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作為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不僅指示地理位置，也承載著一方歷史文化記憶。紅色經(jīng)典《紅星照耀中國》中的地名，更是承載著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書中提及的地名，絕大多數(shù)真實可考，對還原解讀有關史實意義重大。

遺憾的是，1938年復社版《西行漫記》和1979年三聯(lián)書店版董樂山重譯本均未徹底解決地名還原問題。復社版《譯者附記》坦承：“在翻譯本書的時候，曾經(jīng)用極大的力量，查出那些英譯人地名及各種專名的原文。這對于讀者有很多的便利。自然還有一小部分無法查出，只好譯音。”董樂山重譯本《出版說明》則稱：“在出版這個重譯本時，我們對全書除了個別十分明顯的史實錯誤及人名、地名和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外，一律照譯原文未作改動?！倍g本重印時，零星更正了個別譯名，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將“碉堡子（譯音）”更正為“吊堡子（譯音）”，可惜“譯音”仍留下了疑問的尾巴。筆者對全書地名作了一番系統(tǒng)梳理，下面按原文順序擇要介紹董譯本中的一些地名錯譯。

一、涇陽村堡——秦始皇幼年傳說

在《通過紅色大門》一章，斯諾稱黎明前乘坐東北軍大卡車離開西安，將近正午時抵達一個“筑有雉堞的城池”，當晚宿于陜西紅區(qū)門戶洛川。斯諾特別指出秦始皇誕生在這個城池附近。眾所周知，秦始皇生于邯鄲，粗通漢語的斯諾大概是聽人講述當?shù)睾颓厥蓟视嘘P的故事時發(fā)生了偏誤。

復社版將此地譯為“中部”（《前西行漫記》也譯作“中部”），董譯本改為“宗蒲縣”。然而，陜西從未有過“宗蒲縣”。那么，“中部”準確嗎？未必。首先，中部縣和秦始皇沒有關系，反倒和黃帝關系密切，系中華民族人文初祖軒轅黃帝陵寢所在地，故后更名黃陵縣。其次，從行車時間分配上看，此說也不合理。據(jù)西安事變數(shù)據(jù)庫姬乃軍《偉業(yè)篇——同斯諾先生晤談》一文，斯諾一行從西安出發(fā)，先奔咸陽，然后走咸宋公路北上。咸陽距西安“二十英里”（約合32公里），與中部和洛川間的距離相近，而咸陽至中部的距離則數(shù)倍于此，斯諾一行顯然不可能一個上午就從西安趕到中部，而從中部到洛川卻要一個下午。

1937年英文版將此地拼作Ta’un Pu，1938年英文版更正為Ts’un Pu，概系打字機鍵盤A、S兩鍵相鄰所致誤輸。Ts’un Pu即現(xiàn)代漢語拼音Cun Bu。1968年英文第一增訂版文前的《漢語發(fā)音說明》明確舉例Ts’un是village（村）。而Bu呢，則很可能是西北鄉(xiāng)間為數(shù)眾多的“堡”（音bǔ，常誤讀bǎo）：圍有土筑城墻的村鎮(zhèn)。清宣統(tǒng)《重修涇陽縣志》記載，筑堡之風始于明，盛于清，意在堅壁清野，聚民以御流寇，全縣很多村都有堡子，總數(shù)上百。而且，斯諾也確會把堡稱作“有城墻的城市”，如稱預旺堡（豫旺堡）“是寧夏南部一個很大的有城墻的市鎮(zhèn)”。故Cun Bu疑為“村堡”，只是個通用名。

斯諾一行將近正午時抵達此地，而此地又有秦始皇誕生的傳說，按理此地應系秦宮故址附近，即咸陽、涇陽附近。涇河文化研究學者成存義稱，戰(zhàn)國時秦王在涇水之陽修建有永樂殿，相傳秦莊襄王子楚在趙國邯鄲做質子時，呂不韋將侍妾趙姬送給子楚，趙姬誕下嬴政，母子返秦后居住于此。此地后世多有行人投宿住店，習稱“永樂店”。此地有一個和嬴政母子有關的村堡：后旨頭。據(jù)說，趙姬常攜嬴政在永樂店南村口等候呂不韋，路人問其候何人時，趙姬偽稱“候子楚”，經(jīng)口口相傳訛為“后子頭”。加之后來明成祖出巡，朝官于此迎駕候旨，此地改稱“后旨頭”。此地雖非秦始皇誕生地，卻和其幼年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村堡”說的可能性很大。

