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群英會是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qū)伴隨著邊區(qū)“勞模運動”誕生的一項制度，這項制度促進了根據地的經濟生產與政治生活，在文化工作方面也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首先，群英會成功組織起大批根據地文化人，為他們與農村現實互動提供了經濟、高效的新平臺；其次，群英會形成了一種區(qū)別于傳統“作家文學”的文本生產機制，并在大規(guī)模的文書流轉中締造出一個以勞動英雄事跡為中心的象征空間；再次，群英會作為一種“制度情境”，影響了文學的生產方式、出版形態(tài)乃至詩學結構；最后，群英會推進了群眾讀物出版體系的建設，并成為以“真人真事”為中心的延安文藝構想得以落實的制度性條件。

《孟祥英翻身》封面（華北新華書店1945年3月初版），圖片來源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目前圍繞解放區(qū)文藝的各類討論中，研究者普遍發(fā)現解放區(qū)形成了一種介于速寫、報道、小說與散文之間的“泛報告文學”寫作。研究者使用“文體交叉”“文體模糊”的說法，并認為這種混融特征呈現出解放區(qū)文藝對于藝術生產工具的改造，繼而顯示出全新的“生產性”[1]。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混融依然是基于現代文學體制視域所形成的觀感，實際上，將“文體”理解為現代文學體制內的既有分類，并不能代表歷史現場中的文體關系。倘若我們對“文體”持一種更為寬泛的理解，認為每種文體的形成都包含了特定的生活情境（Sitz im Leben）[2]，那么根據地短時間內發(fā)動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變革，事實上為解放區(qū)文藝孵化了多種嶄新的生活情境，在孕育全新文體的同時，也產生了文體分化的傾向。

本文將這種因政治運動與制度變革而產生的、尚未完全固定為某種公認“文體”的中間狀態(tài)稱為“制度情境”。不同的“制度情境”為寫作者帶來不同的情境規(guī)定性，成為解放區(qū)文化工作者走向工農兵、與工農兵展開互動的不同中介。

群英會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制度情境”。群英會是20世紀40年代伴隨著邊區(qū)“勞模運動”誕生的制度，需要上級黨委至少提前半年謀劃并廣泛動員轄區(qū)各專署、各縣參與，勞動模范須經歷基層選舉，先后經縣級、分區(qū)級、行署級群英會逐層選拔。與此同時，大量文化人也被動員參與到各級群英會的相關工作中。群英會由此搭建了文化工作者與農村現實互動的新平臺，看上去雖然與文化工作并不相關，卻在客觀上為解放區(qū)文藝觀念與作者制度變革提供了基礎。

本文綜合利用檔案文獻及各類出版物，呈現群英會與文化工作之間的多重聯系。首先，從陜甘寧邊區(qū)第一、二屆殺敵英雄和勞動英雄大會（即通常所說的“群英會”）談起，討論群英會如何組織起延安作家并影響了邊區(qū)的文藝場域。其次，本文深入太行區(qū)第一屆殺敵英雄和勞動英雄大會（以下簡稱“太行第一屆群英會”）的歷史情境，分析文化工作者在其間扮演的角色，并解釋群英會如何形成一種區(qū)別于傳統“作家文學”的文藝生產機制，具有重構解放區(qū)象征空間的潛力。最后，本文以趙樹理《孟祥英翻身》為例，分析這類作品的詩學構造如何在與群英會的往復對話中生成，又如何處于群英會所締造的總體象征空間內部，這種復雜關系無法在文學/政策、小說/報道等二元區(qū)分下獲得解釋。而在余論部分，本文希望補充介紹群英會在推動建立群眾讀物體系、整合鄉(xiāng)村通俗文藝系統方面的意義。

一、作為“中介”的群英會

一提起群英會，人們往往會想到它在促進經濟生產、政治動員與人員整合方面的作用，而忽略這一制度對于解放區(qū)文化工作所產生的影響。事實上，伴隨“勞模運動”在邊區(qū)的深入開展，延安文化人也以某種方式被組織起來?，F有研究已指出，1943年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工作者的“下鄉(xiāng)運動”正是伴隨勞模運動展開的[3]。1943年2月10日，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的陸定一借古元木刻《向吳滿有看齊》發(fā)出“文化下鄉(xiāng)”的倡議[4]，而在文章刊出的幾天前，文化界也與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三位勞動英雄在延安舉行了規(guī)模盛大的座談。這次座談會經過了精心的組織籌備，二百余名文化界人士參與，多位作家、詩人、作曲家與電影從業(yè)者被動員完成以勞動英雄為題材的創(chuàng)作[5]。自1943年3月開始，《解放日報》陸續(xù)發(fā)表以邊區(qū)勞動英雄為題材的特寫、報告、小說、詩歌、版畫、歌曲等大量不同體裁的文藝作品，寫作勞模題材似乎成為推動“文化下鄉(xiāng)”的可行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勞模題材創(chuàng)作主要依靠間接材料，大批文化人并沒有真的“下鄉(xiāng)”。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等人的事跡都先經由《解放日報》記者莫艾、張鐵夫、穆青、曾艾狄等人的報道，而后才被文藝工作者轉化成更為豐富的藝術表現形式[6]。這是因為1943年大批作家都身處整風運動中無法下鄉(xiāng)，而下鄉(xiāng)考察本身也會耗費大量經濟與行政資源[7]，更重要的是，作家與勞動英雄的會面并不容易，缺乏固定平臺，往往需要特殊契機。陳學昭之所以能順利采訪到馬杏兒，是因為后者“剛好在延安”[8]。陳荒煤能夠較早寫出《模范黨員申長林同志》，也是因為他跟隨魯迅藝術文學院駐扎在延安縣川口區(qū)工作，正好遇上延安縣的干部會議，申長林所在的馬家溝已經是延屬地區(qū)，他仍然花了四天時間才趕到川口。地方行政系統的支持與行政會議的重要性于焉凸顯，如果沒有這些支持，陳荒煤的訪問無疑很難實現。在缺乏上述資源的情況下，更多的文化人只能像魯藝秧歌隊一樣，“聽到了模范黨員申長林的事，也正在編唱申長林歌，將在二日來川口時演唱”，他們需要依賴間接材料完成即時性編創(chuàng)[9]。

