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彭春是現(xiàn)代知名戲劇家、教育家和外交家，他寫出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劇本，被認為是中國話劇導(dǎo)演第一人；先后任南開大學(xué)和清華大學(xué)教授，著名戲劇家曹禺是他一手培養(yǎng)出來的。外交方面，1948年，張彭春任聯(lián)合國人權(quán)委員會副主席，作為主要人員參與起草《世界人權(quán)宣言》，成功將儒家觀念置于人權(quán)的框架中，避免了西方話語對“人權(quán)”概念形成徹底的壟斷。就是這樣一位在現(xiàn)代史上多個方面留下痕跡的人，關(guān)于他的史料整理工作卻相對滯后，至今未見專門的傳記和年譜出版。筆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特藏資源庫中看到了他的日記手稿《（清華學(xué)校）日程草案》（以下簡稱《日程草案》），該日記手稿為行草書寫，用商務(wù)印書館印制的線裝記事本記錄。封面印“歲寒三友”畫，題“歲寒三友，紫翔作于涵芬樓”，扉頁為紅印，印“記事珠”三字。《日程草案》記錄時間從1923年1月30日到1925年12月31日。[1]1923年，張彭春受清華學(xué)校之聘，攜妻女遷居北京，任清華學(xué)校教務(wù)長。這位曾經(jīng)受惠清華庚款資助留美的博士，上任伊始就大刀闊斧籌劃教育改革，決心要讓清華成為“一造就中國領(lǐng)袖人才之試驗學(xué)校”[2]，可以說張彭春為清華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日程草案》就記錄了張彭春在清華的革舊鼎新事跡，特別是其中關(guān)于創(chuàng)建清華學(xué)校大學(xué)部和國學(xué)研究院，清華校長換任“風(fēng)波”，以及他在戲劇方面的相關(guān)活動和他與新月社同人交往等內(nèi)容，頗具史料價值。本文因篇幅所限，先討論《日程草案》里的新文學(xué)元素，以期呈現(xiàn)一個更為豐富的戲劇家張彭春形象。

一、在教育與戲劇之間

從《日程草案》可知，張彭春始終在教育和戲劇之間徘徊，有時覺得自己應(yīng)該專門從事教育行業(yè)，有時戲?。ㄎ膶W(xué)）的蠱惑又不斷出現(xiàn)在他身邊。在張彭春看來，教育是他的職業(yè)，而戲劇則是他的志業(yè)。他在1925年3月11日日記里寫道：“創(chuàng)造新文學(xué)——這是我的志業(yè)已有近十二年了，然而用力做時很少！感覺時常有，而苦無材料，字不夠用。”“教育事是為飯碗。既然吃他[3]，就對他有相當?shù)呢?zé)任。文藝事是自然喜愛的，自己覺得不佩[4]近文藝。吃教育，不能在他上得著較深的趣味。愛文藝，自己又覺著自信不足，不能立刻舍去一切為他工作?！盵5]就這樣，張彭春有時會受到文藝的蠱惑：“若舍棄教育而從事文藝，將來在文藝方面能否有成，完全沒把握。因為完全沒把握，所以特別喚醒我的勇氣。知是一定失敗，所以更要試一試。事事太有把握，生活也甚無趣了！”[6]但當他冷靜下來的時候，張彭春又堅定地認為自己應(yīng)該先專門從事教育行業(yè)：“不會走就想跑是人之常情。在文藝上我初學(xué)走步，將來能否跑得動還是很大的疑問。在這時期想舍開教育事業(yè)去作文藝，不只是不智，也是大可笑的事。”[7]

