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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余澤民——“他一個人相當(dāng)于一座機構(gòu)”
來源:中華讀書報 | 余澤民 宋莊  2025年12月02日21:35

余澤民,翻譯家、作家

中華讀書報:因為多年來為匈牙利文學(xu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的卓越貢獻和在匈中兩國文化交流方面所扮演的“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您曾于2017年獲頒匈牙利文化貢獻獎。授獎詞評價:“他一個人相當(dāng)于一座機構(gòu),匈牙利當(dāng)代文學(xué)通過他得以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做翻譯的?選擇小語種有何機緣?

余澤民:說起與匈牙利語的緣分,真的可以寫一本書,但往短了講又很簡單,只因為年輕。1991年秋天我乘橫穿西伯利亞的國際列車去了匈牙利,只因為他們對華免簽,我26歲,而且屬于“80年代的新一輩”,充滿理想主義,想看看世界。所以,我與匈牙利語的相遇完全是命運的安排,如果當(dāng)時對華免簽的是索馬里,我也會去的。至于從什么時候開始做文學(xué)翻譯,我倒能說出確切時間,從1999年開始。在我1998年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沿著李白的足跡走了一個多月之后,我出于對這位作家老友的好奇,開始抱著字典讀他的小說集《仁慈的關(guān)系》,并硬著頭皮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翻譯了他的一個短篇。

1993年4月余澤民與拉斯洛初遇

1998年5月余澤民和拉斯洛在三峽游輪上

中華讀書報:是哪個短篇?拉斯洛獲得2025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您陸續(xù)翻譯了他很多作品,能談?wù)勀壑械睦孤鍐幔?/span>

余澤民:我說的那個短篇是《茹茲的陷阱》,那是我的處女譯,可能說出來你都不信,那是我第一次讀匈語小說,我翻譯它的目的很簡單,一是想了解拉斯洛的作品,二是以這種笨方法自學(xué)匈語。沒想到翻譯完這篇小說后我不僅被拉斯洛的文字震撼了,而且迷上了匈語閱讀,一發(fā)不可收拾。三年里翻譯了十幾位作家的約三十個短篇,冥冥中受到文學(xué)的召喚,為后來走上翻譯之路打下了根基。2002年,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我憑著國內(nèi)打下的母語基礎(chǔ)和那幾年自修的匈語能力,與作家出版社合作翻譯了《命運無?!贰队臁贰洞蛉沼洝贰读硪粋€人》四部作品,從而得到國內(nèi)圖書圈認(rèn)可。2006年,上海《小說界》主編魏心宏委托我主持一個“外國新小說家”欄目,2006年第一期我登的就是《茹茲的陷阱》,并寫了一篇評論和一篇題為《拉斯洛的中國情結(jié)》的作者介紹,那是拉斯洛第一次與中國讀者見面。不久后我在這個欄目里還翻譯過他的另一篇散文《奔跑如斯》,2015年他榮獲了國際布克獎,我終于為譯林出版社翻譯了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為浙江文藝社翻譯了《反抗的憂郁》《仁慈的關(guān)系》,那篇《茹茲的陷阱》就收在其中。

從文學(xué)上講,蘇珊·桑塔格對他的定義最準(zhǔn)確:“最富哲學(xué)性的小說家”和“可以和果戈里、梅爾維斯相提并論的啟示錄作家”。至于我眼中的拉斯洛,紳士,智睿,談吐優(yōu)雅,很有魅力,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很會利用現(xiàn)代媒體經(jīng)營自身的形象,既與社會生活保持距離,又以自身的方式保持批評態(tài)度。生活中,無論誰第一次見他,肯定被他迷住。

一起變老(2024年4月在拉斯洛家)

中華讀書報:出版于1985年的《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同時也被視為考驗讀者閱讀能力和難以翻譯的挑戰(zhàn)之作。您在翻譯這部作品時,如何解決長句的翻譯難題?

余澤民:幸好我是在匈牙利生活了25年后才著手翻譯《撒旦探戈》,那之前我已經(jīng)翻譯了十幾部匈牙利作品,從語言上已經(jīng)難不住我,更何況我認(rèn)識作者那么多年,我熟悉他說話語調(diào)、語速、節(jié)奏和情態(tài),這些對我的翻譯工作都有很大幫助,當(dāng)然即便這樣,翻譯起來還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和時間。他的長句分兩種,一種像拆散的俄羅斯套娃,需要精心地裝回到一起,將這種句子翻譯中文最難也最復(fù)雜;還有一種像一列火車,一口氣能掛幾十節(jié)車廂,這樣的長句相對容易翻,句子里多次更換主語,只是作者想要保持講述的連貫性而不加句號而已,直到描述完一個場景后才加句號。

中華讀書報:東歐作家的特點是以自己文字的難譯性、甚至是不可譯性為榮。這對翻譯家來說是個難題。您也寫小說,自己追求什么樣的語言風(fēng)格?

