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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民國散文詩集《夜哭》背后,藏著話劇大師不為人知的文學往事 另一個焦菊隱
來源:北京日報 | 侯軍  2025年09月23日10:47

北新書局1929年10月第4版

夜正凄涼,春雨一般的寒顫的幽靜的小風,正吹著婦人哭子的哀調,送過河來,又帶過河去。

黑色孵著一流徐緩的小溪,和水里影映著慘淡的晚云,與兩三微弱的燈光。星月都沉醉在雪后。

我毫不經意地踱過了震動欲折的板橋,黑,寒,與哀怨,包圍著我如外衣一樣。

……

我只能感覺這遠處吹來的夜哭聲,有多么悲惋,多么慘清。她內心思念牛乳樣甜而可愛的兒子有多么急切焦憂呢?這我可不能感覺了,我不能感覺,因為黑,寒,與哀怨,包圍著我如外衣一樣……

翻開一本薄薄的小書,頭一頁就有這樣一段凄清哀婉的文字映入我的眼簾。這本書名叫《夜哭》,上面這段文字就是開卷第一篇,題目也是《夜哭》。書的封面沒印作者署名,翻開扉頁才看到一個令我驚詫的名字:焦菊隱。

日本內山書店偶遇《夜哭》

焦菊隱不是那個大名鼎鼎的話劇導演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好多經典劇目,如《龍須溝》《茶館》《關漢卿》《蔡文姬》《膽劍篇》《武則天》等,皆由他執(zhí)導。他的名字怎么會出現(xiàn)在這本薄薄的散文詩集《夜哭》上面呢?腦子里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這可能是個重名的作者。無論如何,我都無法把開宗立派的話劇導演焦菊隱,與眼前這本滿是“小資情調”的散文詩集聯(lián)系起來。然而,當我站立在書店的展柜邊上,細細讀完書中的三篇序言——一篇出自新月派詩人、翻譯家于賡虞先生,另外兩篇是作者本人所寫——我便明晰地做出了判斷:此焦就是彼焦。只不過,寫下這本《夜哭》的,是年輕詩人焦菊隱。至于他變身為一個了不起的大導演,那已是幾十年后的事情了。

與這本散文詩集偶遇于日本東京神田町的內山書店,時間是2019年6月30日。那天下著微雨,神田町書店街上人不多。我以前來神田町時,也曾造訪這家書店,卻與這里特設的“舊書部”失之交臂,原因是店家把“舊書部”安排在書店隔壁的一條小巷里,還要上到二樓才能找到。而我在匆忙間,忽略了一個指路的標識。這間“舊書部”匯集著大量的中文書籍,尤以民國時期的新文學作品為其特色。這大抵與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先生的友情有著直接關系。畢竟,很多中國讀書人都是先從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得知當年開在上海的內山書店之名的。此番再訪神田町,我是有備而來,早就做好攻略,必須要到內山書店總部來淘寶。

與魯迅散文詩“雙峰并峙”

我手上的這本《夜哭》,標明是北新書局1929年10月第四版,初版于1926年7月。也就是說,這本小書在三年間就加印了三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發(fā)現(xiàn)書中相當一部分作品都寫于1924年,焦菊隱出生于1905年,這表明他寫這些文字時才19歲,正是青春躁動之時。該書出版時,他也不過21歲。難怪當時已經成名的沈從文在評論此書時說:“凡屬于一個年輕的心所能感到的,凡屬于一個年輕人的口所不能說出的,焦先生是比一般人皆為小心的把那些文字攫到,而又謹慎又天真的安置到詩歌中的?!?/p>

現(xiàn)代文學史家陳子善先生曾留意到,魯迅先生的《野草》一向被視為中國的第一部散文詩集,是在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的。而焦菊隱的這本《夜哭》,假若也被定義為散文詩集的話,那就比魯迅的《野草》早出版一年多。據(jù)此,有的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就把《夜哭》列為第一部了。不過,散文詩的首創(chuàng)者,依舊歸于魯迅,因為早在1919年8月至9月,魯迅就以筆名“神飛”在北京《國民公報》上發(fā)表總題《自言自語》的八篇散文詩。由此可以確認,魯迅先生自然是位居中國散文詩的“鼻祖”,而焦菊隱的這本小書則位列散文詩集的首座——如此“雙峰并峙”,這一冊薄薄的小書,具有了改寫現(xiàn)代新文學史的分量。

書前有于賡虞先生的序言,他對《夜哭》的評價是中肯的,他說:“一個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在他的作品中顯露出‘自我’來。菊隱在這卷詩里,曾透出他溫柔的情懷中所潛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閃耀出‘將來’的光輝,這是我們從哭聲中所得的安慰。這卷詩中情思的纏綿與委婉,沉著與銳利,固已滿足了我們最近的欲望;但用這種文體寫詩,而且寫得如此美麗深刻的,據(jù)我所知,在中華的詩園中,這是第一次的大收獲?!睆倪@段文字我們知道,即便在此書剛剛問世時,它“第一”的地位便得到了同道的認可。

鮮明而深刻的“青春印記”

不過,在焦菊隱為《夜哭》再版和四版所寫的兩篇自敘中,他似乎已對自己作品中所顯露出的那個“自我”,感到了不足乃至不滿。在《再版自敘》中,他寫道:“我的以往,是整天地呻吟著,我受著微小的壓迫,已經不去反抗,終日呻吟,足見我的生命之膚淺與渺?。唤Y果,我還是處在沉重壓迫之下,而未稍有成績。”在《四版自敘》中,他寫得更加直白,他說:“這一集的詩,不能代表我整個的思想,只能代表我情感之極暫時的搖動。我不作革命的詩,因為那不能表現(xiàn)大眾的人生。要看大眾的人生,還須跑到社會去?!?/p>

這篇文字寫于1929年7月1日,是在北平二中寫的。我無法揣測焦菊隱是否就在那一刻,決定要“改弦更張”,棄文從藝。但至少可以從這些文字中,看出他對彼時自己的不滿足,更可看出他未來的人生走向——他不愿意空喊革命口號,他要表現(xiàn)大眾的人生;而要看大眾的人生“還須跑到社會去”。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最終選擇的表現(xiàn)大眾人生的途徑,就是話劇——看看他的《上海屋檐下》,看看他的《龍須溝》,看看他的《茶館》……他用自己的才華和智慧,把如此鮮活的大眾生活一一搬上了舞臺,讓下層民眾的聲音在藝術殿堂上回響,而他的“自我”的呻吟,卻很少在他的藝術作品中流露了。

于是,《夜哭》成為焦菊隱一個鮮明而深刻的“青春印記”,長留在中國現(xiàn)代新文學的藝術長廊中。歲月煙塵,將其遮蔽了近百年,現(xiàn)在該是重新將其擦拭出來,讓今天的人們——準確地說是讓今天的焦菊隱的幾代觀眾們——重新感受到一位偉大導演的青春心路和小書的文學魅力了。

焦菊隱是我的天津老鄉(xiāng),而這本散文詩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注明是寫于天津。前輩鄉(xiāng)賢的故紙,流落到異國他鄉(xiāng),如今又與我偶然相遇,這當中隱含著多少曲折幻合,恐怕誰都說不清了。這,不就是書緣嗎?焉能不珍惜?巧的是,就在《夜哭》的旁邊,還擺放著一本焦菊隱翻譯的契訶夫名劇《三姊妹》,由香港中流出版社于1957年印行。一本散文詩集和一本戲劇譯著適成“焦氏雙璧”,我與這位鄉(xiāng)賢的書緣何其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