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一位巨擘，其文學創(chuàng)作、歷史研究及社會活動均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7年7月，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郭沫若選擇從日本回歸祖國，積極投身抗日文化救亡運動。這一時期，國共兩黨正需確立各自立場的文化領袖，郭沫若所具備的強大的“社會活動能力”，使得他成為國共兩黨積極爭取的對象。但事實上，早在1927年，郭沫若便已秘密加入共產黨，其黨員身份只有周恩來、鄧穎超等少數友人知曉。作為著名的文學家與社會活動家，郭沫若黨員身份的隱藏，不僅為他避免了一定的政治迫害，且更利于他展開革命工作?？箲?zhàn)勝利之初，郭沫若以“無黨無派”和“社會賢達”的身份，積極投身革命斗爭，并發(fā)揮自己秘密黨員的身份優(yōu)勢，以非黨派人士的身份，接近和團結中間派與民主人士，進行統戰(zhàn)工作。

抗戰(zhàn)勝利之后，一份在中國報刊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報紙——《神州日報》，由國民黨元老楊虎以個人名義出資在上海復刊。而戰(zhàn)后國民黨實行新聞統制的手段之一，就是讓國民黨人、國民黨特務分子以個人的名義主辦報刊。所以，《神州日報》的發(fā)行是籠罩在國民黨意識形態(tài)之下的。但報紙在復刊初期，由國民黨人謝東平任總編輯，并聘請知名文人趙清閣擔任副刊主編，由于總編輯的國民黨左派身份與趙清閣的自由主義文人身份，報紙初期也有著相對自由的書寫氛圍。副刊作家群里，包含了國民黨作家、共產黨作家與無黨派作家，在書寫上一定程度地與正刊“游離”，編輯在報紙中顯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可以說，《神州日報》是一份介于國民黨官方與民間的報紙。而這樣一份報紙如何與文壇巨匠郭沫若產生作品的聯系，作為有著國民黨背景的“落后”報紙，它又如何對“進步”文人的郭沫若進行報道與書寫，以及郭沫若本人如何面對這份報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本文以郭沫若發(fā)表于《神州日報》副刊《原野》的兩首題畫詩為切入點，探討郭沫若與《原野》副刊的微妙互動關系，并通過考察《神州日報》及其副刊中關于郭沫若的報道及作品，分析報紙對郭沫若形象的建構，再對比這一時期不同報紙中郭沫若形象的呈現，進一步揭示戰(zhàn)后初期郭沫若復雜的公眾形象，以及這一形象如何通過不同色彩的報刊得以塑造和傳播。

一、《赤壁夜游圖》《風雨歸牧》兩首題畫詩的發(fā)表

《神州日報》副刊《原野》中，共發(fā)表過郭沫若的兩篇作品，分別為《赤壁夜游圖》與《風雨歸牧》，兩詩具體內容如下：

赤壁夜游圖

——可染作《東坡赤壁夜游圖》索題，為走筆此書

郭沫若

吾鄉(xiāng)蘇長公，/俊逸無能敵！/膾炙在人口，/前后賦赤壁。/悠悠千載下，/仿佛聞聲息！/風清月永明，/江山渾如昔。/微嗟同弱喪，/梓里轉空寂！/眉州與嘉州，/雖有讀書跡；/乃無奇文章，/留與后人惜！/竟讓陸劍南，/藉作他山石！//

風雨歸牧

——可染作《風雨歸牧圖》索題，因托牧童與水牛唱和

郭沫若

我有全身蓑笠，/爾無半點披掛，/當前走石又飛砂；/趕快回家去吧！/身上皮膚似鐵，/胸中量無涯，/由來磨煉不爭差，/那怕風吹雨打！//

這兩首詩均為題畫詩，是為李可染的《赤壁夜游圖》和《風雨歸牧》所題。其中，《風雨歸牧》題于1942年8月22日，《郭沫若年譜長編》中指出，此詩“發(fā)表于《文選》月刊1946年4月第2期”，其實更早地發(fā)表于1945年的《神州日報》?！冻啾谝褂螆D》則題于1943年3月21日。兩首詩后來還發(fā)表在1947年9月12日的《益世報》，其中，《風雨歸牧》的“胸中量無涯”一句，也變動為“胸中膽量無涯”，因未得見此詩的手稿，無法判斷“膽”字是前者漏印，還是后來的增加。但從發(fā)表的刊載時間來看，《原野》應是兩詩的首發(fā)地，而《神州日報》得以發(fā)表兩首詩，自然是沾了趙清閣這位編輯的光。

