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華兄執(zhí)編《書屋》，來信約我寫一篇張承志的評述文章。那時是今年的2月中，春節(jié)元宵剛過，人還有些想做事的精神，隨口就答應了。說是3月底要見稿，想著時間寬裕，也沒太放在心上。前幾天又收到來信，這回是催稿，文華以為我已經(jīng)寫好了，而我這才算明白過來，這回約稿是為了配合張承志兄的頭條文章和手跡，以“三合一”的形式刊出，這樣我的評述文章就無法推遲也無法缺席了。那么趕快寫吧。

這樣我就把思緒拉回到十多年以前或者更早的時光。我對張承志的小說不陌生，但也僅止于這些作品。從我做文學批評起，他的小說一直是我關注的對象，也是我研究、探索當代文學發(fā)展路徑的主要樣本之一。我?guī)缀踝粉欓喿x了張承志的所有小說，對其中大部分作品發(fā)表過評論。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fā)表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以及《殘月》等一組小說，我都有不同形式的反饋與評價?，F(xiàn)在回想起來，這些作品激勵了那個時代的許多青年（我們都是同時代人），使我們感受到一種生命與共的熱血理想。盡管那時我還不認識張承志。

不過這僅僅是我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工作者，對小說家張承志所表達的一種同時代人的敬意，以及對他的作品并不準確的解讀。我生于1954年，是在上海長大的一名“69屆初中生”，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大風大浪，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師從了“七月派”作家賈植芳教授，研究現(xiàn)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從研究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道路——由這條路徑進而修正性地學習了國際共運史上的眾多社會主義派別以及俄羅斯革命運動的歷史——再進入以魯迅為核心、以胡風為典范的新文學傳統(tǒng)的傳承工作，直至今天。在我的有限的知識范疇與學術視野里，張承志是當代的一面旗幟，當然不是唯一，張承志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真誠實踐“知行合一”的方向。

我之所以要喋喋不休地介紹自己，是為了尋找我為什么能夠接受張承志創(chuàng)作和行為的理由。我倆生活道路不一樣，差異太大，他所經(jīng)歷的那些神秘經(jīng)驗我一無所知。但是我讀他的文字，竟是那么喜歡，仿佛有一種來自遠方的召喚，喚起我生命深處的基因密碼。在最近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我用了一個概念形容自己，我說“我是屬于理想主義教育下成長的那一代人”。其實，我也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接受了哪一種理想主義的教育。就像我導師賈植芳先生苦難半生，從不安分，幾乎把“牢底坐穿”，說到底，他就認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讀過書的人，應該有所追求，要努力把一個“人”字寫得端正。僅僅是為了這么一個似乎每個人都應該這么做的微小的“理想”，他差點成了中國的“布朗基”。我再聯(lián)想到張承志的散文里，寫到了參觀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紀念館，這不又是一個“布朗基”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沒有什么書可讀的時代，我竟然從書店買到了新出版的《蟹工船》，小說的內(nèi)容現(xiàn)在差不多淡忘了，我后來也去過小樽，但我純粹是去北海道旅行，與小林紀念館擦肩而過也不得知，如今再讀張承志的文字，當時讀小林的那種清冷肅殺的感覺一下子涌上心間?！安蛔靼踩奈氖俊?，這一條無形的線，冥冥中串聯(lián)起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這類人也可以分作兩種，其中極品，能夠做到“有殺身以成仁”，這個行列有秋瑾、徐錫麟、譚嗣同、小林多喜二……而大多數(shù)有良知者，也許只能做到“無求生以害仁”。也就是我導師所說，背上十字架，努力把“人”字寫端正，這兩類人都是高尚的人。但后者每每想起先驅(qū)者的鮮血，會有情不自禁的內(nèi)疚與盤旋于胸的不安。張承志曾以這樣的心態(tài)描述魯迅，“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我覺得這也是張承志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創(chuàng)作激情的來源之一。

張承志長我六歲，生于1948年的北京。時代風暴來臨時，他是“手把紅旗旗不濕”的弄潮兒；大潮退去，他到內(nèi)蒙古草原插隊落戶，七十年代被推薦到北京大學學習考古學，1978年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導師是著名民族史專家翁獨健。在這個專業(yè)領域里，他獲得了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等多門專業(yè)知識，掌握了多種外語和民族語言。他本可以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成為一個卓然大家，但他終究迷上了寫小說，還得到導師的鼓勵。導師培養(yǎng)了他嚴謹?shù)闹螌W方法，但沒有限定他的人生發(fā)展方向，任他像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鷹，飛向深山大漠。由青年學生一變?yōu)樽骷遥僮優(yōu)檎芎先桃膫鞑フ?，三變?yōu)橐了固m的學者與戰(zhàn)士。他學習的知識全部都派上了用場，但走上了一條前定的不歸之路，離開我們置身其間的世俗社會越來越遠。到這個時候，我前面所說的，理想主義教育下成長的那一代人，眼前出現(xiàn)了岔路。模糊的理想在張承志身上終于得到落實，理想成為一種信仰。作為信仰者，張承志從此進入了一個山高水遠、風光無限之境界，天地是那么寬闊。但對我輩這類沒有獲得信仰者來說，原來很近的他，仿佛又變得那么遙遠。