陳荒煤的個案證明，行政系統所支持的會議往往能夠為文化人與勞動英雄提供理想的會面平臺。會議存在對外宣傳的客觀需求，能支付勞動英雄的旅行費用，能便捷地找到熟悉英雄的干部來了解情況。群英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著不可取代的優(yōu)越性：作為一種常態(tài)化的運行機制，群英會為延安文化人與勞動英雄提供了穩(wěn)定且制度化的會面契機。在群英會制度成熟后，表現勞動英雄事跡的作品不再依靠按照任務找英雄的個別工作方式，而開始經由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批量產生。可以說，1944年以后，涌現在報紙、書冊、戲劇乃至年畫木刻上的大批“真人真事”，并不是依靠個別人員的訪問，而主要是通過群英會渠道獲得的。

配合1943年陜甘寧邊區(qū)第一屆群英會，一批勞模傳記以《陜甘寧邊區(qū)生產運動叢書》的方式推出。這套叢書計四十余冊，內容上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經驗總結，一類是勞動英雄事跡。前者是正常開本大?。?2開），后者有意選用64開的裝幀。這批被定義為“群眾讀物”或“通俗讀物”的小冊子定價低、流傳廣、容易翻印，大大便利了英雄事跡的傳播。從寫作者身份來看，第一屆群英會勞模傳記的作者還是以記者為主，到了1944年底陜甘寧邊區(qū)第二屆群英會上，延安文化人尤其是資深作家的參與比重就大大增加。整理《解放日報》上刊登的第二屆群英會相關勞模事跡，可以發(fā)現此次群英會在英模事跡的寫作方式上更為多樣，動員文化人的范圍與廣度也遠超上一年。既動員了董速、崔璇、楊朔、曾克等年輕作家，也動員了陳學昭、丁玲、艾青、蕭三這樣的資深作家。在寫作方式上，既包括《解放日報》青年記者如張鐵夫、章煉峰撰寫的報道，也包括《蒙民勞動的旗幟》這樣由地方通訊員發(fā)來的作品，除一般采訪外，還有像黃既這樣從醫(yī)療系統領導干部的角度為護士丁強撰寫的印象記[10]。地方通訊員、報社記者、青年與資深作家，不同行政級別、文化水平的邊區(qū)知識分子被整合到群英會這樣一個具有開放性的工作場域中來，面對這種身份的混融傾向，一個更適宜的稱呼或許是“文化工作者”。

在作家成為文化工作者的過程中，邊區(qū)的文學場域也似乎被一個以勞動英雄為中心組成的更廣闊的象征空間慢慢穿透。這些勞動英雄事跡無法借寫作者的職業(yè)屬性簡單歸類：它既可能作為報紙上的宣傳報道、貨郎擔上的通俗讀物、“冬學”教材上的課文出現，也可能成為承載生產與斗爭經驗的實用書籍，又或者成為“文藝作品”被閱讀或改編。如果不公開發(fā)行，它又成了政府文書的一部分。區(qū)別于經典文學中的“作家—作品—版權”制度，它更接近于以“母題”的樣態(tài)存在，文本是批量生成的。得益于這種高效的文本生成方式，“真人真事”真正成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藝創(chuàng)作的嶄新現象，群英會也因此成為跨媒介推廣“真人真事”的重要制度依托。

二、文書與文學

本節(jié)希望以太行第一屆群英會留存的豐富檔案資料為中心，進一步梳理群英會組織文化工作者的方式與生產勞動英雄事跡的各項環(huán)節(jié)，由此更為深入地評估群英會作為一種文化生產機制所帶來的影響。

文化工作者在群英會上的工作性質不能簡單理解為“采風”或“采訪”，這是因為勞動英雄的經驗往往不是以個體對個體的方式獲得的，而是系統聯動的結果。作為定期召開、廣泛動員的大型活動，群英會在人員調用方面有著精密的安排。1944年晉綏邊區(qū)第四屆群英大會留下的一張干部統計表或可幫助讀者了解這一點。根據這張表格提供的信息：群英會會務人員來源廣泛，除行署、直屬機關外，往往還要從各分區(qū)抽調干部，而后統一分入宣傳部、組織部、展覽部和秘書處四大部門。其中，宣傳部有38人，包括“行署1人，實驗（劇團）1人，分局1人，七月（劇社）12人，抗戰(zhàn)（日）報社12人，（晉綏）大眾報社10人，六分區(qū)1人”。大會甚至按照任務量的多少詳細規(guī)定了人員的到會時間，以宣傳部為例，11月15日到會1人，29日到會5人，30日9人，12月2日22人，12月6日1人[11]。這說明無論文化工作者來自何處，都是以宣傳部工作人員的身份被整合進群英會的總體安排。如果將太行第一屆群英會上的文化工作總結為叢書工作[12]、報紙工作、會期油印小報《會刊》的編輯工作和各縣上報勞模材料的前期整理工作的話，我們能夠看到，以上工作并不獨立，在人員調配與內容安排上均有著密切的往來。比如，《新華日報》（太行版）上的不少文章可以在《會刊》上發(fā)現母本（《記選舉大會主席團》一文的第二節(jié)“選舉”部分[13]，就改寫自《會刊》第3期趙正晶的同題作品[14]），報道在經過不同程度的修訂后，又往往成為叢書的基礎，如劉大明（筆名王溪南）的作品曾以“女英雄郭凡子”為題在《新華日報》（太行版）刊登，經過刪改與添加最終定稿為叢書版，改名為“女狀元郭凡子”。如果追蹤上述各類文本所使用的材源，又往往會在英雄小傳中找到痕跡。

