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正式發(fā)表，標志著全國范圍內文學派系有別、政治立場各異的現代作家首次大聯合。不過，正如宣言對聯合困難的承認：“在這神圣的抗戰(zhàn)中，每個人都感到問題是怎樣的復雜，困難是如何的繁多。即專就文藝本身而言，須怎樣表現才更深刻？取何種形式才更合適？用什么言語才更有力量？都成為問題?！?月，上海的柯靈在所主持的《文匯報》副刊登載了內遷作家葉圣陶的古體詩與豐子愷的家信，孰料招致孤島青年不滿，最終爆發(fā)了一場在《文匯報》與《華美晨報》兩報間展開的論爭，將抗戰(zhàn)文藝的“文體”與“風景”問題表面化與尖銳化。作為缺席的當事人，分居重慶與桂林兩地的葉圣陶與豐子愷，其思想波瀾與自我調整是危機時刻中間立場作家面對文藝分歧時的抉擇，更昭示了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政治場域重組融匯的新趨向。

一、孤島與《文匯報》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于8月13日全面進攻上海，11月12日侵占南市、虹口、楊樹浦、閘北、浦東各區(qū)。因尚未對歐美宣戰(zhàn)，日軍沒有進犯位于浦西的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兩租界的越界筑路地區(qū)。蘇州河以南地區(qū)——東起黃浦江，西至法華路與大西路，南抵民國路，北臨蘇州河——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依舊由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與法租界的公董局分別管轄，史稱“孤島”。

租界暫時維持的表象下是抗日文化活動空間的日趨惡化。中國軍隊退出上海后，日本強占了國民黨中宣部設立在公共租界的新聞檢查所，發(fā)出通告，自1937年11月28日下午3時起，原中國當局行使的報刊監(jiān)督、檢查的權力由日本軍事當局接管，勒令上海各報自12月14日起須將稿件小樣送檢，未經審查者一概不得刊載。租界雖標榜中立，但為維護利益，事實上對日本持合作態(tài)度。公共租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締租界內的抗日宣傳活動：一是警告各報不得采用激烈或引起日本人不滿的字眼；二是實行報刊登記制度，任何報紙、刊物或小冊子未經登記不得在公共租界內刊行、印刷或分送；三是“勸告”租界內的抗日報刊停止出版或改變抗日立場；法租界同樣加強了輿論管控。據同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報》所載：“出版物之?？?。共30種，通訊社之停閉者共4家。包括中國政府機關之中央通訊社在內。”自11月起大量報紙相繼關停，如11月22日的《救亡日報》，24日的《立報》《民報》，27日的《時事新報》，29日的《中華日報》，12月1日的《神州日報》，11日的《戰(zhàn)時日報》，14日的《大公報》（滬版）、《申報》，以至于作為報業(yè)組織的上海日報公會，亦被迫于12月31日宣告停止活動。

與嚴格管控中文報紙不同，租界當局對外國人所辦報刊持一體保護政策，日本方面也不敢公然干涉。因此，由外國人注冊登記中國人掌控的“洋旗報”紛紛創(chuàng)辦，截至1939年4月，上海已有“洋旗報”17種，總銷量20萬份。在此背景下，留守孤島的愛國人士嚴寶禮、胡雄飛、徐恥痕聯合出資，聘請?zhí)K格蘭人克明（H.M.Cumine）任董事長兼總主筆，徐鑄成主持實際編務，由克明以英商文匯有限公司向英國駐上?？傤I事館注冊登記立案的《文匯報》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創(chuàng)刊。

借助“洋旗報”的保護色，《文匯報》積極展開抗戰(zhàn)報道。據研究者統(tǒng)計，在孤島時期的477期中，頭版頭條中有406條是有關抗戰(zhàn)形勢的軍事新聞，占總數的85％。正面戰(zhàn)場以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zhàn)場也得到了積極宣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重要談話多次在該報要聞版登載。在烽火中誕生的《文匯報》，堅持民族大義，宣傳抗戰(zhàn)救國的立場深受讀者歡迎，報紙由創(chuàng)刊時的日出，對開一張，3月5日起改為對開兩張，4月再擴版為對開三張，后又2次擴版，到最后已是對開四張；每月廣告收入五六萬元；創(chuàng)辦半年發(fā)行量已逾6萬份，直至1939年5月18日《文匯報》被迫?？瘯r止，一直位居孤島銷量首位。

