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水齋”五分之一齋主

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度過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其中一年零六個月（1946年8月除外）在私立致遠中學教書。1983年夏汪曾祺在北京家中創(chuàng)作的唯一回憶這段上海教書生活的短篇小說《星期天》，開頭介紹以“致遠中學”為原型的“這所中學”地理位置和學生情況相當詳細——

這是一所私立中學，很小，只有三個初中班。地點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遠是霞飛路；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學生不少。學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汪曾祺1947年5月6日完成的《短篇小說的本質(zhì)——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落款處交代這篇暢談小說理論和文學觀念的長文寫于“上海市中心區(qū)聽水齋”。所謂“聽水齋”，就是他在致遠中學的宿舍。學校安排兩個類似地下室的“底層”房間給三名單身教員居住——

這兩個房間黑暗而潮濕，白天也得開燈。我臨離開上海時，打行李，發(fā)現(xiàn)墊在小鐵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長了一寸多長的白毛！房間前面有一個狹小的天井，后樓的二三層和隔壁人家樓上隨時會把用過的水從高空潑在天井里，嘩啦一聲，驚心動魄。我因此給這兩間屋起了一個室名：聽水齋。

“聽水齋”雅號由此而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間屋”共有五位住客（還有兩位跟校長熟悉的校外借住者）。電影演員“赫連都”（原型中叔皇）借住該校（可能也兼數(shù)學課），跟體育教員“謝霈”、教一年級算數(shù)的“李維廉”（原型可能是復旦教授孫大雨之侄）三人住一間，“我和一個在《大晚報》當夜班編輯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間”。倘若這段描寫屬實，1947年夏所作小說《綠貓》介紹青年作家“栢”的房間也大致相同，汪曾祺頂多只能算“聽水齋”五分之一齋主。

汪曾祺到上海不久結(jié)識的青年文友黃裳多年后的回憶跟《星期天》的有關細節(jié)基本吻合，“房內(nèi)只有鐵床兩只，床底鐵條下陷，難怪永玉借宿時有小兒陷入窩內(nèi)之感。一桌一燈，就是曾祺起坐之處?！奔仍啤拌F床兩只”，說明這間屋子住了兩個人，“一桌一燈”歸兩人共用。幸虧同屋者并非該校教員，只因是校長同學而寄居于此，并且做著夜班編輯，晝伏夜出，晚上“一桌一燈”歸汪曾祺獨用的概率更大一些。

當時同在上海、一度居無定所的詩人陳敬容的詩作不僅是自嘲，也多少反映了雖有固定居所，但住處相當逼仄的小說家汪曾祺類似的窘境——

我們是現(xiàn)代都市里

渺小的沙丁魚：

無論衣食住行，

全是個擠！

不擠容不下你。

除了“聽水齋”，汪曾祺在致遠中學還有一處棲身之所，就是“‘教學樓’對面的鐵皮木棚”。他平時在那里“批改學生的作文，寫小說，直到深夜。我喜歡這件棚子，因為只有我一個人。除了我，誰也不來。下雨天，雨點落在鐵皮頂上，乒乒乓乓，很好聽。聽著雨聲，我往往會想起一些很遙遠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現(xiàn)在在上?！薄Ｏ啾绕鹁又奥犓S”，汪曾祺顯然更喜歡這間“鐵皮木棚”，他在上海時期許多作品都寫于此處。

“汪迷”們一度不易分辨“聽水齋”究竟特指那兩間門前小天井經(jīng)常被人家高空潑水的宿舍，還是夜晚為汪曾祺獨占、下雨天也能聽到雨點“乒乒乓乓”落在屋頂?shù)倪@間“鐵皮木棚”。就連當事人之一黃裳在后來的回憶中也分不清究竟哪個是“聽水齋”，索性將二者合而為一了。如果“聽水齋”也可以指這間“鐵皮木棚”，汪曾祺就是名副其實的唯一主人了。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太子太傅陳寶琛罷官鄉(xiāng)居，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旁修“聽水齋”，據(jù)說形似石船，上下兩層，可聽潺潺水聲。陳氏自述“年未四十作滄趣、聽水二齋以娛親”，他也自號聽水居士、聽水老人，以“聽水齋”為題寫了不少詩。汪曾祺將“聽水齋”作為他在致遠中學居所的雅號，雖是自嘲，卻也不失為一種苦中作樂的諧趣。

因“拙于經(jīng)費”，在汪曾祺來滬之前，致遠中學就取消了高中部，大概在汪曾祺離滬之后才恢復。1956年高中部并入番禺中學之后，致遠中學又從福煦路（延安中路）成都北路路口搬遷至與江蘇路交界的華山路1164號。1960年致遠中學改為長寧區(qū)財貿(mào)中學。1962年財貿(mào)中學停辦，仍復名致遠中學。1965年致遠遷出華山路江蘇路校區(qū)，拆并到法華路329弄43號新建的法華中學（一個月后改名長新中學）。不管學校如何改來改去，高宗靖一直擔任校長，直至1975年退休。

從1941年創(chuàng)立到1965年拆并，致遠中學走完了二十四年的歷史。作家汪曾祺在1946年秋至1948年春在致遠的短暫駐留無疑是這所私立學校四分之一世紀歷史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而在致遠中學“聽水齋”住過的一年零七個月也給汪曾祺個人生命史帶來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

二、致遠中學之準確定位

1983年夏創(chuàng)作的《星期天》還提到學校太小沒操場，體育老師“謝霈”經(jīng)?！鞍褜W生帶出去，到霞飛路的幾條車輛行人較少的橫馬路上跑一圈”。也只有“上海市中心區(qū)”的“弄堂中學”才會這樣上體育課。

“福煦路”之外，致遠中學校址還牽涉另外兩個路名（“中正中路”與“愛多亞路”），以至于這所中學究竟坐落何方，在后來的各種“尋訪”“追憶”中曾經(jīng)一度顯得撲朔迷離。