二、渤海灣——青年毛澤東觀海踏冰

在《革命的前奏》一章，毛澤東向斯諾講述了第一次北上時中途游歷過的地方：“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我沿著洞庭湖環(huán)行，繞保定府城墻走了一圈。《三國演義》上有名的徐州城墻，歷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墻，我都環(huán)繞過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逼渲?，“北海灣”這個地名有違常識。首先，北京皇家園林北海不存在這樣一個“灣”。其次，英文用的是Gulf of Pei Hai，而Gulf指的是波斯灣、墨西哥灣這樣的大海灣。

細思之下，這個海灣只能是“渤海灣”。

從方音上講，Pei Hai即Bei Hai，除了對應“北?！?，也可對應“渤海”，因為“渤”和“孛”類似，方言中可能也存在bèi、bó文白異讀。據(jù)《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幼年大部分時間在湘鄉(xiāng)唐家圫外祖父家度過，9歲才返回韶山，17歲又考入湘鄉(xiāng)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梢哉f，毛澤東在口音形成期深受湘鄉(xiāng)話影響，而湘鄉(xiāng)唐家坨講的是老湘語雙峰話（婁邵片）。《漢語方音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版）顯示，同為入聲字的“撥”在雙峰話中音近bié，粗通漢語的斯諾記作Pei（即Bei）是可能的。

從毛澤東第一次北上的行程看，也應是“渤海灣”。毛澤東首次北上是為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成員赴法勤工儉學，此行包括北上北京和南下上海兩段行程。毛澤東在《革命的前奏》一章自述：“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后怎樣才能再向前走?！碧旖驗l臨渤海，1919年初仍屬殘冬，毛澤東在渤海灣的冰上散步是可能的。

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津門史綴》（上海書店1992年版“新編文史筆記叢書”）收錄有1979年7月25日天津地方史學者張東甲登門采訪羅章龍后撰寫的《毛澤東觀?！芬晃模?919年3月，羅章龍和毛澤東送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去上海，一行人由北京乘火車出發(fā)，路經(jīng)天津時下車到塘沽看大海結不結冰。他們一大早趕到寒風凜冽的大沽口，登上北岸炮臺，觀望大海和大沽河口，當時河口結著冰。有人提議以海為題，每人作一首詩，大家都即興作了詩。羅章龍記得毛澤東詩頭兩句是：“蒼山辭祖國，溺水投鄰村?！辈贿^第二句存在爭議，羅章龍在《亢齋汗漫游詩話（三）》（《湘江文藝》1980年第2期）中又記為“弱水望鄰封”。

羅章龍在《逐臣自述》中對此事亦有記載。1919年初，蕭子昇被李石曾委以華法教育會書記全權，要率第一批留法學生陳紹庥等赴滬放洋，直航馬賽。此時，毛澤東得知母親病重，也要返湘。蕭子昇率團離京時，毛澤東、羅章龍等共同租住在吉安所的好友送行至天津，順道至大沽口茅亭野餐，臨行各賦詩為贈。羅章龍贈詩《送新民學會會員赴法》：“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灣。圍爐忻笑語，別意動燕關。徙倚雙輪動，踟躕落日闌。車書觀萬國，海上有書還?！绷_詩明確提及了渤海灣冰封的情景。觀海后，毛澤東繼續(xù)南下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后返湘。

另據(j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研究員張素華稱，蕭三曾回憶，1918年冬（實為1919年初，冬殘時節(jié)），他和毛澤東都覺得沒有見過大海是一大憾事，于是便約了羅章龍一起乘火車到天津，然后轉車去了大沽口，結果只見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來是一個冰的世界！二人失望之余，覺得在海冰上面走走才過癮，于是相約各向一方走，繞它一周，然后回原地集合：毛澤東向西，蕭三往東。二人最后在一所木頭房子相遇。

