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的長篇小說《桃花塢》（1），內(nèi)涵自然是豐富的。方家三代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價值觀念和人生選擇，是小說的敘述主線，但也寫了眾多其他人物，有真實的歷史人物，諸如柳亞子、章太炎、張一麐、李根源、朱自清、聞一多等，更多的是虛構(gòu)的人物?！短一▔]》寫了那么多人物，寫了那么多故事，主題肯定不是單一性的。王堯通過對眾多真實或虛構(gòu)的人物的塑造，通過對一些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更多虛構(gòu)的故事的敘述，表達了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思考。這是一些關(guān)乎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問題，這是一些長期聚訟紛紜而迄今沒有定論的問題。而20世紀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guān)系，是王堯思考的問題之一。也可以說，王堯?qū)Ψ郊胰巳松缆返拿枘?，引發(fā)我們對20世紀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關(guān)系的思考。

方家三代人，祖父方黎子本是實業(yè)家，在清末，加入了同盟會。同盟會以推翻清朝統(tǒng)治、創(chuàng)立共和制國家為宗旨。方黎子自然算是投身了革命。方黎子是浙江諸暨人，本來安家于杭州，立業(yè)于杭州。1909年11月，柳亞子、高旭、陳去病在蘇州發(fā)起成立以反清為宗旨的南社，方黎子便成了南社的成員。南社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團體。方黎子當然也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方黎子加入南社，是方家與蘇州結(jié)緣的開始。是革命，讓本是生活在杭州的方家人，與蘇州這座城市發(fā)生了密切的關(guān)系；是革命，讓本來是浙江諸暨人的方梅初、方后樂父子兩代成了以桃花塢為故鄉(xiāng)的蘇州人。革命，在方梅初、方后樂出生前便開始影響著他們的命運。加入了同盟會和南社的方黎子，是一個完全的革命者；方梅初，用父親方黎子的話說，“是半個革命者”；而到了第三代方后樂，又與祖父一樣，成為又一個完全的革命者。方家三代人，三代知識分子，以“兩個半”革命者的面目出現(xiàn)在《桃花塢》這部小說中?！皟蓚€半”而不是三個，這也體現(xiàn)了王堯的匠心。對于表現(xiàn)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guān)系，三代人而“兩個半”革命者，比三代人全是完全的革命者要更有深意，更能讓人感受到問題的復雜。當然，所謂方家三代人，是從血緣上的“直系”而言。方黎子的長子、方梅初的胞兄方竹松，也是一個完全的革命者。算上他，方家三代，便是“三個半”革命者。但這仍然出現(xiàn)了“半個革命者”。有一個“半個”，是富有意味的。

一

細心的讀者應該能夠注意到，《桃花塢》這部小說，是以對革命和革命者的敘述開啟全篇。小說一開始，正在上小學的方梅初，先是隨著母親從杭州遷徙到蘇州的十全街，又從十全街搬到了桃花塢大街。小學生方梅初，并不知道是革命讓父親方黎子與蘇州發(fā)生了親密的關(guān)系，也是革命讓幼小的方梅初從杭州人變成蘇州人。作為同盟會會員和南社成員的方黎子，其行蹤對于幼小的方梅初來說，自然是一個謎。暫時放下了實業(yè)而投身革命的方黎子，經(jīng)常四處奔波，忽而到了上海，忽而到了蘇州，忽而又去了武漢。這當然是在從事革命活動。但我說的小說一開始就敘述了革命和革命者，還不僅僅指對方黎子行蹤的敘說。小說開篇不久，便出現(xiàn)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者秋瑾。小說特意說明方家在杭州的院子坐落在西湖邊上的一處半山腰上，站在大門口能夠看見西湖。已經(jīng)初中畢業(yè)的哥哥方竹松，每個禮拜六回家，而這是方梅初和母親最為開心的時候。方竹松頗有大哥風范，常常禮拜天上午便帶著方梅初出門，到西湖邊游蕩。為了讓母親中午不至于忙碌，兄弟二人午餐總在外面解決。小說寫道：

