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詩刊》“中國專號”封面。

1912年9月，美國詩人哈麗特·門羅（1860-1936）在芝加哥創(chuàng)辦了《詩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揭開了美國詩歌文藝復興（American Poetry Renaissance）的序幕。短短幾年間，《詩刊》因推出龐德、林德賽、桑德堡和艾略特等新進詩人的作品而名聲大噪，成為美國“新詩”（New Poetry）運動的一面旗幟。這些詩人大多都曾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啟發(fā)，“意象派”領袖龐德是其中的代表。事實上，門羅本人就對中國詩歌和藝術情有獨鐘。1910年秋天，她第一次來到北京，用她后來自傳《詩歌人生》（A Poet’s Life）中的話來說，“一頭深深地扎進中國藝術的海洋中”。

門羅的姐姐是當時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William J.Calhoun）的夫人，這為她第一次的北京之行提供了諸多便利。通過她姐夫的關系，門羅受到了清廷一眾達官貴人的款待，包括貝勒溥倫和李鴻章長孫李國杰，后者當時正準備出使比利時。真正讓門羅大開眼界的是端方，這位酷愛收藏的晚清重臣向她展示他在陜西做官時獲取的西周青銅器（應即為柉禁諸器），還對她提起在北京建立博物館的計劃?？上Т藭r清王朝已日薄西山，端方第二年便在革命中死于非命，他的規(guī)劃自然化為泡影，連那組青銅器后來也輾轉流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當時在北京幫助門羅深入了解中國藝術的還有美國著名收藏家弗利爾（Charles L.Freer）。在他于1910年10月19日乘火車動身前往河南洛陽考察龍門石窟之前，弗利爾憑借他與京城古董商的良好關系，陪她拜訪北京那些最有名的、看上去卻毫不起眼的古玩店，并且請她上門觀看他新獲得的書畫和雕塑藏品。

這次北京之行給門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自傳中，門羅如此記述她的感受：

這些體驗，連同其他從中國古代藝術精妙和諧中獲得的感悟，構成了難忘的愉悅，不時閃回心頭，歷久彌新，無疑將伴我終生。那謙和的寧靜，常常歡快的意趣；那對山水、花鳥、人面含蓄的程式化表現(xiàn)；那用色時渾然天成的細膩；那在詮釋（而非模仿）自然以及人類現(xiàn)實與想象時線條的純凈與構圖的精確恰切——所有這一切，自首次北京之行以來，一直是我的靈感源泉。它如同一把美的標尺，用以衡量平衡與比例，使許多西方藝術相形之下顯得張揚與喧囂。

不難看出，中國藝術中最打動門羅的是它的謙和、含蓄和節(jié)制，其中隱含著一種生活的態(tài)度。門羅接下來寫道：“因為那精雅的寧靜，一種高貴的謙遜，正是中國生活與藝術理想的基調?！彼囆g中融匯了生活的理想，生活中流溢著藝術之美，這是門羅從她的北京之行中獲得的對中國藝術的基本認識。不像在西方——尤其在美國——藝術或高居于殿堂之上，或淪為粗俗的商業(yè)品。雖然這里沒有提及詩歌，但中國詩同樣灌注著這種精神。門羅注意到，在中國，詩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所認識的中國文人和官員幾乎都會寫詩。

回到芝加哥后，門羅開始反思美國的藝術——尤其是詩歌——與生活的關系。在門羅看來，美國的現(xiàn)代藝術缺乏某種親和力和幽默感。而相比于能夠在博物館展出、并且經常能受到資助的繪畫和雕塑作品，詩歌尤其處于幾乎無人問津的可悲境地。詩歌無法像繪畫和雕塑那樣被私人或公共的收藏者購買、擁有和展出，它必須要有聽眾。為了給詩人提供發(fā)聲的平臺，也為了彌合詩歌與公共生活之間的距離，門羅決定創(chuàng)辦一份雜志。在一些朋友和同道中人的支持下，《詩刊》終于面世。

