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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振 吳辰:新時代,如何海洋,怎樣文學?——論新時代海洋文學的特質(zhì)
來源: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評論 | 王學振 吳辰  2026年05月15日23:31

海洋文學古已有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域外,人與海洋之間的關系都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主題。由于地理區(qū)域不同、生產(chǎn)生活方式不同、文化不同,世界各地處理人與海洋之間關系的方式也千差萬別,有的勇敢征服,有的望洋興嘆,有的則在長期的交互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帶有海洋氣息的生存哲學。而海洋文學所書寫的正是這些,它承載著人類對海洋的認知和期許,也體現(xiàn)了人類的智慧和膽識。

新時代以來,隨著對海洋認知的加深,中國提出了海洋強國戰(zhàn)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陸海統(tǒng)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而文學是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新時代的海洋文學也應該呈現(xiàn)出與時代互動而產(chǎn)生的新景觀。近年來,學界對“新時代海洋文學”的關注度日漸增加,其學理性和意義得到了廣泛的探討。同時,一批能夠體現(xiàn)新時代海洋強國戰(zhàn)略的文學作品也紛紛問世,這些作品體現(xiàn)了新時代中國的海洋觀,以及對如何建設海洋強國的思考和設想。更重要的是,在創(chuàng)作界與評論界,已經(jīng)形成了一支相對穩(wěn)定且成熟的作家與評論家隊伍,集結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學海軍”,促進了新時代海洋文學的良性發(fā)展。

但是,在目前有關新時代海洋文學的研究中,一些理論范疇往往沿襲了既有的海洋文學觀念,其特質(zhì)和理論框架仍需進行更充分的討論,新時代的海洋觀念應該是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又該如何去呈現(xiàn)新時代的海洋觀念,這些問題都值得新時代海洋文學的實踐者繼續(xù)深入思考。

一、國家戰(zhàn)略的文學呈現(xiàn)

新時代之“新”既是一個時間維度,又是一個政治維度,而新時代海洋文學也是兼?zhèn)浯硕?,它是國家?zhàn)略的文學表達,是一種帶有高度自覺性和方向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海洋本身不會“新”,“新”的是人們關于海洋的認識和觀念。

在新時代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背景下,經(jīng)濟、軍事、科技等成為衡量海洋強國建設水平的“硬指標”,而文學和藝術則構成了海洋強國的“軟實力”。新時代海洋文學與其他時期海洋文學的最大的區(qū)分度就在于在其文學性的背后有著強大的國家海洋戰(zhàn)略作為支撐和依據(jù),這也使得新時代海洋文學在書寫人與海洋之間關系的時候呈現(xiàn)出更大的確定性。

曾經(jīng),人們在進行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時,總會驚嘆甚至臣服于海洋的神秘與莫測,甚至常會帶有一些無力感。在《精衛(wèi)填?!返墓适轮?,精衛(wèi)鍥而不舍銜木填海的壯舉雖然令人動容,但是它“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終究是徒勞,除了紓解心中的怨氣之外,對改造海洋并不能起到更多作用。而在希臘的《奧德修斯記》中,雖然英雄們早已掌握了航海的技術,但是一旦身處海中,他們還是只能把命運交付給所謂的神祇和命運。曹操是一代梟雄,但是在面對大海時也只有驚嘆其有容乃大,“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一番感慨過后竟到了不知如何形容的地步,只好稱“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到了工業(yè)文明興起后,人類認為自己開始有了與海洋一較高下的能力,于是便出現(xiàn)了諸如《白鯨》《老人與?!返雀矣谔魬?zhàn)海洋權威的作品。人類就像作品中的亞哈船長、桑提亞哥一樣,不斷挑戰(zhàn)著海洋的底線,在海洋的面前彰顯著人類的智慧和勇氣。當《白鯨》中船長與白鯨同歸于盡的時候,人類便已經(jīng)在嘗試征服海洋,而當《老人與?!分猩L醽喐鐜е篑R林魚骨安全抵達家鄉(xiāng)的時候,人類便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能夠與海洋一決高下的信心,小說最后,老人夢見了獅子便是其確證。在中國,由于晚清以降的積貧積弱,在“征服海洋”這一主題上并沒有太多開掘,相反,由于對海洋缺乏了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海洋往往是作為承載知識分子文化與政治想象的“烏托邦”而存在于文學中。梁啟超就曾將20世紀的開端放置在廣袤的太平洋中,于是寫下了《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陳天華的《獅子吼》也將背景置于舟山島上的民權村,而冰心則是將海洋精神視作青年人們的效法對象,在《往事》中,年輕人們從海潮、海風、海舟一直談到了“海的女神”,這實際上便是在探索精神領域海洋的意義,最后,她期望朋友們都能做“?;钡那嗄?,這自然也是對海洋在精神領域“烏托邦”屬性的強調(diào)。其實,在這類文學作品中,海洋本身并不重要,只要是能夠承載其政治理想,海洋亦可,外太空也未嘗不行,它只是一個脫離原有生活空間的地方,故而其“海洋性”并不是特別突出?;蛘哒f,海洋與其他異于人類生活著的陸地的區(qū)分度并不是很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海權意識的增強,海洋文學所呈現(xiàn)出的更多是對國家主權的彰揚和維護,而探索海洋的腳步也漸行漸遠,從近海拓展到了遠海,從東亞走向了世界。海軍、海戰(zhàn)成為一個時期的主題,在黎汝清的《海島女民兵》、張永枚的《西沙之戰(zhàn)》中,都展現(xiàn)了解放軍戰(zhàn)士的颯爽英姿。而在美蘇冷戰(zhàn)的時代背景下,海洋也意味著突破封鎖,象征著友誼與和平,于是,一些作家借由書寫大海來向世界傳達新生共和國的聲音,傳達來自東方的訊號。例如在艾青寫給聶魯達的那首《在智利的海岬上》中,就有“你愛海,我也愛海/我們永遠航行在海上”的詩句,在詩歌的末尾,艾青寫道:“在紅心木的桌子上/有船長用的銅哨子/拂曉之前,要是哨子響了/我們大家將很快地爬上船纜/張起船帆,向海洋起程/向另一個世紀的港口航行……”[1]詩句在表達艾青與聶魯達友情之外,其政治寓意也是十分明顯的。

