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先生是我敬畏的人。與他的文章的汩汩滔滔相比，社交場里的他顯得木訥——他甚至沒有什么社交。我見過他兩回，簡樸餐敘中，他沉靜地帶著微笑聽別人說話，除非他實在有話要說，真說出來，他也僅就輕聲道出幾個詞。他似乎從來沒有準備做一個演講家，他將見識、才華與人間生活的體味，差不多全部交給了另一種表達形態(tài)。三十年來，他一直是百花文藝出版社、《散文》雜志、《散文海外版》雜志的好朋友、老作者。拜讀百花社最近出版的朱先生新書《欣于所遇》，我二十余載閱讀朱先生文章的零碎感受，仿佛找到了一個整合的機緣。

如何是我

在我們早已習慣于學科分類、學術分類的時代，一個人小有所長，就會成為所謂的專家。朱以撒先生在當代書壇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我之所以說他獨特，在專門領域的顯著成就之外，還因為他始終心懷古風，在諸多藝術場域，展現(xiàn)了當代罕見的“吾道一以貫之”的勇氣、定力與能力。他集書法家、書法理論家、散文家于一身，這種多元身份使其創(chuàng)作與理論之間形成了罕見的互文關系。然而，要真正理解這種互文的價值，我們需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藝術與人生的交織中，一個人如何成為他自己？

“如何是我”——我想用這四個字來整合我對朱以撒先生的理解。這個略帶哲學意味的追問，恰恰是朱以撒全部創(chuàng)作的隱秘核心。無論是他的書法實踐，還是他的散文書寫，都在反復回應著同一個命題：在潮流裹挾中，如何保持個體的清醒；在功利場域里，如何守護精神的獨立。從“書法文章互證”的角度探討其當代價值，不僅是對朱先生成就的梳理，更是對當代書法普遍性的偏頗與迷失——越來越多的寫字者在遺忘與表演中失卻文化含量——的一種反思與回應。

寧作我

要談“互證”，首先需明確朱以撒書法與文章的內在統(tǒng)一性。在古代，書法本是文人的余事，“文”是內容與學養(yǎng)，“書”是形式與表達，二者一體兩面。然而，在當代學科細分與展覽機制的影響下，“書法”與“文人”往往分離，書法日益淪為純粹的視覺競技。

朱以撒的珍貴之處在于，他自覺地接續(xù)了古典文人“我手寫我心”的傳統(tǒng)。他明確提出：“我心寫我文，我文為我書?！边@種自覺使其書法與文章在精神內核上高度同構：文章是書法的思想載體，書法是文章的情感外化。而貫穿其中的精神主線，正是他對《世說新語》中“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的反復體認。

在《欣于所遇》中，他多次回到“寧作我”這個原點。無論是面對趙孟頫書風的流行，還是面對展覽體的功利誘惑，他贊賞的是，像楊維楨那樣“依自家審美寫去，與卿何干”的孤高，或是像馮至那樣對“最杰出”桂冠的淡然。這種“寧作我”并非頑固不化，而是在紛繁熙攘的世界中，保持自我認知的清醒與定力。正是這種精神底色，使他的書法與文章獲得了內在的統(tǒng)一：其文在言說“如何是我”，其書在呈現(xiàn)“如何是我”，二者共同指向同一個精神主體。

我如何生

操文藝者大概都知道“我”之重要，然而，在知行合一的意義上，如何實現(xiàn)自我生成，卻是一個人生及藝術難題，實話說，多數(shù)人做不到。一念既起，即是行之始，多數(shù)人沒有貫徹的意志力，沒有貫徹的方法論，更沒有在實踐層面擺脫俗世種種誘惑的自覺。朱以撒先生是如何成為他自己的呢？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維度。

“不激不隨”與“緩慢遞進”?！缎烙谒觥烽_篇即點出“不激不隨”的識見，這既是一種處世態(tài)度，也是一種審美立場。在“大潮席卷、風起云涌”之時，能夠保持冷靜思考，不因時勢激、人群激而改變自己的轍軌，不因眾人隨而自己也隨。這種定力是個人精神成熟的標志，也是產生真正有價值作品的前提。這種“不激不隨”的精神立場，直接轉化為他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緩慢遞進”的理念。朱以撒的散文常常追憶古典的幽深，流露出對時光流逝的感慨；而這種對“深度”的追求，使他主張書寫如同做學問，需經年累月的浸潤，而非展覽機制下的快餐式制作。無論是引用佩特松小說中少年與晚年人生狀態(tài)的對比，還是分析杜甫晚年詩風的丕變，他都提醒我們，藝術和人生都是一個不斷遞進的過程。一個人的價值不僅在于技能的嫻熟，更在于隨著閱歷增長，其精神世界是否更加深沉、厚重、開闊。其文章中對“功夫”的闡述，恰好印證了他的書法線條中那份不浮不躁的沉著——那是時間沉淀后的從容，是“不激不隨”在筆墨間的自然流露。

