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學譜系中，民族文學書寫以其獨特的音色不斷豐富著我們對文明多樣性與人類精神譜系的理解。它們既是特定族群歷史記憶的文學轉譯，也是人類共通情感與精神處境的藝術呈現(xiàn)，更是穿越時空、抵達普遍人性的悠遠呼喚。

出生于龍門山斷裂帶上的作家羌人六，以其深植于羌族文化土壤的創(chuàng)作實踐，完成了一次從個人經(jīng)驗到民族記憶、從地域書寫到人類共通命題的精神跋涉。他的創(chuàng)作涉及詩歌、散文、小說等多個門類，雖文體各異，卻在精神脈絡上相互呼應，共同構建了一個既扎根于羌族文化深處，又面向廣闊世界開放的文學宇宙。通過這些文字，作家梳理出一個民族的來路，并探尋他們的去路。羌人六堅信，“我就是我的土壤，我就是我的道路”，這土壤與道路，正是來自對文字的堅守，來自悠遠深邃的羌文化。

“想走的路，一定會到”

羌人六出生于四川平武的羌族聚居區(qū)，其創(chuàng)作多以故鄉(xiāng)所處的斷裂帶為核心，并將這一地理概念升華為文學母題。他的作品深刻記錄鄉(xiāng)土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下的變遷，并通過對羌族史詩與文化的文學重述，表達了對民族文化傳承的深切思考。

在處理民族歷史與個人經(jīng)驗的關系上，羌人六的作品表現(xiàn)出一種成熟的敘事智慧，在宏大敘事與個人書寫之間建立了富有張力的對話關系。他的創(chuàng)作多從關注個體命運出發(fā)，收錄在《食鼠之家》中的文字都是其創(chuàng)作起步階段的作品。同名散文《食鼠之家》源自作者早年的家庭經(jīng)歷，作品通過對個人與家庭往事的審視，將具體的生活苦難轉化為對生存智慧的探討。散文集《綠皮火車》是其獲得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的作品，技法上臻于成熟。作品仍以故鄉(xiāng)為背景，用平靜舒緩的筆墨講述震撼人心的生活，其中蘊含著作者堅韌的信念、真誠的愛意和樸素的情懷。文集收錄的篇什多是個人的觀察、回憶與思考，但卻從未局限于對個人經(jīng)驗的咀嚼，而是始終保持著對更大歷史脈絡與文化背景的敏感。散文的私人性與非虛構性，反而為理解更大的歷史進程提供了具體而微的入口。《無根者》書寫青年步入中年的困惑，既是自我反思，也是對時間流逝的哲思。

“想走的路，一定會到”，這是羌人六在長篇小說《爾瑪史詩》后記（即創(chuàng)作漫筆《古花古謝，今花今開》）中的話，也是作家一直以來堅持的創(chuàng)作信條?？梢哉f，其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經(jīng)歷了長久的資料考古?！稜柆斒吩姟犯侨绱?，羌人六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涉獵民間文學資料和相關論著千萬余字。文末所附長篇創(chuàng)作漫筆，是解讀小說無法繞開的一個互文本。這種文獻學意義上的爬梳，不是簡單的素材堆砌，而是對羌族文化體系的深入理解與重構。作品聚焦于羌族最具代表性的幾大史詩，兼及數(shù)十種其他史詩，并從中汲取養(yǎng)分，內容涵蓋生活生產、轉移遷徙、愛情婚姻、戰(zhàn)爭與和平等多個主題，完整勾勒出羌族文明從原始走向理性的發(fā)展脈絡，讓上古歌謠、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在字里行間自然流淌。值得注意的是，羌人六在處理這些古老題材時并非簡單復述，而是在原汁原味保留民間底色的同時，賦予其當代價值與嶄新的表達形式。正是這份對文字的執(zhí)著與堅守，使其“想走的路，一定會到”的創(chuàng)作理念得以如愿。