《神州日報》雖受國民黨人的管控，但這一時期的副刊在趙清閣的“自由主義”的編輯策略下，成為一塊相對自由發(fā)聲的小園地。趙清閣在編輯《原野》的過程中，團結了一批知名作家，構建了一個以她為核心的現代作家群，其中有如老舍、臧克家、謝冰瑩、熊佛西、姚雪垠等當時的知名作家。趙清閣發(fā)表于副刊的作家書簡中，呈現了她這一時期與諸多文人的互動。作為老友的郭沫若，自然也對她的編輯工作進行了支持。但郭沫若交予趙清閣發(fā)表的文字，卻并不是勝利后寫就的文章，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他對“直抒現實”的刻意回避。當然，在趙清閣任《原野》編輯期間，郭沫若也并非沒有“直抒現實”的寫作。這類文章，主要發(fā)表在了共產黨主持下的《新華日報》等報刊中，如果發(fā)表于國民黨人管控下的報紙，顯然是不合宜的。那么，從另一角度看，郭沫若為李可染題詩不在少數，1941年有《題水牛圖》和《題峽里行舟圖》，1943年有《村景》及題《葫蘆架下》贈陽翰笙，1944年有《題劉伶醒酒圖》《喻仿石濤者》和《題伯夷叔齊圖》。在這幾首題畫詩中，郭沫若選擇《赤壁夜游圖》與《風雨歸牧》公開發(fā)表，也許我們可以嘗試從詩句中對其當時的思想窺探一二。

關于《赤壁夜游圖》，有學者認為，詩中的“感慨既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大搞文化專制主義，瘋狂迫害進步文化人的滔天罪行的揭露和譴責，也是對包括自己在內的進步文化人的鞭策和激勵，要作新時代的蘇東坡，寫出‘奇文章，留與后人惜’”。郭沫若在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期間，言論受到了當局一定的限制，并因在《新華日報》等“有色彩”的報刊發(fā)表文章而多次受到警告，到1940年便經歷了“改組”。從這一時期郭沫若所受到的言論上的警示來看，將詩中的感慨理解為對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的揭露與譴責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戰(zhàn)后，由于緊張的政治環(huán)境，文人在書寫上也受到了掣肘，趙清閣在編輯《原野》的過程中追求“堅持副刊一定作到是大眾喉舌，為爭取民主、自由，說出大眾心里的話。刊名《原野》，意味著這塊小小園地，猶如大自然的原野，任從作家健筆馳騁”這一編輯目標，也得以讓“左中右”文人踏足其中?；貧w這首詩本身，郭沫若不僅表達了對蘇軾的橫溢才情的贊美，也對其作品及其精神的永恒價值進行了認可。同樣，借蘇軾文章之不朽，郭沫若也對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讀書傳統的地方卻“無奇文章，留與后人惜”發(fā)出感慨。作為文學家、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郭沫若的作品往往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烈的民族情感，通過對蘇軾缺少家鄉(xiāng)奇文書寫的遺憾，表達了他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和對民族精神的傳承，同樣也是對文藝界創(chuàng)作者的一種期待與勉勵。將這首詩放到抗戰(zhàn)勝利后的社會現實，我們仍然能夠讀出，郭沫若對戰(zhàn)后文化復蘇、民族精神傳承的憂慮。

《風雨歸牧》這首題畫詩中，郭沫若則另辟蹊徑地以牧童與水牛唱和的形式，借“?！钡目谖?，喊出心中“哪怕風吹雨打”的無畏膽量。郭沫若對“?！庇兄苌畹那楦?，在題《風雨歸牧》不久之前，郭沫若還作了一首《水牛贊》，對“?！弊鞒鰳O高的贊美，認為其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和平勞動的象征”“獻身精神的大塊”?？梢?，郭沫若對“?！钡木袷怯兄绺呔匆獾?。再來看郭沫若的另一首題李可染的牛畫詩，詩中寫道：“落拓悠閑感，泱泱大國風。農功參化育，氣宇混鴻蒙。知足神無餒，力充度自雄。稻梁麥黍稷，盡在一身中?！边@首詩通過對牛的型態(tài)描寫，展現了一種“泱泱大國風”的豪情，與戰(zhàn)后中國的混亂現實顯然是不適配的。而《風雨歸牧》中的“走石又飛砂”“風吹雨打”，不僅刻畫了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也暗喻著社會環(huán)境的動蕩不安。牧童在走石飛砂之下，勸水牛“趕快回家去吧”，水牛卻以堅毅的身軀與意志，不懼外界風雨的“侵襲”，這實質上蘊含著精神力量與自然力量的“對抗”，水牛的堅韌正是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而戰(zhàn)后的郭沫若，在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里，也并不愿就此“回家去”，選擇繼續(xù)戰(zhàn)斗，投身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風暴中。

