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zhàn)勝利八十周年，在書齋里靜靜讀完吳真老師的新作《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這部書講述了“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留守淪陷區(qū)上海的文化抗戰(zhàn)史”。把一個人與一部抗戰(zhàn)史相類比，本身就具有一種奇異的輝光。鄭振鐸在民族危亡之際，“向戰(zhàn)斗的文化人發(fā)出一個似乎迂遠而其實是急迫的呼聲”——保衛(wèi)民族文化。他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于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于秦火魯壁之際”。在當時上海各大圖書館成為敵軍炮火摧殘之目標、各著名大學及文化機關盡遭破壞、故家舊族藏書源源不斷流入上海之時，一介書生鄭振鐸和其同事，以高度責任感和非凡毅力搶救了大批國寶，避免了“史在他邦，文歸海外”的奇恥大辱。

正如鄭振鐸在《求書日記》里說：“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抗戰(zhàn)把所有人的生活劃了一道界限，淪陷區(qū)的上海文化人普遍有一種道德危機感，而鄭振鐸選擇的是不躲、不逃、不撤退，他說：“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絕不放下?！比绻斡擅褡逦墨I毀于戰(zhàn)火而無所作為，才是真正的千秋罪人，百身莫贖。所以，“要從劫灰里救全了它，從敵人手里奪下了它”！“只有向前，決無逃避”。他主動選擇了艱苦的生活，在敵偽橫行的“孤島”環(huán)境里，以身家性命來冒險，搶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精槧就達到一萬五千余種。其中包括江浙一帶丁祖蔭、劉承幹、龐元濟、葉恭綽、鄧邦述等一眾收藏家的藏書，吳真稱之為“鄭振鐸大壩”，“它把江南傳統(tǒng)藏書樓的景世珍籍攔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古籍珍本也由之大多歸于國家，不復隱匿民間。”

吳真使用鄭振鐸抗戰(zhàn)時期的日記，通過“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之間的敘事裂縫”探索鄭振鐸從事的文獻搶救保護工作，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鄭振鐸存留日記尚有1939年全年日記、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日記、1945年6-10月日記，大部分用鋼筆寫在臺歷上。而日記必須萬分機密、萬分謹慎，所涉及鄭振鐸與出資方的重慶中央圖書館、保存古籍的法寶館等相關信息，還要從臺北保存的檔案中查閱，才能勾勒出鄭振鐸秘密行動的相對完整的拼圖。另外，與鄭振鐸同處上海的朋友們的日記，也被吳真納入考察視野，如陳乃乾、王伯祥、張鳳舉、陳君葆、夏承燾等人的日記，以及多種年譜等。吳真好多次去日本防衛(wèi)省防衛(wèi)研究所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東京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等機構查閱戰(zhàn)時檔案圖書，通過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檔案館保存的歷史檔案文件，以及事件過程中參與者或目擊者無意識留下的現(xiàn)場記錄，如題贈跋語、印章、信件、記錄、文章等“無意史料”來佐證分析，這樣抽絲剝繭，全景式地為我們揭開了鄭振鐸搶救文獻背后的人與事。

鄭振鐸生前，則有意識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他在抗戰(zhàn)八年間寫了《失書記》《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xù)記》《求書目錄》《燒書記》《售書記》《“廢紙劫”》等十幾篇文章，編纂了《長樂鄭氏紉秋山館行篋書目》等八部書目，還有與“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文獻相關的工作報告及四百多通書信，以及數(shù)百篇題跋書話，詳細記錄了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暴行，及其戰(zhàn)爭導致的書厄。

一部書在時光膠囊中歷經千載保藏下來，又從藏家手中漂泊到上海，鄭振鐸“每于靜夜展書快讀，每書幾若皆能自訴其被收得之故事”，這些文字真實記錄了個人命運與書籍命運的共沉浮，也記錄了書籍命運與民族命運的共沉浮。后人評價鄭振鐸的文獻搶救是一部“血淚史”“地獄相”。燒書以逃死，售書以求生，救書以抗日，全書以續(xù)脈，在人類的苦難面前，是黑夜中的一盞“傳燈”，直到今天，仍然發(fā)出耀眼的光芒。

吳真對于題詞、題跋、印章的考察和判斷，都進入了她“偵案”般的細節(jié)里。如從國圖西諦書庫里一本送給“張叔平”的“特制贈送本”，揭開了張叔平不但與鄭振鐸交誼很深，還是促成毛公鼎收藏國家、將日軍軍火偷運給新四軍的“三面間諜”。而鄭振鐸在上海秘密保全的近三萬古籍，1948年拖延遷臺，也是通過書上印章梳理其經手渠道，清晰還原歷史的。在吳真的筆下，一段段隱秘歷史逐漸逼近歷史真相，遠遠不是一般的對鄭振鐸功績描述可以概述的。這場“暗斗”，是鄭振鐸個人的，是同時代每個人的，也是一個民族救亡圖存的真實寫照。