通過對中國海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梳理可以看出,在進入20世紀以后,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觀照下,海洋文學的書寫實際上是具有一種合目的性的,作家們關注并書寫海洋,是為了給當下生存境遇中的一些問題尋找答案。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海洋文學的確定性和方向性更加明顯,作家們能夠主動將個人對海洋的思考納入國家的戰(zhàn)略當中。于是,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上,海洋文學便呈現(xiàn)出了與其他國家、與時代不同的精神景觀,它不再是削足適履地迎合由西方文化傳統(tǒng)構建出的海洋敘事,[2]那些打有殖民印記的海洋符號諸如水手、遠征以及帶有想象與歧視的所謂“海島風情”并不適合中國人對海洋的定位和理解。

新時代,隨著海洋強國戰(zhàn)略的提出,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也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如果對2012年以來的海洋文學作品做一個線性梳理,便會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中的自覺性和方向性是逐漸增強的,作家們的寫作各具特色,卻能在整理上形成一種合力,推動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沿著時代的軌道不斷前進。以林森的創(chuàng)作為例,2018年,林森開始了他的海洋文學系列創(chuàng)作,《海里岸上》是他的第一部海洋文學作品,此作的背景便是當時正在蓬勃發(fā)展中的潭門漁港;而以同時期海南西部沿海地區(qū)的開發(fā)建設為背景,林森又寫出了中篇小說《島》;隨著對海洋文學和海洋文化理解的加深,林森另外兩部海洋文學作品《唯水年輕》和《心海圖》則涉及了更為宏大的海洋圖卷,《唯水年輕》是一個“歸去來”的主題,其中蘊含著幾代人與海洋的復雜關系,體現(xiàn)了人們對海的復雜感受,《心海圖》雖然涉及的是一個很少出現(xiàn)在中國文學中的“漂流”主題,而林森卻將一個人與海洋的搏斗放置進了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大主題之下,使作品具有了明顯的中國印記。在這些有關海洋的文學實踐中,林森一直在回應著時代,即便是《島》或《心海圖》這種充滿了孤獨感的作品,林森都能將時代的脈搏與人的命運結合起來,這也可能是林森能夠成為新時代海洋文學的代表作家的重要原因。

同時,在國家戰(zhàn)略的引領下,作家們對海洋文學的邊界也有了新的認識。海洋文學不僅僅包含個人與海洋之間關系的建構,還可以涉及尖端科技、漁業(yè)文化等各個方面。于是,在新時代,中國的海洋文學顯得格外豐富多彩。許晨、臧思佳的長篇報告文學《全海深——中國“奮斗者”探秘深?!贰⑹⑽膹妿в姓乒市再|(zhì)的《漁具列傳》均在此列。文學作品引領著讀者認識到了一個問題,即海洋文學所書寫的范疇并不僅僅是在海面之上,它有可能是關于水下萬米的“黑科技”,也可能是關于那些已經(jīng)被陳列在民俗博物館中的物事。在不遠的未來,新時代海洋文學的邊界很有可能被進一步拓寬,這是中國科技與文化實力的體現(xiàn),也是國家戰(zhàn)略與文學進一步結合的必然要求。

