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震驚世界。上海《汗血周刊》迅速作了報道，其中一篇《盧溝橋事變之爆發(fā)》，準確、詳盡地記敘了戰(zhàn)事的經過。而在此之前的三周，這位作者已在《汗血周刊》發(fā)表《北平一周》，報道了日本侵華后，北平在政治、社會、教育等方面的態(tài)勢——這位作者就是郭根，當時是一名在綏遠教書的中學教師。他對日本的關注，早在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九一八事變之后，他更是緊盯日本的政治、軍事、外交等動向；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他深陷戰(zhàn)亂之中，成為一名報人、記者，把“抗戰(zhàn)主題寫作”化為自己的一項艱苦而神圣的“使命”，創(chuàng)作了反響強烈的《烽煙萬里》等紀實文學作品。這一“抗戰(zhàn)”寫作，長達15年，貫穿著他的整個青年時代，又照亮了他跌宕、曲折的一生。

“抗戰(zhàn)寫作”照亮一生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大學中文系求學，郭根是我的老師，我們斷斷續(xù)續(xù)有許多交流、交往，我漸漸知道了他的一些經歷。郭老師最常談到、憶起的就是抗戰(zhàn)烽火中，他與夫人從內蒙古到上?！肮聧u”的流亡，在艱苦的抗戰(zhàn)中成為一位報人、記者，寫下一篇篇報道抗戰(zhàn)的新聞通訊。他曾找出珍藏的《北平三年》，讓我拿去讀，說還有一本《烽煙萬里》，學校圖書館應該有，讓我去借閱。這個時候的郭老師，雖然年近古稀，但高大的身軀挺得筆直，端莊的國字臉上紅撲撲的，眼里閃射著年輕、純真、興奮的亮光。我崇敬郭老師，但那時對他的了解很少很淺，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當我把他作為探尋、研究的對象，在整理他較完整的人生線索，以及閱讀他的大量作品之后，我才感受和認識到了他的才華、建樹和人格。

1978年，郭根先生（中排右三）與山西大學中文系75級學生合影，前排右一為本文作者

中國現(xiàn)代史學者郭汾陽，筆名散木，是郭老師之子，他用嚴謹、理性的筆觸，為父親作小傳，我覺得更可靠，這里不妨“照單”借用：

郭根（1911—1981），又名良才，筆名木耳、焦尾琴，山西定襄人。早年讀書于北京師大附中，熱愛文學和寫作，思想進步。1931年考入國立青島大學外文系。其間參加了北方左聯(lián)、反帝大同盟等活動。1935年在綏遠一中任教，曾發(fā)起組織綏遠文藝界抗敵后援會，主編進步文藝刊物《燕然》。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由塞北而南下，在上海撰寫出版了報告文學《烽煙萬里》，風行一時。此后他在“孤島”上海和江西敵后從事進步文化工作，后由岳母湯修慧（邵飄萍遺孀）介紹至香港《大公報》工作。1942年香港淪陷后，赴桂林任《大公報》桂林版要聞編輯。1944年桂林失守后，又赴后方重慶任《大公晚報》編輯，后以編輯方針和言論與主持報館者發(fā)生分歧，被解職。1945年，赴西安任《益世報》總編，抗戰(zhàn)勝利后，應邀赴上海任《文匯報》總編，不久又赴北平，任該報駐華北特派員，同時又主編《真理晚報》《知識與生活》等報刊，并兼任北平《益世報》總編，有代表作《北平三年》。1949年后，相繼擔任《人民日報》資料室副主任、《文匯報》副總編、山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出版社編輯、山西師范學院（后為山西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百年史話》《云崗散記》《一代報人邵飄萍》等。