不同工作在人員使用方面也常常交叉。《會刊》上的通訊員“毓明”應該是《新華日報》編輯袁毓明，這說明《新華日報》工作人員直接參與了《會刊》的采寫與編輯過程。不少叢書作者的名字頻繁在《會刊》版面上出現，如（張）立云、（錢抵）千、（張）榮安和（趙）正晶。他們雖然以通訊員的面貌出現，卻不能簡單理解成“自由投稿”?！稌冯m然采取投稿制，卻非常依賴“通訊員—通訊小組—《會刊》編輯—宣傳部”這一組織系統[15]。如果沒有統一領導，我們很難想象《會刊》在會議開始后的第二天就能推出一篇由不同通訊員分工合作撰寫的文章。這篇題名為“大會側記”的文章按照會議議程分為六個小節(jié)，每個小節(jié)由不同作者完成，他們都是后來頻繁為《會刊》供稿的熟面孔，其中就包括張立云、錢抵千、張榮安和趙正晶[16]。趙正晶、張榮安是《新華日報》的基層通訊員，張立云、錢抵千則是八路軍系統的宣教干事，太行地區(qū)不同崗位的文化工作者被集合到群英會上，并在大會宣傳部的統一領導下完成各項工作。

僅依靠大會宣傳部與文化工作者也是不夠的。1944年晉綏邊區(qū)第四屆群英會開始時，宣傳部與其他部門之間溝通不暢，“各隊給大會生活投稿子少”，典型報道少。這一問題是組織部幫助宣傳部召集文化人會議、“在各隊建立了通訊小組，確定了負責人”之后才獲得解決[17]。勞動英雄事跡并非自明，不會天然轉化為合用的報道。從事跡轉化為報道，既需要宣傳部工作人員的采寫，也需要組織部工作人員的協調。太行第一屆群英會上一個最具說服力的個案是：叢書作者張立云負責《任毛小》和《朱銀馬》兩本小冊子的撰寫工作，但這兩位英雄事實上都因傷住院而未能與會，《會刊》第10期刊發(fā)的張立云的報道就題作“兩位未到會的民兵殺敵英雄”。張立云所以能夠順利完成報道，得益于“采訪到了組織部楊殿奎同志”[18]，了解情況的組織部工作人員填補了英雄不在場的空白。群英會采取基層推舉、層層選拔的制度，每一層級的群英會都要求各級建設科提前準備英雄小傳與相關介紹文件，還要特別配備帶隊干部[19]。因此，英雄事跡并不只是在會期內“寫”成的，而是可以上溯出一條更長的生產鏈，事跡報道伴隨著各級群英會的組織籌備過程同步生產出來。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想要準確定位群英會上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屬性，與其將他們區(qū)分為叢書作者、《新華日報》記者、《會刊》編輯、大會通訊員與材料整理工作者，不如將他們統一理解為“文書工作者”。英雄事跡報道正是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在群英會的制度框架內生成的。事跡報道的形成伴隨了大量文書的制作與流轉，資料整理、采訪調研、宣傳報道成為這一生產過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倘若著眼于這一過程衍生出來的各類文本，我們會拘泥于前述職業(yè)的劃分，可若是以英雄事跡為中心，則可以說群英會上的文書工作及其輻射開去的政府文件、調研報告、公開報道，書籍冊頁乃至文學戲劇，共同開辟出一個以勞動英雄事跡為基本敘事單位的全新象征空間。相同的一段文字可以不斷復制、流通進入任一文本形態(tài)中。各種文本類型構成的并不是一條由原型素材到創(chuàng)作的深加工生產鏈，毋寧說，任一文本類型都是通往其他文本的中介：調研報告可以經由通訊員系統轉化為公開報道，報道也可再度以文件的形態(tài)成為學習文件與政府文書，文藝作品可以成為基層干部的工作參考，群眾的“真人真事”可以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轉化為文藝創(chuàng)作。素材可以隨時成為作品，作品也可以隨時轉化為素材，它們共同形成了一個互相指涉的“超文本”，雖然各自葆有自律性，卻又處在同一象征空間當中。甚至可以說，這一經由文書整理完成的意義生產過程本身就是“文學”的[20]。

資料整理、采訪調研、宣傳報道，這些文書工作并不邊緣，毋寧說，反而構成了群英會相當核心的部分。以英雄模范事跡的方式提煉生產與斗爭經驗在各級群英會上總結推廣，再經由各級政府動員與勞模示范下達基層并完成普及，事實上成為1943年以后落實毛澤東“組織起來”指示的主要方式。而與各級群英會的組織、籌備與召開相伴隨的，正是大規(guī)模的文書傳遞、整理與創(chuàng)作：由行署建設廳領銜的各縣建設科遵循程序完成調查統計，鄉(xiāng)區(qū)干部協助村干部推舉勞動英雄、動員鄉(xiāng)村文化人參與撰寫英雄事跡，縣級宣聯會匯總、定期報送典型經驗給上級黨組織及黨報，并制作在縣域流通、傳播典型經驗的油印小報，《新華日報》的記者則結合政策篩選及刊登典型經驗。相比于人員的匯聚，文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具優(yōu)先性。太行行署曾特別規(guī)定，“帶領干部必須是縣級干部，熟悉英雄，有表達能力的同志擔任”[21]?！坝斜磉_能力”保證的正是英雄對其事跡及生產經驗的闡述可以在既定軌道上，而先期抵達的文書鋪就了這條軌道。

在這個意義上，群英會既是勞動英雄相聚的儀式空間，又是創(chuàng)制英雄事跡的文本空間，流轉的文書是群英會上最為隱蔽的“在場”，成為承載經驗、制造形象與創(chuàng)造敘事的中介。可以說，群英會完成的是兩個維度上的“組織起來”：相比于物理空間中人員的聚會與交往，群英會中的文書工作完成的是象征空間的組織與整合。經由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不同層次、多重來源的信息漸漸織成一張文書之網，英雄所代表的生產與斗爭經驗在象征空間里找到了與其相適配的敘事表象，二者的匹配關系正是在群英會中達成的。