就美國詩壇當時的情況而言，這份刊物也可謂恰逢其時。一些有才華和抱負的年輕詩人有意擺脫深受英國維多利亞詩風影響的矯揉造作的美國當代詩歌，正苦于缺少自己的舞臺?！对娍诽钛a了這個空白，很快成為美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重鎮(zhèn)。在這方面，擔任雜志外籍編輯的龐德居功至偉，他把諸多新人新作引介到門羅的雜志上。龐德本人對中國詩的強烈興趣，也使得他與門羅趣味相投。然而，兩人的詩歌觀念卻存在著基本的差異：龐德對中國詩學資源的汲取側重于意象美學，旨在更新英語詩歌的感受方式，門羅卻更看重中國詩中所體現(xiàn)的詩歌與生活相融合的理想，因而特別強調詩歌對讀者和聽眾的依賴。她在惠特曼的名言那里聽到了這種理想的回聲：“要有偉大的詩歌，必須有偉大的聽眾”，這句話被印在《詩刊》的扉頁上，可以看作她的座右銘。詩歌需要被聽到，被廣泛地閱讀，成為公共文化生活的組成部分。因此，門羅并無意將《詩刊》打造成“高眉”（high brow）現(xiàn)代主義的陣地，而是秉持某種“門戶開放”（The Open Door）的理念，在堅持必要的美學標準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發(fā)掘無名的年輕詩人，鼓勵他們實驗性地創(chuàng)作，讓美國現(xiàn)代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夠通過詩歌得到表達和傾聽。這其中所體現(xiàn)的詩歌民主的價值觀，也應和了當時美國進步時代的文化氛圍。

由于這樣的分歧，門羅與龐德的合作不久便告結束，但《詩刊》一直堅持了下來，并且得到了大洋彼岸中國新詩界的關注。1932年12月，一直關注英美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當時任教于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葉公超，在《新月》上發(fā)表《美國〈詩刊〉之呼吁》一文，介紹這份雜志。葉公超對門羅的編輯方針領會得很準確：

對于《詩刊》我們所欽佩的不在它當時的“新”，而在它這二十年來的一貫的新。不相信我這話的人不妨翻開幾期《詩刊》來看看，不論哪幾期，有專門標榜名人沒有？有接連著登載一個人的詩沒有？有特別鼓吹某派某宗的詩沒有？這是《詩刊》獨到之處：你今日得名了，明日就請你退出，再讓別的未名的人來和讀者相見。至少我們的印象是如此。

與此同時，門羅也對她夢縈神牽的北京念念不忘。她早就想再次回到這座城市，1934年8月，她終于如愿以償。此時嘉樂恒已經去世，但她的姐姐還住在東城馬大人胡同的寓所中，這也是門羅第二次北京之行的住所。與二十四年前相比，北京自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這并沒有引發(fā)她太多的懷舊與傷感之情。在她回國后寫的《在北京》——她有意仍稱其為“北京”而非“北平”——一文中，門羅寫道：

誠然，那些美麗的屋頂與墻垣顯露了幾分緩慢朽壞的新痕跡：又有幾片瓦掉落，更多野草在寺廟的屋頂上生長。然而紫禁城已不再森嚴禁入；昔日的皇家園林如今作為公園供我們游覽休憩，宮殿也對中華民國的公民，以及像我這樣來自芝加哥、莫斯科和伊斯坦布爾的漫游者敞開。街道總體上更潔凈了，幾條通衢大道拓寬了，為那些在行人與車馬——包括迎親送葬的隊伍，還有絡繹不絕的駱駝隊——中穿梭疾馳、鳴笛而過的汽車騰出了空間；使館區(qū)依然在那整潔莊嚴的宅邸里舉辦晚宴，盡管政府已遷離，外交官們來此要辦的公務也需在南京進行。于我而言，還有些更精微的變化——感受與氛圍、習俗與服飾的不同，以及對現(xiàn)代世界更為敏銳的意識。

