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志怪與志怪小說，長期以來一直缺少系統(tǒng)、專精的通史性論著。這一狀況的形成，與志怪文體本身的復雜特征、文獻留存與分布不均衡，以及既有小說史、小說研究史寫作范式難以突破創(chuàng)新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guān)。王昕教授《志怪：“子部小說”知識史研究》（以下稱《志怪》）一書的問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全書設有序篇、孟篇、仲篇、季篇四大部分，共二十章，分別圍繞志怪與“子部小說”的知識史研究、“子部小說”的知識譜系、志怪與文學主題、志怪的文學性接受展開探討。

重建對志怪的認知。志怪傳統(tǒng)源遠流長：從“子不語怪力亂神”，到莊子、列子筆下的齊諧、夷堅；從干寶、蘇軾等人雅愛的搜神談鬼，到子部小說家類的異聞之屬，志怪始終是古人既心存顧忌又格外傾心的著述類型。然而，在現(xiàn)代學術(shù)范式建立以來的百余年間，志怪長期被置于“文學性小說”的現(xiàn)代觀念之下，多以“志怪小說”或“文言小說”之名，與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等共同納入古代小說史的敘述框架。更有甚者，在小說進化論的影響下，志怪被簡單視為唐傳奇的源頭，一種“前小說”形態(tài)，被評價為“粗陳梗概”、文學性不高。20世紀末以來，隨著文化史、微觀史研究轉(zhuǎn)向的到來，學界對志怪的研究逐步進入反思階段。研究者開始主張回到歷史語境重新審視志怪文本，重寫古代小說史的呼聲也日漸高漲。

《志怪》自序稱，這一課題基于“子部小說”的知識屬性而展開，并在自序和“序篇”中對“子部小說”“志怪”的知識屬性作了回歸傳統(tǒng)語境的闡釋。作者談到，“子部小說”在古代目錄學語境下屬于“邊緣化的知識而非文學創(chuàng)作”，它“作為一類信息或知識，反映并參與各個時代的文化生活”。志怪的撰述者所注重的，乃是“‘異聞’中包含的信息和知識，而非故事生動與否的文學性價值”?！爸R史是貫穿‘子部小說’歷史的主線?！敝竟肿鳛閭鹘y(tǒng)“子部小說”的支類，彰顯了“子部小說”知識的博雜性質(zhì)，即在傳統(tǒng)學術(shù)體系容許的范圍內(nèi)所能容納的知識的廣度。這些認識深刻且貼近傳統(tǒng)語境，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隨后又對子部小說的知識屬性進行了細致分析：從“子部小說”的立名淵源、“小而雜”的特點、學術(shù)性、價值敘事與體例等角度切入，建構(gòu)起子部小說的知識形態(tài)，又從志怪與“子部小說”的關(guān)系切入，論述了志怪的起源、與子史二部的關(guān)系以及知識價值，建構(gòu)起志怪的知識形態(tài)，最后，作者梳理了志怪的研究史，重點聚焦方法論的轉(zhuǎn)向，以凸顯志怪日漸提升的研究價值。以上論述，無疑重建了對志怪的認知。借用作者的話說，在知識史的視野里，志怪的內(nèi)容和體裁樣式可以得到更為切近的描述與理解，文學性小說研究帶來的諸多認知障蔽也得以廓清。

革新志怪研究范式。該書的“孟篇”通過個案專題，呈現(xiàn)了別具一格的研究模式?！懊掀睂⒅竟峙c經(jīng)傳神學、博物學、地記、方術(shù)、宗教地理、繪畫技藝和學術(shù)思潮的關(guān)系進行了個案討論，視域宏闊，顯幽燭隱，不乏真知灼見。例如，從志怪與古代巫術(shù)淵源關(guān)系的角度，重新闡釋以明傳奇《牡丹亭》為代表的復生故事的文化內(nèi)核。同時，該書對志怪源于方術(shù)的經(jīng)典觀點進行了糾偏，認為從知識史的角度看，志怪并非僅源于方術(shù)，亦與古代博物之學存在共生關(guān)系，這也跳出了過往文學性小說的認知藩籬。