一個人的思想與精神，首先是時代與文化塑造的，并深刻地影響著他的人生命運。中國的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作家，人生經歷曲折，生活積淀豐厚，思想觀念龐雜，因而在寫作上文體多樣，風格獨特。這跟當代作家形成一種鮮明的區(qū)別。郭老師前期志在文學，中期獻身新聞，后期從事文學研究，穿行在文學、新聞、學術之間。他在文學上建樹頗豐，在新聞通訊寫作中運用了文學觀念與方法，成為一種文學化的新聞通訊。他在大學的專業(yè)是英語，翻譯因此也成為他的一項事業(yè)。他熱心關注國內外形勢發(fā)展，諳熟時評政論寫作。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上，他寫過多首詩歌，但發(fā)表的不多，《牢騷》《滴滴的真》兩部詩稿未曾出版。早期翻譯有多首外國詩歌，如《別雅典女郎》《敬禮：給一個中國革命戰(zhàn)士》等。散文隨筆是他創(chuàng)作最多的文體，如寫林礪儒、徐鑄成、陳凡等的人物散文和縱論國內大事的精短隨筆。小說是他早期創(chuàng)作的重要文體，如寫青春、愛情的《夢痕》《血的買賣》，寫學校、學潮生活的《斗爭》《罷課》等，有些作品則已散佚不見。他的詩歌、小說都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色彩。他還翻譯有海明威的短篇小說《風暴之后》?《燈明幾凈》，詹姆斯·貝特蘭的《華北前線》以及美國女作家薇拉·凱瑟的《我的死敵》，由京報社印行。他更大量的作品是新聞、報道、通訊，如反映中國抗戰(zhàn)的篇章《烽煙萬里》，表現(xiàn)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百年史話》等。其所有的新聞類作品中，都有一種絲絲縷縷的文學氣息，有些篇章就是精湛的文學作品。

郭老師是作家、記者，同時又是編輯，編輯、主編過很多刊物、報紙。在師大附中時主編《北平師大附中校友會會刊》，在綏遠中學任教時編輯文學刊物《燕然》，抗戰(zhàn)救亡時期編輯綜合性文化刊物《新時代》《現(xiàn)代中國》，編輯《江南日報》《大公報》，總編《益世報》《文匯報》，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主編《真理晚報》、社會文化刊物《知識與生活》等。他既當編輯、主編，又做記者、作者，二者“無縫銜接”、相得益彰，為中國的新聞出版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晚年書寫了多篇關于著名報人邵飄萍的文章如《以身殉報的邵飄萍先生》，回憶、論述了這位未曾謀面的岳父的事跡、人生、思想、精神，有著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由于種種歷史的以及個人的原因，郭老師精彩的“抗戰(zhàn)寫作”以及文化建樹，在當代被遺忘、被埋沒了。我們只有在一些前輩的回憶文章中，譬如著名報人徐鑄成、鄭重，編輯家沈昌文等的文字中，可以窺見先生的蹤影。作為歷史文化學人，郭汾陽既把父親當作最了解、最知根的親人，又把他作為20世紀的一位知識分子的“典型”，去發(fā)掘、探索、研究，發(fā)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郭根日記》《郭根文錄》，整理了真實、可信的史料，提供了發(fā)掘、研究的線索、思路。另外，山西大學文學院新聞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研究郭根的新聞實踐與思想，寫出綜合性論文。這都是令人欣慰的。

“后五四”時代的“文學夢”

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的十幾年時間，是中國歷史發(fā)生劇烈而深刻變遷的一個時段。很多政治的、軍事的、社會的重大事件發(fā)生于此。在文化、思想領域，則是“五四”文化與文學退潮、延續(xù)，而左翼文化與文學興起、形成。有論者把這段時期稱為“后五四”時代，指出：“當左翼文學思潮迅猛興起之時，仍有不少作家堅守藝術與人道的立場，接續(xù)著‘五四’文學傳統(tǒng)，并將它從新文學第一代作家傳遞到新生代作家手中。這種在‘五四’落幕以后，非左翼的作家秉承‘五四’精神與作風所進行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活動可稱為‘后五四文學’。”