三、“制度情境”中的文學

如前所述，群英會制度在陜甘寧邊區(qū)第一屆群英會后逐漸成為促成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工作者與勞動英雄固定會面的機制化平臺。這一制度成功組織起大批地方干部與文化工作者在群英會的統一調配下工作，既搭建起勞動英雄得以相聚的各項儀式，又在大規(guī)模的文書流轉中締造出一個以勞動英雄事跡為中心的象征空間。群英會因此成為解放區(qū)文化工作的全新“制度情境”，影響到文學的生產方式、出版形態(tài)乃至詩學結構。本節(jié)嘗試以趙樹理《孟祥英翻身》為例，討論群英會作為一種“制度情境”在微觀層面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1944年底，作為華北新華書店的編輯，趙樹理來到南委泉村參加了太行第一屆群英會，并在大會期間完成了這部《孟祥英翻身》。孟祥英在太行根據地五分區(qū)涉縣被逐層推舉上來，是這次會議上受到重點關注的勞動英雄。她在1944年正月就代表涉縣參加了五分區(qū)勞動英雄會議[22]，后來又順理成章被推舉為涉縣模范勞動婦女，成為太行婦女運動的典型[23]。趙樹理為孟祥英作傳，是出于大會的統一安排，《孟祥英翻身》就是以“太行第一屆群英會叢書”[24]的面貌問世的。在這個意義上，群英會決定了這部作品的獨特性質。這部作品服務于群英會的工作需要，在材源上依靠群英會的各類文書[25]，趙樹理作為文化工作者與孟祥英之間的交往經由群英會的“中介”，作品的詩學結構又與常規(guī)勞模傳記的敘事模式形成對話。

本文認為，《孟祥英翻身》是一部在群英會自身的出版體制中誕生的、具有累積屬性的“作家文學”[26]。它當然由作家寫成，包含著作家的創(chuàng)造性運思，但作為英雄事跡漫長生產鏈中的一環(huán)，它保留了不少在文書傳遞過程中累積而成的文本要素。《孟祥英翻身》的寫作主體因此具有復合特征，在趙樹理與群英會機制之間的往復對話中生成，既呈現出趙樹理的作者意圖，又折射出群英會的文體約束。

在“太行第一屆群英會叢書”中，《孟祥英翻身》的寫法獨樹一幟。趙樹理有意在正文前添加了一篇小序，作者在其中以某種辯解的口吻，聲稱自己因為沒有得到生產渡荒的材料，才寫成了“從舊勢力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故事。但他又相當清楚這本書的原初職能是服務于生產渡荒經驗的普及，所以特別指示讀者：

至于她生產渡荒的英雄事跡，報上登載得很多，我就不詳談了。[27]

小序無疑以一種顯豁的方式呈現了趙樹理在寫作伊始就希望建立起對話“英雄事跡”的敘事框架，這種敘事意圖事實上也早就體現在標題當中。標題“孟祥英翻身”化用自報道《五分區(qū)勞動英雄孟祥英》最后一節(jié)標題“她是怎樣翻身的”，該報道詳細敘述了孟祥英如何扭轉風俗、打敗災荒、防奸反特、組織勞動，放置在最后一部分的個人翻身經歷只是匆匆回顧、簡單略過[28]。相比之下，《孟祥英翻身》剛好在詳略上做了顛倒，趙樹理在會上反復打聽的是孟祥英“怎樣受婆婆氣，挨丈夫打，又怎樣不屈服、鬧翻身等方面的詳情”[29]，重點描寫孟祥英的個人翻身經歷，而對于“報上登過”的各項成績，反而“不詳談”了。

與此前研究傾向于用“小說”與“報道”、“文學”與“政策”的二元框架分析解放區(qū)文藝作品的獨特性不同[30]，本文認為《孟祥英翻身》與勞模傳記之間的差別并不能簡單視作文學與非文學類文本之間的差別。在孟祥英這一個案中，文學同樣包含政策的指導，報道里同樣存在敘事的引導，《孟祥英翻身》里那些在文書傳遞過程中累積而成的文本要素并不只具有素材意義，而同樣具有敘事性，也凝練成為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

如前所述，早在二人相遇前，孟祥英就已經成長為太行地區(qū)勞動英雄的代表。她的事跡先在《新華日報》（太行版）上刊載，又上報到延安《解放日報》，此后，孟祥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報紙上，開始成為推動當地各類政策的“典型”。梳理這類報道可以發(fā)現，每條報道背后都對應著明確的政策背景?！睹舷橛⑻撔淖鲆€》一文在描寫孟祥英主動學習紡花、起好帶頭作用后，又特別寫到她開始學習織布，這一背景當然是太行根據地對紡織自主的提倡[31]。相似情況幾乎存在于所有孟祥英的相關報道中，諸如《孟祥英領導婦女減少浪費講究清潔》中的生產節(jié)約、《孟祥英領導渡荒》中提倡的“楮葉納糠”、《勞動英雄孟祥英組織三村婦女秋收》中的“娘們收打，漢們種”等等，這說明生產經驗本身也包含著敘事性，并與英雄經歷一道論證著政策的合理性。生產經驗、英雄經歷與根據地政策，三者共同組成了“英雄事跡”的題中之義。“英雄事跡”兼有雙重面向：既指涉英雄所代表的生產經驗，又指代英雄的經歷與故事（敘事表象）。成功的生產經驗源于政策引導，順利的翻身故事源于政策的支持，二者都指向政策的合理安排。理想的生產經驗與理想的主體形象由是匹配組接，構成“典型”——這一理想社會秩序之最小單元的一體兩面[32]。