植根于斷裂帶的文化土壤

地緣情結是羌人六文學創(chuàng)作特征的重要來源。龍門山斷裂帶不僅是羌族文化生存的實體場域，更是其精神原鄉(xiāng)。何為斷裂帶？它既是地理上的斷裂，也是時代之變、人心之變，既是災難的代名詞，也是一個民族面對災難時的韌性。羌人六的多部作品都圍繞此展開。

《伊拉克的石頭》中的小說多以龍門山斷裂帶為地理與精神背景，聚焦地震災難后普通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心靈變遷。作品刻畫了留守婦女、打工家庭、鄉(xiāng)村少年等群體的現(xiàn)實生存境遇，交織著地震創(chuàng)傷、生活壓力、個體情感與道德掙扎。作者以冷靜細膩的筆觸，呈現(xiàn)斷裂帶上“生活斷裂”與“精神重建”之間的張力，在蒼涼與疼痛中探尋人性深處的堅韌與善良。該書既是地震記憶的文學賦形，也是對當代鄉(xiāng)土變遷的深刻書寫。小說集《1997，南瓜消失在風里》持續(xù)構建作者專屬的文學故鄉(xiāng)，以斷裂帶及20世紀90年代的鄉(xiāng)村生活為背景，多角度再現(xiàn)了父老鄉(xiāng)親的日常命運與人事滄桑。

在《綠皮火車》中，斷裂帶這一意象的建構更為成熟。羌人六將斷裂帶從現(xiàn)實的地理概念，升華為一個核心的文學意象，既是地質上脆弱的地震帶，也是精神創(chuàng)傷記憶之源。作者對斷裂帶的書寫，是一次深刻的審視與和解之旅，他并不回避其中的矛盾與創(chuàng)傷，而是以冷靜克制的筆觸，將個人與父輩的遭際置于這片土地的集體命運中進行觀照，最終導向與過往尤其是與父輩的和解。到此，斷裂帶超越了物理與情感的破碎性，成為作者確認寫作身份與精神根源的坐標。它從“深不見底的痛”升華為一個有來處、亦有歸途的文學故鄉(xiāng)，完成了從地理名詞到精神家園的蛻變。

這種地緣認同在《爾瑪史詩》中進一步升華為民族認同。文獻基礎與地緣情感的互文，使《爾瑪史詩》既具有文化志的學術價值，又充滿文學表達的個性鋒芒。作者穿梭于歷史與當代、族群與個人之間，將古老的羌族神話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敘事。斷裂帶上的災難與堅韌，與羌族古老神話中不屈不撓的精神血脈相通，“斷裂”也由此辯證地轉化為文明賡續(xù)、生命強韌的證明。

總而言之，羌人六筆下的斷裂帶，是一個從具體地理概念上升到哲學高度的綜合性意象，凝聚了地理、時代、人心與民族精神的多重意蘊。它既是大自然的力量，也是淬煉重生、凝聚民族精神的基石；既是作家的家鄉(xiāng)，是承受汶川大地震重創(chuàng)的物理空間，更是他的精神原鄉(xiāng)。

創(chuàng)造一種對話的可能

作為羌族作家，羌人六的創(chuàng)作既是深刻的民族文化尋根，也是對民族在現(xiàn)代性進程中生存狀態(tài)的審視與叩問。

創(chuàng)作伊始，羌人六就錨定了羌文化這一方沃土。長詩《太陽神鳥》的創(chuàng)作融入了羌族的民族密碼，同時展現(xiàn)了詩人對城市化浪潮中鄉(xiāng)村命運的觀察與思考。關于“羊圖騰”的傳說頻頻在他筆下出現(xiàn)，這同樣也和羌文化有著密切關聯(lián)。

