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沙畹肖像

《投龍》（Le Jet des Dragons）是法國漢學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遺著，正式刊行于沙畹逝世一年后，原載法國銘文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主辦、印度學家塞納爾（émile Senart, 1847-1928）和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主編的《東亞論集：印度、中亞和遠東》（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tentale: Inde, Asie centrale, Extrême-Orient）第三卷，是一篇專題論文，不過從結構、內容和篇幅來看，無異于一本小書。

汲喆在《從封禪到投龍：沙畹的中國圣地政治學》中已經提綱挈領地指出，沙畹從1890年出版其首部漢學作品《〈史記·封禪書〉譯注》開始，到《泰山：一種中國信仰專論》（1910年，以下簡稱《泰山》），再到本書《投龍》，始終致力于“將宗教名山和儀軌納入政治史的脈絡，追究的是天、地、人、神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古代中國的圣地政治學”。筆者在此不揣谫陋，就沙畹《投龍》的學術脈絡和價值再作些討論。

這方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投龍》和《泰山》之間的淵源關系。正如《史記·封禪書》的譯注工作孕育了《泰山》一書以及沙畹關于古代中國社祀的研究那樣，《泰山》乃是《投龍》的重要基礎。其一，在問題意識方面，《泰山》關注山岳崇拜，此亦《投龍》的核心議題?！短┥健愤€注意到了泰山信仰的道教面向及其原因，即道教主要是一種自然宗教，道士在中華帝國的疆域內住持管理著象征自然力量的神明的祠宇。這一點在《投龍》中有明顯的拓展。其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投龍》全面繼承了沙畹此前著作、特別是《泰山》成書過程中形成的方法論，即基于傳世文獻、金石學證據(jù)和田野調查資料的多重證據(jù)法，以及對大量史料的翻譯和詮釋性注釋。

其三，在具體資料方面，《泰山》提到了泰山岱岳觀老君堂院子里的鴛鴦碑（亦稱雙碑或雙束碑）及其記文，認為此碑對中國書法史和唐代道教而言非常重要，還提到了《金石萃編》和《岱覽》對鴛鴦碑的前行研究。沙畹無疑仔細通讀了鴛鴦碑的銘文，并注意到其中提到的道教儀式，以及這些儀式中的投龍?？梢哉f，正是鴛鴦碑直接啟發(fā)了沙畹的投龍研究。這也解釋了為何此碑在《投龍》中是首先介紹和譯注的碑銘。還值得注意的是，《泰山》利用了兩部道經，即《泰山圣母護世弘濟妙經》和《元始天尊說東岳解冤謝罪真經》。前者為藏外道書，扉頁題“板存泰安府城西南關糧食市碧霞宮，監(jiān)修兼募道納蕭松一沐手脫稿”，顯為沙畹實地考察所得；后者見于《萬歷續(xù)道藏》，不過題名異于《道藏》本，因此不太清楚沙畹所據(jù)文本的實際來源。沙畹主要利用這兩部道經來分析泰山的神明譜系。

《投龍》，[法]沙畹 著，巫能昌 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其四，在篇章結構方面，《投龍》呈現(xiàn)“金石資料”的第一部分并未將直接啟發(fā)其投龍研究的碑銘置于篇首，而是采取了先譯注祈愿告文再譯注碑銘的順序，顯然延續(xù)了《泰山》先譯注祭告文再譯注碑銘的結構。需要指出的是，《投龍》將專題文獻置于金石資料之后的做法和《泰山》恰好相反?！短┥健返膶ｎ}文獻為“封禪相關文獻”，而封禪的地理空間即在泰山。由封禪相關文獻而祭告文、碑銘的分析可以理解為從制度到實踐、從系統(tǒng)到細部、從文獻到田野的過程?！锻洱垺肪劢雇洱垉x式，盡管對作者而言首先見于泰山碑銘，其舉行地點卻不限于泰山，由金石資料而專題文獻的分析可以理解為從實踐回溯制度、從細部到系統(tǒng)、從田野現(xiàn)場到歷史文獻的過程，由此呈現(xiàn)出了和《泰山》完全不同的路徑。這實際上是沙畹因應研究主題和資料的變化而作出的調整。

