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殯儀館走出來的時候，心緒亂得很，那時我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

張杰，一個多么健碩的漢子啊，怎么是這樣的結局，說走就走了呢？

關于這“漢子”的稱謂，記得最早是在魯迅研究室的時候興起并叫起來的。那時候讀魯迅，引起興趣的當然有“四條漢子”一詞，夏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說，四條漢子“其實就是四個男人”；李何林先生讀了這篇文章后說，不對，這里面有魯迅的情緒在。我對此記憶深刻。加之當時大家都是單身，每天晚上讀魯迅的書及有關現(xiàn)代文學的史料，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是一個向科學進軍的年代，大家如饑似渴地讀書、記卡片、寫作，用張杰兄的話說是“幾條漢子念真經”。于是乎“漢子”一詞，就這樣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飽含多意地叫起來了。

一

我與張杰兄相識相交，是從到北京跟隨李何林先生進修開始的，時至今日已經有四十六年了。那個時候他是魯迅研究室的正式研究人員，從天津師大畢業(yè)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而我則是從南開來此的進修人員。他和我都是天津人，又是同年，所以自然就較他人更為親近一些。

與張杰兄在北京朝夕相處，算起來至少也有四年多一點的時間，開始我是在魯迅研究室進修，后來是陳漱渝老師幫助借調我到魯迅博物館參編《魯迅研究動態(tài)》，當然主要是協(xié)助王世家兄工作。同去的還有云南石屏圖書館的強英良兄，天津師范大學的王國綬兄則是先參編《魯迅研究資料》后又參編《魯迅研究動態(tài)》的。巧極的事情是我們這四個人除世家兄外都是天津人。那個時候，我們與張杰兄幾乎每天見面，印象非常深刻。后來雖然分開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還時時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許許多多的往事歷歷在目，總是令人難以忘懷。

說起來話就長了，還是由近及遠說說吧。

這一次他的突然離世實屬偶然，據(jù)說事發(fā)在前年“五一”節(jié)前夕。為了招待天津來京的同學，他們夫婦陪同游覽頤和園，歸途中在下石頭臺階時不慎摔倒，事出突然，導致頭部先著地，頃刻即難以活動；叫來120救護車送醫(yī)院搶救，因病情嚴重又連續(xù)轉換了三家醫(yī)院。雖然勉強做了手術，但經過前后二十天的痛苦煎熬，終因不治而離去。

可以說他是一個為了別人而生存、為了他人而離去的人。本來退休以后他可以再寫出更多的東西，有一些魯迅研究的計劃還在進行中，也有與夫人外出旅行的安排，但是為了接待同學，他竟然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從天津到北京的高鐵車行之中，許多往事一股腦地浮現(xiàn)出來。

退休之后我們彼此各忙各的，與張杰兄來往大不如從前那些朝夕相處的日子了。津京之間當然相隔很近，你來我往，根本就沒有什么距離感，可謂我當天即去他明天就可以來。

我們每去北京幾乎都要和他聯(lián)系見見面，在魯迅博物館開會更是坐在一起，猶如當年。他那時常帶著北京的一批老師朋友來天津游覽聚會。說是游覽，其實主要還是聊天，那時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李福田還健在，我和王國綬兄是每次必到的參加之人。大家國內國外、文學藝術、文壇往事、研究動態(tài)等等，天馬行空、無所不談。張杰兄的特點是引出一個話題，然后是聽大家暢所欲言、集思廣益、盡情發(fā)揮，他最無可奈何的事情就是出現(xiàn)一言堂。這里主要是指李福田先生，他說話別人根本就插不進嘴，記得張恩和先生幾次想說話，都沒有辦法成功。我和國綬兄每當談起這些往事，都會發(fā)出會心的微笑，一些搞笑的段子就猶如發(fā)生在昨天。

二

張杰兄在專業(yè)方面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他最初在魯迅研究室的編輯部工作，同時也參加《魯迅年譜》的修訂。我們幾個進修教師也都參加年譜組的討論會議和修訂工作，工作地點在北京西皇城根北街2號的辦公樓會議室里。他發(fā)言很多，態(tài)度很積極，認真聽取李何林、王瑤、林辰、王士菁、蔣錫金等一大批老專家的意見和發(fā)言，對于當時的中青年研究人員也是十分尊重。會后，他也常常和我交流誰的意見深刻等等。那時候我們都是單身，他是單身赴任，我們則是離家進修，都住在全國人大機關的招待所，當時的魯迅研究室暫借在此處辦公。每每在機關食堂吃過晚飯，我們經常外出散步半個多小時，從毛家灣到西四再走到平安里，然后就回到辦公室兼宿舍繼續(xù)讀書。其時魯迅研究室接受了一批捐贈，系與魯迅有過通信聯(lián)系的時有恒先生20世紀30年代藏書及報刊資料，在整理過程中我們近水樓臺看了非常之多，同時也作了不少的資料卡片，《魯迅全集》我就是在那時通讀完的。每天讀書到很晚，用張杰兄的話說就是：“幾條漢子念真經”。