因此，“北海灣”應為“渤海灣”。

三、蛟湖——第四次反“圍剿”激戰(zhàn)地

毛澤東在《紅軍的成長》一章講述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第四次反“圍剿”時說：“這一次紅軍第一仗就把敵兩個師解除了武裝，俘虜了兩個師長。敵第五十九師被部分消滅，第五十二師被全部消滅。這一仗是在樂安縣的大龍坪和橋匯打的，紅軍一舉就俘虜了一萬三千敵軍?！?/p>

據(jù)《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這一仗史稱“黃陂戰(zhàn)斗”。1933年2月26日，敵第52師、第59師由樂安兵分兩路東進。27日，敵52師沿登仙橋、大龍坪、蛟湖、橋頭之線向黃陂前進；敵59師沿固崗、西源、霍源向黃陂前進。敵52師前衛(wèi)進至橋頭附近時，我第一軍團第7師以一部兵力向蛟湖發(fā)動攻擊，將敵攔腰斬斷，同時第7、第9兩師主力猛攻進至大龍坪的敵第52師師部，經(jīng)3小時激戰(zhàn)，俘敵師長李明。28日，第三軍團協(xié)同第一軍團全殲敵52師。28日，我右翼隊向敵59師發(fā)動全線進攻，殲敵大部，并在第三軍團一部配合下，斷敵退路。敵59師師長陳時驥率殘部數(shù)百人乘夜遁往蛟湖方向，企圖同敵52師會合，發(fā)覺敵52師已被殲滅后倉皇逃往樂安方向。3月1日上午，我第一軍團殲滅該敵，俘陳時驥。可見，蛟湖和大龍坪是黃陂戰(zhàn)斗中兩個重要的激戰(zhàn)地，而譯文所謂的主戰(zhàn)場“橋匯”并未被提及。而且，多個版本的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第四次反“圍剿”形勢圖上均標有大龍坪、蛟湖，而“橋匯”則不見蹤影。因此，“橋匯”可能系“蛟湖”之誤。

從英文來看，“橋匯”無疑應為“蛟湖”。原文使用的是威妥瑪拼音Chiao Hui（即Jiao Hui），僅比“蛟湖”的威妥瑪拼音Chiao Hu（即Jiao Hu）多了一個字母i——這很可能又是一處鍵入錯誤，打字機鍵盤上u鍵右邊便是i鍵。

四、“湘鄂皖”蘇區(qū)——子虛烏有

《過大草地》一章有一處明顯的地名錯譯：“讀者想必記得，四方面軍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在四川占了根據(jù)地，原來是在湘鄂皖蘇區(qū)組成的。它經(jīng)過河南到達四川的長征是由徐向前和張國燾領導的，關于這兩位老紅軍，下文還將述及?！边@段表述出現(xiàn)了聞所未聞的“湘鄂皖”蘇區(qū)，竟然還是紅四方面軍的組建地！顯然，“湘鄂皖”應為“鄂豫皖”：眾所周知，紅四方面軍是以鄂豫皖蘇區(qū)部隊為主力組建的。查看英語原文，原來是董譯本把Honan（河南）看成了Hunan（湖南）！

五、慶陽——紅星輝耀陜甘

《陜西蘇區(qū)：開創(chuàng)時期》一章記述了劉志丹等革命者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如何發(fā)動群眾、建立革命武裝并最終開辟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歷程。該章提到，1931年劉志丹于保安打起紅旗，開始組建黨獨立領導的軍隊，并攻占了保安和“中陽”兩縣，迅速在陜北打開局面。董譯本對“中陽”這個縣名顯然是抱有疑問的，為此專門添加了注釋：“中陽在山西省，疑為甘肅省鎮(zhèn)原縣之誤?！钡?，“鎮(zhèn)原”說仍有疑點。首先，“鎮(zhèn)原”的威妥瑪拼音Chen Yuan和原文Chung Yang相去甚遠，不同于前文誤擊打字機鍵盤相鄰字母的情況，發(fā)生如此重大錯拼的概率微乎其微。其次，保安是劉志丹的老家，攻占保安自在情理之中，而鎮(zhèn)原和保安之間還隔著慶陽、合水兩縣，為何勞師襲遠？