其實這個岔路很早就出現(xiàn)了，只是我毫無知覺。1984年底，《上海文學》雜志社等在杭州舉辦那個后來變得很有名的會議，醞釀了“尋根文學”。關于這個思潮的想法，最初是從幾篇已經(jīng)發(fā)表的小說的討論中引發(fā)開來的，《北方的河》就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說，張承志的小說成為八十年代“尋根文學”思潮的源頭之一。張承志本人沒有參加杭州會議，當時籌辦會務的周介人老師說，他邀請了張承志，但張承志在六盤山給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闡述自己世界觀的變化。周介人沒有說具體內(nèi)容，只說尊重他的選擇?，F(xiàn)在回想起來，正是那個隆冬時分，張承志進入西海固，皈依哲合忍耶。后來在《心靈史》里他寫道：“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處，我遠遠地離開了中國文人的團伙。他們在跳舞，我們在上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表明了他自覺與主流文學劃清界限。然而我對這些重大變化后知后覺，我只是把張承志的小說放在“尋根文學”的框架里進行認真分析，并且認為他的小說在當時文學領域中最具有現(xiàn)代意識。

對于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金牧場》，我也是愛不釋手。此作還在雜志上發(fā)表，上海的批評家、我的朋友吳亮以他慣有的尖銳撰文批評，認為小說的理想主義僅屬于古典和浪漫且已過時，而我忍不住要捍衛(wèi)這部小說，寫了一封公開信做辯解。我認為，現(xiàn)代主義有自己的精神理想，它并不體現(xiàn)在外部時空，而是凝聚在人的自身。當尼采狂呼“上帝死了”的時候又進而指出，上帝是被“我”和“你”殺死的。也就是說，人是有力量殺戮自己幻想出來的偶像的。上帝死了，人還存在，更加突出了人是唯一存在，唯有人的體內(nèi)滾動著灼熱的血液、精氣和渴望。這是張承志呼喊的“絕望的前衛(wèi)滿懷希望”的意義，我體會這也是人的理想所在。依照我的理解，我特別注意到《金牧場》里塑造了一個日本人平田英男，這是張承志筆下難得出現(xiàn)的一個現(xiàn)代世界中近乎完美的藝術形象。平田英男是現(xiàn)代社會的普通人，作為知識分子，他平實、堅毅、文明、健康，不但能夠在高深的精神領域里盡情漫游，也能夠從事平凡的日常生活。他白天從事研究，晚上照常要去接孩子，做晚餐，一切都是平民的，他是一個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真正強者。我把平田英男看作是張承志的精神兄長，期望在這類青年人物形象身上，升華現(xiàn)代世界的精神理想。但我后來發(fā)現(xiàn)，我誤讀了張承志的小說，我以后再也沒有從張承志小說里讀到過這一類人物形象，也不知道張承志后來對《金牧場》作大量刪改時，有沒有刪掉這個人物。不過我至今還是坦然地說，我喜歡這個人物。

1984年到1989年是張承志深入哲合忍耶學習修煉的階段，他沉潛于新疆、甘肅、寧夏等西北地區(qū)，與大量底層的貧困群眾在一起，觀察他們的生活與信仰。這個階段他還未忘卻小說創(chuàng)作，他把西北高原的風土人情與伊斯蘭精神高度結合，寫出了一批“非常完美”的中短篇小說，如《黃泥小屋》《殘月》等。我稱這批小說“非常完美”，是指張承志前期理想主義、先鋒精神和后期的伊斯蘭信仰在這里相逢碰撞，以文學形式完美結合而筑成一座豐碑。我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時，關于張承志那一節(jié)專門論述，把《殘月》選為他的文學代表作，與張煒的《九月寓言》、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一起，歸入“民間理想主義”的創(chuàng)作思潮，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的壓臺之作，也作為我的文學史觀的理想之作。順便說明一下，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從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提取出“民間”的創(chuàng)作理念，正是來自這樣幾部作品的啟發(fā)。