張彭春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源自他的一個自我認知。跟魯迅、胡適等人不同的是，張彭春自小沒有入私塾接受傳統(tǒng)的儒學(xué)教育，未能打下較好的舊學(xué)基礎(chǔ)，文字表達能力相對較弱。他曾在日記里痛心疾首地寫下這樣的文字：“用筆是我感大苦的努力，為什么這樣？想在思想界里過生活，文字是必須的工具。只于能用口不能用筆，所收效不能遠，不能久！” [8]“我妄作文學(xué)夢！在文學(xué)上談創(chuàng)造至少在五年后！本國文學(xué)毫無根柢，大可恥！”[9]事實也是如此，文字表達確實不是他的長處，張彭春留存下來的文字作品并不多。而這樣的“失語”狀態(tài)給他帶來了不少煩惱，甚至讓他失去了一些應(yīng)得的榮譽：“改造清華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為文字不便都讓別人用為己有去了。所謂研究院、專門科草案都是我擬的，現(xiàn)在用我意思的人一點也不承認誰是產(chǎn)生他們的！”[10]為此，張彭春立志要好好練字、讀古書，他在任清華學(xué)校教務(wù)長期間，在處理各類繁忙的行政事務(wù)外，還堅持抽出時間來閱讀儒家典籍，并時常向梁啟超、胡適等人請教。

文字工具的使用不便是張彭春不敢專事文藝創(chuàng)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敏感點”。他開始關(guān)注身邊的讀書人，并且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其中：“昨天在車上遇著梁、徐同林長民。讀林對于國會同人的宣言，文詞很精練的。想到現(xiàn)在作白話有成績的人，亦都是文言文很有根柢的，所以文言的工夫一時是舍不開的。如同梁、林一般人的力量，都以文字為不可少的工具。既然如此，要好好的讀起古書來了?！盵11]“我到通伯書房看他的書籍，英文、法文、德文的書都有，中文書里有太白、東坡等集子外，一部《文選》翻閱得很舊。通伯、西林也是中文有根柢的人，舊的文學(xué)完全不通，那[12]能希望寫好白話？”[13]新月社的聚餐會張彭春雖然也會參加，但他總覺得其他人都是有成績、有作品的人，他混在里邊不夠資格。有一次他甚至覺得胡適瞧不起他，因而特別生氣。又有一次他在《學(xué)衡》雜志上看到柳詒徵的一篇文章批評當時高校行政領(lǐng)導(dǎo)的丑態(tài)：“有操筆不能為一短簡者，有尋常之字讀之大誤令人噴飯者?！盵14]張彭春很自然地就聯(lián)想到為文論字實在是他的短處，自己也在柳詒徵嘲諷之列。

二、《日程草案》里的戲劇元素

張彭春是現(xiàn)代話劇的倡導(dǎo)者和先行者，有論者曾指出：“彭春先生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藝術(shù)家，他對中外戲劇都有著博大精深的修養(yǎng)，他對中國話劇藝術(shù)的貢獻是全面的、獨到的，也是巨大的。他像歐陽予倩、田漢、洪深、熊佛西等老一輩戲劇藝術(shù)家一樣，值得人們永遠地紀念他?！盵15]張彭春則在日記里這樣總結(jié)自己之前的戲劇創(chuàng)作：“我的興趣在說白劇，西方的成績我稍知道一點，也寫過三兩個英文的戲，都很空虛無物。第一次試驗在一九一四年春，劇名Chains，三幕。第二次——Intruder 1915，第三次——Awakening 1915冬，第四次——木蘭1921。中文說白戲，在南開，一念差（1916）是我排的，新村正（1918）的大意是我編的。字句上精采[16]大半出于時伉尹諸先生。這次回國后，排演了Chitra（1924），助理七七。因為感文字的困難，所以努力讀舊文學(xué)?！盵17]類似的記錄可以讓我們了解更多張彭春戲劇活動的細節(jié)，進而更為直觀全面地觀察張氏的戲劇事業(yè)。