郭根的青年時代，恰恰與這段歷史重合。從1925年至1935年，前六年他在北平讀中學，后四年他在青島上大學。走過了從北平到山東，從少年到青年的十年求學之路。

北平求學時期的郭根

一個農村的懵懂少年，進入京城。只因父親郭增昌是武漢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軍人，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閱歷豐富，眼光高遠，攜兒子去北平上學，期望他有所作為。而郭根又是一位誠實、勤勉、自律的孩子。正如郭汾陽在《郭根日記》“前言”中所說的：“師大附中是1901年正式成立的中國最早創(chuàng)辦的三所公立中學之一（其前身是‘五城中學堂’），又因為是中國最著名的師范大學的附屬中學，它幾乎總是在不斷地進行‘教改’?！笔奈鍤q的郭根，在北平師大附中逐漸顯出了他的才華、能力、人品。林礪儒、石評梅、徐銘鴻等老師，對郭根給予了多方面的教育、關愛。

郭根學習刻苦、全面發(fā)展，踴躍參加各種社會、文體活動。9個學期獲得9個甲等操行成績。他熱心參與、組織文學社團，成立“縵云社”，創(chuàng)辦《縵云》半月刊；成立“齒輪文藝社”，積極開展文學活動。他還擔任校友會的執(zhí)行委員，主編《校友會會刊》。一邊做編輯、一邊搞創(chuàng)作，在刊物上發(fā)表了大量文學作品。課余時間，他閱讀了很多文學作品，除古典文學名著之外，更青睞當下的文學作品與西方現(xiàn)代文學著作。在“后五四”時代，他依然繼承、吸納了“五四”文化和文學，并用它引導自己的人生方向與文學創(chuàng)作。他在讀了《胡適文存》中開列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后說：“我們看了研究國學至少也得那許多書，真是羨慕胡適之、梁任公諸人，研究國學做一個有名的大文學家，真是不容易的。”從此，做一個“大文學家”成為他的理想。

郭根在師大附中，另外值得一說的是他與邵乃賢的愛情故事。邵乃賢是革命先驅、民國著名報人邵飄萍之長女，邵飄萍1926年被反動軍閥殺害，時年40歲。邵乃賢在師大附中讀書，與郭根同級不同班。郭根在學校里的活躍、聲譽，還有修長、瀟灑的形象，打動了邵乃賢的芳心，主動投書、示愛，于是二人陷入了愛河。邵飄萍遺孀湯修慧，后來繼承夫志，“復活”《京報》，也成為著名女報人。她對女兒與“毛腳女婿”的愛情并不看好，但幾番觀察、交往日久，她認可、接納了郭根，并成全了他們的婚姻。父親郭增昌也鼎力支持、援助?？箲?zhàn)時期，湯修慧在香港把女婿引薦給《大公報》做編輯，郭根由此成為專業(yè)報人。而邵乃賢追隨丈夫，先到青島伴讀，后赴內蒙古教書，始終與丈夫攜手同行，從“塞北”到“孤島”，上演了一幕忠貞不渝、夫唱婦隨的愛情“二人轉”。郭根與邵乃賢的愛情故事，是兩個現(xiàn)代青年對真正愛情的追求、建構，對傳統(tǒng)門第觀念、習俗的沖擊、改變，對人的自主、獨立的探索、確立。他們把“五四”時期青年的愛情故事，在20世紀30年代又上演、新編了一次。

1931年秋，郭根考取了青島大學。他本來是可以直接考入北平師范大學的，但因他在學校參與政治活動，又在《校友會會刊》編發(fā)了紀念馬克思的文章，國民黨曾經派人來抓他，林礪儒校長挺身而出保護了他，但在即將畢業(yè)的最后一學期，學校卻給了他丁等操行成績，算作對學生的“特別懲戒”，這樣就斷了郭根報考北平師大的前路。青島大學是山東大學的前身（1932年后更名山東大學），學生中多數(shù)受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思想開放，勇于接受新事物，勤奮向上，故學習風氣較濃厚。從師大附中到青島大學，“五四”文化、文學思潮還在綿延。而左翼文化、文學潮流又異軍突起。郭根和同學們同時汲取著兩種既有差異又相統(tǒng)一的思想文化資源。積極要求進步的郭根，一面接受著新銳的左翼文化思想，一面反思、克服著小布爾喬亞式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傾向。入學的第一年，他與邵乃賢喜結連理，新婚的妻子不忍相思之苦，竟拋開北師大的學業(yè)，赴青島陪丈夫“伴讀”。