勞動英雄傳記與《孟祥英翻身》之間的差別，可以說源自生產經驗與敘事表象之間的內在張力，即到底應該先由生產經驗出發(fā)來理解個體的生活經歷，還是基于個體經歷的整體性論證經驗的合理性。勞動英雄傳記是前者，《孟祥英翻身》則可以視作后者。但二者之間的區(qū)別并非絕對，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常規(guī)勞動英雄傳記中也可能存在從人的經歷出發(fā)統合經驗的段落，而在那些沒有以人為中心統合經驗的段落中，《孟祥英翻身》也可能顯露出傳統勞動英雄傳記的敘事邏輯。

《孟祥英翻身》的結尾提到一位太倉村婦救主任，作者在她身上著墨不多，只提到婦救主任聽完孟祥英的分享后，“學上她的辦法，領導著村里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開了十五畝荒地”，她的響應印證著孟祥英生產經驗的正確性，也成為孟祥英本人傳播經驗、擴大影響的注腳。這種敘事模式廣泛存在于根據地報紙報道、英雄傳記、勞動英雄小傳等各類文本中。比如涉縣七區(qū)牛松容的勞動英雄小傳里就寫道：

作為史邰村婦救會主任……由于領導上辦法很少，期間婦女工作做起了幾次但慢慢又垮下去，后來在孟香（祥）英的影響，今春在白芟獎勵好的婦女會上受了絕大的刺激。[33]

上文提到劉大明的《女狀元郭凡子》曾以“女英雄郭凡子”為題在《新華日報》（太行版）上刊登。比對二者，劉大明做出的最大改動正是添加了郭凡子在專署群英會上遇到孟祥英并受其感召的情節(jié)[34]。這說明《孟祥英翻身》看上去只是轉引了幾則數據，實際上還同時繼承了這一敘事模式。我們不妨沿著這則“事跡”的生產鏈條向上追溯，通過下表看看二者分別是如何演化的：

這份表格整理了涉及孟祥英與太倉村婦救主任之間交往的各類文本，包括文學作品、公開報道與政府文書，在文本生成時間序列上由近及遠，相互影響，在文本等級與流通范圍上由高到低、由廣到狹，在文本細節(jié)上，也表現出由略到詳的特點[35]。觀察表格，我們可以意識到：從數據上看，公開報道并不比文學作品來得精確，政府文書也并不比公開報道更權威。材料3是由涉縣建設科保存的報道油印件，剛好是公開報道材料2的“底本”，對比可知，公開報道對部分數據做了改動。材料5與材料4來源于同一份保存在涉縣檔案館的干部培訓材料，材料5作為材料4的附件出現。這意味著哪怕是兩份由相同筆跡抄寫、油印的材料，只因文件在形成時間與來源方面的差異，就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數據。各類文本在數據層面的分歧清楚地向我們呈現出：在文本復制的過程中，數據往往并不穩(wěn)定，反倒是以婦救主任的轉變論證孟祥英工作方法之正確性的敘事模式得以毫無損耗地流傳下來。也就是說，與生產經驗相比，敘事模式反而是更值得繼承的面向。

然而，婦救主任真的被孟祥英說服了嗎？這一清晰完整的感召敘事在涉縣《婦女勞動英雄座談勞動經驗》記錄的一則發(fā)言中被意外打破。這則發(fā)言保留在涉縣群英會油印的會刊中，以相當口語的方式記錄了孟祥英在座談會上談的話，使我們在相當程度上看到了孟祥英“自己”的故事版本：

我走了回來，又給她談過幾次，動員做……不受罪不想動，男人是武委會主任，也不想動，后來我……開了一個會，她們提出給郊口比賽，干部五擔糞，會員三擔……動員……都不去，動員主任先去……主任說□了一天，掙六十元，后來參加了很多……都不去，主任先去，后來都去了，共□十畝，主要的太倉一個婦女搞破壞，不讓婦女去，不□□別人多掙六十元，后來即開會人家說積糞治□不合算要賠，我想一定是他算錯了，永賠不了。[36]

由于年代久遠，檔案中的部分字跡已經淡到無法看清，不過我們還是能模糊把握住故事的基本面貌：孟祥英口中的“積糞”，在文書的后續(xù)流轉當中逐漸成了“挑渠”。更重要的變化在于敘事模式的差異：在這里，孟祥英并沒有給出婦救主任轉變的心理依據，反倒是“六十元”這個數字與“合算”一詞被反復強調，算賬似乎比“感化”來得更重要。相比于那個算“政治賬”的孟祥英，這個執(zhí)著于算“經濟賬”的孟祥英只作為孤本，保留在了涉縣群英會的總結當中，不足以成為“事跡”向上獲得更大的流通機會。

太倉村婦救主任在《孟祥英翻身》結尾被一筆帶過的背后，體現出趙樹理對這種敘事模式的信任。他在照抄數據的同時，也簡單復制了數據背后的敘事方式，《孟祥英翻身》正在此處顯露出傳統勞動英雄傳記的敘事邏輯。這說明在群英會締造的這一象征空間里，不單是生產經驗在流通，敘事模式同樣在流通，生產經驗與敘事表象同時構成英雄事跡的一體兩面，數據本身就包含敘事性，敘事也以數據為支撐。身處孟祥英故事這條漫長的生產鏈當中，沒有一個文本是獨立存在的。《孟祥英翻身》雖然處處設計新意、有意對話，卻仍無法外在于這個互相指涉、相互滲透的象征空間，文學反思空間的開辟，依然形成于總體象征空間的內部。

在《孟祥英翻身》的結尾，趙樹理又一次復制了“后進”跟隨“先進”的感召敘事，不過這一次，婦救主任的位置為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所替代。小說這樣寫道：

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以后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續(xù)寫一回，誰變好誰變壞，你怕明年續(xù)寫不上去嗎？