《日程草案》里保留了不少張彭春看戲、排戲、講戲的記錄：“參觀燕京女?！秳⒗牙选返呐叛?。晚飯James請。到新明看楊小樓的《連環(huán)套》和余叔巖的《失街亭》?！盵18]“昨天幫學(xué)生排《流血慘劇》第三幕。露一點手段，有人說好，所以不免得意起來?！盵19]“四日午飯在君家，適之自南來，同座有林長民、志摩。下午演講《中國戲劇》，天津婦女會，美國人居多?！盵20]此外，日記還留下了一些他對中國戲劇發(fā)展的思考，1925年6月14日日記寫道：“我自己感覺的需要是研究舊劇的特點，從舊劇中得到新劇的出發(fā)點，舊劇本和演習(xí)法都可指示中國的不純西方的戲劇如何產(chǎn)生。然而現(xiàn)在中國是亂世，戲劇本是點綴太平的，亂世中哪有精神和余財花費到愉[21]樂上去？戲是必須演的，演必須用錢用人。各種美藝都是太平事業(yè)?！盵22]張彭春在這里指出了“舊劇本和演習(xí)法”的可供借鑒之處，新劇的產(chǎn)生需要通過研究舊劇，從舊劇中找到方法和靈感。后來周支山約他合編一部中國戲劇的書，由張彭春擬目錄，而后周去搜集材料。書的范圍注重活材料——從現(xiàn)在還唱戲的人的經(jīng)驗里可得的材料。張彭春在接到周支山邀請后開始思考中國戲的將來和可能：“中國戲有沒有將來？以往社會心理對于它如何？將來又如何？真想改進中國戲應(yīng)取如何步驟？以先什么是大家共認為戲的美？美的標準近來向那方改變？”[23]

值得一提的是，《日程草案》還保存了張彭春與當時其他戲劇家的交往記錄，對于我們了解彼時的戲劇生態(tài)有一定幫助。比如洪深的借錢風(fēng)波，張彭春在1923年3月31日日記里寫道：“洪深送來五十元還南開。這筆賬應(yīng)當我負責(zé)，他與南開毫無關(guān)系，而我因為急于用他演劇，我把南開錢給他用了三百美金，這實在是我用南開的。雖然借的時候有孟、張作證，然而錢是由我管?？墒窍虢枘祥_錢的建議確是洪自己的主意，來找我說的。我應(yīng)當給他寫信重責(zé)他非快設(shè)法不可。現(xiàn)在的五十塊收與不收要同華先生商議?！蓖?月24日日記：“動身前必須做的：到南洋煙草公司取洪深寄來錢（今天下午）。”又如1925年4月24日日記里出現(xiàn)了歐陽予倩的身影：“昨天午飯同座有歐陽予倩，長談上海戲劇情形。有余暇，游藝易發(fā)達?！毕啾群樯詈蜌W陽予倩，余上沅、趙太侔、熊佛西等國劇運動倡導(dǎo)者在張彭春日記里留下的痕跡顯然更深。余、趙諸人還未回國的時候，張彭春就對他們有所關(guān)注：“《晨報副刊》上登著熊佛西從紐約來的一封信。余上沅、趙畸、聞一多、瞿世英、梁實秋、顧一樵等組織了一個中華戲劇改進社，并且今年夏天余、趙、聞三君回國來‘先做沖鋒工夫’。他們定志回國后不做官，不做大學(xué)教授，專門干眾人輕視的戲劇，他們要使戲劇之花開遍于中華大陸。余在Carnegie專門學(xué)校研究了一年，志在舞臺監(jiān)督。趙從過Brander Matthews和Norman Bel Geddes，并G認為最得意的高徒。聞是多才多藝，詩有《紅燭集》，而且能畫。熊很熱心宣傳。三君回國后，定能給中華戲劇開新紀元。在美留學(xué)人中，我對于戲劇的興趣，可算是最早。因為不專于一事，所以又要讓別人趕過。將來落得個終身無一專長！”[24]等到他們回國以后，張彭春開始跟他們有了更為深入的接觸：“昨天排演《上海慘劇》的時候，余、趙、聞三先生來。他們都是專家，所以我深覺慚愧。俗話說，同行是冤家。我與他們大談，怕不過表示給他們我也是內(nèi)行，患人之不己知是我淺薄處！長篇大論談了許多北京戲劇狀況，問了許多他們的計劃和美國最近消息。余、聞湖北，趙山東，余、趙北大，聞清華，大概分工如下：余排演，趙劇本，聞畫家（亦能詩）。有意排演Peer Gynt，參用Expressionistic 派表演法。從這看出他們新[25]氣很盛，想以輸入最新派別在中國得歡迎。我想中國沒有能懂西洋派別的觀眾。他們有青年勇氣去做試驗，我也愿意看他們成功?！盵26]從日記文字可以看出，張彭春對于他們的心態(tài)其實是矛盾的，一方面表示愿意看到他們成功，另一方面又有一種自己逐漸被他人趕超而產(chǎn)生的復(fù)雜情緒。