與新聞評論版相配合，豐富多樣的副刊是《文匯報》的另一特色，在其中，由柯靈主編的“世紀風”尤為突出。據柯靈回憶加盟經過：“（《文匯報》——引者注）鮮明的抗日立場，吸引了愛國的上海人民，很快發(fā)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我在2月初才應邀參加工作，籌備主編文藝性副刊《世紀風》，于2月11日創(chuàng)刊。第一天發(fā)稿（10日），正好遇上敵偽特務向《文匯報》館扔炸彈，《世紀風》就是在硝煙彌漫中誕生的?！?月7日，柯靈以“編輯室”名義刊發(fā)《致讀者：我們更緊密地攜起手來》，正式宣布用稿標準：

現在我想鄭重地告訴讀者：本刊竭誠歡迎讀者的投稿。不過我們的需要——

1，本刊歡迎短篇，最好三四百字左右，警辟精悍的作品。

2，時代是這樣的苦難，在淪陷與正在戰(zhàn)爭的土地上不斷地扮演著可歌可泣的悲劇與壯劇。希望讀者將自己所經歷或所見所聞的，以最經濟的筆墨寫出來，寄給本刊。描寫要具體，事情不要“向壁虛造”?！驗檫@樣，一定不容易寫好。

3，雜感短評一類的東西，希望切實地說自己心里要說的話，不要機械地運用一種觀念，來評論一切。

4，地方通訊；與戰(zhàn)事有關的地方素描；以及一切有名無名的民族英雄的事跡的記述。但這要的確是作者所熟知的。

5.歡迎新鮮而精湛的譯稿，字數勿過一千五百。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竭力避免重復與雷同，請千萬不要看了本刊所載某一形式或內容的文字便拿來作為標準，不斷以相似的作品投寄。

在柯靈的主持下，“世紀風”填補了抗戰(zhàn)初期上海文藝副刊的空缺，為王任叔、王統(tǒng)照、阿英、唐弢、趙景深、孔另境、蘆焚等留滬作家提供了發(fā)表平臺。1948年趙景深在《抗戰(zhàn)八年間的上海文壇》一文中專門提及“在第三四五年英美勢力很大，每每可以掛起洋招牌，從事大膽地寫作?！敃r報紙文學最活躍的就是文匯報上的副刊‘世紀風’”。除孤島作家外，柯靈還憑借自身人脈，大量登載內遷作家的各種作品，并特設“戰(zhàn)亂中的作家音訊”專欄，刊載相關訊息。雖然孤島與大后方通過文字連成一片，但彼此的分歧卻也因之浮現。

二、“文體”與“風景”之爭

1938年8月9日，“世紀風”刊首位置節(jié)錄登載了葉圣陶《不惜令隨焦土焦》古體詩一首：

五千里外不寂寥，好音時時墮云霄。念我書興遜翁饒，堆書嬾讀欲自嘲。

客秋避寇別皋橋，行篋惟攜一卷陶。架書掉頭一旦拋，不惜令隨焦土焦！

今來渝州課群髦，看書之味如啜糟。心馳蘇魯豫晉交，舉首蜀山森然高。

小倦偃臥任市囂，亂插瓦瓶芍藥嬌，摘鮮飽啖紅櫻桃，晚來猶復斟越醪。

聞說春回期匪遙，會見賊勢逐退潮。屆時狂喜料難描，應效杜老發(fā)長謠！

大江水漲沒百篙，樓船東去如輕舠；巴峽巫峽疾于飚，便下吳郊向滬郊。

過君書巢不待招，見面握手牢復牢，劇談痛飲笑呼號，翁乎此樂券可操。

“編者附注”對此詩作了說明：“葉紹鈞先生自去年九十月間，由蘇州避寇遷居，由杭、紹去漢口，復往重慶，老弱相隨，備受流離之苦?，F在渝城某校教課，生活較為安定。右刊詩系先生近作，錄寄他上海的友人某君的，雖是舊體詩，而語重心長，使人感奮。這一年來葉先生的作品很少，偶有所作，猶覺珍貴，特錄以付刊，以饗讀者?！?/p>