其五，《泰山》為《投龍》從普遍意義的中國宗教研究轉向更專門的道教儀式研究作了鋪墊。除了前揭岱岳觀鴛鴦碑，另一個關鍵文獻是沙畹在泰山三皇廟現(xiàn)場閱讀和拓印，并在《泰山》中進行譯注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岳陽重修朝元觀記》碑。碑文中有“泰山者，蓬元之洞天，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即其一也”句。沙畹在譯注時認為，“洞天”一詞原指別有天地，此處當指一條通往天上奇景的捷徑。這個理解并不準確，不過他注意到了“三十六洞天”常見于道教文獻，即使“尚未找到完整的名單”。這說明彼時沙畹對道教文獻的了解還較為有限，盡管他在1905年撰文分析過杜散（G. Ch. Toussaint, 1869-1938）在北京白云觀獲得的石刻趙孟頫書《道德經》拓本，1908年譯注的元代漢文碑銘和圣旨中亦有相當多涉及道教者，還曾在中國考察期間獲得過一些《道藏》本道書——可惜其中沒有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不過，就在《泰山》刊行翌年，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神父出版了其《道教：第一卷——總書目》（Tao?sme. Tome I: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此書最重要的貢獻是對明《道藏》收錄的道書進行了編目和解題。沙畹很快就閱讀了這本書，并在同年發(fā)表于《通報》（T’oung Pao）的書評中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于漢學家來說，道教研究是一項有待完成的偉大工作?！兜赖陆洝酚袩o數(shù)譯本，初學者希望借此賺取翻譯費用，但這并不能使問題有所推進。現(xiàn)在必須從整體上來研究道教文獻。孜孜不倦的戴遂良神父剛出版的著作對確定（道教）研究的方向大有裨益。此書包含了《道藏》所收全部道書的清單和提要?！?/p>

如書評中呼吁的，沙畹本人亦開始更多地關注道教文獻，他去查閱了法國遠東學院贈送給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道藏》（其中有杜光庭《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所在的“鞠”字即第155函），將其與戴遂良介紹的兩套《道藏》進行比較，列出了法國國圖藏本的闕卷目錄，還介紹了自己從中國帶回并捐贈給法國國圖的《道藏》本道書對該藏本的補闕情況。可以想見的是，沙畹在這些工作的過程中注意到了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其中就有他在譯注泰山碑銘時曾試圖尋找的“三十六洞天”完整名單。那么，《投龍》的專題文獻部分以《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為核心文本來展開討論，繼而轉向同為杜氏作品的《太上靈寶玉匱明真大齋言功儀》就不難理解了。

還值得稍作梳理的是沙畹對泰山岱岳觀雙碑的分析。其基本策略是以清人唐仲冕（1753—1827）纂輯的《岱覽》為底本，以實地制作的拓本進行校核，再參考《唐會要》《舊唐書》《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山右石刻叢編》《求古錄》等文獻，以及包括沙畹本人論著《泰山》《華北考古記》在內的既有研究來進行譯注。按，《岱覽》編撰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唐氏主持泰山書院期間?！夺酚[》在收錄雙碑銘文時并未以銘文在石碑上的位置為序，而是以年代為序進行了重新編排。沙畹完全遵照了這一順序。譯注時因拓本渙漫不清而據(jù)《岱覽》的情況較為常見，如雙碑第二通銘文中“葉法善”之“法”和“河圖大醮”之“醮”，第十五通銘文中“蓄洩煙云”之“云”和“嗣守昌圖”之“昌”。譯注第二十二通銘文時，沙畹更是直言其拓本“渙漫不清，因此無法檢驗《岱覽》錄文的準確性”。同樣因為拓本模糊不清，沙畹并未在正文中對自己有所懷疑的第二十二通銘文中“高宗、元宗修封紀號□□，并造碑樓六所，并因此記”句進行翻譯，而是謹慎地將其放進腳注，并說明了其理由。此外，沙畹對銘文的譯注有所取舍，尤其舍棄了第七通銘文中贊美武則天和歌頌泰山的一首五言詩，以及第二十七通銘文中的兩首五言游記詩，認為它們無關宏旨。