二、主題寫作的藝術突圍

新時代海洋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主題寫作的意味,但是,就目前的成績來看,伴隨主題寫作而生的種種問題并未在新時代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不僅如此,無論是與不同年代的海洋文學的縱向比較,還是在與同時期文學的橫向比較中,新時代海洋文學都呈現(xiàn)出了較高的素質(zhì)。

雖然作家們在創(chuàng)作時未必會抱有很明確的“主題寫作”的意識,但是,身處同一個政治文化語境,新時代的文化特質(zhì)在不同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中都會打下深深的烙印,顯示出相對穩(wěn)定的時代風貌。之于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也是如此,在新時代,作家們對“海洋”這一寫作對象有著相對一致的認知,所以,在創(chuàng)作時,其情感指向、審美偏好也都會有一定的相似性。不過,這種相似性并非對政策的圖解,而是一種基于共同生活經(jīng)驗與生存思索的共鳴,這種共鳴使新時代海洋文學形成了一條主航道,作家們正像一條條各具使命的航船,沿著航道并肩前行。在新時代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領域,事實上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合力”,這種合力并不是因受到某種政策或者組織創(chuàng)作的要求而產(chǎn)生,而是作家們基于自己的感知和興趣形成的。

林森在論及自己的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時稱,他最初涉足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時并沒有系統(tǒng)的規(guī)劃,而是出于一顆作家“求新求變”的心,他甚至稱“此前那片深藍的誘惑有多大,此刻我渴望走出深藍的決心就有多大”[3]??梢?,在林森的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中,幾乎是完全不存在“趕任務”的心態(tài),這種相對寬松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也促使林森的海洋文學系列創(chuàng)作對海洋文化和歷史背景挖掘得很深,他的四部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都避免了走馬觀花式的淺薄,而是對人與海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長時間的觀察和梳理,這也呈現(xiàn)出他對歷史與未來的思考。對于林森的創(chuàng)作而言,海洋是一條通路,它所通向的是人類生存的種種可能性,向海而生意味著一種與陸地生活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當陸地生活遇到了瓶頸,海洋則能夠成為人類反思自己生存狀態(tài)的一面鏡子。

同樣是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盛文強就有著和林森完全不同的出發(fā)點。盛文強的創(chuàng)作很難被歸類,他的文本中所涉及的內(nèi)容龐雜多樣,更具有宋人筆記味道,他善于在自己的文字中隱藏自己,在他的著作中,“我”這個字是極少出現(xiàn)的。但是,這也正顯示了盛文強對書寫海洋的態(tài)度,在他有關海洋的民俗學考證中,陸地的經(jīng)驗與想象力在很多時候是失效的。于是,便出現(xiàn)了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有關海洋的傳說,盛文強通過對這些傳說進行考釋、還原,并鉤沉那些由于認知偏差而謬之千里的海洋風物。在接受采訪時,盛文強強調(diào)人們要去學習一種“在野的知識”,他所做的其實正是在用這些知識來消除人類對海洋的獵奇心態(tài),去帶領讀者見識真實的海洋,去領略那種祛魅之后的海洋文化。在盛文強的著作中,很多篇目的主角并不是人,而是一些承載了人與海洋交互智慧的器物,這在當下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是不多見的。以“海洋學者”自況的盛文強正在努力打破一種由陸地而生的“人類中心主義”,嘗試以海洋來思考海洋。

當然,在新時代建設海洋強國的時代命題之下,有組織創(chuàng)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新時代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隊伍中,報告文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體裁門類,許晨、臧思佳的《全海深——中國“奮斗者”探秘深?!?、葉曙明的《南方啟航:從“南海Ⅰ號”看海上絲綢之路》便是這些報告文學中的代表。作為曾經(jīng)興盛一時的文體,毋庸諱言,報告文學近年來在新媒體的沖擊下略顯頹勢,而在新時代海洋文學的創(chuàng)作隊伍中,報告文學卻又重新吸引了不少讀者的閱讀興趣。就內(nèi)容而言,這些報告文學的主題顯然都是要逼迫作者走出自己的“舒適區(qū)”的,萬米深潛、水下考古,這些都在挑戰(zhàn)著作家們的知識儲備。但是,這些最新的發(fā)現(xiàn)與尖端的科技卻正是報告文學在新時代海洋文學領域得以新生的重要原因,隨著中國海洋科技的日新月異和大眾對海洋文化的日益關注,人們期待著有一種能夠時時查閱,且能將中國在海洋科學方面的成就講述清楚的媒介,于是,報告文學的樸拙反而成了優(yōu)勢,較之觀看影音的快捷,報告文學在閱讀上的延宕反而能夠讓讀者更好地感受中國在海洋科技方面的進步,同時,也能夠通過文字更好地感受這些海洋科研工作者們的人生選擇與心路歷程。而這些報告文學絕大多數(shù)都是有組織生產(chǎn)的成果,這畢竟是一件“吃力未必討好”的工作,有些時候,需要有組織生產(chǎn)來倒逼一些作家來接觸相關主題,而這些主題的深度與難度也決定了相關作品一定會成為紀念碑式的存在。相比較小說、詩歌等個人色彩濃郁的虛構式或抒情式的海洋文學作品,報告文學凝聚著這個時代對于海洋科技與文化認知的最前沿。