這種“對現(xiàn)代世界更為敏銳的意識”最為集中地體現(xiàn)在大學里面。如果說門羅第一次來北京交往的多是達官貴人，這一次她則與北平的大學師生有了近距離的接觸。30年代北平學院中研習歐美現(xiàn)代詩的風氣盛極一時，門羅說她“像是一個繆斯的傳教士一樣來到這些東方的學術殿堂，常常被邀請去朗讀當代美國詩歌”，包括林德賽、桑德堡和她本人的作品。她驚喜地發(fā)現(xiàn)學生們對英美現(xiàn)代詩歌有如此深切的了解，他們如饑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識，并將其轉化到自己的新詩創(chuàng)作中，來鍛煉詩歌這門中國古老藝術的新形式。門羅為這種激情深深感動，從中感受到一個邁向現(xiàn)代的古老國度的有力心跳。這似乎也再次向她證明，詩歌在現(xiàn)代中國的公共生活中依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有些奇怪的是，關于門羅此次訪華的中文材料非常少，這與門羅本人熱情洋溢的記述形成了有意味的反差。目前筆者只看到1934年11月《清華副刊》第42卷第4期上的一則報道，提及10月29日清華文學院特邀門羅來校演講，演講后門羅“誦詩十余首”，“珠飛玉碎，瑯瑯有聲”。當天朱自清日記中也有“參加哈麗特·蒙羅小姐的詩朗誦會”的記錄，后來他在《談詩歌朗誦》一文中又再次提及，稱“她是按著各篇詩的內容，變化她朗誦的聲調。有時候幽柔，有時候朗壯”，頗為贊賞。門羅一貫重視詩歌的朗誦及其在聽眾中產生的效果，她根據內容來調整朗誦的語調，顯然意在調動聽眾的反應，達成雙方的共鳴與交流。

門羅對中國的新詩運動也有相當的了解，她看到新一代的詩人和年輕學子“正進行著一場我們耳熟能詳的戰(zhàn)斗”，反抗著陳規(guī)舊習的束縛，他們已經擯棄了文言，轉向“以民眾日?？谡Z寫就的、更為自由的新詩”。1935年初回到美國后，門羅為《詩刊》編輯了一期“中國專號”，于當年4月出版。除了收錄阮籍、盧綸、高啟等古代詩人的作品外，還在當時任教于北大外文系的英國作家哈羅德·艾克敦（Harold Acton）的幫助下，編了一組“白話現(xiàn)代詩”的專輯，收入徐志摩、何其芳和林庚的七首詩，均由艾克敦本人翻譯。值得注意的是，七首詩中林庚的詩作就占了五首。根據艾克敦后來在他與北大學生陳世驤編選的《中國現(xiàn)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導言”中的記述，林庚的作品是由門羅親自挑選的。這一點頗為耐人尋味，在30年代北平的現(xiàn)代派詩人當中，林庚是最為自覺地激活中國古典詩學并賦予其以新鮮感的一位，而且他特別強調古典詩能夠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特質，希望在新詩中再造這一傳統(tǒng)（參見其《極端的詩》等文）。這與門羅的詩歌理念不謀而合，她對林庚詩歌的偏愛或許正是有見及此。

1936年9月26日，門羅在參加完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的國際筆會后返國途中，因腦溢血病逝于秘魯。相關的中文報道，筆者只讀到詩人徐遲在《新詩》第三期上的發(fā)表的《哈麗脫·孟洛女士逝世》一文，其中還把她第二次來北京的時間誤記為“一九三二年”。也許我們對這位如此熱愛中國的美國文化人是過于冷落了。在門羅身后，《詩刊》一直延續(xù)至今，而她與北京以及中國詩歌的因緣，還有待更細致的講述與闡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