二、《神州日報》中涉郭沫若的書寫情況

抗戰(zhàn)勝利之后，國共關系漸趨緊張，社會輿論環(huán)境也頗為敏感?！渡裰萑請蟆吩趹?zhàn)后上海的復刊，不僅面臨著報紙的重建與恢復的任務，還肩負著向國民傳遞抗戰(zhàn)勝利后國家重建信息、進行社會輿論導向的使命，以配合國民黨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郭沫若作為當時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可以說，是新聞報道中無法回避的對象。但這一時期郭沫若的社會活動與文章發(fā)表，多與共產黨有著親密的聯系，其言論也多指向國民黨當局的黑暗生態(tài)。這一情形下，作為國民黨“喉舌”之一種的《神州日報》，對郭沫若的相關報道，自然要有所考量。

隨著抗戰(zhàn)的結束，郭沫若的思想也從抗戰(zhàn)時期的激昂到戰(zhàn)后國家建設的理性。勝利初期，他以無黨無派的身份，投入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斗爭中，積極呼吁各方停止內戰(zhàn)，共同建設新中國?！渡裰萑請蟆吩趫蟮乐?，強調了郭沫若作為“無黨無派”人士這一中立性質的政治身份。1945年12月23日，《神州日報》公布的《協商會議全體代表最后決定人選》中，會議代表主要分為五類，分別為：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民主同盟、無黨無派。郭沫若便屬“無黨無派”。同年11月20日的《渝反內戰(zhàn)委會電請國共從速停止內爭》中，提到名流多人在民眾大會上演講，“名作家郭沫若”宣稱：“美國支持一面（國民黨）作戰(zhàn)。以圖結束內戰(zhàn)，此乃緣木求魚，舍本逐末，必難實現。”民主同盟代表羅隆基則提出“反對美國擴大軍備租借法，以軍火接濟中共政府，延長內戰(zhàn)”。這場反內戰(zhàn)大會，在12月便收到了時任第十二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傅作義的回應，他發(fā)電郭沫若，表示“究竟誰在打誰呢？誰先放內戰(zhàn)的第一槍呢？”將導致內戰(zhàn)的矛頭直指共產黨，并“請諸先生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各界人士連同共產黨人士”看清事實。傅作義針對此次反內戰(zhàn)大會，選擇了郭沫若作為其回應的對象，自然有其身份與立場備受關注的原因。1946年11月10日有一篇《郭沫若的時局意見》，其中提及國大召開在即，備受國內各界人士矚目，而記者在這一時間點特意訪問了“留滬之社會賢達代表郭沫若氏，叩詢八日下午蔣主席頒布停戰(zhàn)令后之意見”。可見，作為文化界與社會備受矚目的公眾人物，郭沫若之“時局意見”尤為重要。而傅作義“請”他這一中立身份的人物來“看清現實”，也是為了使自己的言論更具說服力。

相對而言，《神州日報》針對郭沫若的報道并不多，對他的諸多社會活動進行了有意的“屏蔽”。1945年2月8日，郭沫若作了《文化界發(fā)表時局進言，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戰(zhàn)時政治綱領，組織戰(zhàn)時全國一致政府》并征集簽名，進言得到三百一十二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簽名支持，并發(fā)表于22日的《新華日報》。蔣介石得知后大為震怒，并斥責當時文化界負責人張道藩，質問其為什么文化界的著名人士都被拉到共產黨那邊去了?？梢?，在國民黨的眼中，這一時期的郭沫若是“共產黨那邊”的人。所以，在呈現郭沫若形象的時候，便主要凸顯其愛國情懷與文學成就，而避免將其染上政治的色彩。記者張荃訪問了“為學術盡瘁一生”的郭沫若先生，指出其“始終在文化運動的最前哨”為文化致力，為民主呼喊。記者阿鳳認為郭沫若等和平使者的蒞滬，“像密布的烏云中，射出了一道陽光”。彭友湘在《郭沫若與周作人》一文中，也將郭沫若與周作人二人在戰(zhàn)時的選擇進行了對比，進而凸顯了郭沫若這樣一位“文化的老戰(zhàn)士”，“別婦拋雛”奔回遍地瘡痍的祖國的偉大。針對郭沫若的身份標識，主要有“名作家郭沫若”“文化界郭沫若”“文學家郭沫若”“社會賢達代表郭沫若氏”，旨在強調其作為一個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心系國家的文化人形象。