前揭《求古錄》為顧炎武（1613—1682）所撰金石學著作，是沙畹釋讀雙碑銘文時重要性僅次于《岱覽》的參考文獻。沙畹參引的應該是光緒十四年（1888）的《行素草堂金石叢書》重刊本。沙畹在《投龍》中認為《岱覽》“首先釋讀并抄錄了”雙碑銘文。實際上，顧氏《求古錄》已經在開篇處對岱岳觀雙碑進行了總體介紹，釋讀并收錄了其中的四通銘文，即“唐景云二年敕”“景龍三年記”“博城縣令詩”和“王圓題名”文，然后是二十幾通其他碑銘的錄文，繼而又以“唐岱岳觀雙碑”為題，以銘文在石碑上的位置為序，較為全面地收錄了雙碑銘文。《投龍》在譯注見收于《求古錄》開篇處的前三通銘文時對顧氏此書有引用。這三通銘文分別對應《投龍》中雙碑銘文的第十五、第十四和第七通。極有可能的情況是，沙畹在翻檢顧氏《求古錄》時并未讀完，故而只參考了開篇處的雙碑銘文，盡管還在分析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通銘文時參考了《求古錄》后續(xù)頁面收錄的兩則董元康記文，但沒有注意到此書后面還有更系統(tǒng)的雙碑錄文。

總體而言，顧炎武《求古錄》中雙碑錄文的準確性不及《岱覽》和《投龍》。不過，由于顧氏訪碑的年代較早，其錄文亦有若干可以補正《岱覽》和《投龍》之處。茲列如次：《投龍》譯注的雙碑第三通銘文落款中“劉懷□”之闕字，《求古錄》作“彥”，此字沙畹拓本漫漶不清；第四通銘文中“永集圣躬”之“集”，《求古錄》作“奉”，合于沙畹拓本；第五通銘文中“□齋醮物”之闕字，《求古錄》作“用”，沙畹拓本不清；第八通銘文中“侍者道士劉守真”之“真”和“香煙氤氳”之“煙”，《求古錄》分別作“貞”“燭”，均合沙畹拓本；第九通銘文中“駕鶴排□霧”之闕字，《求古錄》作“朱”，沙畹拓本不清，不過“朱”字和后半句“乘鸞入紫煙”之“紫”文意甚合；第十一通銘文落款處“王處廣”之“廣”（廣），《求古錄》作“廉”，沙畹拓本不清，存疑；第十三通銘文中“敬造鎮(zhèn)國□□□鋪”句，《求古錄》作“敬造鎮(zhèn)國天尊一鋪十六事”，此處沙畹拓本不清；第十四通銘文落款中“戶曹盧延□”之闕字，《求古錄》作“觀”，此字沙畹拓本不清；第十六通銘文中“丹崖觀道士王元度”之“度”，《求古錄》作“慶”，合沙畹拓本；第二十四通銘文中“登岱岳”三字之前，《求古錄》尚有一“同”字，沙畹拓本亦隱約有“同”字。類似于《求古錄》對后來《岱覽》和《投龍》的補正，作為一百多年前制作的拓本，沙畹拓本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補當代雙碑所見文字磨蝕之處，如第四通銘文“庶茲景?！敝熬啊弊?，《岱覽》作“景”，沙畹拓本可見三分之二的字形，今拓已經看不出任何痕跡。

關于《投龍》的學術地位和價值，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該書是學界最早對中國古代投龍儀式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論著。其次，就中國宗教史研究而言，《投龍》將沙畹發(fā)軔于《〈史記·封禪書〉譯注》而確立于《泰山》的神圣地理學往前推進了一大步。若說《泰山》是神圣地理學方面關于某個特定圣地的研究，《投龍》便是對特定圣地譜系的考察。而且，《投龍》處理的核心文本之一《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本身即為“宗教地理學”（géographie religieuse）著作。這方面較早的重要論著還有蘇遠鳴（Michel Soymié, 1924-2002）對羅浮山的研究，刊行于1956年，已經是三分之一個世紀以后的事情。第三，從道教研究的角度來看，索安（Anna Seidel, 1938-1991）在1990年梳理西方道教研究史時強調：“儀式類經書在《道藏》中占了絕大多數(shù)，不過沙畹仍是對某一種道教儀式做出詳盡研究的唯一學者。”這里說的就是《投龍》。實際上，當時已有其他學者在利用明代《道藏》從事道教儀式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 1934-2021）的《道教的分燈科儀研究》（1975年）和勞格文（John Lagerwey）的《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道教儀式》（1987年）?？紤]到沙畹對投龍的全面考察——包括對《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細致的詮釋性譯注——以及其他學者的道教儀式研究論著大都出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索安的評價大致還是公允的。換言之，當代學界對道教科儀的研究實肇端于沙畹的《投龍》。還需要注意的是，投龍不僅是道教儀式，還兼具國家祭祀的性質，其祈福對象往往是皇帝、國主或國家本身。這個面向在《投龍》中有充分的體現(xiàn)?？偟膩砜?，和《泰山》類似，《投龍》同樣可以說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教關系及象征體系的奠基之作。