在白堤西泠橋西側(cè)，方竹松說：“秋瑾之前葬在這里?！狈矫烦跛贫嵌赣H說起這個名字，好像認識秋瑾。

初中剛畢業(yè)的方竹松，還不是革命者，但之后投身革命，成為一個完全的革命者。西湖邊“景點”多矣，可說之處多矣，但方竹松只給弟弟介紹了秋瑾墓舊址，應該并非偶然。在小說中遇到“秋瑾墓”三個字，就出現(xiàn)了一個潛文本，敘說著秋瑾與革命的復雜關(guān)系。秋瑾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犧牲得早，在她生前，個人命運并沒有與革命產(chǎn)生十分復雜的糾葛，但在秋瑾死后，其墓地與革命之間的關(guān)系卻變得異常復雜。方竹松對方梅初說，“秋瑾之前葬在這里”，那意味著，現(xiàn)在遷到別處了。為什么遷走，小說沒有敘說。這不是秋瑾墓第一次遷移，遷到西湖邊前，已經(jīng)遷移過幾次；這也不是秋瑾墓最后一次遷移，此后還將遷移多次。這些小說也沒有說，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卻自然而然地想到這些，卻不可能不想到這些。秋瑾剛犧牲時，葬于紹興，在紹興就葬過兩處。1908年2月，從紹興遷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橋畔。后來，又遷來遷去。忽而遷回了紹興，忽而又從紹興遷往湖南。在湖南，也忽而葬在湘潭，忽而又遷葬長沙岳麓山。后來，又從湖南長沙遷回浙江杭州，葬回西湖西泠橋邊。在這西泠橋邊靜臥了半個世紀，到了1964年，又從西泠橋邊遷往西湖雞籠山。在這西湖邊上，東遷西遷，南遷北遷，折騰了好多回。1966年，秋瑾墓被毀，遺骸葬于杭州雞籠山。秋瑾遺骸最后一次遷移，是在1981年。這一回，是從杭州雞籠山遷回西泠橋畔。秋瑾死后，其遺骸被人在浙江紹興、杭州和湖南湘潭、長沙這幾處挪動，竟有10次之多。死后尸骸如此多次地被遷移，當然有純私人性的原因，但更多的則是政治因素使然。如果秋瑾活得足夠長久，那與時代、與政治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關(guān)系的，就是活著的她本人了。我們能很自然地從秋瑾死后的命運，聯(lián)想到方竹松后來人生道路上的各種可能。方竹松后來成了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當時的方竹松不可能預見自己此后命運的坎坷，但作為讀者的我們卻知道，只要方竹松活得足夠長久，活到了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他的命運必定是坎坷的。

《桃花塢》在敘述了方竹松帶著方梅初游西湖而到秋瑾墓舊址后，又敘述了父親方黎子帶方梅初參加南社雅集的場景：

方黎子偶爾帶著方梅初出門。1910年，方梅初跟著父親去了西湖金沙港蠶學館隔壁的唐莊。那是一座已顯荒蕪的小園子，他們走過曲水短橋，進入一座大房子。父親和大廳諸位寒暄時，方梅初看見懸額上書“金沙澤遠”。父親落座后，方梅初站在椅子旁邊，鄰座戴眼鏡的先生挑了幾粒話梅幾顆花生給他。父親轉(zhuǎn)身看方梅初惶恐，微笑著朝他點點頭，他才從先生手中接過了話梅花生，給先生鞠躬。諸位先生說話時，方梅初出了門，走到香雪軒，坐在那里看隨風飄蕩的翠柳?；爻虝r父親說：“這次是南社雅集，你知道吧，明代浙江也有南社，現(xiàn)在這個南社是吳江人成立的，操南音不忘本。給你話梅花生的是柳亞子先生，吳江人?！狈矫烦醪恢肋@些，過了些時日他在父親書房里看到柳亞子先生的照片，覺得有些面熟，記得先生姓柳，母親說吳江柳亞子先生。方梅初興奮地告訴母親：“柳先生給過我話梅呢，還有花生?！边@位小學生美滋滋回味了話梅和花生的味道。

《桃花塢》雖然出現(xiàn)不少真實的歷史人物，但正面描寫得不多。這里算是對柳亞子進行了正面描寫。這同樣有一個潛文本存在，或者說，對于今天的讀者，同樣具有某種暗示性。此刻的柳亞子，是在從事反清活動。但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成功后，柳亞子并沒有從政治活動中脫身，而是深陷于政治斗爭的旋渦中。如果說，南社時期，柳亞子還是以知識分子的身份介入政治，那在后來，柳亞子則全身心地從政，成了著名的政治家。我們知道，柳亞子晚年的心境并不佳，在現(xiàn)實面前即便沒有碰得頭破血流，也受到了“牢騷太盛防腸斷”的規(guī)勸。柳亞子1958年便辭世了，如果再活10年，那他會有怎樣的晚年和結(jié)局呢？