“文氣”與“自得”。朱以撒先生特別強調“宏道養(yǎng)正的正大氣象”。這一理念在他的散文中被具體化為對古人風雅的追慕，在書法中則表現(xiàn)為對“文雅”氣息的追求。他認為，書法若僅有技巧而無文章修養(yǎng)，則難脫“俗格”。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文雅”的理解并非外在的裝飾，而是與“自得為貴”的審美態(tài)度緊密相連。《欣于所遇》中，他反對那種以數(shù)字、頭銜、他人評價為標準的審美惰性，強調“自得”。無論是鐘嶸對陶淵明的品評，還是張愛玲不愿與冰心比較，都說明真正的審美是一種私人化的、有獨立判斷的精神活動。這種“自得”讓人擺脫了外界評價體系的束縛，獲得心靈的自由。我見過不少朱以撒先生的手札書法作品，難得的綜合文化涵養(yǎng)讓他的文章和書法渾然一體，我們所謂筆墨間的“書卷氣”——其實，那就是朱以撒先生一貫珍視的、不求人賞而自足的氣息，是“自得”之境的視覺呈現(xiàn)。

“真誠”與“體統(tǒng)”。朱以撒是當代極少見的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書法理論家。他在文章中多次直言當代書壇的弊端，如“批評不興”、倫理關系混淆審美關系等。這種犀利的批評視角，源于他通過文章修煉出的獨立思考能力。而支撐這種批評的，是他對“體統(tǒng)”的持守?！缎烙谒觥分?，他借莊子筆下的巨樹、支道林養(yǎng)馬等典故，探討了“有用”與“無用”的辯證關系。在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人們趨附于能帶來名利的“有用”之學，而忽視了那些看似“無用”卻能滋養(yǎng)心靈、提升境界的精神活動。正因為他能“文”，所以他不盲從時風，能在書法實踐中保持清醒的距離，反對過度的裝飾與拼接，堅守素樸之美。這種批評不是為批評而批評，而是源于對“體統(tǒng)”的敬畏——書法有其正大的傳統(tǒng)，走“正大”之路，方能不墮俗流。

我與歷史

朱以撒先生在《欣于所遇》中大量談論臨摹、取法，以及我們與古人的關系。這絕非某種“拘泥”，這恰恰是對“寧作我”的創(chuàng)造精神給出了藝術史的支撐，這些研討，讓“我”的構成呈現(xiàn)了時間的層理與歷史的厚度。他指出，學習古人不僅是學其形，更要“由書及人”，去感受古人所處的時代、他們的精神世界。當我們學會追問，執(zhí)筆者是誰、執(zhí)筆者如何實現(xiàn)了語言及符號自治，我們就懂得了敬畏歷史的深層理由。

從“沙門湛然”的發(fā)掘，到對“無名氏”書法的重新審視，朱以撒先生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并非孤立于時間之外，而是文化傳承中的一環(huán)。這種歷史意識，使他的書法實踐超越了單純的技法錘煉，而成為一種與古人對話的精神活動；也使他的散文超越了個人微觀修辭的小格局，而成為一種對文化血脈的大關懷。所以，我們在朱以撒先生的書法、書法批評及散文作品中，經常能感受到個體與傳統(tǒng)的精神共振。

我，棲居者

朱以撒先生書文的當代價值，不僅僅在于他個人取得的成就，更在于他證明了在當代學科壁壘森嚴的背景下，書法與文學不僅可以共存，更能相互激發(fā)——朱先生的倡導與實踐，讓我們回到書寫的本來狀態(tài)，回到書寫與生命的相互照亮。

從“我本快意”的遣興，到“自得為貴”的審美，再到“風雅在懷”的持守——無論是《儒林外史》中四位市井奇人的自得其樂，還是康同璧生日會上女賓們偷偷換上旗袍的細節(jié)，或是張伯駒“用我，是這樣；不用我，也是這樣”的散淡，都在詮釋著什么是“風雅在懷”：它不是外在的裝飾，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性情，一種無論順逆都無法被剝奪的精神品質。它讓平凡的生活有了詩意，讓困頓的人生保有尊嚴。

棲居者,在與不在之間，是一種游移的、不肯被完全定義的狀態(tài)。我覺得，這恰如朱以撒先生的書法與文章，既在場又抽身，既深入又保持著距離——他在當代書壇，卻不在某股潮流之中；他書寫古人，卻不止于追?。凰務摷挤?，卻始終指向人心。

棲居不是占據(jù)，不是征服，而是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與它相融卻又保有精神的余裕。朱以撒的書寫，正是這樣一種棲居——他棲居在漢字里，棲居在活性的古典中，棲居在個體生命的安靜角落。

“棲居者”朱以撒——在潮流與獨處之間，在古與今之間，在書與文之間，安然地、清醒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