余澤民:“追求作品的不可譯性”,這句話是艾斯特哈茲在一次翻譯論壇上講的,我寫在了一篇文章里。他說這話的意思,并不是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翻譯,而是強調(diào)自己寫作時并不會考慮作品的傳播,不會遷就讀者的閱讀舒適區(qū)。我作為一位已經(jīng)上路了的文學(xué)翻譯,喜歡這種有風(fēng)格、有難度、哪怕翻譯是一種“自虐”的作品,就像孩子玩游戲,喜歡越玩越有難度,而不是越玩越容易。至于我自己寫作,盡量保持有自己語言風(fēng)格的敘述,比如說,我寫作時經(jīng)常用匈語思考,尤其寫發(fā)生在匈牙利的場景,然后用中文寫出來,導(dǎo)致自己的文字有“翻譯感”,甚至“翻譯腔”,我覺得挺好,這對我來說是自然形成的,并非造作,這是我的特點。我較少閱讀國內(nèi)作家作品,也盡量不受他們的影響。當(dāng)然,我自己不追求“不可譯性”,但也不追求“容易譯”,我的長篇小說《紙魚缸》被漢學(xué)家理查德翻譯成匈文的過程,也是我倆一起“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目的不是簡單化,而是復(fù)雜化,甚至為了“打雞血”這詞,我在匈語版里增寫了一個角色。

中華讀書報:譯介匈牙利文學(xué)的同時,您也致力于中國文學(xué)在匈牙利的傳播,幫助匈牙利漢學(xué)家將《道德經(jīng)》《易經(jīng)》和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作品譯介到匈牙利。能談?wù)勥@方面的工作嗎?自己是否也從中受益良多?

余澤民:幫助漢學(xué)家翻譯,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學(xué)習(xí)機會。因為我在出國之前,并沒有讀過《道德經(jīng)》和《易經(jīng)》。我是上世紀(jì)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學(xué)的是“柳下跖痛罵孔老二”,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現(xiàn)在說的國學(xué)在當(dāng)時屬于“四舊”和“毒草”。改革開放之后,我讀得更多的是古典和外國小說。上世紀(jì)90年代,為了幫助漢學(xué)家考拉楚恩·伽博爾翻譯《道德經(jīng)》,我讓家人從北京寄來了兩個白話譯本,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學(xué)習(xí)的機會。翻譯《易經(jīng)》也是一樣,若不是為了幫助匈牙利朋友,我可能現(xiàn)在都不會讀。而且,考拉楚恩翻譯的匈語版《易經(jīng)》,書里的中文原文是我用毛筆一字一字抄錄的。如果我沒有出國,而是留在國內(nèi),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機會。我在匈牙利還做過一件事,就是將匈牙利暢銷書作家繆勒·彼特先生寫的《占卜書》譯成了中文,那本書是老先生對《易經(jīng)》六十四卦自己的解讀,很有意思。

中華讀書報:談?wù)勛x書吧。童年時期的生活對作家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您的童年閱讀是怎樣的?

余澤民:我這輩子最感謝的就是讀書。我雖然出生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但還是有機會讀了一些書,比如表姐從三十五中圖書館“順出來”的蘇聯(lián)小說《鐵木兒和他的伙伴》《靜靜的頓河》《夏伯陽的故事》《青年近衛(wèi)軍》和反特小說《將計就計》等,還讀過凡爾納的《地心游記》、司湯達的《紅與黑》、雨果的《九三年》和莫泊桑的《俊友》,我記得很清楚,我特別喜歡“俊友”這個詞,因為這兩個字的組合在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下是不可思議的,“友”的前面可以加“戰(zhàn)”字,后面可以連“誼”字,唯獨讓我想不到“俊”字,“俊”與“友”連在一起,當(dāng)時我的腦子是想不出來的,讓我覺得很“洋氣”。再有就是意大利女作家伏契尼寫的《牛虻》,我表姐花了一年將這本書抄在兩本“工作日記”里,我則花了一年時間抄了一本《安徒生童話》,由此學(xué)會了繁體字,當(dāng)時我只有小學(xué)三年級。記得有一天晚上,表姐照例給我講了她這一天所抄的內(nèi)容,當(dāng)我聽到牛虻拋棄了愛他的吉普賽女郎時,竟然用被子蒙住腦袋哭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文字感動,與被拋棄的女孩產(chǎn)生了共情,盡管那只是小說里并不重要的一個情節(jié),我記憶猶新。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世界名著陸續(xù)再版,我記得很清楚,用自己攢下的零花錢在北京王府井書店排隊買下的第一本書,就是《牛虻》。