在羌人六的書寫譜系中，羌族文化的呈現(xiàn)體現(xiàn)為兩個相輔相成的維度。一是在《食鼠之家》《綠皮火車》等散文及《羊圖騰》等詩歌中，將羌族的生活智慧、倫理情感以及面對苦難的堅韌，內化于對斷裂帶日常經(jīng)驗與個人命運的具象描摹之中。二是在《爾瑪史詩》中，走向對羌族文化源流的系統(tǒng)性文學重構。《爾瑪史詩》是對羌族文化最為集中的展現(xiàn)，小說以作者自身的家族史為主線，通過“我”的視角，講述了羌族的遷徙、生存與掙扎。故事始于動蕩歲月，描繪了祖先們在大山中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多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外圍影響貫穿其中。小說不僅記錄了羌族特有的風俗，更以飽含血淚的筆觸，刻畫了一眾家族成員在歷史洪流與自然暴力下的堅韌命運。因此，這部作品既是對民族生命力的禮贊，也是為鄉(xiāng)土文明所唱的一曲深沉挽歌，深刻探討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災難與重生、個人與民族之間的復雜關系。他將《燃比娃取火》《木姐珠與斗安珠》《羌戈大戰(zhàn)》《澤基格布》等史詩融為一體，不僅回答了“羌族從何處來”的歷史命題，更是在追溯民族的精神譜系，尋找個體在族群中的文化坐標。

在寫作中，羌人六采用了一種既新奇又不獵奇的策略，在魔幻與現(xiàn)實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這些也和羌族文化本身有關。魔幻元素在作品中自然流淌，源自羌族文化特有的神話思維和萬物有靈觀念。不少超現(xiàn)實的描寫不是為獵奇而設，而是羌族原始思維的表現(xiàn)，其背后是鮮活的民族情感和厚重的文化積淀。羌人六的寫作雖植根于羌族文化，其精神內核卻具有超越民族的普遍意義，尤為可貴的是通過描繪古羌人與古蜀人等的交往融合，生動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皟珊拥乃床灰娨矔狭鳌钡谋扔鳎沁@種開放包容心態(tài)的詩意表達。

從技術層面來講，羌人六的寫作具有濃郁的詩性特征，這和他同時涉獵多種文體有關。羌人六有多年的詩歌寫作經(jīng)歷，在散文中同樣展現(xiàn)出對詩性語言的駕馭能力，這種詩性表達在小說中也得到了延續(xù)和升華。對意象系統(tǒng)的精心構建，是作品詩性的另一表現(xiàn)。作者擅長通過意象傳遞復雜的情感和思想，如《綠皮火車》中的綠皮火車既是具體物象，也是時間與記憶的象征?！稜柆斒吩姟分?，火、羊、白石等羌族文化中的核心意象，構成了豐富的象征系統(tǒng)。以白石為例，它源于神話史詩，是羌族多種崇拜的象征，連接著過去與現(xiàn)在、神圣與世俗。這種詩性既體現(xiàn)在作品的神話思維結構上，也表現(xiàn)在語言的藝術表達中，與羌人六的詩歌和散文創(chuàng)作一脈相承。

羌人六的寫作繞不開一個根本問題：“羌去何處？”這不僅是關于民族未來走向的提問，也是關于所有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如何自處的普遍追問。通過文學的方式，羌人六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不是固守僵化的傳統(tǒng)形式，也不是全盤接受現(xiàn)代性，而是在深入理解自身文化基因的基礎上，以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參與當代文化構建，讓傳統(tǒng)在新的語境中煥發(fā)新的生命力。在這個意義上，羌人六的文學世界不僅屬于羌族，也屬于所有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本土與全球之間尋找文化出路的人們。

羌人六的創(chuàng)作將民族歷史與個人視角相結合，通過神話思維、詩性語言、意象系統(tǒng)和史詩氣魄的多維建構，使羌族文化以生動的文學形式煥發(fā)新的生命力，不僅在敘事層面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古老民族波瀾壯闊的精神遷徙史，更在方法與價值的層面，為當代民族書寫提供了富有啟示性的范式。其作品中始終閃耀的關于仁愛、和平與包容的光彩，超越了民族邊界，成為紛繁復雜的現(xiàn)代社會中一份珍貴的精神資源。它的價值不僅在于還原了一段歷史或一種文化，更在于創(chuàng)造了一種對話的可能——過去與現(xiàn)在的對話、羌族與世界的對話、神話與現(xiàn)實的對話。它并非將民族文化封存于文學的琥珀之中以供觀瞻，而是讓其成為一泓活水，持續(xù)滋養(yǎng)更為廣闊的民族文化原野。

（作者系《當代文壇》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