在新時代海洋文學的作家群體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原因去與海洋接近,每個人對海洋的觀察與表述方式也都呈現(xiàn)出各自的特點,海洋是他們創(chuàng)作的主題,但是這種主題是松散的,在這種擁有高度創(chuàng)作自由的主題寫作中,作家們的個性也得以凸顯。所以,新時代海洋文學比此前任何一個時期的海洋文學形式都要豐富,在同一個海洋主題之下,讀者能從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看到形態(tài)各異的海洋。而這也正是在新時代語境下海洋賦予文學的重要特質(zhì)與使命,溝通、包容、和而不同,新時代海洋文學中所呈現(xiàn)出的這些特質(zhì)也正契合了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時代需求。

三、海洋觀念的哲學思考

新時代,隨著海洋強國戰(zhàn)略的提出,人們對有關海洋的一系列問題也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這反映在海洋文學領域便是海洋之于文學的意義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人們通過文學對海洋的思索越來越深刻,海洋之于人類文明的不可替代性也日益凸顯出來。

在傳統(tǒng)的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中,海洋只不過是作為背景而存在,無論是歷險、行商或者是戰(zhàn)爭題材,海洋大多是人類活動的背景空間。誠然,人類與海洋相關聯(lián)的活動一定有其特殊性,但是,這種特殊性并不能很好地呈現(xiàn)海洋之于人類的意義。在文學作品中,作家有關人與海洋之間關系的認知只有兩種,一則是相互對抗,人類在與海洋的搏斗中彰顯自己的主體性,海洋往往作為人類發(fā)展的障礙而存在;二則是平行發(fā)展,人與海洋仿佛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雖然人類在海洋中活動,但是人類與海洋之間的關系并不存在強關聯(lián)性,人類只是換了個環(huán)境繼續(xù)從事自己在陸地上所做的事情而已,而海洋亦不會因為人類的介入而變得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與海洋之間在文學中的交互實際上只是人類的一廂情愿,人們在面對海洋時,放置了許多自己在面對陸地事物時所思考的問題,海洋的特殊性并沒有被充分地認識,人類并不想和海洋過多對話,他們只是在繼續(xù)做著那些千百年來未完成的事情而已。

人類深度思考海洋是從生態(tài)倫理的角度起步的。20世紀工業(yè)文明的蓬勃發(fā)展帶來了經(jīng)濟繁榮,也帶來了諸多問題,當目睹海洋的污染、漁場的萎縮、海洋生物的滅絕時,人類開始反思自身與海洋之間的關系。于是,《白鯨》中那種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人類偏執(zhí)變成了貶義詞,作家們更多是通過揭示這種偏執(zhí)背后存在的種種問題來重塑人與海洋之間的關系。20世紀50年代,當雷切爾·卡森的《海風下》《海之濱》《我們身邊的海洋》提出了“誰知道海洋”的命題時,人們才關注到看似浩瀚的海洋也在慢慢萎縮,并因此開始針對海洋的保護進行思索,同時,因為思索海洋的生死存亡,人類也在哲學領域更新著對海洋的認知。在中國,此類文學作品的集中出現(xiàn)是在新時代之后,這也成為新時代海洋文學深度介入“海洋”這一范疇的重要邏輯出發(fā)點。鄧西的《鯨歌島的夏天》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在鯨歌島上,人與自然看似和平相處,但背后卻隱藏著潛在的危機,在經(jīng)濟大潮的洶涌澎湃之下,生活在海邊的人們的選擇實際上不僅事關大海的生死存亡,也事關下一代人對海洋乃至自身的認知。在鄧西的小說中,海洋是不同代際、不同身份的人,甚至是不同物種之間的重要紐帶,這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態(tài)文學的基本框架,向著人類生存更深層的問題去探索。