三、在教育與戲劇之間

有意思的是，作為戲劇家和教育家的張彭春對文學(xué)革命以來的文言白話之爭頗為關(guān)注，且對白話文學(xué)的可能與現(xiàn)實做了較為深入的思考。我們先來看他日記里的一段話：

文言白話的爭一時不能分勝負，兩個最大分別：一個是寫出給人看，一個是說出給人聽。寫出人看的，說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夠了，所以字句盡管往古潔處鍛煉。人看懂了文言再看白話，自然嫌他麻煩，討厭他不雅馴。說出人聽的自然要人一聽就懂，近來寫白話的，有時所寫的人聽了不能懂，那末[27]白話的活氣脈他沒得著，文言的簡練他也已經(jīng)丟開。這類白話文是現(xiàn)在最常見的，《學(xué)衡》《甲寅》不滿意的白話十之八九都是這類的。

所謂白話的活氣脈是白話文能不能常[28]久的主要關(guān)鍵?；顨饷}是由活經(jīng)驗得來，人到與人接近的時候，如有情感事理想發(fā)表給人聽，他自然的工具是文言還是白話？文言最宜個人獨自發(fā)表，多有時間鍛煉再思，預(yù)備寫出可以給人看著有一種美感。白話的好處在接近活經(jīng)驗，文法的標準在說出來人立刻可以懂。多讀書可以學(xué)文言，多與現(xiàn)代人接談可以得著一時代的活言語。

想作好白話，書頁必須多讀，字句也必須精練。好白話，將來有生命的白話，必須用創(chuàng)造的苦工夫得來，必不是只因為文言寫不來，或因為懶用讀書工夫，或因為用外國文法的習(xí)慣，或因為一時風(fēng)尚所能成功的。

由戲劇及演講入手，用白話是沒有問題的。信札短簡，白話可，文言也可。尋常說理文字，都可用演說或談話式。情景文字還是白話好。如此文言最大用處只在簡札上，多看些尺牘書應(yīng)當有用。[29]

張彭春在這里首先認為文言白話本質(zhì)的區(qū)別在于寫出給人看和說出給人聽，因而文言講究古潔雅馴，白話則追求通俗易懂。接著，他提出白話文發(fā)展的關(guān)鍵在于活氣脈，活氣脈是由活經(jīng)驗得來，而當時寫白話的人往往缺少活氣脈和活經(jīng)驗，以致遭到別人的批評。最后，他特別指出好的有生命的白話一定是用創(chuàng)造的苦工夫得來的，所以想作好白話，書頁必須多讀，字句也必須精練?？傮w來說，張彭春在文言白話之爭中保持了一種比較溫和的姿態(tài)，一方面他認同白話文發(fā)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對彼時的白話文寫作有所保留，認為它們有較大的進步空間。同時，張彭春也會閱讀《學(xué)衡》《甲寅》等文化保守主義刊物，并在日記里留下了相關(guān)痕跡：“章行嚴的《甲寅》周刊出現(xiàn)，文尚雅馴，白話不刊。反對白話文，與《學(xué)衡》旨趣相同。藉白話藏拙本是小丈夫行為，徒以古奧自高亦非正大氣象。”[30]由此可見他對于章士釗、吳宓等人一味推崇文言文的行徑并不認可。