汪曾祺執(zhí)教期間及其前后，致遠中學在上海各大報刊登載廣告，均簡稱“福煦路致遠中學”或“本市中正中路三八四號致遠中學”，或說該校坐落在“中正中路成都路西首”。也有當事人后來回憶說是“愛多亞路致遠中學”。同一所中學交叉使用三條馬路的路名，就連一向記憶力超強的汪曾祺也曾感到迷惑。1948年9月他離開上海到北京半年后給一位舊日同事寫信說，“福煦路”和“三八四號”他記得很牢，但吃不準信封上應該寫“福煦路”“中正路”還是“中正中路”？

查1948年9月出版的《上海市學校調(diào)查錄》，介紹“致遠中學”僅三行：“校長：高宗靖/校址：中五西路三八四號/電話：三五四六三”。校址一行兩個錯字“五西”被人（編輯？收藏人？讀者？）用鋼筆圈去，旁改為“正中”。既無“福煦路”也無“愛多亞路”字眼。

在汪曾祺執(zhí)教前后的1945年至1949年，該校校址正式寫法應為“中正中路三八四號”，其具體方位就在今天上海市延安中路北沿與老成都北路西首的交界處。

1993年、1999年上海市先后架設成都路南北高架和東西走向的延安路高架，致遠中學恰巧緊挨著貫穿上海市區(qū)（浦西）南北和東西這兩大高架橋的十字交叉點（承載兩大高架接口的“龍柱”）。僅此一點便足可見出作家汪曾祺和上海之間一種奇妙的歷史因緣。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落魄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執(zhí)教和住宿一年零六個月的私立致遠中學以及校內(nèi)“聽水齋”，不僅是汪曾祺彼時所謂“上海市中心區(qū)”，更是地理和交通意義上的“上海市中心點”。

因為上述兩大高架橋的架設以及持續(xù)的市政建設，延安中路（當年“福熙路”/“中正中路”）不僅路面拓寬，兩旁還辟出大片綠地。目前除了“中共二大”“平民女校”舊址輔德里小區(qū)以及成都北路接連延安中路的最后一小段（改名“老成都北路”）得以象征性保存下來，昔日鱗次櫛比的弄堂建筑群（包括致遠中學遺址）均已不復存在。

文化的物質(zhì)形態(tài)容易消逝，語言文字（包括圖畫影像）的記憶卻較為永久。目前能看到明確標記致遠中學地理方位的歷史文獻，當首推“上海福利營業(yè)股份有限公司”編印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又名《上海商用地圖》）。該書編寫動工于1937年，1939年、1940年先后出版第一、第二編。抗戰(zhàn)勝利后為滿足恢復工作的需要，“福利營業(yè)公司”又在原書基礎上分別于1947年、1949年出版了上、下冊的修訂本。2004年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出版了該書的編選本《老上海百業(yè)指南——道路機構廠商住宅分布圖》。2016年又推出增訂本。在增訂本“上冊二”第119頁，可以看到“中正中路（福煦路）”北沿與“成都北路”西首交界處門牌號為384的獨立地塊，清楚標記著“致遠小學”四字（顯系“中學”之誤），對面中正中路（福煦路）南沿是“九星大戲院”。當年致遠中學在滬上報紙登載廣告以及相關新聞報道總是提醒讀者，“福煦路上的致遠中學”就坐落在成都北路西首、九星大戲院對面（該戲院遺址也早已杳無蹤影）。

“致遠小學”旁邊還標記著三個機構（六河溝煤礦公司、中國新聞學校、中華民國礦業(yè)聯(lián)合會），均設于致遠中學校內(nèi)。汪曾祺當時在致遠中學的學生幾十年后還記得，學校唯一的三層樓建筑，高校長家在住三樓，底下二樓有間屋子懸掛著“六河溝煤礦有限公司”的招牌。

福煦路始筑于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因系填平北長浜水道而成，初名“長浜路”。1920年改用法國陸軍元帥斐迪南·福煦的姓氏為路名（AvenueFoch），中文就叫“福煦路”。1943年改為“洛陽路”。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為慶賀蔣介石六十壽辰而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為延安中路。淪陷時期的“洛陽路”路名只用了兩年，上海人尚未叫熟就被取消。1946年8月汪曾祺抵滬，新路名“中正中路”啟用未滿一年，“福煦路”之名卻從1920年一直用到1943年。上海人叫“福煦路”叫順了口，一時改不過來。從昆明來上海的汪曾祺自然也跟著周圍的上海人，稱這所坐北朝南的學校門口的馬路為“福煦路”，對“中正中路”則始終感到陌生。

至于“愛多亞路”，乃是接連福煦路的另一條馬路Avenue Adward7（英王愛德華七世路）的中譯名。英租界當局1915年將這條沿著英法租界的界河修筑的馬路稱為“愛多亞路”。1943年改為大上海路。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也是為慶賀蔣氏六十壽辰，改名中正東路。1950年正式定名為延安東路。福煦路和愛多亞路是東西相連的兩條馬路（后來取統(tǒng)一命名的“延安中路”和“延安東路”），有些人誤以為福煦路上的致遠中學坐落在愛多亞路上，其實致遠中學和愛多亞路/福熙路連接處還有一小段距離。

小說《星期天》開頭提到另外三條馬路“霞飛路”“靜安寺路”“南京路”，跟“福煦路”一樣都有新舊路名的沿革?！澳暇┞贰奔唇衲暇〇|路，始筑于清咸豐元年（1851年），初名花園弄（諧音譯稱“派克弄”）。咸豐四年（1854年）擴建后，俗稱“大馬路”。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當局為紀念《南京條約》之簽訂，改花園弄為“南京路”。1945年更名為“南京東路”。“靜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1862年至1945年的舊名。“霞飛路”是法租界西區(qū)繁華主干道，始筑于1900年，初名西江路，后以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寶昌之名改稱“寶昌路”。1922年以法國將軍約瑟夫·霞飛（JosephJacquesCésaireJofre）之姓改為霞飛路。1943年改名“泰山路”。1945年以國民黨元老林森之名改為“林森中路”。1950年定名“淮海中路”。其往東至外灘一段即1950年定名的淮海東路，始筑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因為從旅滬寧波人辦的四明公所（寧波會館）大門經(jīng)過，故名寧波路。1943年與霞飛路一起改名“泰山路”，1945年改為“林森東路”（這也是汪曾祺在上海期間的路名）。