鄭振鐸在上?！肮聧u”搶救文獻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愛國、奮斗、敬業(yè)、學行精神的寫照，中華兒女在民族存亡之際被激發(fā)起來的偉大斗志，一直深深感染著后世子孫，令他們感動，讓他們效仿，促他們奮斗。對國家圖書館來說，典藏千年以來的珍籍，尤其要有在和平時代安全保障先行一步的戰(zhàn)略、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做好古籍保護和化身千百的工作，不使書厄再起，不令子孫蒙羞，才對得起肩上這份責任和重擔。

鄭振鐸因飛機失事去世后，他的夫人高君箴將他的近十萬冊藏書無償捐獻國家。國圖編纂了《西諦書目》，歷代館員編目、保護、整理、研究、出版、數(shù)字化，付出了許多勞動，不斷有新成果問世，以告慰鄭振鐸在天之靈。我在善本部工作時，讀《鄭振鐸文博文集》，看到鄭振鐸火一般的激情，每每熱淚盈眶，建議給善本部每人買了一部《鄭振鐸文博文集》，作為職業(yè)追求的榜樣，我也由此把古籍保護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yè)。

我們這一代在和平時代成長的晚輩，雖然不像鄭振鐸在孤島上搶救古籍時的處境危險，但肩上擔子并不輕松。國家經歷百年戰(zhàn)亂，積貧積弱，百廢待興，大量典籍遭受水火兵燹，破損嚴重，急需保護修復。鄭振鐸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為國家藏書建設殫精竭慮，做出巨大貢獻。經過國家調撥、藏書家捐贈、館員采購，大量典籍如百川歸海，集于國圖，館藏古籍特藏達到300余萬冊件。如何實現(xiàn)完善保藏、傳承，是國圖擔負的重要使命。1999年至2006年，在財政部和原文化部支持下，國圖新敦煌遺書庫建成，修復完成了館藏《永樂大典》《賦役全書》、西夏文獻，極大激發(fā)了圖書館員保護古籍的積極性。在隨后的敦煌遺書修復項目征集修復捐款、《文明守望》展覽開展后，民眾參與古籍保護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應運而生，這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有史以來第一個國家古籍保護工程。經過19年建設，全國古籍普查已完成270余萬部，30個省區(qū)市完成轄區(qū)內90%以上漢文古籍普查登記，國務院公布六批13026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203家古籍收藏單位入選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帶動全國1000余家單位改善庫房條件，超2000萬冊（件）古籍得到妥善保護。全國修復破損古籍超445萬葉，建成古籍保護重點實驗室，提升古籍保護科技水平?！爸腥A古籍資源庫”全國聯(lián)合發(fā)布15.8萬部（件）古籍，近三年訪問量達3.5億，國家圖書館超60%善本古籍實現(xiàn)免注冊、免登錄的線上閱覽；建成《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山海經》《永樂大典》知識庫；中華古籍智慧化服務平臺一期已試運行，首批上線1.1萬余種古籍資源。全國累計舉辦36場“冊府千華”國家珍貴古籍展，2019年起連續(xù)舉辦六屆“中華傳統(tǒng)曬書活動”，覆蓋30余省100多個地區(qū)，線上線下參與超4億人次；合作《穿越時空的古籍》、“尋找古籍守護人”、《典籍里的中國》《重回永樂大典》等節(jié)目和活動廣受歡迎；構建“三位一體”培養(yǎng)體系與“師帶徒+崗位研修”路徑，設立古籍保護人才發(fā)展論壇，推進“古籍保護課程進校園”，已在22個省份100余所高校開展百余場講座。古籍保護傳承、活化利用上了新階段。

2017年，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參訪，牛津大學德高望重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者杜德橋（Glen Dudbridge）設午宴款待。他談起自己最佩服的兩位中國學者：一位是孫楷第先生，說讀他的書，就仿佛看到一個長衫老者，在油燈下潛心學問；一位便是鄭振鐸先生，讀他的書，就好像感受到他心里有團火，一定要迸發(fā)出來。鄭振鐸一生搶救古籍，做了那么多事。兩人雖然特點不同，但都是典型的中國文人，都是中國人的驕傲，言辭間充滿敬意。

今天，在抗戰(zhàn)勝利八十周年之際，讀讀吳真這部潛心研究的成果——《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以激發(fā)保護古籍、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不斷奮斗的勇氣和信心，真的很有必要。相信鄭振鐸精神還能鼓舞更多的有識之士繼續(xù)守護耕耘中華典籍這塊沃土，讓我們的事業(yè)發(fā)出更加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