據(jù)我所知他在編刊物的時候，認真閱讀了大量的來信來稿，眼界自然是很寬廣的，同時也與一些作者、讀者建立了聯(lián)系。因為信息量大、眼界寬泛，后來他擔任了《魯迅研究月刊》副主編，還兼任青島大學文學院的研究生導師。他扶植了一些作者，培養(yǎng)了很多新人。時至今日還有作者感恩于他，沒有忘記他。

他的學術貢獻主要表現(xiàn)在幾個方面：一、魯迅與外國友人關系研究及國外魯迅研究的學術史研究；二、作為學者的魯迅的研究；三、魯迅史實考證；四、其他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魯迅雜考》《巴金〈家〉導讀》《當代作家論魯迅》以及集體科研成果多種，如《魯迅其人》《魯迅其書》《魯迅日文書信手稿》《解析陳寅恪》《追憶陳寅恪》等等。此外，他還參加了和我與劉運峰兄一起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魯迅譯文集》的工作，分工每人整理兩卷。

我們一起當然出席過很多的學術研討會，天南地北也走過不少地方。記得他總是認真準備資料，絕不敷衍。發(fā)言也是言簡意賅、條理分明、重點突出、不失幽默、嚴格守時的。他喜歡旅行，且知識多元，對于地域文化和歷史非常清楚，特別是中國的國道命名，說起來一清二楚如數(shù)家珍，對此我是非常佩服；他喜歡辯論也善于爭論，注意論點論據(jù)，爭論起來也有面紅耳赤的時候，那時他的眼睛睜得很大，但總是對事不對人，頗能夠抓住重點、堅持己見、以理服人。對此我也是記憶深刻的。

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對朋友實心實意、全力以赴絕對慷慨。記得在北京的那些時光，我們曾經一起游覽過頤和園、動物園、圓明園、西山、八達嶺長城等名勝古跡，那個時候的我們都是年輕氣盛、指點江山，別有一番豪情壯志在心頭。記得是到北京的第三年吧，張杰兄分到了房子，地點在釣魚臺國賓館旁邊的甘家口，而他的愛人還沒有調過來。我們每逢周末得以到他家里聊天、吃飯，有時候時間晚了就干脆住在他家。那個時候大家年輕，精力旺盛，常常是徹夜暢談，友誼自然是很深厚的。

三

后來我回到南開任教，再后來就是應邀去日本講學，這一去就是五年有半。待回國時依舊是那么親切無間。每一次他來天津，我們總是要聚到王國綬兄那里，見見面暢談一番，自然免不了吃飯；最難忘是強英良兄來天津居住的那一段時間里，我們談了很多，接觸頻繁，張杰與國綬二兄為英良的工作調動、天津居住生活等出了不少主意。那期間我們談得很深，可謂字字句句見真情，給我的印象也最為深刻，現(xiàn)在想來依然是歷歷在目、感慨萬千。

張杰兄是一個熱心腸的人，這是他為人最突出的特點。他是那種在關鍵時刻能伸出援手的人，是那種時刻為他人著想，把別人的事當成他自己事的人；他樂于助人、古道熱腸，在同輩人中是很突出的。他見了我們常用“漢子”這個詞，因為只有我們才懂得其中的真正含義。其實他才是真正的一條好漢，走路帶風、雷厲風行、愛憎分明、錚錚鐵骨、俠骨柔腸。

在八寶山殯儀館竹廳里，我們與張杰兄做了最后的告別，他安詳?shù)靥稍邗r花叢中，表情淡然、閉目沉思、沒有痛苦，仿佛正在休息。

我們一批人低頭無語、默默前行，用傳統(tǒng)的鞠躬禮向這位老友做最后的告別。走出遺體告別的竹廳之時，我提議幾個人在門口拍一張照片以示紀念。

張杰兄，你是一條好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