汪曾祺執(zhí)教致遠中學期間，“福煦路”“霞飛路”“南京路”“靜安寺路”各自都有新路名“中正中路”“林森中路”“南京東路”“南京西路”，只是尚未被上海居民所普遍接受。汪曾祺入鄉(xiāng)隨俗，跟著身邊的上海人也叫這四條馬路的曾用名。及至1983年夏在北京家中寫短篇《星期天》，仍然沿用他當年在上海時對這四條馬路的習慣性稱呼。所謂“當年”，不僅指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西南聯(lián)大肄業(yè)生、青年作家汪曾祺連續(xù)居住上海的一年零七個月，還包括1939年夏高中生汪曾祺從上海出發(fā)去云南報考西南聯(lián)大時對這座遠東第一座大城市匆匆一瞥所留下的最初印象。

僅此一點，足見其創(chuàng)作態(tài)度之嚴謹。

三、“上海市中心區(qū)”（一）：蘇州河以南“滬西”地區(qū)

福煦路（延安中路）上的致遠中學，北有南京路（南京東路）、靜安寺路（南京西路），南有霞飛路（淮海中路），誠然是名副其實的“上海市中心區(qū)”。

汪曾祺雖然執(zhí)教于一家并不怎么起眼的“弄堂中學”，卻因此住進了十里洋場的核心地帶，這大概是他離開昆明近郊西南聯(lián)大學生創(chuàng)辦的“中國建設中學”、中轉(zhuǎn)香港、初到上海借住同學朱德熙家時，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致遠中學的地理位置給汪曾祺帶來極大的方便，他不用擠公交，或花錢雇人力車，步行就可以去拜訪和聯(lián)絡滬上跟他有關的幾乎所有重要文化單位或文化界的師友?！吧虾Ｊ兄行膮^(qū)”云云，應該不只是看地圖、聽別人介紹所得的間接知識，更是基于具體文學交往，甚至用腳步實地丈量之后的經(jīng)驗之談。

小說《星期天》所謂“往南不遠是霞飛路”，是指從致遠中學出發(fā)，往南穿過福煦路，沿成都南路走過鉅鹿路、蒲石路，就到了霞飛路。沿霞飛路往西，走到茂名北路轉(zhuǎn)彎處，便是霞飛路927弄“霞飛坊”大門（20世紀50年代后隨路名改為“淮海坊”）。巴金、蕭珊住在弄內(nèi)“霞飛坊”59號。從致遠中學到巴金、蕭珊家，全程1.5公里，步行21分鐘。

這是汪曾祺在上海期間去得最勤的地方。

巴金1937年夏離開拉都路（今襄陽南路）寓所，搬到霞飛坊59號三層樓連體別墅（上海人俗稱“新式里弄”），與作家索非夫婦同住?？箲?zhàn)時期巴金奔波于廣州、桂林、昆明、貴陽、成都、重慶等地，但每次回滬，必住霞飛坊。1946年6月他從重慶接回蕭珊和出生不久的女兒小林，就定居霞飛坊（借住于此的二哥李堯林剛病逝，索菲夫婦不久也離開上海），直到1955年遷入武康路新居?！皬蛦T”回上海的巴金立即著手加緊經(jīng)營他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就開始跟一班志同道合者辛苦合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汪曾祺在滬期間，“文生社”設在鉅鹿路一弄八號，緊靠霞飛坊。1947年秋巴金弟弟李濟生第一次從四川來上海，在巴金家遇到汪曾祺。初到上海的李濟生“不知東南西北，陌生極了”，但他來往于鉅鹿路文化生活出版社與霞飛坊之間“這條短短的路程”，并不感到怎么困難。比李濟生早來上海一年的汪曾祺自然更熟悉這片街區(qū)。

從致遠出發(fā)往南，穿過福煦路到鉅鹿路左拐，朝東走一小段路，便是鉅鹿路一弄八號文化生活出版社。全程兩百米，步行3分鐘。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全上海最靠近致遠中學的一個文化機構。汪曾祺主要創(chuàng)作且編輯于上海的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由該社于1949年4月出版，這不知道算不算一種歷史的巧合？

走出文化生活出版社，沿霞飛路朝東步行一公里（約18分鐘），至普安路桃源路口一座石庫門房子，便是文生社給青年員工提供的宿舍。與文生社青年編輯單復（本名林景煌，筆名夢白骷）熟悉的黃永玉經(jīng)常借宿于此。1947年7月14日，單復跟《文匯報》青年編輯韋蕪（姜鐘德）、《文藝復興》青年編輯阿湛（王湛賢），就是由即將赴郊區(qū)閔行縣立中學教書的黃永玉作陪，結(jié)隊到致遠中學，第一次拜訪汪曾祺。

單復在文生社協(xié)助巴金、吳朗西編輯已故作家陸蠡（圣泉）創(chuàng)辦于1938年、1946年復刊的《少年讀物》。該刊194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四/五期合刊（也是終刊）推出汪曾祺系列散文《室外寫生》之一《白馬廟》。復刊后的《少年讀物》雖然由文生社“總經(jīng)售”，但以“少年讀物社”名義獨立編輯和發(fā)行，編輯發(fā)行所并不設在巨鹿路一弄八號文生社總部。1946年1月二卷一期復刊號編輯發(fā)行所是發(fā)行單位“中國文化合作公司”所在的九江路276號“和成大樓”。二卷二期2月號改為“上海金家庵路榮旺里六號”（在虹口其美路即今四平路上）。至1947年2月四卷二期，又改在鉅鹿路福潤里八號。1947年3月四卷三期搬到“上海林森中路一八八六號”，距“霞飛坊”2.5公里。1947年5月四卷四/五期合刊（終刊號）又改為“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三六號”，其實就是“諾曼底公寓”（1924年由匈牙利籍斯洛伐克人鄔達克設計，萬國儲蓄會中國建業(yè)地產(chǎn)公司建造）。霞飛路1945年改名林森中路，20世紀50年代初改為淮海中路。“少年讀物社”編輯發(fā)行部最后所在的“上海林森中路1836/1886號”諾曼底公寓于1953年改名“武康大樓”，門牌號是淮海中路1836～1858號。