張彭春認為活文學(xué)是充分汲取舊文學(xué)的養(yǎng)分發(fā)展而來的，并對一味學(xué)習(xí)西方文藝的做法保持了謹惕：“現(xiàn)在詩詞曲都是已謝的文體，為在世界上產(chǎn)生影響，或須介紹給他們舊有的成績。為本國新文學(xué)的產(chǎn)生，可以從事試驗新文體舊意境，或舊文體新意境。如果力量充足，新文體新意境?！盵31]“我對于‘Undine’亦有懷疑。它不是中國東西，與我們生活經(jīng)驗相隔太遠了。一切服裝要仿歐洲中世紀，費力又有什么根本的用處？”[32]張彭春理想中的新文學(xué)是來自民間的、與普通百姓生活休戚相關(guān)的，他認為新文藝如果只為幾個文人抒情，是沒有大將來的，必須跟全國人民的生活連上，然后才可以有結(jié)大果的機會。中國文人所提倡的白話還是文人的白話、古書里的白話，不是民間的活話。只有當作家們可以熟練運用民間活話的時候，中國真的新文學(xué)就要出現(xiàn)了。然而現(xiàn)實卻并不盡人意，他在日記里不無遺憾地寫道：“昨天在城里又買了幾本‘新文化’的書報。讀了《小說月報》泰戈爾號的兩三篇文章，他們的文詞很富麗，幻想很靈活；然而有幾處讓我覺著它似乎不大切實，根基不甚牢靠?！盵33] “小說、說白劇、自由詩都是近來通行的文體，受西方的影響很多。因為生活淺薄，新作品中意境及文體都少可取。”[34]

四、日記里的新月社及新月社同人

張彭春與新月社有著非同尋常的關(guān)系，新月社名稱的由來就與他有關(guān)。1923年11月，張彭春次女誕生，他因喜愛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歌，就用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為二女兒取名“新月”，英文名為“露絲”。不久后，徐志摩、胡適等人籌備組織文學(xué)社，社名暫未確定。張彭春就把“新月”二字推薦給他的朋友們，大家欣然接受，于是才有了“新月社”這個名字?！度粘滩莅浮防镉胁簧倥c新月社有關(guān)的記錄，1923年11月12日日記里寫道：“昨天在城里訪志摩，同午飯，還有陳、黃（《晨報》），逛城南園，看菊花展覽。他和通伯想集合一些對于文藝有興趣的人在本星期六聚會，與會的大概有：周作人、魯迅（作人兄）、張鳳舉、徐祖正、陳通伯、丁燮林（西林《一只馬蜂》）、張欣[35]海、胡適之、楊袁昌英、郁達夫（《沉淪》）、陳博生（《晨報》）、蔣百里、陶孟和、沈性仁、徐志摩。想每兩星期聚會一次，互相鼓勵。他還想組織一個戲劇社和讀書團?！边@大概可以視作是新月社的前身。同年11月19日日記記錄下了新月社的誕生：“昨天在城里。這幾天因為常進城，不甚注意校里事。又產(chǎn)生了‘新月社’，作下去一定要用許多時間?！贝撕螅略律玳_始頻頻在日記里出現(xiàn)：“今天到新月社，第一次見張東蓀?！盵36]“昨新月社歡迎志摩自歐歸，諸友得晤談?！盵37]“昨在新月社與叔永、奚若、鯁生、適之、通伯、孟和、志摩、任光談高等教育?！盵38]有意思的是，張彭春雖然經(jīng)常參加新月社活動，但對新月社中人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1925年8月17日日記里寫道：“新月社無事業(yè)。少數(shù)人晤談，也可算一種需要。只不負責(zé)的任意，沒有什么真詩的可能。富家子所知的不是真苦難，所覺的不痛快只是欲望多，一時不能完全任意得到。非富家子千萬不要染富習(xí)！”十來天后，他又在日記里寫道：“這派政見手段如何是另一問題，無論如何他們是有計劃的。如胡、丁、梁對于學(xué)問藝術(shù)都能提倡，然而他們都是很深的紳士習(xí)慣，自以為有才，而與民眾不接近，手段上清潔些，然具體的計劃是沒有的。他們多受英美學(xué)說的影響。”[39]由此可知，在張彭春看來，新月社中人的缺點在于高高在上，缺乏與底層民眾的接觸和對苦難的深刻體驗，也拿不出具體的計劃。這樣的認知可謂是擊中了新月社的痛處，新月派被后來人詬病的地方也往往在此。