《投龍》甫一出版即被列于東亞和中亞研究領域著名國際刊物《通報》第19卷第3和第4期（1919年）的新書目錄，并很快引起了西方學界的注意?！洞蟛涣蓄嵓皭蹱柼m皇家亞洲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1年第2期對《東亞論集：印度、中亞和遠東》第三卷的簡評著重介紹了《投龍》，指出這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尤金·費飛（Eugene Feifel, 1902-1999）的《〈抱樸子內篇卷之四〉譯注》（1944年）和蘇遠鳴的《羅浮山宗教地理研究》（1956年）應該是學界較早參引《投龍》的論著?！锻洱垺愤€直接啟發(fā)了后來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1952- ）關于杜光庭和道教洞天福地的研究。繼《泰山》之后，《投龍》亦已成為西方學界中國古代宗教地理和道教洞天福地研究領域無法繞開的經典著作，尤其見引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更多的相關成果，茲不贅述。

然而，由于沙畹治學領域廣，論著多而精，且均為法文撰寫，加上此前學界在譯介之時的偏好，中文學界注意到《投龍》是相當晚的事情，大概在20世紀90年代。近三十年來，國內對《投龍》雖有不少評介和征引，然亦有不少專門考察投龍，甚至是考察唐宋時期投龍的論著未提及者，相關評介和參引或有不夠準確之處。這和《投龍》作為開創(chuàng)性研究的學術地位并不匹配，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界對相關討論的推進。有鑒于此，《投龍》的中譯本顯然是必要的。

同樣有必要的是簡要交代《投龍》翻譯工作的來龍去脈。2019年9月，汲喆教授主持的“法國漢學經典譯叢”計劃啟動，首批入選書目包括沙畹著作四種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著作三種，其中即有《投龍》。汲喆老師聯(lián)系到本人，問我是否有興趣翻譯此書。鑒于《投龍》在道教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爽快地應承了下來。盡管《投龍》篇幅不長，汲喆老師亦間或督促，奈何因我嚴重的拖延癥，譯文初稿直到2023年9月才完成。初稿完成之前，我已經聯(lián)系好原先在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的學友雷陽博士來校對拙譯。雷陽兄主要從事明清北京宗教文化史研究，兼治法國漢學史，還是《泰山》的譯者，無疑是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事實證明亦是如此。此后一年左右的時間里，雷陽對譯稿進行了兩次全面的修訂，給出了諸多細致專業(yè)的意見。還值得一提的是，筆者的翻譯風格較為“大膽”，雷陽則更傾向于貼近原文，力求維持論著“原貌”，以便最大程度地保留漢學史研究的一些線索。最終的譯稿實際上在這兩種風格之間尋求了某種平衡。此外，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宗教研究中心的呂鵬志教授通讀了譯稿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亦提出了極為寶貴的建議。羅昊天幫忙掃描了原著中的泰山岱岳觀雙碑拓片。

譯稿基本定稿于2024年9月初，之后陸續(xù)有些細微的修訂，時值甲辰龍年。更重要的是，由中國美術學院主辦的“投龍——從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國際學術研討會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杭州舉行，12月1日則有浙江省博物館同題特展的開幕，前一天還有該特展總策劃李零先生以“沙畹與投龍”為題的演講。顯然，這個龍年是沙畹《投龍》在問世一百多年來得到最多關注、“投龍”及相關文獻與器物得到最集中討論和全面呈現(xiàn)的一年。令人欣喜的還有，會議期間經渠敬東教授和汲喆教授邀請，李零先生惠允為《投龍》中譯本作序。我沒有任何理由讓《投龍》中譯本的定稿繼續(xù)拖延下去。最后，筆者謹向李零先生、渠敬東教授、汲喆教授、雷陽博士和呂鵬志教授，以及在《投龍》翻譯過程中給予過幫助的陶金、白照杰、曲爽、張傳官、羅昊天等其他師友一并深致謝忱！是為記。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