新時代海洋文學深度介入海洋不僅僅是關注到生態(tài),而是真正意識到了海洋作為文化空間上的獨特意義。文學不是自然科學,它無法直接在現(xiàn)實生活中改變世界,卻能夠通過引導人類對世界的認知來呈現(xiàn)出無限的可能性。

水汽氤氳的《潮汐圖》便是這樣一部作品。林棹以一只蛙形生物為主人公,使整篇文章充滿了魔幻的色彩,而在這種魔幻色彩中,一幅晚清嶺南風情畫被繪制了出來,更重要的是,這種亦真亦幻的氛圍可能真就是當時生活在珠江潮汐拍打之下的人們所切實感受到的。當海洋的涌動帶來了巨大時代變革的訊號,一切都是未知的,這種氣氛令人興奮,同時也夾雜著巨大的恐懼。當故事的主人公隨著海圖一路從廣州深入歐陸的核心時,他吞食著來自大海的萬物,也在吞食中努力理解著世界,在這一過程中,世界被祛魅,一種新的經(jīng)驗也因此生成。在作品中,林棹想要呈現(xiàn)給讀者們的是她對歷史、對生命的深度思考,而這一思考的出發(fā)點便是海洋。20世紀的世界風詭云譎,以陸地為視角看到的是一個樣子,以海洋為視角看到的又是另一個樣子,《潮汐圖》試圖補全嶺南歷史的海上拼圖,將讀者帶回那個海風吹拂的文化場域。

而更多作家則通過對海洋的深入理解建構一種人與海洋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不再是那種單向輸出式的“偽交往”,而是一種雙向奔赴式的理解與共情。在新時代有關海洋的實踐中,人們在以海洋的角度去重新認識并理解海洋,趙德發(fā)的《黃海傳》、孔見的《海南島傳》有關海洋的部分都呈現(xiàn)出了這種特點,這些作品打破了以往由陸地看海洋的單一視角,開始嘗試以海洋的視角去理解那些隱藏在故事與傳說之中的秘密線索,這些作品的厚重感也因此應運而生,而一種歷史哲學的意味也隨之充斥在整部作品之中。林森的《島》《海里岸上》《心海圖》等則擅長設置極端環(huán)境,為人類與海洋之間的關系建模,使人單獨面對海洋是他的常用寫作手法,但是,在他所建構的人與海洋之間的關系中,“人”不僅僅是主人公所代表的單一個體,同時也折射出一些帶有共性的“人類”特質(zhì)。林森的這些作品并不僅僅反映出一個人在面對海洋時的思索,更是折射出了整個人類在面對孤獨與未知時所要承擔起的重量。而在林森的作品中,這種孤獨與未知由海洋而來,相較宇宙或者其他虛構空間而言,這是一片對人類來說既陌生又熟悉的空間,在海平面不遠處,希望始終存在,而能否堅持到希望所在的地方,則要看人類與海洋之間的磨合了。這不僅僅是一種意志與體力上的磨合,更是一種世界觀的破碎與重建,人類在面對海洋時,需要更新自己原有的陸地經(jīng)驗,并建構一套認知海洋的哲學方能夠站得住腳。

當然,哲學觀念上的重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有關海洋觀念的重構過程中,新時代海洋文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在新時代海洋文學作品中,大部分是有關海洋對人類精神重塑的作品,而對人類如何反作用于海洋則言之甚少。這可能是取決于人類對海洋的認知程度,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人類對海洋的認知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但是,海洋文學未必要被科學技術所束縛,在人類無限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的驅使下,新時代海洋文學通過海洋對包括人類自身的宇宙萬象進行著哲學思考,這種思考推動了人類對海洋認知方式的革新,而方式上的革新也必將促使海洋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在新時代,文學、哲學與科學之間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鏈條,互相促進,互相生成。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曾經(jīng)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是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精神特質(zhì)的集中體現(xiàn)。新時代海洋文學之所以被冠以“新時代”之名,則必然要與新時代的精神與要求相合拍。在新時代海洋文學中,“海洋”不僅僅是題材和背景,更是用新時代的視角去思考問題的路徑,同時,寫“海洋”也不是目的和終點,是在于折射出新時代中國的所思所想。

注 釋

[1]艾青:《在智利的海岬上》,《詩刊》,1957年創(chuàng)刊號。

[2]張志忠:《怎樣構建中國化的海洋文學理論——我的讀書札記》,《廈大中文學報》,2023年第1期。

[3]林森:《深藍的誘惑》,《文匯報》,2025年7月13日。

王學振,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xié)會新時代海洋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

吳辰,文學博士,海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國際教育學院黨委書記,海南省作協(xié)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