郭根在青島大學讀外國語言文學系，師從梁實秋先生等，同學有臧克家、俞啟威、高哲生等。他仍像師大附中時一樣活躍，九一八事變后，參加了本校學生赴南京請愿的抗日救亡行動。后又加入“日本帝國主義研究會”，在“反帝大同盟”“左聯(lián)”等組織的領導下，參加秘密學習活動。他參與、發(fā)起組織“刁斗文藝社”，創(chuàng)辦《刁斗》文藝刊物。1935年，郭根大學畢業(yè)，赴綏遠第一中學任英文教師，他與同事霍世休、胡燕丘等創(chuàng)辦《燕然》文藝刊物，以“綏遠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名義出版，被稱為“綏遠文藝界的大事”。他在《刁斗》與《燕然》上發(fā)表了大量詩歌、散文、小說、時評、譯作，初步顯示了文學才華。

在郭根1926年至1934年的日記中，記錄了他較完整的讀書生活和閱讀書目，從中可見他的文學修養(yǎng)與思想傾向。中國古典文學自然是“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之類?，F(xiàn)代文化文學則是梁啟超、胡適、魯迅、郭沫若、茅盾、陽翰笙、劉半農等的作品。魯迅的作品他讀得多而細，認為?《藥》作得好極了，描寫得頂好，寫意也很不錯。對“左翼”作家的作品，他也興趣有加，尤其喜歡柔石的《舊時代之死》。此外，郭根把很多精力用在了閱讀外國文學上，常讀的是外文版。譬如泰戈爾、托爾斯泰、歌德、哈代、羅曼諾夫、屠格涅夫、高爾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等。他對社科理論以及文學批評，也很“鐘情”，如顧鳳城的《新文學概論》、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等，都在他的閱讀范圍中。這些都構筑了郭根作為一個現(xiàn)代作家、報人、學人的文化精神世界。

郭根與妻子邵乃賢1935年合影

1930年至1936年，是郭根文學創(chuàng)作的噴發(fā)期。在這些作品中，既可窺見“五四”文學的余暉，也可看到左翼文學的光彩。郭根是一個富有浪漫氣質的作家，因此與詩歌有緣。譬如在《縵云》半月刊上，就發(fā)表過《秋風》《驟然》《酒杯》等，但筆者未能找到原文?？梢姷囊皇住队鲇辍?，寫兩位青年在暴風雨中攜手奔跑，看到遠方家里的燈光頓覺有了勇氣的情景，文字樸素真切、意蘊豐盈。他還翻譯過多首外國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方面，這一時期的《酒》是一篇優(yōu)秀之作，寫自己幼年時對喝酒的感受、認知，年輕時在塞外與一位朋友雪夜痛飲、放歌，對酒的重新認識、感悟，寫得真摯而感人。在1936年作的 《魯迅先生》中，作家如是說：“魯迅之死——不僅是中國的損失，而是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的損失。”“?（魯迅）一貫的戰(zhàn)斗精神使他成了我們民族解放運動的導師，也是他賜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p>

郭根在北平師大附中時參與、主編的《校友會會刊》

郭根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現(xiàn)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方面。他在日記中留下了諸多寫小說的“線索”，有十多篇，今天所見的有6篇，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寫青春、暗戀的，如《夢痕》；第二種是寫知識分子同女性特別是底層女性的關系與故事的，如《蓮子在大漠里》《血的買賣》《夏天最后的一朵花》等；第三種是寫大學校園的斗爭與學潮的，如《斗爭》《罷課》等。正如郭汾陽所說：“小說毋寧還可以被視為是當年青島大學學潮的一個實錄。” 