這首長達四十行句句皆韻的七言柏梁體背后故事遠比編注說明復雜。1932年“一·二八”事變，王伯祥藏書毀于戰(zhàn)火，此后重購書均會題記以志毀書之痛。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他遷入法租界，將所賃房屋的衛(wèi)生間改作書房，取名“書巢”。翌年他約請葉圣陶為書房題詞賦詩以作紀念。葉圣陶所作《題伯祥書巢》，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敘述王伯祥從“曲齋”到“書巢”的心境變化，第二部分細談自己在重慶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分展望未來抗戰(zhàn)勝利后的相見之喜。柯靈刊發(fā)時，除保留起興首句“五千里外不寂寥，好音時時墮云霄”外，第一部分“伯祥孤島意仍豪，語我陳書欣有巢/分別部居引朋曹，整治逮夕未覺勞，/曲齋舊觀復今朝，坐擁奚啻南面驕。/長帚禿盡雄雞毛，酒貴未容醉酕醄，/猶搜撿囊飲三蕉，酡顏展卷讀中宵，/神與古會百慮銷”等友朋唱和性質的詩句均被刪除，并特地摘取了“不惜令隨焦土焦”另作詩題刊發(fā)，以契合彼時的抗戰(zhàn)氛圍。

不過，對此詩的理解柯靈與葉圣陶略有參差。正如葉圣陶對滬渝通信的期盼“無論佳音噩耗，大事小件，均所愿聞。簡約言之，語無憤嫉，諒無妨也。……我們談談家常，當然不關人家什么事也?！彪m葉圣陶自小熟稔古體詩詞創(chuàng)作，但自五四以后，他致力于新詩的提倡與創(chuàng)作，1933年他更決絕地批評同輩中“一班在五四時代大聲呵斥做古文或舊詩詞者為迷戀骸骨的”，現在轉而提倡“舊瓶可以裝新酒”的人，“無論他們是真正的蒙昧或有意欺騙青年，在客觀上不能不認為是時代的反動者。”抗戰(zhàn)后，相比新詩情智主體的張揚/內斂，傳統(tǒng)詩學追求的“興觀群怨”——尤其“群”——于危機時刻格外醒目，重拾古體成為五四一代的必然選擇，葉圣陶亦迎來個人創(chuàng)作高峰，有多達60余首古體詩詞在友朋中傳閱。概而言之，《題伯祥書巢》本系承載家常的私密文字，即葉氏所謂“以此自遣，自抒其情，要無不可”，柯靈的刪改刊發(fā)卻將其公開化。

同期“世紀風”中還以《豐子愷由湘抵桂》為題刊載了豐子愷家信一封：

××賢表：

得示至慰。

仆等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鄉(xiāng)，經杭州時已滿城風雨，換船到桐廬，住二十天；杭州失守，又換船西南行，經蘭溪、衢州、常山、上饒、南昌、以至萍鄉(xiāng)，已舊歷年底。在萍鄉(xiāng)住一月，又西行至長沙、漢口；在長沙住三個月，最近又西南行來桂林，因廣西省政府相聘，來此擔任教職也。

途中惟去冬備受風霜之苦，萍鄉(xiāng)以后皆旅行，非逃難矣。今離鄉(xiāng)已四千里，氣候飲食，均多乖異，幸全家十人皆健康，堪以告慰。諸兒皆已在此入學。

故鄉(xiāng)房屋雖遭焚毀，然仆等過去慣于浮家泛宅，尚能到處為家，惟書籍損失為可惜耳。

桂林山水甲天下，環(huán)城風景絕勝，為戰(zhàn)爭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謂因禍得福，江浙來者甚多，皆文化界人，蓋武化東流，文化西流也。

七月十九日

豐子愷談及自己逃離浙江，輾轉江西、湖南、湖北，最終落腳廣西的西遷經歷，戲稱為“因禍得福”，因系私信自有其正當性。加之在1930年代以郁達夫、沈從文為代表，各地風景的審美化表達為一時風尚，相關書信體游記散文更得以紛紛出版，承襲了此種文學欣賞慣習的柯靈自然選擇刊發(fā)私信使其文學化。