巴金、蕭珊的霞飛坊59號寓所，鉅鹿路一弄八號文化生活出版社，桃源路文生社青年員工宿舍，林森中路“諾曼底公寓”，再加上著名的霞飛路813-815號DD’S咖啡館，這五處都是汪曾祺抬腿就到的地方。

從巴金家出發(fā)，步行30分鐘約2.1公里，可到建國西路506弄懿園31號“合肥張氏四姐妹”大小姐張元和家。沈從文只身赴北平任北大教授之后，夫人張兆和（“三姐”）離開蘇州娘家，帶著孩子暫住上海大姐家。汪曾祺讀西南聯(lián)大時就與師母“三姐”親如家人。1946年8月汪曾祺初到上海，尚未找到致遠中學這份工作之前，一度情緒低落，險些自殺。沈從文除了自己從北平寫信勉勵愛徒，“同時又叫三姐（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張兆和帶著孩子借住“張大小姐”家期間，汪曾祺與沈從文書信往來頻繁，北方報刊發(fā)表的汪曾祺文稿絕大多數(shù)仍然由沈從文經(jīng)手。不管汪曾祺有沒有去過“懿園”拜訪“三姐”，同在上海的“三姐”和丈夫的這位愛徒之間應該聲息相通。

小說《星期天》說，從致遠中學出發(fā)，“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指的是沿成都北路往北，穿過相隔不遠的兩條橫馬路即大沽路、威海衛(wèi)路（今威海路），便到了繁華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南京路（今南京東路）。這個方向與汪曾祺關系最密切的首先是李健吾家。從致遠或文生社出發(fā)，沿福煦路往西走到威海路/西摩路口，或者沿成都北路往北行至威海衛(wèi)路，再沿威海衛(wèi)路往西走到西摩路口，兩條路線步行到李健吾家均只需一刻鐘。

抗戰(zhàn)勝利后李健吾從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搬到西摩路（今陜西北路）175弄華業(yè)公寓（與威海衛(wèi)路交界），跟致遠中學及其近鄰文生社、霞飛坊巴金家恰成三足鼎立之勢。

汪曾祺可能不會像青年文友、浙江大學外文系學生唐湜那樣，幾乎每個周末都以私淑弟子身份去李健吾家請益。但汪曾祺在巴金家經(jīng)常見到李健吾。這位生性豪爽的文壇前輩不僅介紹汪曾祺去自己學生高宗靖創(chuàng)辦的私立致遠中學教書，還在他與鄭振鐸聯(lián)合主編的戰(zhàn)后上海乃至全國新開的唯一大型文學期刊《文藝復興》上接連發(fā)表了汪曾祺三篇重要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復仇》《老魯》。聽說汪曾祺喜歡京劇，跟自己有同好，李健吾專門贈票給這位文壇新人，邀他去靜安寺路派克路口（今延安西路口黃河路21號）“卡爾登大戲院”，一道欣賞京劇“十大名牌”的表演。1982年汪曾祺在給李健吾的信中說，“您在‘卡爾登’門口等我，我現(xiàn)在還記得您當時的樣子”。

詩人和評論家唐湜正是在華業(yè)公寓李健吾家，得知他心儀已久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已到上海，正執(zhí)教于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任校長的私立致遠中學，于是立刻拿著李健吾的介紹信找到致遠中學，與高宗靖、汪曾祺一見如故。

1946年5月1日《文藝復興》一卷四期發(fā)表《復仇》，鄭振鐸在“編后”向讀者隆重介紹當時尚在昆明近郊“中國建設中學”教書的“汪曾祺先生”，令汪曾祺終生難忘。不知汪曾祺可曾跟阿湛一道去過愚園路東廟弄44號鄭振鐸家，但他對緊挨著靜安寺的東、西廟弄（Templelane）再熟悉不過了。1946年8月初到上海尚未尋到工作之前，汪曾祺曾借住在老同學朱德熙在廟弄的“本家老屋”。朱家距致遠中學2.5公里，步行35分鐘左右。從華業(yè)公寓李健吾家出發(fā)去廟弄僅1.3公里，沿靜安寺路（南京西路）步行20分鐘即可到達。碰巧致遠中學校長高宗靖家也住在愚園路750弄22號（汪曾祺或許就是在高家見過高父遺像）。汪曾祺來靜安寺“廟弄”，可同時拜訪朱德熙家人、高宗靖校長、鄭振鐸以及1939年夏陪汪曾祺第一次出遠門來到大上海的靜安寺那個高郵籍和尚（如果時隔八年這位僧人還安然無恙的話）。

出高宗靖家，沿愚園路往西步行500米，是施蟄存家所在的愚園路1032弄“岐山邨”。1946年8月施蟄存和夫人、孩子遷居辣菲德路（今復興中路）暨南大學教師宿舍，1948年8月又搬到虹口其美路（今四平路）401弄上海市立師范?？茖W校教師宿舍，1949年10月才遷回愚園路岐山邨。但施蟄存?；赜迗@路老宅，比如1948年1月18日就曾在此設家宴為短期赴美的王辛笛餞行。