郭根在山東大學時的課堂筆記、翻譯筆記與主編的《刁斗》雜志

郭根中學大學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大多數(shù)作品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心理歷程，表現(xiàn)出一種深切、抒情、現(xiàn)代的藝術特色。

抗戰(zhàn)大潮中走上新聞之路

郭根是一位初試鋒芒就顯示了才華與實績的作家。他又是一位報人、記者，在長期的新聞、通訊寫作中，傾注、體現(xiàn)了一種文學元素與精神，打通了文學與新聞的壁壘。他從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間堅持“抗戰(zhàn)主題”寫作，為抗戰(zhàn)文化與文學付出了種種努力與代價，作出了杰出貢獻。

曾任《大公報》《文匯報》總編輯，現(xiàn)當代新聞史上的著名報人徐鑄成，在《悼郭根》一文中寫道：“郭根是1940年在香港參加《大公報》的，是湯先生（湯修慧）介紹給我的，中英文都有根蒂，當時助編要聞。太平洋大戰(zhàn)爆發(fā)后，我化裝逃出魔窟，他是同行者之一。……熟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寫文章相當流暢，而說話卻艾艾難以達意；對人對事都誠懇負責，問他什么，回答總是干巴巴幾個字，有時還近于粗率。那時他已近四十歲，卻天真得像一個任性的小孩兒一樣?！毙扈T成有一雙識人慧眼，但他把30歲的郭根，誤看成近40歲。就從此時，郭根進入了新聞領域的“主河道”。其實在此之前，他早已開始新聞寫作，并歷經多家報刊從事編輯工作。

1930年，在北平師大附中讀高中的郭根，在他主編的《校友會會刊》上發(fā)表了三篇新聞性時評，其中一篇是《留日同胞被捕》，描述了在日本發(fā)生的當?shù)剀娋瘹埧徭?zhèn)壓中國青年成立的“反帝大同盟”事件的來龍去脈。警示中國政府和民眾，要對日本帝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反映出郭根對日本政治動向的關注與敏感。1935年至1937年，郭根在上海的政治文化類刊物《汗血周刊》上連續(xù)發(fā)文，如《脫離英法而親日本的暹羅》《長蘆鹽之劫運》《北平學生“拼血拼汗”的前前后后》《風狂雨驟話綏遠》《盧溝橋事變之爆發(fā)》等，及時而準確地報道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擴張與中國民眾一天天的覺醒、抵抗。1937年日軍侵入綏遠，郭根所在的中學停辦，他參加的“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以及《燕然》編輯部，也無法開展日常工作。他只好攜妻帶女，踏上南下流亡之路。于是，有了報告文學名作 《烽煙萬里——由塞北到孤島》的寫作與出版。

海敏（明）威：《風暴之后》，郭根譯，《燕然》1936年第4期

郭根一家三口，坐汽車、乘火車、搭貨車、風餐露宿、歷盡艱辛，回到晉北老家。小住數(shù)日后，他將女兒托付給親戚，又借一輛自行車，載著妻子向太原進發(fā)。然后從太原啟程，乘坐各種交通工具，經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廣州、香港……用一年時間，抵達“孤島”上海。郭根說：“在烽火連天的第一年里，我居然從極北的塞外輾轉而到極南的百粵，把龐大的祖國作了一番縱的巡禮，在我渺小的生命里，我要算它是一件奇跡的。而今，我要把‘流亡’作一總結時，便把這些行蹤記下來，我無意紀念我個人，我紀念著祖國?！?/p>