通過設計這一具有開放性的結尾，趙樹理懸置了孟祥英與丈夫的婚姻危機。這種敘事邏輯是由群英會機制保證的，既然群英會成為一年一度的常態(tài)化工作，勞動英雄的系譜當然可以每年發(fā)生變化，普通人也能取得進步并成長為勞動英雄?？扇河男再|也同樣決定了勞動英雄可以蛻化、退出這一象征空間，這種“開放性”遠遠突破了趙樹理設計中的“開放性”——趙樹理的“開放性結尾”預留的是丈夫與婆婆的成長空間，卻沒有為孟祥英預留蛻化的空間。

事實是，現實的發(fā)展恰恰朝著后者演進：孟祥英的丈夫沒有成長為勞動英雄，孟祥英自己的聲名也在第一屆群英會到達頂峰之際，因婚姻問題戛然而止。五分區(qū)一則文書材料難得地交代了孟祥英的去向：“為婚姻問題不能安心生產，住了六個月干訓班，半年來沒參加勞動?！盵37]孟祥英在群英會結束后不久便與牛梅妮分居，到干訓班上居住，并經人介紹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牛蘭生，二人在1945年正月結婚。住了半年干訓班的孟祥英雖然解決了婚姻問題，卻與生產環(huán)節(jié)相脫離，孟祥英因此未能躋身太行第二屆群英會，她在這一象征空間中的位置就此中斷。1945年10月，《新華日報》（太行版）上久違地出現了孟祥英的消息——《勞動英雄孟祥英組織三村婦女收秋》[38]。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報道注明寫作者是郝銀鎖和牛蘭生，后者時任涉縣八區(qū)區(qū)委書記。這說明在孟祥英離婚再嫁、轉變?yōu)榛鶎痈刹亢?，縣區(qū)一級或許仍然葆有維持孟祥英勞動英雄身份的愿望，可她的“事跡”已經無法獲得更大的流通范圍。此后的孟祥英一直在基層任縣區(qū)干部，新中國成立后又跟隨丈夫進城，先后在太原、邯鄲等地工作，退休于中煤第一建設公司，2002年因病去世[39]。

在這個意義上，《孟祥英翻身》結尾所具有的“開放性”，仍然是文本內部的“開放性”，是一種詩學設置。這一設置雖然來源于群英會的機制性保證，卻與群英會意義上的“開放性”分享著不同的邏輯，指向作家心中的圖景?！睹舷橛⒎怼芬詣趧佑⑿蹅饔浿藛柺溃袁F實故事的方式流傳，可一旦現實發(fā)展突破了作品的形式設計，《孟祥英翻身》也就在此刻翻身成為“虛構”，“開放性結尾”開始具有“結尾的意義”[40]，而與現實政策、社會運動分道揚鑣。這或許最為復雜地呈現出解放區(qū)文藝的復雜性。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空間仍然存在，不過已經在“運動”過程中被逐漸整合成總體象征空間的一部分。而從歷史的后續(xù)發(fā)展來看，孟祥英雖然在1945年就退出了群英會所締造的象征空間，《孟祥英翻身》卻以“文學”的方式幫孟祥英留下了屬于她的痕跡。這部作品先后入選《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藝小叢書》《大眾文藝叢書》，被各解放區(qū)轉載翻印，成為教材篇目，成為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負載政治愿景、歷史記憶，抑或情感期待的經典之一[41]。

余論

上文以群英會為中心的一系列討論，折射出解放區(qū)文藝工作在整風運動后發(fā)生的系統性轉變，群英會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不同于現有研究在討論解放區(qū)文藝時主要以作家個體為尺度，本文更傾向于認為：解放區(qū)文藝之所以能在今日激發(fā)出某種“新穎”的閱讀感受，依靠的不只是作家個人的形式創(chuàng)造，還有以群英會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變革及其帶來的“制度情境”。延安文藝是在“運動”中被改變的。

經由群英會這樣的中介，文本以運動的樣態(tài)海量涌現，并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締造出了全新的象征秩序。依靠每年抗日根據地各級別的群英大會，解放區(qū)逐漸建立起成熟的材料報送機制、篩選機制、征文動員機制，模范形象經由辨認與篩選，以通訊報道、報告寫作、戲劇改編等方式予以宣揚，勞模故事得以成為落實寫“真人真事”構想、推動延安文藝落地的突破口。

而群英會推出的海量文本，也成為根據地建立群眾讀物體系的重要依托?！疤械谝粚萌河矔钡姆獾醉摼颓宄貥嗣鳎骸巴ㄋ滓锥娜罕娮x物?！盵42]這里的“群眾讀物”，是根據地書店出版工作中對于這類書籍的確切定位。1945年《文教大會紀念特刊》在總結1940至1944年華北新華書店的出版情況時，也著重使用“群眾讀物”這一范疇：“1940到1944年，除新華報5828536份外，共出版黨內讀物為155487冊；高級讀物320511冊；中級讀物589901冊，群眾讀物77336冊，國民教材282952冊，宣傳品57454份；其他120884；總計書為：1602525冊?！盵43]而從后文看，恰好是這批與群英會有關的“群眾讀物”代表了未來的出版方向：

這里從種類上看，群眾讀物的比重還是很差的。但是從四三年起，就有計劃地多出版，逐年上升，四四年因整風，出產量占總產量百分之四，今年則要占百分之三十，即去年為九萬冊，今年要出四十五萬冊，三十二開本的。殺敵英雄、勞動英雄的故事以及由調查研究而寫出的文藝小冊（子）如《小二黑結婚》受到廣大的歡迎，今年已出版的有：李得合、暴文生、趙亨德、關二如等殺敵英雄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女狀元郭凡子等勞動英雄故事，以及老百姓日用雜字等。[44]

出版量從1944年的9萬冊驟然提高到1945年的45萬冊，依靠的正是這批“殺敵英雄、勞動英雄的故事以及由調查研究而寫出的文藝小冊（子）”。為了配合這一出版方面的轉向，太行區(qū)宣傳部還進行人員調整，將“書店與報社合并，文化事業(yè)委員會亦合并去報社，成為叢書編輯部”[45]。這里的“書店”就是指華北新華書店，“報社”即《新華日報》（太行版），這一合并形成的“叢書編輯部”，就是趙樹理的工作單位。此后，群眾/通俗讀物與干部讀物成為根據地出版工作的常用區(qū)分，1946年新成立的冀南書店就直接將編輯部分成干部讀物組和通俗讀物組，并規(guī)定“通俗讀物占全部出版物的三分之一”[46]——群眾讀物體系的建設無疑成為解放區(qū)出版工作的重要發(fā)展方向。