也許讀過文學史教程的讀者會覺得，《殘月》是短篇小說，與后兩本長篇小說放在一起作為一個世紀的文學史殿后，在體例上不太協(xié)調(diào)。我的回答是，短也無妨，新文學開山也是一篇短篇小說，卻勝過晚清民初上百部長篇小說。何況《殘月》背后，聯(lián)系著張承志后半生的行為選擇，聯(lián)系著他以長篇小說形式寫就的《心靈史》。我不打算在這里討論這本書，我一向認為，教外人士不要隨便議論宗教的經(jīng)典文獻，不懂就是不懂，無知不能無畏。我是無神論者，但我自立規(guī)矩，過寺廟絕不妄議佛門，讀圣經(jīng)絕不輕薄神跡。寺廟與經(jīng)典都是我學習文學和美學的材料，一旦超出文學和美學的知識范疇，我只能默默尊重。記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人文精神”討論的時候，流行過一本蕭夏林主編的書《無援的思想》，副題是“關于《心靈史》的散文隨筆”，里面收錄了一篇我與張新穎、郜元寶、李振聲的討論文章。我讀《心靈史》確實受到很大震撼，但同時以我對現(xiàn)實國情的認識，又覺得這本書應該在相關的宗教領域發(fā)揮作用，而不應該成為商品經(jīng)濟大潮下的暢銷書。這本書的出版確實引起轟動效應，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當然也引起爭議——作為一部小說，難免讓人品頭論足，說是道非，隨之也帶來了某種限制和困境。但我絲毫也沒有減弱對這本書的敬意。沉默了二十年以后，2012年，《心靈史》的改定本以精裝版形式重新面世，我有幸獲得一本作者簽名的珍貴版本。張承志把此版本所獲得的收益全部捐獻給受難的巴勒斯坦難民，將十萬美金親自送到了巴勒斯坦難民營，用“手遞手”的儀式，完成了對四百七十六戶巴勒斯坦難民的捐獻。那一年秋天，張承志親臨復旦大學公開演講，向復旦大學學生們介紹了他去戰(zhàn)火下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全過程。據(jù)說，他還去了南京大學、上海亞洲思想論壇等處，五次公開報告他的中東捐獻之行。我獲得他的允許，把他的演講稿與數(shù)十張照片，都刊登在我與王德威教授主編的《文學》創(chuàng)刊號上。

自《心靈史》以后，張承志宣布不再寫虛構小說，但依然沒有停下文學創(chuàng)作。從《荒蕪英雄路》開始，十多本編年體文集陸續(xù)出版，記錄他后半生的生活和思想。這些文集被籠統(tǒng)地稱為散文集，其內(nèi)容是學術、考據(jù)、游記、演講等多種文體形式的匯集，散文是有學術氣的散文，而學術文章也是激情的文字，通過散文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于我的私人經(jīng)驗而言，這些文章也多少都有些交集，讓我在驚喜中感到親切。比如他的散文《橋斷時節(jié)》，關于埃迪爾內(nèi)的大橋，我一無所知，但作者寫著一座橋，又聯(lián)想到另一座橋：波斯尼亞的德里納河的橋。關于那座橋我倒略知一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讀過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上的橋》，與張承志在旅途中閱讀的是同一部小說的中譯本。張承志關注的是中世紀伊斯蘭文化的燦爛和土耳其丞相穆罕默德·巴夏的政治善舉（造橋和“瓦科夫”基金），而我在四十年前閱讀的感受不同，那時我寫過一篇書評，復述了小說里講過的一個故事：德里納河大橋建造過程極其殘酷，民眾不堪忍受，小說中一個英雄拉底斯拉夫用原始方式破壞建橋，遭到了慘不忍睹的“樁刑”。他的尸體被釘在橋上，像耶穌那樣，成了苦難與不屈的象征。這座歷史悠久的石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被摧毀了，但它見證的人間苦難卻遠遠沒有結束，從昔日的波黑戰(zhàn)爭到今天的俄烏沖突——作者在文章結尾關于“魔鬼挖溝”的寓言，不同樣令人深思嗎？

關于丁玲，我不認為張承志有深刻的研究，但我從這篇短短的散文里，讀到了一點新鮮的感覺。作者竟然三次關注到丁玲早期的“安那其”，就仿佛是從冷卻的爐膛里發(fā)現(xiàn)了點點未熄的灰燼一樣，他還提到了參加過西班牙內(nèi)戰(zhàn)的白求恩，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也是安那其積極參與的一場反法西斯的正義之戰(zhàn)。作者說道：“至于我個人，由于她魅力的個性介紹，一步步地，開始向安那其（無政府主義）求索。那個從1928年到1979年之間苦斗的個性，漸漸與我的小小孤旅重合了?！弊x到這里，我有所悟，我與張承志之間的精神連接，我與這位杰出的中國當代作家、伊斯蘭的學者、永遠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和追求者，雖然生活經(jīng)歷南轅北轍，知識背景也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我在想，也許在追求最高的精神理想上，能否惺惺相惜、孤旅重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