自行車，從西單商場馱回一對剛時興的簡易沙發(fā)和一張茶幾，擺在書架前。至此，家中的第一個臥室兼書房算是建成了，有模有樣。

雖然藏書得到妥善安置，父親仍沒有專屬的書桌，全家人共用一張黑漆方桌，上面壓著玻璃板。吃飯時，擺好碗筷飯菜；吃完飯，收拾干凈，父親便坐在原處讀書，寫他的筆記卡片。我做功課時，就坐在他對面。沒有現(xiàn)代制冷設備，夏夜悶熱難耐，左鄰右舍大多搖著蒲扇，在院子里、胡同里乘涼、聊天、下棋、打撲克。唯有父親，留守屋內(nèi)，就著那盞八瓦燈泡發(fā)出的昏暗燈光，默默閱讀。有一陣子總停電，他便點起自制的煤油燈——往小瓶里灌點煤油，插進一根棉線，就著那更顯飄搖、昏黃的光亮，繼續(xù)他的閱讀。他說自己不怕熱，這教我心生疑問：人怎么會不怕熱呢？也許書中的世界，比現(xiàn)實的酷暑更令他心馳神往吧。

要知道，那時候沒有課題經(jīng)費資助，父親買書的每一分錢，都是從父母的工資里省出來的；日常生活開銷最大的是食品，由此可知，買書的錢，是從全家人的牙縫里擠出來的。父母每月的工資各七十元，不算低，但要養(yǎng)活一家四口、供養(yǎng)雙方老人，不時接濟親屬，便顯得捉襟見肘。一到月底，母親須格外精打細算，才能熬過發(fā)薪前那最拮據(jù)的幾天。平日里，全家人的吃穿用度也是盡可能節(jié)儉，哥哥穿不上的衣服我接著穿，內(nèi)衣褲都是母親用晚上的時間蹬縫紉機自制的。吃飯時，母親偶爾會端上一小盤炸花生米——那是大姨從盛產(chǎn)花生的老家蓬萊寄來的。父親喃喃道：“這可是國宴上的菜??！”他臉上流露出知足的、孩子般的神情，我至今難忘！

因資金極其有限，父親買書幾乎全部緊緊圍繞清史研究，挑選格外審慎。記得當時他交往的朋友不多，其中有兩位琉璃廠中國書店的店員，偶爾會來家里坐一坐；他倆帶著舊日商賈與主顧交往的遺風，不時向父親推薦幾本研究用的好書。父親購買的其他文化書籍很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四年某天，他回家后仔細洗凈手，也讓哥哥洗凈手，然后從包里取出一本新購得的《懷素草書字帖》，與哥哥共同品評。父子二人對書法的熱愛，一直延續(xù)至今。

母親是一個少言寡語、勤勉堅韌的人，她對父親的學術(shù)研究全力支持，從無半句怨言。其實她在銀行的工作異常緊張，分毫差錯都出不得，僅舉一例：某個大年三十，她所在的會計組因賬目差一分錢無法軋平，全組幾十人通宵達旦，將票據(jù)核對了無數(shù)遍，直至第二天清晨找到差錯更正后才下班。在我們兄妹考慮未來的就業(yè)方向時，父母曾多次半開玩笑說：“干什么都行，千萬別去銀行！”不顧工作重壓，母親幾乎包攬了全部家務，單休那一日，從早忙到晚：生煤爐、買菜、做飯、手洗衣物……待哥哥稍大些，便替母親分擔了部分活計。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給父親騰出更多看書的時間。

我上小學時，“讀書無用論”正在盛行，多數(shù)孩子處于被“放養(yǎng)”的狀態(tài)，我也不例外。記憶中，除了上課，花在跳皮筋上的時間最多。但有一段時間，我迷戀小說，如癡如醉，不過讀的多是些風靡一時卻品質(zhì)不高的作品。盡管父親面露不屑，依然從單位圖書館為我借來那些書，以滿足我的愛好。與父親互動有限，記憶因此格外深刻，有一次我生病在家，父親拿著一本字典，教我使用四角號碼查生字。他還翻開一本唐詩選，指著“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對我說：“你看，這里寫的是秋景，卻通篇不見一個‘秋’字?！?/p>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們再次搬家，從二環(huán)內(nèi)的胡同雜院遷至西三環(huán)外一套兩室一廳的單元樓房。隨著哥哥結(jié)婚離家，以及我和哥哥一家先后出國留學，家里終于有了一間約十八平方米的房間，作為真正專屬于父親的書房。他定制了六個頂天立地的實木書柜，自此終日徜徉在這片親手構(gòu)筑的書海之中。倦了，便在那張新添置的黑色皮沙發(fā)上靠一靠，打開音響，聽一段黃梅戲，好不愜意。

往后的許多年里，父親幾經(jīng)遷居，住所更寬敞了，藏書也與日俱增。書房、臥室、客廳、陽臺乃至玄關，凡墻面均被書柜或書架遮住，甚至還有專門的書庫，成了一所名副其實的“書屋”。只是，那些書籍多來自學界同行、友人雅贈或出版社惠寄，他自己去琉璃廠淘選舊書的光陰，已不再有了。二〇二三年四月，父親與首都圖書館鄭重簽約，將畢生積累的兩萬余冊藏書捐贈出去，讓讀書、愛書的星火，在更廣闊的空間里傳遞。

父親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合”，按他的解釋，便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由“合”至“和”。而在風雨漫長的歲月里，正是“家和”，為父親撐起一方寧靜天地，讓他得以潛心治學，恒久積淀，最終成就了事業(yè)的輝煌，并將所學回饋社會。

誠如父親所言：“靈魂歸處是書房。”他這一輩子，過著“讀書、買書、寫書、講書”的“四書”人生。筆墨相伴，書香滿徑，想來應是充實而無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