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慶陽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1930年10月，劉志丹在甘肅省合水縣太白鎮(zhèn)領導發(fā)動起義，打響了共產(chǎn)黨人在隴東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chuàng)建了黨領導下的陜甘邊區(qū)第一支工農(nóng)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南梁地處隴東慶陽、合水和陜西保安、甘泉四縣交界的橋山山脈中段。1931年劉志丹在陜甘邊界國民黨政府地方武裝中開展兵運工作，中共陜西省委派高崗到其駐地陜西職田鎮(zhèn)，傳達了省委關于“利用補充團的名義，盡量擴大部隊，積極準備打紅旗”的指示。九一八事變后，陜北游擊支隊和南梁游擊隊會師，于1932年初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不久，西北反帝同盟軍又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同年12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進一步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26軍?？梢?，劉志丹活動的縣份里，唯有慶陽（Ch’ing Yang）和Chung Yang相近，且仍舊是i、u鄰鍵之差。

因此，“中陽”應為“慶陽”。

六、延川——永坪會師

同樣是在《陜西蘇區(qū)：開創(chuàng)時期》一章，斯諾稱1935年7月25日，紅25軍、26軍、27軍在陜北“云長”整編為紅15軍團，徐海東任司令，劉志丹任副司令兼陜甘晉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然而，陜北不存在名為“云長”的地理實體，而且時間和人物職務也有失準確。

據(jù)《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紀念劉志丹烈士犧牲五十周年》賀晉年《回憶劉志丹同志指揮的幾次戰(zhàn)斗》一文，1935年9月15日，紅25軍到達延川縣永坪鎮(zhèn)（時名“永平鎮(zhèn)”）， 次日西北紅軍趕到，17日雙方在永坪東石油溝召開會師大會，從此紅25、26、27三軍合編為紅15軍團。另據(jù)《徐海東紀念文集》劉華清《徐海東同志與紅15軍團》一文，永坪會師次日，陜北紅軍和紅25軍舉行了聯(lián)歡大會，會后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陜省委合組的陜甘晉省委主持下，雙方合編為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而非“司令”；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并未擔任“副司令兼陜甘晉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據(jù)陜甘寧邊區(qū)紅色記憶多媒體資源庫，陜甘晉省委還決定改組了西北軍委，主席為聶洪鈞。

因此，“云長”應為“延川”。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原文威妥瑪拼音誤作Yung Ch’ang（即現(xiàn)代漢語拼音Yong Chang），似是書中Yung P’ing（永平）和Yen Ch’ang（延長）的合體，但也不排除斯諾受方音影響誤記了延川的拼音。

七、薩拉齊——斯諾覺醒點

斯諾在《死亡和捐稅》一章回憶了1929年綏遠行所目睹的大饑荒：“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尸，在農(nóng)村里，我看到過萬人冢里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彼^“沙拉子”（威妥瑪拼音Saratsi），實為當時的綏遠省薩拉齊縣。

薩拉齊是當時京綏鐵路的終點，是災民匯集地，也是斯諾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薩拉齊村鎮(zhèn)凋敝、餓殍遍野的人間浩劫喚醒了來華尋覓“東方魅力”的斯諾，他在《復始之旅》中寫道：“出國的頭一年底，我離開家鄉(xiāng)已相當遙遠了。我到了戈壁灘南面的火城薩拉齊。在中國西北那個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兒童死于饑荒，那場饑荒最終奪去了五百多萬人的生命。這是我一生中一個覺醒的起點?！彼怪Z懷著悲憤的心情，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多篇通訊，如實向世界報道了綏遠災情。今天，包頭市土默特右旗薩拉齊鎮(zhèn)城北敕勒川文化公園內立有《埃德加·斯諾覺醒點》半身雕像。

八、黃安、紫云寨和鵝公寨——刻骨的階級仇

徐海東在《中國的階級戰(zhàn)爭》一章以親身經(jīng)歷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鄂豫皖蘇區(qū)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本章和前一章《紅色窯工徐海東》提及了鄂豫皖蘇區(qū)的不少地名，卻只字未提黃安（今紅安）——黃麻起義第一槍的打響地，鄂豫皖蘇區(qū)的核心組成部分，紅四方面軍、紅25軍、紅28軍的誕生地。這不免令人生疑。