中華讀書報:集中閱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能談?wù)勅松?jīng)歷中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書籍,什么書改變了您的人生嗎?

余澤民:我集中閱讀是從高中開始,那時候喜歡讀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儒林外史》《東周列國志》和《封神演義》,也會讀《少年維特之煩惱》《色情間諜》《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等翻譯作品。大學(xué)我是在北醫(yī)讀的,在讀醫(yī)書的同時,我讀了大量的世界名著,最喜歡的書是《大衛(wèi)·科波菲爾》《懺悔錄》《基督山恩仇記》《巴黎圣母院》《約翰·克里斯朵夫》和《一個世紀(jì)兒的懺悔》。我記得很清楚,勞倫斯的小說出一本我就讀一本,最喜歡的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戀愛中的女人》《虹》《兒子與情人》,再有就是《第三次浪潮》和弗洛伊德的書,后者讓我喜歡上了心理學(xué),先是引導(dǎo)我去了精神病院,后是學(xué)了藝術(shù)心理。

對我人生影響很大的書有很多,如果非讓我選,那么我會選兩本,都是人物傳記,一本是莫洛亞寫的《拜倫傳》,里面有一句話,我把它抄在了扉頁上,后來每當(dāng)我在生活中需要做出抉擇時,耳邊都會回響起:“惟有拜倫,曾是拜倫的誘惑者,惟有拜倫,會嚴(yán)懲拜倫身上的拜倫,唯有拜倫的摧毀者,將是未來世界的拜倫。”另一本書是梵高傳《渴望生活》,1991年出國,我隨身帶去的唯一的一本文學(xué)書就是它。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

余澤民:沒有固定的枕邊書,不同時期看不同的書。

中華讀書報: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如果有,反復(fù)重讀的書有哪些?

余澤民:我看書很多,重讀的不多?!犊释睢肥俏易x過次數(shù)最多的書,讀過兩遍的書有《懺悔錄》《在路上》《榿木王》和《紅樓夢》。

中華讀書報:對您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余澤民:表達,抒發(fā)。寫作,可以讓人在虛構(gòu)的世界中幻想,可以操縱不同的生命,體驗不同的人生,可以演繹生活的其他可能。最本質(zhì)的,寫作是對自己內(nèi)心的探尋。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讀書方法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樣的閱讀習(xí)慣?會記筆記嗎?

余澤民:會用鉛筆在書里寫寫劃劃,幫助記憶。

中華讀書報:您最希望自己的哪部作品被拍成電影?如果可以成為任意文學(xué)作品中的主角,您想變成誰?

余澤民:《紙魚缸》,我能夠想象,如果有好的演員和導(dǎo)演出手,能拍成一部很棒的片子。至于文學(xué)作品中的主角,我喜歡狄更斯筆下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他曾是我理想的榜樣。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余澤民:馬洛伊·山多爾。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會選哪三本?

余澤民:那就不帶書了,帶足筆和紙。其實,我還真遇到過這樣選擇的時刻,2021年3月初,德爾塔變異毒株流行時,我嚴(yán)重感染,75%白肺……就在救護車到來前,我站到書架前考慮過帶哪幾本書去醫(yī)院,但最終還是一本沒選。若在平時,我去住院肯定會帶書去的,但那次我只帶了一疊白紙和兩根筆。如果真能夠活下來的話,還是自己寫吧,我想。

中華讀書報:假設(shè)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余澤民:如果是宴會,我更想請浪漫詩人,雪萊、拜倫、濟慈、穆旦……如果非要請作家,我會請王爾德、凱魯亞克、郁達夫、紀(jì)德、凱爾泰斯,當(dāng)然,還有年輕時代的馬洛伊。

(欄目主持人: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