《烽煙萬里》呈現(xiàn)了一幅廣闊而悲愴的戰(zhàn)爭長卷。戰(zhàn)火從古城北平蔓延到塞上綏遠。郭根和邵乃賢目睹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敵機轟炸、生靈涂炭的悲慘景象；也看到了民眾奮起、各方動員、眾志成城的抗敵圖畫；更發(fā)現(xiàn)了八路軍北上、動員民眾、軍民連心、以弱勝強的希望之火。同時，也窺見戰(zhàn)爭所帶來的社會混亂、經濟凋敝、官員腐敗、文化衰落、人性扭曲等種種問題和內傷。綏遠軍民的同仇敵愾、太原城里的執(zhí)法整肅、湖南的戰(zhàn)時治理、武漢的抗戰(zhàn)新政、廣州的敵機轟炸、香港的天隔一方與風平浪靜……都在郭根的筆下有了真切、鮮活、突出的描寫。尤為可貴的是，郭根不僅是一個流亡者，更是一位觀察者、愛國者、抗戰(zhàn)者。當他行至鄭縣，加入“非常時期服務團”，在敵機不斷轟炸下，與團員們深入城市、郊區(qū)，開展難民的調查、救濟工作，歷時半月之久。而到了香港，他感覺這里只是富人的“天堂”，卻不應是自己的“避難所”，“心底禁不住涌上一陣慚愧，一陣的懊惱”，“不得不掙扎著病軀逃出‘天堂’而遠走‘孤島’”，在上海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以及抗戰(zhàn)的“使命”。

郭根：《烽煙萬里——由塞北到孤島》，大中出版社1939年版

數(shù)月后，郭根在棲居的上海完成了《由塞北到孤島》的前幾章，送到《華美晨報》，很快以連載的形式發(fā)表，從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持續(xù)兩個多月，在上海市民中很受歡迎，反響熱烈。1939年3月，上海大中出版社以《烽煙萬里》為書名出版單行本。《新時代》刊物創(chuàng)刊號給予了鄭重推介，認為該書“彌補了文壇上系統(tǒng)記錄抗戰(zhàn)斗爭的空白”，展現(xiàn)了“‘我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在這樣忍受著一切艱苦而為祖國的自由獨立奮斗著”。書甫一出版就風靡一時，成為抗戰(zhàn)文學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郭根的“抗戰(zhàn)主題”書寫，在上海聲名鵲起，《新時代》《現(xiàn)代中國》等報刊紛紛發(fā)表他的文章，如《元旦誓筆》《新年！新中國！》《把渣滓點燃起來》《論新階段中國外交政策》等。他翻譯了美國記者斯諾的《為正義而奮斗的日本革命者》，以及英國記者貝特蘭的長篇通訊《華北前線》，后者由《華美周刊》從1939年4月8日連載到6月24日，共12章。貝特蘭抗戰(zhàn)初期奔赴晉東南八路軍總部和120師采訪，先后采訪了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張聞天、賀龍、蕭克、左權、關向應等，對華北前線的抗戰(zhàn)作了詳細報道。郭根的翻譯準確、到位，語言暢達、優(yōu)美。報界評論曰：“郭君為極負朝氣的文學作家，對英文又素具根底，以往譯品對原作極盡忠實介紹之能事。而文筆之流暢秀麗，引人入勝，又其余事?！?/p>

全面抗戰(zhàn)后，郭根一直過著動蕩不安的生活，一直堅持在抗戰(zhàn)文化第一線。從1938年至1939年，他先后擔任上?！缎聲r代》《現(xiàn)代中國》兩個刊物的編輯，但兩刊因編發(fā)反汪和抗日稿件、報道盟國消息，前后被查封。1939年，汪偽政府通過法租界通緝郭根，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江南辦事處安排郭根前往上饒，到第三戰(zhàn)區(qū)任職，負責《前線日報》，后又編輯《江南日報》。1940年，郭根潛往香港，正式加入《大公報》做編輯，與徐鑄成共事，受到重用。是年冬，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他與徐鑄成化裝成難民，逃回廣西桂林。1942年至1943年，郭根在桂林版《大公報》任要聞編輯，是報社的臺柱子。也就在1943年，早已患肺病的邵乃賢在上海去世，而郭根仍然奔忙在桂林、重慶之間。1945年，郭根赴西安，任《益世報》主編，他與同事李西成等開辟了“七人座談”欄目，把報紙辦成有思想的進步報紙。是年冬，他重返上海，擔任《文匯報》副總編、總編職務，達到了個人新聞事業(yè)的巔峰期。