目前尚不能確知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與施蟄存可曾有過交集。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期間，汪曾祺從沈從文的課堂講授及其30年代《沫沫集·論施蟄存與羅黑芷》中早已熟知施蟄存。沈從文推崇施蟄存在文學技巧上“可以說是完美無疵”，某些方面甚至“在中國現(xiàn)代短篇作家中似乎還無人可企及”，而施蟄存最遲于1941年初就從沈從文來信以及《國文月刊》上知道了“汪曾祺先生”的大名。沈從文1941年2月3日致信施蟄存說，“新作家聯(lián)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940年初施蟄存交給浦江清一篇《魯迅的〈明天〉》，認為《明天》“含有一點性愛的暗示”，即描寫了苦命的單四嫂子的性意識和性心理。浦江清將此文發(fā)表于《國文月刊》創(chuàng)刊號，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紛紛撰文反駁施蟄存。直至1941年12月28日出版的《國文月刊》一卷十一期上還有施的回應文章《關于〈明天〉》。湊巧《國文月刊》一卷十期剛剛隆重推出汪曾祺小說《燈下》，編者介紹這篇“西南聯(lián)合大學語體文習作班佳卷”是“由沈從文先生交來”，“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聯(lián)大文學院二年級學生”。如果施蟄存還記得沈從文在1941年初的私信中關于“汪曾祺”的大膽預言，應當不會放過《燈下》這篇“佳卷”不看吧。

施蟄存“復員”回滬，先后在省立江蘇學院（徐州）以及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大同大學、上海市立師范?？茖W校任教，除了短期為上海出版公司編輯《活時代》之外，不能再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活躍于文學編輯崗位，但他仍然密切關注文壇新人的成長，對此時在上海教書、且正在平津滬三地各大文學雜志和報紙副刊頻頻亮相的昔日早有所知的“汪曾祺先生”，不可能不以他老編輯和昔日現(xiàn)代派作家的敏感而有所關注。

四、“上海市中心區(qū)”（二）：蘇州河以南至“外灘”

以上幾處，除了桃源路文生社青年員工宿舍，其余皆位于致遠中學這個“上海市中心區(qū)”以西（相當于以往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的西區(qū)）。從致遠往東，經(jīng)桃源路文生社員工宿舍，步行至蘇州河以南、黃浦江西岸的“外灘”，就是以福州路、河南路、四川路為中心，包括西門路（自忠路）、九江路、江西路、山東路、圓明園路、廈門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在內(nèi)的另一個滬上商業(yè)和文化中心，大致相當于以往整個英租界，以及法租界東區(qū)一小片。

致遠中學離西門路60弄43號詩人杭約赫（曹辛之）家約1.9公里，步行半小時可達?！吧虾Ｐ侨撼霭婀尽?947年7月以書代刊，出版了戰(zhàn)后全國范圍規(guī)模最大的詩叢《詩創(chuàng)造》第一輯《帶路的人》，此后每月出版一輯，直到1948年10月推出“第二年·第四輯”《憤怒的匕首》?？?。曹辛之家作為“星群出版社”暨《詩創(chuàng)造》編輯部，是臧克家、王辛笛、杭約赫、劉嵐山、林宏、康定、穆天航、沈明、田地、陳敬容、唐湜以及后來抵滬的唐祈等一眾詩人經(jīng)常聚集之地。1948年4月《詩創(chuàng)造》出到“第一年·第十二輯”《嚴肅的星辰們》（詩論專號），扉頁地址改為自忠路（門牌號不變）。為紀念抗日烈士張自忠將軍，西門路早在1946年就改為自忠路。《詩創(chuàng)造》地址改名滯后，也是上海市民習慣使然。

雖然汪曾祺只有一篇“散文詩”《瘋子》發(fā)表在《中國新詩》上（該刊從《詩創(chuàng)造》分出，僅在1948年推出五期，由方敬、辛笛、杭約赫、陳敬容、唐湜、唐祈聯(lián)合編輯），但經(jīng)常造訪致遠中學“聽水齋”的黃永玉、唐湜、韋蕪等都是“西門路”時代《詩創(chuàng)造》的作者，“聽水齋”主人汪曾祺對西門路曹辛之家應該不會陌生。盡管汪曾祺主要寫小說，但他在教育背景、文學觀念上更靠近此時在上海（辛笛、杭約赫、陳敬容、唐湜、唐祈）、北平（穆旦、袁可嘉、鄭敏、李瑛）、南京（方宇晨）、重慶（方敬）乃至新加坡（杜運燮）等地共同追求中國新詩現(xiàn)代化的年齡相仿的這群“詩的新生代”，而且他最擅長的文體小說一開始就被文壇前輩楊振聲譽為“近于詩”。

上海文協(xié)（中華全國文藝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1945年12月17日在詩人王辛笛供職的江西路（今江西中路）200號金城銀行舉行成立大會?！皬蛦T”后的上海文化人經(jīng)常在此聚集（上海文協(xié)成立大會的主席鄭振鐸在講話中預言全國文協(xié)總會將來也要移到上海）。金城銀行和附近《文藝復興》編輯部廈門路136弄尊德里十一號離致遠中學不到3公里，步行頂多40分鐘。

晉成錢莊錢家圭、劉哲民主持的上海出版公司一邊發(fā)行《文藝復興》，一邊還請?zhí)茝|、柯靈主編《周報》，請施蟄存、周煦良主編《活時代》。號稱上海出版公司“三大雜志”名義上的編輯部最初均設在緊靠蘇州河的尊德里十一號?！痘顣r代》1946年4至5月出版三期即告?？?，《文藝復興》《周報》1946年6月隨上海出版公司遷至西藏南路廿六號，1947年3月至1948年9月又一起搬到南京西路六二四號。1946年8月抵滬的汪曾祺若去編輯部拜訪鄭振鐸、李健吾和唐弢、柯靈，只能去后兩個地方，其中南京西路（小說《星期天》所謂“靜安寺路”）六二四號更加靠近致遠中學。但《文藝復興》鄭、李兩主編習慣在家辦公，“快付印了，我（按指李健吾）總拿起每期的稿子到廟弄給他（按指鄭振鐸）過目一遍”。其實負責往來于李健吾家所在華業(yè)公寓、愚園路東廟弄44號鄭振鐸家、編輯部這三處遞送稿件的更多是雜志社唯一編務、青年小說家阿湛（柯靈外甥，本名王湛賢），鄭振鐸1947年5月6日、7月23日兩次提到“王湛賢來取稿”。如前所述，也是通過黃永玉介紹，從1947年7月中旬開始，阿湛就成了“聽水齋”的熟客。