在國民黨人的實際主持之下，《神州日報》自然要配合國民黨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機制，但是這種配合也并非簡單的附和，它還要保持新聞報道的真實性，以確保報紙自身的“信度”，然后才在保持新聞報道真實性的前提下，通過巧妙的編輯手法和報道策略，傳遞出符合國民黨宣傳口徑的信息。1946年2月10日，為慶祝政協會議的成功召開，各界人士在重慶較場口舉行了慶祝大會，會中卻發(fā)生了毆打事件，郭沫若也在事件中受傷。較場口慘案發(fā)生后，各大報紙對這一事件都作了報道。事件發(fā)生的第二天，《新華日報》發(fā)布頭條文章《有組織暴徒藉勢逞兇搗亂，慶祝大會昨未能舉行，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等及到會群眾多人被毆受傷》，并有十余篇關于較場口事件的報道。上?！洞蠊珗蟆芬喟l(fā)布頭條報道《民主自由聲中陪都空前慘案市民開會慶祝協商成功暴徒攪亂秩序毆打群眾警憲竟參加行兇鐵條板凳飛舞郭沫若李公樸等五六十人受傷》?！吨醒肴請蟆穭t是發(fā)表中央社通訊稿《慶祝政協會成功大會會場發(fā)生紛擾公推劉野樵為總主席竟被阻發(fā)言引起毆打》，標題中并未提及郭沫若的受傷。隨后，針對較場口事件的真相，國共雙方也展開了激烈的輿論爭鋒。那么，《神州日報》針對這一事件是如何報道的呢？2月11日，《神州日報》發(fā)表了聯合社通訊稿，題為《渝民眾慶祝政協中郭沫若施復亮李公樸受重傷民主同盟憤慨緊急會議》，內容為：

此間今日舉行民眾大會，慶祝最近政治協商之成功，殊知因選舉主席問題，發(fā)生騷動，致有七人受傷，郭沫若、施復亮、李公樸亦在受傷之列。據中共方面消息稱，三人傷勢嚴重。同時民主同盟發(fā)言人對此極表憤慨，并譴責秘密工作隊企圖強迫選舉國民黨員為主席，應負毆人之責。民主同盟并召集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各代表，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此事。

在對事件的表述上，此則通訊的文字顯得比較客觀。國民黨官方報紙《中央日報》在報道中指出，這是一起“互毆”事件，且是由“爭取總主席的一方面首先動手”，強調了國民黨人劉野樵的受傷。而針對郭沫若的受傷情況，《中央日報》指出“郭沫若左額亦略受微傷”；《大公報》中提及的是“郭沫若面部被打數拳，胸部亦被腳踢，當場昏倒”；《新華日報》12日談其“前額被打腫的痕已消散，惟皮膚尚略現紅紫色，左胸壁的挫傷未復原，屈身或向后仰時尚感疼痛”。再觀《神州日報》的報道，針對郭沫若的傷勢，引用的則是共產黨方面的“說法”：傷勢嚴重?？梢?，對于這場事件的描述，《神州日報》并沒有附和《中央日報》的官方口徑，顯示出對官方的“游離”。但是，報紙針對較場口事件的報道也僅此一條，還是一篇“轉載”類的文章，對比《新華日報》在事件發(fā)生后，持續(xù)報道長達一個多月，可見《神州日報》對這一事件的態(tài)度其實進行了一種較為巧妙的回避。這可以理解為在真相之下，作為不占理的一方，做出“偃旗息鼓”的選擇。同樣，這也可以理解為在國民黨官方的管制下，報紙編輯在編輯過程中對時局發(fā)出的一聲微弱吶喊，而在不久后，作為總編輯的謝東平與副刊編輯趙清閣便經歷了“改組”。