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一面要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進行殊死搏斗，一面要同汪偽政權以及漢奸的投敵賣國行為做復雜的暗戰(zhàn)。早在1939年至1940年，郭根就在家中秘密翻譯、編輯反汪書籍，輾轉香港出版，送往淪陷區(qū)散發(fā)。1940年，就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了三種?！肚Х蚣酚苫肮?郭根)”編，國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取自《漢書·王嘉傳》中“千夫所指，無病而死”，矛頭直指汪精衛(wèi)。全書分“各國政府聲明”“各國輿論一斑”“各國名家專論”三部分，共44篇文章。編者在“弁言”中稱：“本書所集，是國際間對汪精衛(wèi)及其領導的偽組織所作客觀的評價。編這書的目的無非要使中國人明了，各國政府人民所同情的是光明的搏斗，還是卑鄙的降伏?！薄度枷坊肮瘛本?，由香港申萱出版社出版；《辨奸集》化名“郭仁”編，同樣由香港申萱出版社出版。兩種書都是國內、國外反汪文章、資料的精心遴選和編輯。郭根精通英文，勤于搜集資料，又諳熟編輯工作。這些揭露、批判汪精衛(wèi)以及偽政權的書籍，在抗日斗爭中的影響、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由于這些書籍的編輯者都是化名，長期以來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研究。

郭民(郭根)編：《千夫集》，香港國民出版社1940年版

錢理群等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一書中，把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劃分為“國統(tǒng)區(qū)文學”“解放區(qū)文學”“上?！聧u’文學和淪陷區(qū)文學”三種形態(tài)，認為“國統(tǒng)區(qū)在全國所占面積最大，擁有作家最多，而且有不同的流派傾向，文學思潮與創(chuàng)作都比較活躍，所以比起其他區(qū)域文學來，也更能代表‘40年代文學’的主潮”。郭根在抗戰(zhàn)時期，活躍在國統(tǒng)區(qū)、淪陷區(qū)和上?！肮聧u”，創(chuàng)作了大量文學作品，特別是報告文學、散文隨筆以及文藝性通訊，無疑是抗戰(zhàn)文學“主潮”中的實力派作家。

追趕時代的后半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滄海桑田，百廢待興。此時的郭根，年方38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作為一位已然成名的報人、作家、學人，他對國家的前途、自己的人生，充滿了信心和期望。他在1953年母校校刊《文史哲》第1期發(fā)表《迎接大規(guī)模建設的新時期》一文，稱：“從今年起，正式開始了我們的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就要使新中國走上工業(yè)化的大道。也就是說，使三千年來的舊中國改變面貌。”“每個人都要在這個偉大的事業(yè)中貢獻自己的力量。而特別要在工作和學習中培養(yǎng)自豪感?！弊呦虿换笾甑墓瑑刃牡目鞓?、期待、自豪溢于言表。

但此時的郭根卻遇到了“擇業(yè)”的困擾。是留在報社做報人呢？還是去大學做一個文學專業(yè)教授？他久拖難決，不斷“跳槽”。1949年，他在剛創(chuàng)辦的人民日報社工作，不久上?！段膮R報》復刊，他應邀前往擔任副總編。1952年，他應山東大學華崗校長之約，赴該校中文系任副教授，并兼任《文史哲》編輯。1954年，他再回北京，在人民出版社任編輯。1955年，受山西師范學院院長梁園東邀請，他到中文系任教。1956年，上?！段膮R報》再度復刊，他又去接任副總編，并同報社接線員顧景梅結婚。1957年，他再回山西師范學院（后為山西大學）在中文系任副教授，直到去世。郭根擁有的多方面的才華、建樹，反而成為他選擇“崗位”的負擔，也妨礙了他在專業(yè)方向上的探索、精進。