具體到個人，《日程草案》里記錄了很多徐志摩、胡適、梁啟超、陳西瀅等人的信息，頗有價值。先說徐志摩，張彭春和徐志摩是摯友，1924年泰戈爾訪華，新月社排演泰翁詩劇《齊德拉》，徐志摩、林徽因主演，梁思成負責(zé)舞美，張彭春任導(dǎo)演，徐志摩說道：“我們幾個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熱心，真在行人可說是絕無僅有——只有張仲述一個?！盵40]后來，徐志摩更是在文章里這樣回憶他與張彭春的點滴往事：“塵世匆匆，相逢不易。年來每與仲述相見，談必徹旦，而猶未厭。去冬在北平，在八里臺，絮語連朝。晨起出戶，冰雪嶙峋，輒與相視而笑。此景固未易忘。”[41]類似的文字讓人動容，而張彭春日記里也留下了諸多徐志摩的痕跡：“昨天接著志摩信，說君勱有要事找我談。”[42]“午飯在松坡圖書館，見著君勱、志摩?！盵43]“晚志摩講《未來的詩》，我《戲的未來》?！盵44]“昨天志摩來行，他因為母親病又回硤石，北來最早要到半月后?！盵45]類似的記錄還有很多，這些日記文字或可補徐志摩年譜之闕，為徐志摩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徐志摩是張彭春與新文學(xué)之間的橋梁，《日程草案》里不止一次記錄張彭春向徐志摩借閱新文學(xué)書籍，因為跟徐志摩交流又萌生文學(xué)興趣等情形。徐志摩還約張彭春寫關(guān)于泰戈爾的文章，張以沒有到過印度，沒有看見過泰戈爾的學(xué)校和戲劇，不愿意寫無根基的空話為理由婉拒了。張彭春認為徐志摩富于文辭，讀中國書不少，性又近于文字的運用，因而很適合當一個作家，他在日記里這樣評價徐志摩的文章：“志摩的《蔓殊菲兒》富于情感，文詞很華麗，引詩也很多，不過還有可刪而未刪的地處。從此看出志摩有乃師的雄富，理性上還不能深刻精細。這并不是壞點，為壯年作者，實在是有希望的表現(xiàn)，不至于象[46]有的人的意思太枯干，字詞不夠用，感情不暢快，那種不可救藥的毛??！想在感情文字上有作品，最怕的是老得太早，被計算和理性給縛束死了?！盵47]徐志摩在1925年3月赴歐游學(xué)的時候，張彭春預(yù)備以朋友的名義送他一點川資。五個月后，張彭春日記里記錄下了徐志摩歸國情形：“昨新月社歡迎志摩自歐歸，諸友得晤談。志摩怨中國懶性深，無生氣！俄國勢甚可怕。新月社想改組加積極工作，太安逸！已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自然懶于改章。革命不從這種人產(chǎn)生！我也在此列！”[48]這段文字留下了徐志摩訪歐后對彼時俄國的認知，以及他想改組新月社的愿望，值得錄在這里。