二

而作為柳亞子南社戰(zhàn)友的方黎子，便有著與柳亞子不同的選擇。小說中寫道：“辛亥革命成功后，方梅初才知道父親是同盟會會員，這讓方梅初后來懷疑父親說是去蘇州，其實未必。民國了，父親并不做官，興趣和精力仍然在他的實業(yè)?！狈嚼枳釉谇迥┮詫崢I(yè)家的身份加入同盟會，加入南社，目的是推翻清朝統(tǒng)治。當這個目標實現(xiàn)了，方黎子便急流勇退，回歸自己本來的生活狀態(tài)。投身政治卻并不迷戀政治，這是方黎子對待政治的態(tài)度。方黎子在政治問題上的清醒和明智，不僅體現(xiàn)在自身人生道路的取舍上，也體現(xiàn)在對兒孫輩人生道路的規(guī)劃上。大兒子方竹松有一腔革命熱情，也有從事政治的潛能，方黎子便任由其在政治活動中出生入死。而次子方梅初，父親對他的評價是：“這孩子也不是一點不像我，有是非，不付諸行動，是半個革命者。讓我放心的是，他不會激進，也不會墮落?！?/p>

方黎子是從兒子梅初對待“浙江一師風潮”的態(tài)度，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的。1920年，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爆發(fā)了“風潮”。這次“風潮”是由一篇文章引發(fā)的。文章的作者是施存統(tǒng)，又名施復亮。在中共早期歷史上，施存統(tǒng)也算是一個人物。其時的浙江一師校長是經(jīng)亨頤，字子淵。浙江一師和春暉中學這兩所學校都與經(jīng)亨頤緊密相關(guān)。在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史上，經(jīng)亨頤也算得上一個人物。1920年，浙江一師的學生施存統(tǒng)在刊物《浙江新潮》上發(fā)表了3000來字的《非孝》一文。文章發(fā)表后，浙江的文化保守勢力怒不可遏，浙省當局決定免去經(jīng)亨頤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的職務，另行任用。此舉激怒了十分愛戴經(jīng)校長的一師學生。浙江一師學生發(fā)起了“留經(jīng)運動”，強烈要求省府和教育當局收回成命。這就是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浙江一師風潮”。“浙江一師風潮”肇始于1920年2月9日，至3月底平息，持續(xù)近兩個月。其時浙江一師的學生雖然總共只有382人，但“風潮”不僅僅讓浙省各界關(guān)注，更引發(fā)了全國性的熱議?！帮L潮”發(fā)生后，各大報紙密切關(guān)注、隨時報道相關(guān)情形。北京的《晨報》、天津的《益世報》、上海的《民國日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等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媒體，都及時報道“風潮”進展情況，發(fā)表評說。小說寫到“風潮”興起時，方梅初正在浙江一師就讀。而方黎子正是從方梅初對待“風潮”的態(tài)度，對他是否適合投身政治做出了判斷。“風潮”期間，方黎子與方梅初有這樣的對話：

翌年3月，一師風潮正酣時，方黎子托人捎話讓方梅初盡快回家一趟。方梅初匆匆趕回，見到父親，問有什么急事。父親問：

“你讀過施存統(tǒng)的《非孝》嗎？”

“讀過。”

“你對教育廳的行為持什么態(tài)度？”方梅初沒有想到父親喊他回來是說這事，他告訴父親：“我擁護經(jīng)校長，反對開除施存統(tǒng)，反對解聘陳望道先生，反對解散一師。經(jīng)校長說了，講錯了可以糾正，總比不講好得多?！?/p>

方黎子明白了兒子在這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立場，懸著的心開始放下。接著，方黎子要知道兒子采取了怎樣的行動：

“你去操場了嗎？”

“我在外圍看了看，沒有靜坐，但我贊同同學們的口號?！?/p>

“什么口號？”

“我們情愿為新文化而犧牲，不愿在黑社會中做人?！?/p>

方黎子便明白了這個兒子與長子方竹松的性情是很不一樣的。方竹松是能夠在革命的泥水里摸爬滾打的人，而方梅初則只能是革命理念上的支持者和實踐上的旁觀者。方黎子自己“在革命和實業(yè)之間游刃有余”，但他知道，方梅初做不到。于是，方黎子為這從浙江一師畢業(yè)的學生找到了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的職位。方黎子解釋了為何這樣安排方梅初的人生：“此事我考慮久矣。你不像竹松那樣對政治感興趣，這沒有什么不好。共和幾年了，時局動蕩。你也幾年沒有看見竹松了，他在闖蕩。蘇州自古是溫柔之鄉(xiāng)，可大可久。你去蘇州，先立業(yè)，后成家?！?/p>

方梅初從浙江一師畢業(yè)來到蘇州，供職于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是方家扎根蘇州的開始。此舉當然意義重大。而方梅初之所以到蘇州扎根，還是因為不適合投身政治。