金城銀行和尊德里緊靠以福州路/河南中路交叉口為中心的集文化和商業(yè)于一體的“外灘”鬧市區(qū)。福州路是南京路南側(cè)第四條平行道路，俗稱“四馬路”，其東段高樓林立，主要是中外大企業(yè)和各國租界當局及市政機構；

西段有天蟾舞臺、大西洋和大鴻運飯店等多家戲院、旅館、茶樓酒肆。1946年8月汪曾祺在福州路556號“老正興”曾與西南聯(lián)大同學朱德熙、學長朱南銑喝得爛醉。風化區(qū)“會樂里”也在福州路，市井社會有時就用它作“四馬路”代名詞。汪曾祺苦悶時曾向青年文友揚言，他想逛逛“會樂里”，真正“進入上?！?。

福州路連接著名的棋盤街（今河南中路及其東西兩側(cè)），從20年代開始，許多書局、書店、舊書店、圖書批發(fā)公司、文具店、美術用品店匯聚于此，形成滬上當之無愧的“文化街”。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文藝春秋副刊》依托的上海永祥印書館在福州路380號，葉圣陶等人主持的開明書店在福州路268號、272號“西中和里”，出版界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在福州路與棋盤街交界處。1946年已經(jīng)56歲的開明書店資深編輯王伯祥住霞飛坊35號，“自店回家，經(jīng)常步行，道途至遠，居然勝任，其故在怕坐電車，不欲受擠受氣?！蹦贻p的汪曾祺從致遠中學出發(fā)，步行去“四馬路”文化街，比王伯祥往返霞飛坊和開明書店路程更短，自然更加“勝任”愉快。

商務印書館委托北大教授朱光潛主編《文學雜志》，1937年創(chuàng)刊后只出了4期，即因抗戰(zhàn)爆發(fā)?？?。1947年6月復刊至1948年三卷六期，總共出了18期。除去1948年10月三卷五期《朱自清先生紀念特輯》，剩下17期先后發(fā)表了汪曾祺小說《牙疼》《戴車匠》《異秉》，以及散文《禮拜天早晨》（外一篇《瘋子》）。編輯在北京而印刷發(fā)行主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總部的《文學雜志》是當時所有大型文學期刊中接受汪曾祺作品最多、發(fā)表最密集的一家。由于沈從文、朱光潛的提攜，汪曾祺得以與朱自清、朱光潛、廢名、馮至、沈從文、李長之、常風、林庚、袁可嘉、穆旦等兩三代“京派”文人同刊同期發(fā)表作品，也因此使他在40年代后半期文壇的流派歸屬顯得異常復雜。滬上一些報刊雜志視他為“色彩”“態(tài)度”與反內(nèi)戰(zhàn)爭民主的海派左翼為同道，但他在《文學雜志》以及平津地區(qū)《益世報》《大公報》《經(jīng)世日報》（尤其后來《新路》）等報刊發(fā)表作品，似乎又坐實了他雖然一度身在上海，卻仍然跨地域隸屬“京派”文人圈的另類身份。

《文藝春秋》1947年五卷二期以顯著位置推出汪曾祺短篇小說《綠貓》，這是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期間差點“死于晦澀”的校園作家創(chuàng)作于上海，卻依然保留早期濃郁的現(xiàn)代派探索風格、篇幅也最長的一篇奇文?！段乃嚧呵铩妨砣谧鳛轭^條赫然發(fā)表的《雞鴨名家》則是汪曾祺當時最見寫實功力的作品，顯示了主編范泉對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格兼收并蓄的氣度。這期《文藝春秋》出版于1948年3月15日，正巧趕在汪曾祺作別上海之時，也算是給這位“‘小’作家”在滬上的短暫逗留畫上了一個美麗而憂傷的句號。

福州路379弄20號“上海書報雜志聯(lián)合發(fā)行所”及其周邊舊書店是黃裳、汪曾祺等青年文友經(jīng)常光顧的地方。福州路附近還有《大公報》（原址在愛多亞路即今延安東路山東路口，1947年遷至民國路即今人民路261號新址），蕭乾、劉北汜（汪曾祺西南聯(lián)大同學）在這里上班，不遠處則是柯靈、唐弢、黃裳供職的《文匯報》新址圓明園路149號哈密大樓?！洞蠊珗蟆肺乃嚫笨段乃嚒贰洞蠊珗@》《文匯報·筆會》是汪曾祺在上海期間發(fā)表散文的主陣地，兩大報社辦公地點離致遠中學約3.6公里，都在年輕人足力所及的范圍。

天津《益世報》1946年6月增出“上海版”，由上海益世報館發(fā)行，館址在山東路290號，編輯部設在四川中路215號四樓，緊挨著《文匯報》《大公報》。汪曾祺曾在1947年1月5日《益世報》上海版發(fā)表過小說《最響的炮仗》，這是1980年名篇《歲寒三月》的“前身”之一（《歲寒三友》另一“前身”是1943年孫陵在桂林主編的《文學雜志》一卷二期發(fā)表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除歲》）。

蘇州河以南至外灘這些報館、雜志社都與汪曾祺有關。此外，他還經(jīng)常與黃永玉結(jié)伴，去《文匯報》附近黃裳兼職的“中興輪船公司”（四川中路261號），作“滬上三劍客”的神聊與小聚（“記得常去的是三馬路上的‘四川味’，那是我經(jīng)常宴客之處。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雞是曾祺的恩物”）。汪曾祺偶爾也會去“二馬路”（九江路）某處銀行或郵局，領取沈從文從北平寄來的平津等地報刊的稿費。這和上海本地報刊所付稿酬加在一起，無疑是當時汪曾祺在菲薄的教師薪金之外最重要的生活來源了。