董譯本中，徐海東特地談到了白軍在“黃岡”縣“蘇維埃合作社生意興隆、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句容集”和“本來是個興旺的地方”的“歐公集”兩地泯滅人性的暴行，可見兩地慘況給人印象之深。按理，“句容集”“歐公集”應頻繁見于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相關史料和回憶文章，然筆者多方查證也難覓其蹤，其譯名準確性成疑。實際上，回歸斯諾原文，一切便迎刃而解。

先來看“黃岡”。維克多·戈蘭茨出版社1937年英文版用的是Huan Kang（即Huan Gang），考慮到方音an、ang混淆，譯成“黃岡”亦在情理之中，況黃岡亦屬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核心區(qū)。然而，藍登書屋1938年英文版就把Huan Kang更正為了Huangan（即Huang’an），顯然斯諾意識到“黃岡”應為“黃安”之誤。

其次來看“句容集”。英文版用的是威妥瑪拼音Tsu Yun Chai，相當于現(xiàn)代漢語拼音Zi Yun Zhai，結合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史料，可以確定“句容集”應為“紫云寨”。《紅安縣志》記載，紫云寨又名紫云山，位于縣城東北15公里處，與麻城縣交界，海拔382米，此山“崇巒萬仞，上多云霧，其色若紫”，山上有寨，故名。另據(jù)《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十五軍戰(zhàn)史》（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版），1933年7月，紅25軍在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中心區(qū)的紫云寨等地連續(xù)與敵惡戰(zhàn)，損失慘重：“大批群眾被屠殺，紫云寨地區(qū)原有萬余人的三個鄉(xiāng)只剩下老少百余人；物力、財力被摧毀殆盡，廣大群眾無衣、無食、無房?！蓖?0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于黃安紫云寨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全面檢查斗爭方針，總結經(jīng)驗教訓。由于敵人進攻，會議倉促結束?！惫省熬淙菁睉獮椤白显普?。

最后來看“歐公集”。英文版用的是威妥瑪拼音Ao Kung Chai，相當于現(xiàn)代漢語拼音Ao Gong Zhai，后兩字基本可以確定為“公寨”，但頭一個字存疑。黃安縣屬大別山西南低山丘陵地帶，“六山半水二分半田，一分道路與莊園”，可合理推測“Ao公寨”和紫云寨一樣因山而建。查閱《紅安縣志》，該縣201座主要山峰中，以“公寨”結尾的有“雞公寨”（兩處）和“鵝公寨”。顯然，“鵝”在徐海東所操的方音中近似Ao的可能性比“雞”要大。徐海東故鄉(xiāng)黃陂縣徐家橋村今屬大悟縣，據(jù)鄧清《大悟方言語音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鵝”在大悟方音中讀作“??o”，聽起來接近Ao。另據(jù)《徐海東將軍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1933年7月，圍攻七里坪受挫后，徐海東和指戰(zhàn)員“日日夜夜，風餐露宿，輾轉在光裕山、楊真山、紫云山、鵝公山一帶”。因此，“歐公集”應為“鵝公寨”。

九、紅城水——紅軍西征征戰(zhàn)地

斯諾在《再談馬》一章開頭寫道：“八月二十九日我騎馬到紅城子去，……七十三師一部分駐扎在這里。”這里的“紅城子”無疑應為“紅城水”：威妥瑪拼音Hung Ch’eng Shui無誤，后面還有逐字意譯的括注“Red City Waters”（紅城水）。

紅城水村分上垣、下垣兩部分?！锻目h志》（1995年版）記載，徐海東親自設伏指揮了1936年7月5至6日的紅城水伏擊戰(zhàn)：空出上垣，紅73師一部和回民獨立師埋伏在下垣玉皇廟，此戰(zhàn)擊傷敵營長馬進銳，斃傷、俘虜敵200余，打死打傷戰(zhàn)馬200多匹。劉華清《徐海東同志與紅15軍團》一文稱，1936年六七月間，紅15軍團73師進占紅城水、同心城、下馬關等地，并協(xié)同75師占領韋州。中共寧夏區(qū)委黨校（寧夏行政學院）李喆教授稱，紅15軍團73師師部和紅軍部隊主要駐扎在下塬（下垣）煤山。

值得一提的是，下垣有個娘娘廟，現(xiàn)為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保護單位?！锻目h志》記載，西征紅軍曾在廟內墻上書寫“打倒土豪救窮人，打倒賣國賊救同胞，打倒日本救中國”等標語。