郭沫若在戰(zhàn)后是十分活躍的，從《神州日報》對其抗戰(zhàn)后初期的一些活動呈現上，我們不僅能感受到《神州日報》在報道方面對現實的正視和一定的獨立性，并且，通過該報客觀的報道，還能看到一位在戰(zhàn)后積極奔走、呼吁自由的社會活動家的形象。1946年5月19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多人集會，公開追悼1946年1月11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楊潮?！渡裰萑請蟆钒l(fā)表特寫文章，記錄了多位民主人士的發(fā)言。作為主祭人的郭沫若，進行了激憤的演講：

今天，我們懷著悲憤來追悼敬愛的同志楊潮先生，在苦難的祖國，正需要民生。需要建設的當兒，我們這一個優(yōu)秀的戰(zhàn)士，給殘害了！為了言論和思想上的差異，楊先生被關進了牢內，也因此而死了。我們可以想到還有千千萬萬的青年戰(zhàn)士，同樣的在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時候，默默無聲的被殺害！更不知有多少戰(zhàn)士，默默的被抓了進去。如今，他們還倚在鐵窗的旁邊，等待著和楊潮先生一樣的命運，這簡直是豺狼，是野獸……

1946年6月4日，第六屆“詩人節(jié)”在上海舉辦，《神州日報》同樣發(fā)表了特寫《漫寫“詩人節(jié)”》，寫道：

最后，郭沫若講演，豪放的詩人氣質的情感狂演著，震撼全場。熱情的奔放，使他說了許多平時不能說的話，每句話都刺入肺腑，每句話都針砭現實，使人發(fā)笑，也使人反省。他說：為著紀念“詩人節(jié)”，我們要和暴戾者斗爭。我們紀念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正因屈原最能了解人民，接近人民的詩人。他把人民們的哀怒，作為自己的哀怒。他把人們的語言，作為自己的語言來怒吼。所以，作為今日的詩人們，應將屈原當作我們的模范。

文中談及郭沫若在激情中“說了許多平時不能說的話”，“不能說”自然是被國民黨當局限制而不能。并且，關于“屈原”，郭沫若歷史劇《屈原》的歷史背景便指向的是國民黨當局，所以《屈原》發(fā)表在《中央日報》后，潘公展“大斥自己的報紙竟然登起罵自己的文章”。那么，《神州日報》同樣發(fā)表了這類暗里指向國民黨當局的言論，也就暗含了報紙進行國民黨內部批判的意圖。同時，這類文章的發(fā)表也彰顯了報紙爭取民主自由的取向，有助于減少外部輿論壓力。而這一時期轟轟烈烈的“民主”與“自由”之爭，本身也有著真假之分。就像《參加“李聞追悼會”后記》中指出，大會參加者有三種黨、三種人，“會中精彩百出，如甲方面演講，甲方面人鼓掌，叫好。乙方面的人則發(fā)出‘噓’聲。反之，乙方面演講，乙方面鼓掌，甲方面人‘噓’，而丙方面不作表示，除非聽到呼吁‘民主’時，始鼓掌擁護”，認為這場追悼會實質是“一場真假民主辯論會”。所以，作為有著“民主”“自由”訴求的編輯，能做的便只能是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鐐銬下進行簡單的“伸展活動”；而作為國民黨官方“喉舌”的《神州日報》要做的，就是立住郭沫若的“真民主”形象，從而借助其立場與身份，緩解社會矛盾和緊張局勢，同時穩(wěn)固“中間人物”立場，以實現一種微妙的平衡。

三、戰(zhàn)后初期郭沫若形象的多維呈現

戰(zhàn)后初期，郭沫若的思想經歷了從抗日救亡到戰(zhàn)后國家建設的轉變，這一變化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闡釋及社會實踐中均有所體現。這一時期的郭沫若，不僅是一位文學家，更是一位憂心國勢、奔波于多條戰(zhàn)線的文化界領袖。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郭沫若名義上雖不受任何黨派的束縛，但他與國共雙方許多人士都有著剪不斷的聯系。憑借自己的身份優(yōu)勢，郭沫若能夠接觸多方人士，并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與爭取，如此，郭沫若的形象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多維形塑。

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政府宣布召開“國民大會”，遭到了共產黨及民主黨派的抵制。其間，國民黨為爭取中間勢力，竭力動員各民主黨派及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共產黨則廣泛呼吁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堅定自己的立場，拒絕參加這樣一場“由政府片面召開”的國大會議。而民主黨派是否參加國大，也成為國共雙方輿論成敗的重要顯現。11月9日，國民大會代表遴選委員會選定社會賢達代表七十人，郭沫若便位列其中。針對這一名單，《新華日報》迅速作出行動，派出記者對郭沫若的時局意見進行了采訪，發(fā)表《郭沫若談時局片面停戰(zhàn)乃停而再戰(zhàn)指定社會賢達國大代表名額亦違背政協程序》，還以《郭沫若不承認是國大代表》為題進行了報道，其報道內容如下：