經由群英會建立起的群眾讀物出版體系，重新整合起戰(zhàn)爭破壞的鄉(xiāng)村通俗文藝生產秩序。新華書店作為區(qū)域性的出版中心，恢復了對“文攤”、貨郎擔的文化產品供應。借助各級村鄉(xiāng)區(qū)劇團的建設，大量通俗曲藝從業(yè)者被整合進同一演藝體系并逐漸納入管理。從恢復廟社演劇到改造廟會，傳統鄉(xiāng)藝空間也經歷了一系列重建、改造與替換，群英會及其他節(jié)慶紀念儀式作為新的演劇空間成為“新社火”“新風俗”。而在內容層面，勞動英雄們登堂入室，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并肩而立，在傳播新價值理念的同時，更意圖深入藝術形式內部，更新人們的情感結構與審美機制。上述改變，大概也只能以運動的形態(tài)開展。除了這種方式，我們實在無法想象，重建與改造通俗文藝體系所帶來的空缺，要以何種方式才能獲得填充。

綜上，我們可以認識到：群英會作為一項聯動各方的政治機制，如何成為承載經驗、制造形象與創(chuàng)造敘事的中介，如何推進了群眾讀物出版體系并成為以“真人真事”為中心的延安文藝構想的制度性條件，又如何重建并改造了通俗文藝系統，推動形成“一體化”的雅-俗文化共同體?！对谘影参乃囎剷系闹v話》后的解放區(qū)文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真正“動”了起來。

附表 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所見“太行第一屆群英會叢書”

注釋：

[1] 參見路楊：《“勞動”的詩學：解放區(qū)的文藝生產與形式實踐》，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劉卓：《“新的寫作作風”——探討丁玲整風之后的報告文學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熊慶元：《文體革新、文化運動與社會革命——延安新秧歌運動的歷史形態(tài)及其政治向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2期。

[2] 張麗華最早將德國文體學理論中的重要術語“Sitz im Leben”引入中文世界。這一概念來源于德國圣經學者龔克爾（Hermann Gunkel），大體可譯為“社會情境”或“生活情境”。在龔克爾看來，“每一種文體都有其特定的Sitz im Leben、以及在此基礎上才能被正確理解的思想和語言形式”。參見張麗華：《唐傳奇的文體與社會》，《讀書》2016年第9期。

[3] 路楊：《“勞動”的詩學：解放區(qū)的文藝生產與形式實踐》，第181頁。

[4] 陸定一：《文化下鄉(xiāng)——讀“向吳滿有看齊”有感》，《解放日報》1943年2月10日。

[5] 《延安文化界招待吳滿有等》，《解放日報》1943年2月6日。

[6] 袁洪權曾指出，即使是與吳滿有有過實際交流的艾青，在創(chuàng)作長詩《吳滿有》時，仍然沒有脫離莫艾的報道建立全詩框架（袁洪權：《艾青長詩〈吳滿有〉的生產及其文學史問題》，《詩探索》2019年第7期）。

[7] 蕭軍于1943—1944年間的日記記載了他與延安文化人的往來情況。此外，日記也詳細記載了蕭軍如何與上級反復申請下鄉(xiāng)工作，而在毫無資助的情況下，蕭軍一家人的農村生活如何困頓難行。參見蕭軍：《延安日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8] 式微（陳學昭）：《訪馬杏兒》，《解放日報》1943年10月5日。

[9] 《延安縣委獎勵模范黨員申長林》，《解放日報》1943年3月1日；《模范黨員申長林春耕準備妥善，延安縣委號召向他學習》，《解放日報》1943年3月2日。

[10] 詳情可見1944年12月25日至1945年2月1日《解放日報》第4版。丁玲著名特寫《袁廣發(fā)》、楊朔《英雄愛馬》，都是在本次群英會的統一安排下出現的文本?！对瑥V發(fā)》初刊在《解放日報》與《新華日報》時都作《袁光華》。

[11] 《大會干部統計》（1944），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090-0001-004-0004。

[12] 據筆者目前對相關書籍的搜集與統計，這套叢書至少包含19冊，分成三批出版：1945年1月出版10種，2月出版5種，包含趙樹理《孟祥英翻身》在內的4冊書在3至7月陸續(xù)推出。實物見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特此感謝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閱覽室工作人員、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閱覽室孫雅馨老師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朱小梅老師提供實物并各類信息。

[13] 《記選舉大會主席團》，《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12月3日。

[14] 正晶：《記選舉大會主席團》，《（殺敵英雄勞動英雄戰(zhàn)績生產展覽大會）會刊》第2期，1944年11月。私人收藏。特此感謝友人史艷生寄贈書影。

[15] “參加大會的全體職員、帶隊人員、英雄同志熱烈投稿”，“各個部門領導同志負責組織通訊小組”，“《新華日報》的通訊員同志，更要起模范作用”?！叮ㄌ袇^(qū)第二屆群英大會）會刊》（1946年11月），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052-0001-0023-0001。

[16] 《大會片斷》，《（殺敵英雄勞動英雄戰(zhàn)績生產展覽大會）會刊》第2期，1944年11月?！洞髸瑪唷芬晃牡木唧w分工如下：永安、冰如、（張）立云、張建華（第一節(jié)）；（張）榮安、冰如（第二節(jié)）；（張）立云（第三節(jié)）；（趙）正晶、（錢抵）千（第四節(jié)）；（趙）正晶（第五節(jié)）；（趙）正晶（第六節(jié)）。

[17] 《組織部工作總結》，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090-0001-0007-0002。