但是，詩信見刊后，上海進步文藝青年迅即在《華美晨報》發(fā)表文章聲討葉豐二人。《華美晨報》系孤島時期首份洋旗報。它創(chuàng)刊于1937年11月25日，初名《華美晚報晨刊》，1938年4月19日正式以《華美晨報》名稱發(fā)行。它由蔡曉堤與朱作同合資創(chuàng)辦。后者曾于1936年8月以美商華美出版公司名義創(chuàng)辦了《華美晚報》，聘用美國人密爾士（H.P.Mills）擔任公司董事長兼報紙發(fā)行人，由密氏在美國特拉華州注冊登記，朱作同實際控制。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蔡曉堤在華美出版公司投入一筆資金成為董事后，創(chuàng)辦了《華美晨報》，仍由密爾士出面擔任發(fā)行人，但《華美晚報》與《華美晨報》實質是兩份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報紙。

《華美晨報》的運營分為兩個階段。從創(chuàng)刊到1938年12月為第一階段，此時的《華美晨報》由蔡曉堤主持經營，石招泰擔任編輯，地下黨員惲逸群任主筆。從1938年12月起至1939年5月31日為第二階段，此階段因蔡氏難以為繼，地下黨員金學成繼任經理，陸久之任社長，進步文化人徐懷沙、王任路分任正副總編輯，惲逸群主持評論工作，組建了以中共黨員為核心的團隊，該報亦成為中共直接領導的抗日宣傳陣地。1939年5月，經理金學成被捕，加之租界環(huán)境惡化，報館陷入經濟困難，《華美晨報》被迫?？蚂`“世紀風”的批評發(fā)生在由蔡曉堤主持《華美晨報》，進步人士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行將接手的過渡期。

8月16日，署名“若霖”的作者在《華美晨報》副刊“閑話今日”刊首發(fā)表《關于“因禍得?！薄贰Ｎ恼路Q譽明末清初遺民魏禮游歷瓊海遇險的臨危不懼為“唐吉訶德精神”，古今對比摘引葉圣陶“摘鮮飽啖紅櫻桃”一句，直斥其為脫離現實的“痰迷詩”：

可是戰(zhàn)爭在二十世紀資本帝國主義時代進化得這樣野蠻殘忍，文人到民國二十七年一樣會變得更聰明更巧妙的，他們不但在遼遠更遼遠的后方可以翹起臭腳動筆大寫其頭昏的痰迷詩，同時還很自由地“談笑飲食若也”，有例為證，見八月九日某報副刊，某著名文人所作的長詩：……這樣好的痰迷詩的高明大概是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可惜的是在飽啖紅櫻桃之下是否聞到千萬同胞底血腥氣呢，灌飽了黃湯可曾做過夢來？

緊接著擬居士口吻反諷豐子愷的避難游歷，“善哉！‘因禍得?！阂驀y之禍，而得遨游名山大川之福！……全家十人因遨游得新鮮空氣，致皆健康之福，阿彌陀佛！”文章最后對《文匯報》“戰(zhàn)亂中的作家音訊”欄目提出了嚴厲批評，希望該欄目能切實服務于抗戰(zhàn)：“‘在戰(zhàn)亂中’也可以節(jié)省些油墨紙張作喚起大眾國際宣傳或反漢奸之用?！?/p>

柯靈三日后以“陳浮”為筆名在“世紀風”發(fā)表《拭去無知的唾沫》予以反駁。文章批評身處孤島的文學家“在租界的蔭庇下，漠然地欣賞著別人的苦痛與災難，還要加以扭曲，肆以輕薄”存在著對大后方的錯誤認知?？蚂`矛頭直指若霖，表明撰述此文是要替葉豐二人“拭去那噴來的無知的唾沫”：

葉豐兩位，前者遠在重慶，后者寄跡桂林，那詩和信，都不是預備發(fā)表的。拿來介紹給讀者的是我。他們犧牲得很多，而都了無難色，歷盡風霜，又能夠處之泰然，這樣從容赴難的精神，即使在一鱗半爪的文字中間也表現得極其明白，我相信，這是決不能求之于那些躲在租界里昏天黑地說風涼話的“文學家”的。不料這也終于不容于“孤島”的文壇。——這雖然無損于葉豐兩先生，而且這些枝節(jié)，他們恐怕連知道的機會也沒有。但責任是我的，還是讓我來代他們拭去那噴來的無知的唾沫罷。