“外灘”附近這片文化和商業(yè)中心最有名的高檔時尚消費場所自然首推“南京路”（今南京東路）浙江路口的先施百貨公司，汪曾祺等貧窮的青年文藝家自然不會經(jīng)常涉足其中，但1947年他曾經(jīng)“在先施公司二樓賣字畫的陳列室”，意外地看到自學成才的高郵畫家張長之獨具特色的四條“斷簡殘篇”（據(jù)說“畫法近似‘穎拓’”），汪曾祺不禁由衷地贊嘆，“這家伙混得能到上海來賣畫，真是不簡單”。

不知當時汪曾祺可曾悄悄對自己說，“你這家伙混得能到上海來教書，賣文章，也真是不簡單！”

五、“上海市中心區(qū)”（三）：蘇州河以北（四川北路沿線）

離開福州路棋盤街，沿四川路橋移步至蘇州河對岸，迎面左手邊就是唐弢1943年才離開的上海郵政總局大樓。汪曾祺在上海期間認識了“書界權威唐弢氏”，1948年6月到北平后曾寫信請黃裳“代為致候”，并拜托唐弢為他一位“研究語言”的朋友（可能是朱德熙）在上海打聽一本《外來語大辭典》。他跟黃裳打趣說，唐弢若能覓得該書，“我準備更大的佩服他”。

從郵政總局大樓出來，穿過四川北路，往北再走兩分鐘右拐，便是武昌路口四川北路118號南仁智里45號“大中國圖書局”《人世間》雜志社（鳳子主編，丁聰、李嘉、馮亦代、馬國亮任編委）。汪曾祺重要小說《囚犯》被鳳子作為“報告”，用粗體字排在1947年10月1日出版的《人世間》二卷一期目錄顯要位置，居茅盾、王任叔、袁可嘉、郭沫若、許壽裳、徐遲、趙景深、胡風之后，臧克家、蕭乾、戈寶權、戴望舒、唐弢、梅志之前。為推出這期“特大號”（篇幅擴充一倍），編者精心挑選，許多稿件“為了編排，和字數(shù)的限制，決定排入的可不得不挪至下期”，為此雜志推遲十天才出版。編者“希望以后都能維持‘特大’的面目，自然更希望在質(zhì)的方面，也能維持二卷一期的水準?！痹诖吮尘跋峦瞥觥肚舴浮罚阋娋幷邔@部作品的賞識。明明是一篇將父子親情、官兵隔膜、群眾對兵士的冷漠乃至嫌棄描寫得細致入微的小說，卻被歸于“報告”之類，或許編者要借此呼應當時社會普遍的反戰(zhàn)厭戰(zhàn)情緒吧。

離開《人世間》編輯部，沿四川北路往北繼續(xù)步行8分鐘左右，至武進路左拐數(shù)米，就是武進路口中州路一號（后改為二號）文通書局。文通書局除了出版文史類學術性圖書，還請顧頡剛、白壽彝主編綜合類學術性雜志《文訊》月刊。《文訊》七卷一期遷至上海，于1947年6月15日出版，仍由住在蘇州老宅的顧頡剛遙領主編，陳敬容、丁君匋任“編輯者”。從1947年11月15日七卷五期開始，白壽彝介紹臧克家接手主編，大量增加文藝作品的篇幅。該期《文訊》“文藝專號”隆重推出汪曾祺重要小說《落魄》。汪曾祺小說創(chuàng)作一開始就“近于詩”，他在氣質(zhì)上也不同于一般小說家同行，而更接近詩人。汪曾祺在上海期間結(jié)識了包括編輯《文訊》的臧克家和陳敬容在內(nèi)的許多詩人。臧克家、陳敬容、汪曾祺還有文學之外另一份因緣：汪曾祺和陳敬容先后都曾在致遠中學擔任過臧克家兩位公子的國文教師。

出中州路二號文通書局，沿四川北路繼續(xù)往北走10分鐘，至虬江路口左拐十幾米，就到了開明書店員工宿舍“祥經(jīng)里”（今川公路146弄）葉圣陶寓所。1946年52歲的葉圣陶平日來往于“祥經(jīng)里”和福州路開明書店，有時乘一小段電車，有時叫黃包車，有時則全程步行。

中學教員汪曾祺不僅是前輩作家葉圣陶為開明書店編輯的直接針對中學國文教育的《中學生》、后期《國文月刊》（1946—1948年）等雜志以及眾多中學國文課本的閱讀者和使用者，也是前期《國文月刊》（1940—1946年）身份特殊的一位作者。

前期《國文月刊》由“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師范學院”主辦，浦江清主編，編委有朱自清、羅庸、魏建功、余冠英等，都是汪曾祺的老師，但葉圣陶作為印刷發(fā)行方開明書店的代表始終參與其事，并頻繁為雜志撰稿?！秶脑驴穼⒅袑W生和“大一”國文視為連續(xù)進修的課程，不僅從多方面多層次進行學理探討，還非常重視學生的創(chuàng)作實踐。前期《國文月刊》有個特色欄目“習作選錄”，專門發(fā)表西南聯(lián)大學生的“習作”。可惜從1940年創(chuàng)辦到1949年?？m然連載了沈從文為西南聯(lián)大學生所開“各體文習作”的課程講義《習作舉例》，“習作選錄”卻只安排過兩期，即一卷二期男生鄭臨川文言文《西南聯(lián)合大學新校舍記》和女生姚芳、李婉容兩篇同題白話文《我們的小院有什么》，以及一卷十期汪曾祺小說《燈下》（從20世紀40年代初到80年代三易其稿的小說《異秉》第一稿）。

《國文月刊》編者原本想借“習作選錄”“明了大學生所達到的作文程度”，但一卷二期的三篇過于短小，不足以展示大學生真實水平。只有一卷十期推出的短篇《燈下》才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編者也特地予以介紹——

本期《燈下》一篇，由沈從文先生交來，是西南聯(lián)合大學語體文習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聯(lián)大文學院二年級學生。