[18] 立云：《兩位未到會的民兵殺敵英雄》，《（殺敵英雄勞動英雄戰(zhàn)績生產展覽大會）會刊》第10期，1944年11月。

[19] 《太行行署太行軍區(qū)聯合指示》（1946年9月18日），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052-0001-0022-0017。

[20] 這一說法受到南亞文化史研究者普里亞莎·穆克霍帕迪（Priyasha Mukhopadhyay）“功能化檔案”（functional archive）的啟發(fā)，她強調檔案不僅是保存記錄的場所，更是行使權力、塑造敘事與生產知識的系統（Priyasha Mukhopadhyay, Required Reading: The Life of Everyday Texts in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19）。

[21] 《關于群英會帶領英雄干部的問題》（1946年11月2日），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001-0012-0001-0003。

[22] 《孟祥英勞動英雄小傳》開篇介紹：“孟祥英同志是今年正月參加過五分區(qū)勞動英雄會議?！保邸渡婵h七區(qū)勞動英雄小傳》（1944年10月），涉縣檔案館，檔案號：1-1-58］

[23] 1944年延安三八紀念大會召開，隨著“生產節(jié)約”逐漸成為流行口號，各根據地都開始以紀念婦女節(jié)的方式選拔“女狀元”。晉西北有張鳳英運動、晉察冀有韓鳳玲運動。參見《黎城張?zhí)m英當選全縣女狀元，各地熱烈紀念婦女節(jié)》，《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3月21日；涉縣婦救會：《開展孟祥英運動是涉縣婦女運動的新方向》，《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4月9日。

[24] “太行第一屆群英會叢書”目錄可參見本文附表。

[25] 趙樹理的《孟祥英翻身》明確參考了群英會上的英雄小傳材料。這部作品在結尾提到孟祥英領導全村的成績時，沒有使用《新華日報》（太行版）上的公開資料，而是參考勞動英雄小傳里的數據?！睹舷橛㈩I導婦女減少浪費講究清潔》，《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8月13日；《涉縣七區(qū)勞動英雄小傳》（1944年10月）；趙樹理：《孟祥英翻身》，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版，第27頁。

[26] 這種說法借鑒了趙益對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作者屬性的概括。趙益認為，通俗小說存在真實作者。即便是世代累積而成的作品，也必然存在最后的作者，而以匯編、改寫或補寫的方式，滲透出他的個人觀念。通俗小說的作者匿名現象本質上是書坊本位的出版體制帶來的。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的生產主體并不是真正的創(chuàng)作者而是商業(yè)性書坊，這才造成了“作者”的匿名（趙益：《通俗文學的作者屬性及其文學意義——以〈西游記〉與全真教、內丹道的關系為中心》，《文學研究》第2卷第2期，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27] 趙樹理：《孟祥英翻身》，小序頁。

[28] 《五分區(qū)女勞動英雄孟祥英》，《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3月19、21日。《孟祥英翻身》第八節(jié)開篇提到，“有人說，因為孟祥英能生產渡荒，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來了，仔細一打聽，完全不確”（《孟祥英翻身》，第23頁），趙樹理這里駁斥的觀點正是出自這篇報道。

[29] 李士德：《太行山麓憶華年——孟祥英同志采訪錄》，《趙樹理憶念錄》，長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頁。

[30] 黃銳杰：《“翻身”與“生產”——細讀1943年前后邊區(qū)的婦女“翻身書”》，《北京大學學報》2021年2期；范雪：《〈陜北風光〉：文學的寫盡政策與政策之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11期。

[31] 《孟祥英虛心作引線》，《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5月11日。

[32] 英雄形象與生產經驗的分配過程似乎可類比于杰姆遜描述意見（opinion）與敘事（narrative）如何構成了意識形態(tài)的最小單元“意識形態(tài)素”（ideologeme）的一體兩面。在杰姆遜看來，意識形態(tài)素既是一種意見（“意見”是其認知或偽認知形式常用的理論術語），同時又可被表述為一種敘事（Cf. Fredric Jameson, Allegory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23）。

[33] 《涉縣七區(qū)勞動英雄小傳》（1944年10月）。

[34] 劉大明：《女狀元郭凡子》，《風雪草青》，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頁。

[35] 在材料4中，我們終于得知這位婦救會主任的姓名，她叫董靈巧。

[36] 《婦女勞動英雄座談勞動經驗》（1944年4月），涉縣檔案館，檔案號：1-1-58。

[37] 《太行五專區(qū)半年來的生產工作提綱》（1945年7月5日），河北省檔案館，檔案號：0103-001-0019-0003。

[38] 《勞動英雄孟祥英組織三村婦女收秋》，《新華日報》（太行版）1945年10月7日。

[39] 衛(wèi)慶前：《太行“勞動英雄”孟祥英軼事》，http://www.handanwenhua.net/hdwhua/2020?10?09/3120.html。作者衛(wèi)慶前是牛、孟一家的鄰居和同事。

[40] 弗蘭克·克默德：《結尾的意義：虛構理論研究》，劉建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1] 改革開放后，各地邀請退休干部孟祥英參加紀念抗戰(zhàn)、老勞模座談會，暢談太行精神，中共邯鄲市委、市政府也在1984年向她頒發(fā)“勞動模范榮譽紀念狀”。這則故事獲得“續(xù)寫”，卻已經是在不同意義上的。

[42] 趙樹理：《太行區(qū)戰(zhàn)斗與生產結合一等英雄龐如林》，新華書店1945年版。

[43] 《標志著新民主主義文化道路的文教展覽館》，《文教大會紀念特刊》，太行區(qū)模范文教工作者大會1945年編印，第85頁。

[44][45] 《太行區(qū)宣傳部關于一個半月的宣傳工作簡報》（1943年11月25日—1944年1月10日），山西省檔案館，檔案號：A001-0005-0013-0014。

[46] 《冀南書店半年來工作總結》，內部出版物，1946年8月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