作為新月社重要成員的胡適在《日程草案》里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張彭春和胡適都考取了1910年庚子賠款的第二批公費留學(xué)生，同年赴美，且先后成為杜威的學(xué)生，兩個人來往較多也屬正常。1923年2月20日日記記錄了與胡適的一次聚餐，胡適在這次聚會里說到將來不再教學(xué)，專做著作事業(yè)，也就是后來他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此張彭春發(fā)表議論道：“國故自然是應(yīng)當整理的，而適之又有這門研究的特長，所以他一點一點的覺悟出來他一身[49]的大業(yè)。然而他在北京這幾年的經(jīng)驗所以使他發(fā)達的趨勢改變，是很可以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中國有才華的人在社會上沒有一個作‘活事’的機會，所以要他們把才力放在不被現(xiàn)時人生能遷移的古書古理上?！?0天后，張彭春看了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xué)書目》，認為從這個書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國學(xué)的法門，然而可以看到胡適所謂的國學(xué)是從這些書中可以得來的。既說是歷史的國學(xué)研究法，所以必須把這些書按胡適的次序，從頭到尾讀一遍。但這還是一種死工夫，為少數(shù)人或可試辦；為那些不能專心研究文科的人應(yīng)當如何可以得一點國學(xué)的知識，這是為大多數(shù)教育的問題，也是胡適列的這個書目不能解決的問題。張彭春曾向胡適借《詞選》，并說要同他學(xué)作詞，胡適則叫張彭春讀他的《詞選》，熟讀二三百篇，自然會作了。日記里還記錄了1925年底擬邀請胡適出任清華學(xué)校校長事宜，當時陶孟和和丁文江都推薦胡適，張彭春也認為在學(xué)問方面胡適是最適合的人，彼時胡適已經(jīng)聲明辭去北大教職，他覺得用一點力氣勸駕，胡適也許愿意來清華。接著他在日記里寫道：“來后校內(nèi)如何處置一切？實行教授治校，裁靡費，招集學(xué)者，廢普通專門分科，組織文理大學(xué)。學(xué)生一定歡迎，多數(shù)教員也能合作。至于他自己喜作行政事與否，那在他個人。他身體能否支持，家庭有無問題，這也在他個人斟酌?！邕m之愿來，并且是由我約請的，于我沒有什么丟臉。我實在學(xué)問名望都遠不如他。一點辦事才也很有限，退下來自己深造是莫好的機會。我要堅持請適之?！盵50]由此亦可見張彭春的胸懷和見識，因為時任清華教務(wù)長的張彭春正是清華學(xué)校校長的最有力人選。遺憾的是，后來胡適并未來掌清華，而張彭春也在各派勢力斗爭下離開清華回到南開。

注釋：

[1] 其中1924年3月1日到1925年2月18日日記藏于其他圖書館。

[2] 張彭春：《清華學(xué)校課程委員會報告》，崔國良、崔紅編：《張彭春論教育與戲劇藝術(shù)》，天津：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202頁。

[3] “他”當作“它”，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標注。

[4] “佩”當作“配”。

[5]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1日。

[6]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1日。

[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14日。

[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2日。

[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1日。

[1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0月7日。

[11]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8月5日。

[12] “那”當作“哪”，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標注。

[1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25日。

[14] 柳詒徵：《罪言》，《學(xué)衡》，1925年第40期，第2頁。

[15] 田本相：《序三》，黃殿祺編：《話劇在北方奠基人之一 張彭春》，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第5頁。

[16] “采”當作“彩”。

[1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1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2月23日。

[1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0日。

[2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6日。

[21] “愉”當作“娛”。

[22]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4日。

[2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2月22日。

[24]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4月21日。

[25] “新”當作“心”。

[26]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2日。

[27] “末”通作“么”。

[28] “?！碑斪鳌伴L”。

[2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7月23日。

[3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7月21日。

[31]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32]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6日。

[3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1月13日。

[34]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6月19日。

[35] “欣”應(yīng)為“歆”。

[36]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3月22日。

[3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9日。

[3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17日。

[39]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31日。

[40] 轉(zhuǎn)引自馮竺：《張彭春生平事略》，《南開校史研究叢書》（第10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4頁。

[41] 黃仕忠：《偶遇徐志摩》，陳建軍、徐志東編：《遠山：徐志摩佚作集》，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第384頁。

[42]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15日。

[43]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18日。

[44]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7月31日。

[45]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12月12日。

[46] “象”當作“像”。

[47]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3年8月12日。

[48]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8月9日。

[49] “一身”當作“一生”。

[50] 張彭春：《日程草案》（稿本），1925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