三

而方后樂則在精神氣質(zhì)上接通了祖父方黎子。1935年夏天，快上初中的方后樂隨父母到杭州看望祖父祖母，與祖父有了親密的接觸。祖孫二人感到情意相投。方后樂在祖父身邊感受了另一種氣息，這是他在與父親方梅初相處時感受不到的?？梢哉f，這是一種革命者的氣息。方黎子在孫兒方后樂身上，看見了年輕時的自己；而方后樂則在祖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將來。于是祖孫倆“特別親近”。在祖父的書房，方后樂翻開了一本相冊。方后樂在那些黑白照片中，看見了“貌似孫中山”的人，這讓他十分激動。方后樂又從相冊里發(fā)現(xiàn)了章太炎先生。方后樂不知道祖父與章太炎是否相識，而祖父告訴他，自己與章太炎是“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祖孫二人終于談到了魯迅：

方后樂的興趣在魯迅，他讀了魯迅先生的《吶喊》《彷徨》，但好像更喜歡《朝花夕拾》。于是，他問祖父：“那您和魯迅先生熟悉嗎？”祖父說，有一面之緣。在北平的紹興會館。隔了一年，魯迅發(fā)表《狂人日記》?！弊娓傅脑捵尫胶髽酚行┦?，他告訴祖父自己很喜歡文學，崇拜魯迅先生。方黎子說：“你也想做喚醒鐵屋中沉睡的人？”方后樂倒沒有想這么深，甚至不知道文學為何物，但近年來，他時常郁悶。北平遙遠，上海近在咫尺，總有一種情緒不經(jīng)意間彌漫到他的周遭。當祖父說鐵屋子時，他脫口而出：“爺爺，現(xiàn)在還在鐵屋中吧?！?/p>

這是1935年的夏天。日本還沒有開始全面侵華，中國也還沒有開始全面抗戰(zhàn)。而尚未上初中的少年方后樂，就有了“郁悶”，就有了一種難以排遣的情緒。這顯然是一種對時局的憂慮，是對國家民族未來的擔心。方黎子對方后樂的如此精神狀態(tài)，“大為驚訝”。方后樂的郁悶，方后樂的憂慮，都“遠遠超出了這個歲數(shù)的認知能力”。但我們知道，當日本全面侵華后，當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方后樂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必然會選擇“左”傾的道路，必然會成為左翼隊伍中的一員。在蘇州，方后樂也熱衷于與身份隱蔽的革命者接觸。每與這幾個革命者接觸一次，方后樂就在思想上“靠近左翼一點”。一次，這幾個革命者要在昆山舉辦紀念魯迅的活動，方后樂決定參加這個活動，而女友黃青梅表示擔心：

張若溪去門口柜臺付錢時，黃青梅悄悄問方后樂：“你真的想去昆山參加那個活動？”方后樂回答：“為什么不去呢？”黃青梅沒有因為方后樂的反問生氣，只是低聲說：“你現(xiàn)在像左翼青年了?！狈胶髽分?，黃青梅這句話隱藏了某種擔憂，他拉起坐在板凳上的黃青梅說，我們走吧。

在蘇州先是當初中生，后來是高中生，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學力的提高，方后樂日益“左”傾，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左翼青年知識分子。后來，方后樂從蘇州輾轉(zhuǎn)到了昆明，考入了西南聯(lián)合大學。西南聯(lián)大是“民主的堡壘”，也是左翼的堡壘。在這里，方后樂終于成長為完全的革命者，終于成長為不折不扣的左翼青年，終于在“西安”與“延安”之間選擇了“延安”，就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了。

讀王堯的《桃花塢》，一步一步，注視著方后樂的人生軌跡，我不禁想到韋君宜先生在《思痛錄》里對自己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為何選擇“延安”的敘說：

從讀中學起，學校就教給我們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國史。告訴我們?nèi)毡驹鯓玉R上就要打進中國來了，報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覺得，我們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國人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與日本人和談結(jié)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

有什么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

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tǒng)領(lǐng)了中國文壇。連不屬于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見往左傾，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2）

日本全面侵華的發(fā)動，左翼文化的興起，使得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量青年知識分子在“西安”與“延安”之間選擇了“延安”，而這對于“延安”最終戰(zhàn)勝“西安”，無疑有重大意義。

在20世紀，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guān)系，是中國歷史進程中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王堯的《桃花塢》表達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注釋：

（1）王堯：《桃花塢》，北京，作家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韋君宜：《思痛錄》，第2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