針對批評，若霖兩日后寫畢《不必“詭辯”“武斷”》，從文學的角度為自己的文章做申辯。首先，他認為基于葉豐二人過去消極的創(chuàng)作，才發(fā)文批評：

關于葉紹鈞豐子愷兩位先生底詩和信，不必諱言，我底讀后的印象的確是不大好的，在這里或許有些“成見”，因為近年來這兩位先生在文學領域中仿佛不十分積極似的，以致偶然在青年們底腦海里逐漸淡薄下來了，特別對于豐先生底一種“居士式”的私生活反映到文學生活上，在青年們看起來是會有著相當的反感的，這或者是個人底自由，但我們青年人也可以這樣坦白地說罷。這樣，就算是我作那篇《關于因禍得?！返男⌒〉募泳o的動機。

其次，他認為“世紀風”對讀者有很大的影響力，刊文需要認真嚴肅：“在目今孤島上，《文匯報》在一般民眾中間是有著很大的力量的。這當然不是所謂偶然，那么這里面的副刊在抗戰(zhàn)的本位上應該怎樣好好地被培植著，不辜負了本身使它發(fā)揮最大的效用，也是一般人們所期望著的罷”。

最后，他指認古體詩與私信不符合抗戰(zhàn)語境，作用不大：“舊詩和信我以為還是少登的好，原因很簡單，在這個時候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或因之反而使本身會遜色的。（特別是平常的意思透過晦澀的舊詩的形式，對于大家是會更隔膜了的，這和‘舊瓶裝新酒’使人們接近的原意距離得更遠）?！?/p>

在上述三個角度的申辯后，若霖認為責任全在柯靈，結尾反嗆后者：“用一種封建的傳統(tǒng)的‘行幫主義’的方式來行事，現在早已不通了”，并表態(tài)“我不需擺起‘架勢’，鬧著不必要的‘對立’，因為在現在的苦痛的環(huán)境下還是不適合的”，略顯強硬地表達了停止論戰(zhàn)的態(tài)度。

筆者推斷，若霖應為1930年代擔任過左聯機關刊物《每周文學》編委，上海淪陷后負責《譯報》《每周譯報》等抗日進步報刊的編輯工作，并從事譯著的梅益。他的兩篇文章延續(xù)了左聯關門主義時期的文藝激進思想。1930年錢杏邨曾批評葉圣陶的作品“雖然也曾內含了一些啟發(fā)的意義，但從正面送出來的，不免是承繼著他過去的悲觀的基調，只有陰暗的嘆息”；同年柔石發(fā)表《豐子愷君底飄然的態(tài)度》，斥責后者的人生態(tài)度，針鋒相對地提倡青年學生“應該走進社會一些，向社會底核心鉆研一些，也就好一些”。對比可見，若霖對葉豐“這兩位先生在文學領域中仿佛不十分積極似的，以致偶然在青年們底腦海里逐漸淡薄下來了”的“成見”，在相同的批判光譜之中。

翌月2日，柯靈發(fā)表《拭沫之余》，再次駁斥了若霖的回應。他否定“若霖”的青年代言人身份，“我應當聲明：至少有我一個人，不在這‘我們’之內。我雖然也還算是青年，可沒有若霖先生那么前進和‘積極’”。他重申不為若霖所左右，強調要堅持自己的抗戰(zhàn)文學理念：

《世紀風》里倘有這樣的作家的詩和信，也還要繼續(xù)刊登，讓大家看他們的戰(zhàn)斗生活的另一面。至于“煉獄中的火花”似的作品，自然沒有看金瓶梅插畫有趣，然有對還肯用點思索的讀者，是有益的，單是文字的凝練和落筆的嚴謹，就決不能求之于一般的空頭文學家。一句“痰迷詩”的咒語，一張“不通俗”的封條，還不容易這么咒死，封掉。因為我們還不到這么“前進”的時代。若幸而中國的青年，還沒有全和若霖先生一道同風，那么總還有讀者，而且替抗戰(zhàn)文化留下一點的東西的罷。