自政府公布社會賢達國大代表七十名后，其中有郭沫若之名，據郭氏稱：“這又是政府片面的公布，根本不合政協原則。我不承認是國大代表，故前日李濟深先生等要我簽名，要求政府延期國大，我便沒有簽?！睂τ谕?zhàn)令，郭氏稱：“停戰(zhàn)令是一般人所歡迎的，但必需是真實的停戰(zhàn)。這次政府單方面定布的停戰(zhàn)令，恐得其反?！?/span>

返觀《神州日報》對郭沫若的時局意見的報道：

國大召開在即，國內各界人極為矚目，昨日記者采訪留滬之社會賢達代表郭沫若氏，叩詢八日下午蔣主席頒布停戰(zhàn)令后之意見，郭氏微笑向記者作答：“余乃第三方面人士，今（九）日羅隆基先生代表第三方面針對頒布停戰(zhàn)令后之談話，亦即余之談話。余之意見，即羅先生之意見，其他問題，本人尚未細細研究，故無可奉告?！庇浾邚驮兒稳崭熬?，對此次“國大”召開有何意見，郭氏稱：必要時赴京，無事當然不去。目前尚無資格做國大代表，更無意見發(fā)表云。

從兩則報道中，我們可以見到兩個不同的“郭沫若”形象?！缎氯A日報》中的郭沫若，對時局的言辭其態(tài)度更為尖銳，反對立場更為鮮明。而《神州日報》中的郭沫若，言辭相對謹慎得多，強調了他自己這一時期作為“第三方面人士”的立場，不對時局談單方面的意見，并提出自己“目前尚無資格做國大代表”，回應明顯溫和、含糊了許多。郭沫若兩個“面相”的不同呈現，自然與報紙本身因立場不同、所要進行的導向有關。但是，從郭沫若個人的不同回應情況來看，我們也不能忽略采訪對象本身在面對不同采訪者時，采取的不同回應策略，即采訪對象在不同媒體前的自我形象展示。郭沫若對兩家媒體的不同回應態(tài)度，不僅體現了他這一時期清醒的、敏銳的時事判斷，還體現了他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壓力場中進行的立場選擇與平衡。

毫無疑問的是，這一時期的郭沫若與共產黨主持下的《新華日報》有著更為密切的互動行為。重慶較場口事件發(fā)生后，《新華日報》長達一個多月的報道，其中有不少關于郭沫若的慰問，在輿論上為郭沫若提供了政治與道義的支援，“大大提高了郭沫若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聲譽”。針對郭沫若的社會活動，《新華日報》也進行了積極的報道，比如郭沫若參與的冼星海追悼大會、政治協商會議、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會等，報道中皆涉及了郭沫若“針砭時弊”的發(fā)言，郭沫若的名字也多次與周恩來等共產黨高層名字一同出現在標題中，報紙顯然有意地昭示著他與共產黨方面的“親密關系”。在作品上，郭沫若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諸多作品，如《進步贊》《司派狂》《鞏固和平》《今屈原》《由詩人節(jié)說到屈原是否弄臣》《我更懂得莊子》《文藝工作的展望》《堅定人民的立場》等，讓讀者看到一個在戰(zhàn)后為國勢殫精竭慮、為民主自由不竭吶喊的文人的形象。而這些作品中，不少作品是指向國民黨當局的，多數作品也發(fā)表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中。面對郭沫若這一“傾共”的事實，國民黨方面便會盡量避免對郭沫若的相關政治活動進行報道，對其與共產黨的關系采取回避態(tài)度。所以，他們呈現出的郭沫若形象主要是作為“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并且多以“文化界郭沫若”“文學家郭沫若”等為稱呼，《新華日報》則傾向于稱其“郭沫若先生”。而像《大公報》一類的民間報紙，便主要從郭沫若的社會影響力和公眾形象出發(fā)，關注其社會活動與人文關懷。通過對這些報紙中關于郭沫若的報道進行對比與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政治立場下對同一人物的差異化塑造。這種多維度的呈現，既豐富了他這一時期的公眾形象，也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復雜性。

（轉載自“沫若研究動態(tài)”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