1946年10月，葉圣陶接替赴美講學的老舍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協(xié)會常務理事之后，先后參與和組織了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集體為魯迅掃墓以及悼念和公祭聞一多、李公樸的四場盛大集會，其中三場（靜安寺公祭聞李、辣斐戲院追悼魯迅、虹橋路萬國公墓為魯迅掃墓）均安排在周六或周日，在致遠中學教書的汪曾祺如果參加，不僅時間不沖突，路途也很近。汪曾祺本人自述還提到“1946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邨請客”，有他和巴金、蕭珊、靳以、黃裳等。

此外暫不能確認汪曾祺在上海期間與葉圣陶有無私交。但無論如何，汪曾祺熟悉葉圣陶自不必說，葉圣陶至少也可能因《國文月刊》“習作選錄”專欄對“汪曾祺先生”有過印象。

汪曾祺與葉圣陶晤面的另一種可能是在“霞飛坊”。返滬初期葉圣陶安排老母住在二妹葉紹銘、妹夫江紅蕉在霞飛坊35號三樓帶亭子間的寓所（二樓為開明書店老同事、蘇州老鄉(xiāng)王伯祥住家），葉圣陶每周都要赴霞飛坊探視，并順訪樓下王伯祥以及住在霞飛坊3號的親家（也是開明老同事）夏丏尊。巴金和開明書店高級職員索菲多年同住霞飛坊59號上下樓。既然霞飛坊是葉圣陶、汪曾祺常去的地方，就不能排除兩人在此相遇的可能性。

出“祥經(jīng)里”葉圣陶寓所，沿四川北路往北步行3分鐘約400米，至東寶興路138號《華聲報》員工宿舍二樓一間斗室，可以拜訪臧克家、鄭曼夫婦。相差15歲的臧克家與汪曾祺先后師從聞一多且都為聞所欣賞?？箲?zhàn)“復員”到上海，此前向無交集的臧、汪二人竟有了一段特殊因緣。臧克家留在山東老家的兩位公子來滬投奔父親，也是經(jīng)李健吾介紹，做了汪曾祺在致遠中學的學生（后來索性借住校內(nèi)），而比臧克家遲到上海一個月的汪曾祺則成了臧克家主編刊物《文訊》的重要作者之一。臧克家繼歷史學家顧頡剛、白壽彝之后接編《文訊》月刊，1947年11月15日推出首期《文藝專號》，給汪曾祺另一篇小說《落魄》享受了與《人世間》同樣的待遇，并明確將汪曾祺歸入“色彩”“態(tài)度”與“我們”一致的進步作家行列。

李健吾、尤淑芬夫婦大約于1947年10月搬出西摩路華業(yè)公寓，遷入四川北路沿線的東寶興路173弄9號菜場附近一間寓所，與臧克家、葉圣陶毗鄰而居。同樣欣賞汪曾祺的李健吾、鳳子、臧克家都與近鄰葉圣陶過從甚密。他們四人碰面時，會不會談到在各自主編或參與編輯的《人世間》《文訊》《國文月刊》《文藝復興》上雖然僅亮相一次或數(shù)次卻顯示了超凡實力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先生”呢？

離開臧克家、鄭曼蝸居和李健吾新的寓所，沿四川北路朝東北方向繼續(xù)步行一公里，右拐至狄思威路（1943年改名“溧陽路”）719號（今溧陽路1269號）一座花園洋房，便是“周公館”（馬思南路中共“和談”代表辦事處）出金條為郭沫若一家“頂”下的寬敞居所（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這也是當時上海進步文化人士經(jīng)常聚集的一個場所，許多重要活動都在此舉行。

郭沫若、汪曾祺同在上海一年零四個月，兩人多次在同一家刊物發(fā)表作品，但尚無證據(jù)說明他們有何私人交往。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希望有人寫文章評介黃永玉的木刻。汪曾祺一口氣想到西南聯(lián)大學長王遜，著名作家與學者林徽因、費孝通、老舍、梁宗岱甚至已故的聞一多，但覺得都不大合適，最后認為與其讓李健吾、鄭振鐸、葉圣陶說一些“‘線條遒勁，表現(xiàn)富戰(zhàn)斗性’之類的空話來，那倒不如還是郭沫若來一首七言八句?！痹?948年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第一期《文藝的新方向》發(fā)表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猛烈批判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人之前，汪曾祺為了天才的青年木刻家黃永玉還曾對文壇祭酒郭沫若寄托過某種美好的愿望。

走出郭沫若寓所，沿四川北路朝東北方向步行9分鐘（約500米），就到了茅盾家。1946年5下旬茅盾夫婦回滬，發(fā)現(xiàn)他們1933年至1935年的舊居山陰路156弄29號已有新的主人，只好另租山陰路132弄6號，與《文藝春秋》主編范泉住上下樓。茅盾在上海也只生活了一年零七個月（中間還有三個半月訪問蘇聯(lián)），這段時間他對范泉的編輯工作多有指導和幫助?！段乃嚧呵铩废群蟀l(fā)表汪曾祺兩篇風格迥異的小說《綠貓》《雞鴨名家》，顯示了編者不俗的眼光與氣度。范泉與滬上文化界名流的廣泛接觸以及《文藝春秋》雜志本身的影響力，無疑都有助于提升汪曾祺在當時上海文壇的存在感。

蘇州河以北四川北路沿線上述七八處作家寓所與出版社、雜志社，都在以往所謂英美公共租界北區(qū)，極少數(shù)（如《人世間》雜志社所在的南仁智里）已經(jīng)跨到公共租界東區(qū)（虹口）。

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期間實際到過、情理上應該（或可能）涉足、至少有投稿和編稿等交往關系的三十多處文化人寓所以及重要文化機關，這里做了一個粗略的梳理。掛漏在所難免，但也已經(jīng)足夠說明汪曾祺當時執(zhí)教于“福煦路上的致遠中學”并擁有校內(nèi)一間雅號“聽水齋”的宿舍，確實在地理、交通與文化多重意義上住進了四通八達的“上海市中心區(qū)”乃至“上海市中心點”，他也因此給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的上海留下了一張甚為別致的文學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