若霖對這篇文章未做回應，柯靈又發(fā)表《抗戰(zhàn)中的豐子愷先生》，第三次論及此事：“有一位先生，曾經代表中國全體的青年，判定豐子愷先生近年來‘仿佛是不十分積極似的?！@自然是實話，因為豐先生本來不是革命家，但戰(zhàn)后呢，由我看來，卻是很‘積極’的了。雖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線殺敵，但已經是一位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可敬的戰(zhàn)士。他勇敢，堅決，樂觀，和一切的戰(zhàn)斗者一樣”。他認為“向同輩鳴鞭，是奴隸總管的事”，堅信“我實在也還覺得有出來揭破那些扯淡家的面目的責任”?？蚂`的持續(xù)發(fā)文，一方面是他認為自己的刊發(fā)之舉連累葉豐，有義務為二人說話，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文學與編輯理念遭遇質疑后的奮起反擊。

遠在內地的豐子愷、葉圣陶在聽聞后的反應極為真誠。豐子愷自內遷到廣西后任教于桂林師范學校，堅持寫日記：“吾素無日記。昔年有人屢以日本制之皮脊金邊日記冊相贈者。吾惜其冊，勉強為之，不旬日而中輟。冊皆殘廢。蓋故國平居，生活凡庸而悠逸，既無可記，亦懶于握筆。勉強為之，則虎頭而蛇尾也。……及抵兩江，安居而有定業(yè)，生活又成平凡。然蠻夷猾夏不已，神州喪亂日甚，吾身雖得安居敬業(yè)于山水之間，吾心豈能如故國平居時之悠逸哉？夫往而不返者時也，興而不息者感也。而況得虎口之余生，睹蒼生之浩劫，吾今后豈得優(yōu)游卒歲，放懷于云林泉石之間哉？于是立此日記，以續(xù)于前五記之后。雖無皮脊金邊之冊，亦將逐日為之，而無中輟之患矣。此不僅記事志感而已，亦將以勵恒心而習勤勞也。”從序言可見，日記系豐子愷在祖國遭遇日本侵略后，自動放棄過往“悠逸”生活的文字呈現。

當他獲悉孤島有人對其信函的過度解讀后，心態(tài)較為復雜，據其12月22日之日記：

上海有無聊文人，在報上攻擊我。起因是我寄表侄徐一帆信。中有句云：“此次流離來桂林，雖道途勞頓，但一路飽覽名山大川，可謂因禍得福?！币环源诵沤弧段膮R報》發(fā)表。次日即有某報攻擊我“因禍得?！币徽Z。此事上月章雪村最早來信相告。但言之甚略。今日得《文匯報》高季琳（高季琳為柯靈本名——引者注）來信，附辯護文兩篇。我讀該二文，始知其半。但攻擊之文，終未見及，不知說些什么。據該二文推測，其攻擊大約另有用意?；蛘?，孤島人滿，生活困難；欲騙稿費，苦無材料，就拿我作本錢。如此則甚可憐。我既惠而不費，做個善舉也罷。不然，則甚可悲觀：吾國有此種無聊文人，抗戰(zhàn)皆徒勞矣。

豐子愷對“若霖”的身份與年齡一無所知，故既有“做個善舉也罷”的大度，又有“吾國有此種無聊文人，抗戰(zhàn)皆徒勞矣”的憂慮與憤激。在12月26日致柯靈的信中，態(tài)度則明顯寬容：“上海有人非難圣陶及弟，日前友人來函亦曾談及，但寥寥一二說耳。今得尊示，始悉其詳，一帆亦未有說述及此事。此輩見解，誠是奇怪，然吹毛太甚，弟疑其別有用意，可付一笑，乃蒙再度答辯，詞意周詳公正，反使弟慚愧無似，圣陶實受無妄之災，弟則自念缺德必多，故有以招致譏毀，惟有自反而已，不為怨天尤人之語也?！辈粌H豐子愷由批評而躬身自省，葉圣陶同樣如此。

在獲知遭滬界青年批評后，葉圣陶在與上海友人的私信表示理解：“上海報紙罵弟不前進，弟本未前進，罵得其當，無所不快。青年人之心理，我們均可原諒”。他還脫離個人利害關系，將其置于抗戰(zhàn)青年教育予以思考。此際開明書店正考慮在孤島復刊《中學生》，葉圣陶強烈建議將刊物轉移到內地復刊，以便更好地配合抗戰(zhàn)之需和滿足青年心理訴求：“《中學生》復刊，自是佳事。但在上海出版，為店之安全計，下筆不免多所顧忌，于是即不配內地人胃口。豈唯內地人，恐怕也不配上海租界中青年之胃口，試觀他們對于弟之詩、子愷之文要大罵，可以知矣?！比~圣陶的建議被上海方面認真聽取，放棄原定計劃，雜志于次年選擇在廣西桂林復刊。