十、包頭水、轤軸溝、吊堡子和馬蓮渠——迎三大主力會師

193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軍行動方針的意見》，令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出并南下占領海原、靖遠、固原及其以南地區(qū)，為三大主力會師創(chuàng)造條件。斯諾在《實踐中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章記錄了1936年9月1日起隨西征紅軍總指揮部由豫旺堡西遷“碉堡子（譯音）”的百里行程：當晚宿“包頭水（譯音）”村，次日宿“李周溝（譯音）”村，3日抵達。他們在“碉堡子”得知，有敵軍應紅軍之邀在團長帶領下赤手到“馬良湖（譯音）”紅軍駐地參加群眾抗日大會。本章四個重要地名密集“譯音”，削弱了敘事效果。

先來看“包頭水”?！锻目h志》顯示，包頭水為豫旺鄉(xiāng)自然村，民國時期又名“包土水”。同心縣作家楊占武稱，“包頭水”“包土水”系蒙古語“包克圖”（bugut）的兩種譯音，意為“鹿”，指“有鹿之地”，取意同內蒙古包頭市。故可刪除“譯音”括注。

其次來看“碉堡子”。《同心縣志》記載，羊路鄉(xiāng)有同音行政村“吊堡子”，1936年6月中旬左權、聶榮臻率紅一軍團進占豫旺堡地區(qū)及七營、羊路、吊堡子一帶。吊堡子今屬王團鎮(zhèn)，有上下兩個土堡，現(xiàn)有西征紅軍總指揮部舊址，另建有“懷平廣場”——名稱由“彭德懷”的“懷”字和“鄧小平”的“平”字組合而成，以此銘記兩位革命家西征期間在此留下的歷史足跡。

再來看“李周溝”。此地介于包頭水和吊堡子之間，威妥瑪拼音Li Chou K’ou對應現(xiàn)代漢語拼音Li Zhou Kou。翻閱《同心縣志》，未見音近的村子，而包頭水和吊堡子間倒是有村名“轤軸溝”（Lu Zhou Gou），又名“轤軸川溝”。鑒于原文地名錯拼較多，打字機鍵盤上u、i兩鍵相鄰，Lu錯輸為Li亦有可能。若再去掉K’ou的送氣符，則是“轤軸溝”無疑了。2020年，同心縣王預公路建成通車，全長66公里，串起王團鎮(zhèn)和預旺鎮(zhèn)的紅軍西征歷史遺跡，故別名“紅軍西征路”，如起點有紅軍西征紀念園北堡子/吊堡子，沿途有《晨光映照轤軸溝》《彭總飲馬包頭水》等紀念雕塑，終點有紅軍西征紀念碑。可見，“李周溝”應為“轤軸溝”。

最后來看“馬良湖”。斯諾稱先頭部隊尚未抵達海原，但已清除了李旺堡和“馬良湖”的幾個敵軍陣地。按句意，“馬良湖”和李旺堡均屬海原，且“馬良湖”在李旺堡附近。然而，《海原縣志》（1999年版）未見音近“馬良湖”的地名。該志所載《海原縣鄉(xiāng)鎮(zhèn)區(qū)域圖》（1940年）顯示，李旺堡東南不遠處有個馬蓮渠村。鑒于原文地名錯拼情況，且“馬良湖”兩次拼法亦有出入（Ma Liang Wu和Mao Liang Wu），大致可以得出“馬良湖”應為“馬蓮渠”（Ma Lian Qu）：Liang誤作Lian概因前后鼻音混淆，Qu誤作Wu則可能又是一例兩鍵相鄰（Q和W）造成的誤擊。

小結

地名錯譯，則史實不彰。《紅星照耀中國》中的地名是重要的紅色資源，譯名事關厘清史實、準確解讀相關敘事，事關傳承紅色記憶、開展紅色教育，事關發(fā)展紅色旅游、鄉(xiāng)村振興。上述錯譯，原版作者和排版編校人員固不可免責，但主要責任還應由通曉漢語和相關背景的漢譯者和漢譯本編校人員來肩負。復社版囿于歷史條件，力有不逮，情有可原。后續(xù)譯本查證條件日趨充分，卻多有懈怠，令人扼腕。

正本清源，是時候了。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研社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