作者還將“異類知識”的視野擴展至古代的視覺文獻——圖畫志怪?！爸竟峙c中古繪畫技藝”一章梳理了中古圖畫志怪的主題、線索和表現(xiàn)形式，認為圖畫志怪與繪畫技藝存在關(guān)聯(lián)，同時反映了具象化的民間接受心理與審美傾向，其中詳細論述的“畫妖”故事十分生動，展現(xiàn)了志怪表現(xiàn)歷史的另類方式。此外，將志怪與宋代庶民文化、清代乾嘉學風關(guān)聯(lián)研究，則有意揭示志怪的新變。以“《閱微草堂筆記》與乾嘉學風”一章為例，《志怪》錨定乾嘉這一志怪撰述的中興時期，認為受乾嘉學風的影響，志怪集大成之作《閱微草堂筆記》既恪守“著書者之筆”的傳統(tǒng)，又呈現(xiàn)出“合學問、異聞與個人聞見于一體的子部小說新變”，洵為確論。

鮮明的文學觀照意識?！吨竟帧愤@一課題的緣起，在于不滿于過往學界將志怪視作文學性小說來研究，試圖將其從文學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以獲得新的認知與研究視野。然而，該書看似處處將志怪與文學性小說“切割”，實則處處充滿文學研究的觀照。

《志怪》的“仲篇”討論志怪與文學主題、文學接受之關(guān)系，從物象、人物、故事等角度選取個案，觀察志怪在不同文本語境中如何實現(xiàn)文學性的生發(fā)。例如，明清小說與民間信仰里廣為流傳的照妖鏡這一物象，作者在梳理其源流與演變后認為，它雖與原始巫術(shù)有關(guān)，卻是道教創(chuàng)立時期自我神化的產(chǎn)物，后來因文人的夸張想象而傳播更為普遍，形成了功能性的文學物象。又如，對白居易、蘇軾出身神異故事的成因與意蘊的探討，與以往學者傾向于從文學性文本中尋找故事本事與情節(jié)來源不同，作者綜采宗教文獻、史傳、志怪、筆記和話本小說等，認為宗教、歷史人物、民間俗信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了這一故事的發(fā)展與傳播，揭示了文學故事形成背后的復雜因素。再如，對漢唐洞窟志怪的文學性生發(fā)的論析。作者認為，漢唐志怪中的洞窟小說本質(zhì)上是中古知識及信仰的志怪化書寫，通過故事傳說來建構(gòu)對知識與信仰的認同。而從魏晉志怪的粗陳梗概到唐代刻畫細致的洞窟小說，藻采與意趣等文學性因素在潛滋暗長。從文化史多元角度考察，我們能夠?qū)χ竟值奈膶W性生發(fā)與影響有更為深入的理解。

“季篇”主要考察志怪的文類特點對《聊齋志異》等文言小說撰述模式的影響，以及早期話本小說的情節(jié)和人物設定等方面對志怪書寫模式的接受與改造。這部分論述充分展現(xiàn)了作者對話本小說的熟稔與精通，并對志怪知識屬性與文學敘事之關(guān)系作出獨到闡釋。如論及志怪知識與“三怪”話本時談道：“志怪博物之學的知識屬性及其敘事模式，給故事講述帶來的限知視角、人妖重逢的人物設定、地方色彩的風物證明以及三怪反復出現(xiàn)的情節(jié)模式，為宋元說話人結(jié)撰故事帶來了便利。”這就將志怪對明清小說的影響，通過宋元話本這一中間環(huán)節(jié)精確地揭示了出來。類似這樣的精彩論析，在《志怪》中屢屢可見。

總之，該書通過知識史和文化史的視角，重建了我們對志怪這一古老創(chuàng)作形式的認知，并且革新了已有的古代小說研究范式，應被視為當下古代小說研究的重要節(jié)點。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