結語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文藝與抗戰(zhàn)的關系確立了正當性，但生活在不同政治區(qū)域的文學群體對此關系的理解存在著差異。此外，文學理念的沿襲與突破，宏大敘事與微觀抒寫之間的區(qū)隔與融合，不同文類承載現實尺度的把握與協調，上述種種都是橫亙在每一位作家心中具體的文學難題。由“世紀風”所刊詩信引發(fā)的這場以左翼青年與中間立場作家為兩造的論爭，表面是事關抗戰(zhàn)的文體選擇與風景呈現的合法性問題，內在根源是雙方所服膺的文藝觀念在抗戰(zhàn)語境的碰撞使然。一定程度上，它是同年底重慶大后方的“與抗戰(zhàn)無關論”論戰(zhàn)的孤島預演，但與后者不同，這場論爭能迅速中止，固然是發(fā)難方若霖所言“在現在的苦痛的環(huán)境下還是不適合”的主動停止；更關鍵的是葉圣陶與豐子愷的寬容理解。內地二人預見了孤島環(huán)境的惡劣，這可從《文匯報》《華美晨報》在1939年同月被迫停刊得到佐證，但他們積極地尋求與時代共鳴，言行舉止都踐行著文藝救亡；另一位當事人柯靈1939年初在“世紀風”刊發(fā)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作家針對“與抗戰(zhàn)無關論”的系列批評文章，彰顯了相同向度的調整。簡言之，1938年《文匯報·世紀風》的論爭，涵蓋淪陷區(qū)與大后方兩個地域，五四與后五四兩大文學代際，其關捩在于昭示了中間立場作家群體與左翼進步力量，在文藝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存在強烈的對話意愿與廣闊的合作空間——與以梁實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作家堅持乃至固化既有立場不同——因此彼此間的文藝分歧可以在現實政治需要面前化解，而此事的后續(xù)發(fā)展更顯影了從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到第二條戰(zhàn)線的歷史脈動。

1944年6月，豐子愷在重慶集結出版《教師日記》，著本較之刊本有不少改動，最有深意之處是原日記結尾從“吾國有此種無聊文人，抗戰(zhàn)皆徒勞矣?！备臑椤拔釃写朔N無賴青年，如何抗戰(zhàn)？”，有了明確指稱對象，可見他已知悉“若霖”情況，而尾句語氣由陳述改為疑問，這又和中國抗戰(zhàn)形勢已從全面防御到戰(zhàn)略相持的轉變有所關聯。1948年葉圣陶應約為王伯祥重題書巢，與《題伯祥書巢》“行篋唯攜一卷陶”“看書之味如啜糟”迥異，他認為在當前局勢之下“以有涯逐無涯，多讀百十種奚益？少讀百十種奚損？”，慨然表示“余方以是將廢書不觀，冀免牽纏”。對閱讀作為日常余暇的否定性辯證認識，這與彼時葉圣陶邁出編輯室，走上十字街頭，積極參與國統(tǒng)區(qū)民主運動的現實行動互為表里，均是他抗戰(zhàn)期間與中國共產黨日漸親近，立場逐步“左”傾的自然結果。

三十余年后葉圣陶整理發(fā)表抗戰(zhàn)時期通信，舊事重提的總結誠可謂不刊之論：

我一仍其舊，不給刪掉。寫在給朋友的信上的話全是實話，決沒有一點兒虛假做作。讓讀者知道我就是這么一個人，有什么不好呢？回想當時，上海的報刊發(fā)表了我的幾首詩，我就受到了一些熱血青年的指摘，說值此國難當頭，我竟然有那樣的閑情逸致，簡直無可救藥。幾位朋友就寫文章為我辯護。我倒覺得熱血青年罵得也有道理，因為我自省的確沒有為抗戰(zhàn)作出什么積極的貢獻，連激昂慷慨的話也少說。但是有一點倒應該說明白的，當時上海在敵人的掌握之中，政治情況非常惡劣，要是我在信上寫些激昂慷慨的話（當然沒有這樣的必要），很難想象被困在孤島的朋友們將會遭到怎樣的無妄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