盡管漂泊不定，郭根依然寫下了一些文學評論，如《文匯報》1956年發(fā)表的《讀〈平原烈火〉》、《山西日報》1963年發(fā)表的《喜讀〈偵察兵〉的報告》等。還有兩本著作：1950年在《文匯報》連載歷史大眾讀物《百年史話》，1951年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共印30版，發(fā)行60余萬冊；195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與人合著的??《云崗散記》。

1975年，我作為工農兵學員，被選拔、推薦上了山西大學中文系。在這個時期，我喜歡上了文學與寫作，并在縣、地區(qū)的報刊上發(fā)表過幾篇文章。初上大學，我的關注有兩個“興奮點”：一是藏書豐富逐漸開放的學校圖書館，二是中文系當作寶貝和招牌的幾位老先生。那時系里學生少、教師多，而集體勞動、學習又格外稠。我逐漸認識、熟悉了姚奠中、姚青苗、馬作楫、李西成、高捷等老先生，他們都給我們授課。幾位老先生中，郭老師顯得有點與眾不同，他不僅學歷最高，而且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穿著講究，他那時只有60多歲，跟老先生們不大來往，顯得有點孤單、沉悶。老先生們有時會拿他開開玩笑，他只是憨憨一笑。

郭老師是晉北定襄人，我是原平人，兩縣相鄰，包括忻州被稱為“忻定原”，是晉北的“重鎮(zhèn)”。郭老師給我們講授的是“茅盾與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記得是選修課。我在課上課下請教過他，包括關于茅盾的問題、關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問題，他都作了詳細解答。他把我當老鄉(xiāng)看，對我有偏愛。他邀請我到他家里玩，去看他新買的黑白電視。精干的師母顧景梅總是把家里收拾得整潔舒適。郭老師始終是那樣真誠、熱情，表達卻有點簡單、笨拙?？粗舷壬鷺銓嵉摹⒃G訥的樣子，我心里總是涌動著溫暖、感動。

1978年，我畢業(yè)留校，系里分配我到現(xiàn)當代教研室，跟郭老師、高捷老師成為師生式的同事，跟郭老師的交往就更多了些，教研室每周五下午是例會，老先生們可以不參加這樣的例會，而郭老師卻常常到會。這一時期，郭老師在?《山西大學學報》發(fā)表了論文《知識分子弱點的暴露——對茅盾〈蝕〉的體會》，我感覺他在解剖人物時也在反思自己，認為小說表現(xiàn)的是“變革現(xiàn)實的要求和個人靈魂之間深深的矛盾”。此后，他一連完成了數(shù)篇關于邵飄萍的長文，有《以身殉報的邵飄萍先生》、《邵飄萍論新聞采訪》、《關于邵飄萍》（郭汾陽整理），追溯了邵飄萍一生特別是辦報的非凡經歷與功績，總結了邵飄萍新聞采訪的寶貴經驗和具體方法，概述了邵飄萍作為著名報人的獨特性格、現(xiàn)代觀念和卓越人格，稱邵飄萍是“我國早期杰出的新聞工作者，也是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動家”。兩位無緣相見的翁婿，在心靈、精神、人格上卻是息息相通的。

20世紀70年代初，郭根（左二）與山西大學同事在昔陽縣賈家莊勞動

1981年冬天，郭根先生因患癌癥去世，同代人姚奠中、姚青苗用挽聯(lián)表達了他們對郭根先生的深切理解與緬懷。我曾去病房看望，后到吊唁廳送別。此前我受系里的安排，到校檔案室去查閱資料，為郭老師寫一份簡歷，翻動著厚厚一摞殘破、脆黃的紙張，我一點點知曉了郭老師的履歷、故事、細節(jié)……  曾暗下決心，將來寫一篇關于郭老師的文章。40余年過去，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終于完成了夙愿。為紀念抗戰(zhàn)，也為告慰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