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蘸火記》以“蘸火”為核心意象，書寫章丘鐵匠文化與地方抗日史。小說通過鮮活的人物群像和細膩的歷史細節(jié)，還原了鐵匠鑄槍抗戰(zhàn)的歷史現場；章丘民眾從個體覺醒到全民抗戰(zhàn)的精神蛻變，彰顯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與家國大義；紅色歷史記憶轉換為生動可感的文學敘事，重塑了兼具地域特色與集體屬性的民族記憶；小說打破傳統(tǒng)抗戰(zhàn)題材的宏大敘事框架，挖掘戰(zhàn)爭背景下個體的情感體驗與成長軌跡，實現革命歷史記憶與個體生活記憶的有機結合；以復現歷史記憶傳遞當代價值，激活地域紅色文化傳承，建構民族精神史詩。

關鍵詞：牛余和 《蘸火記》 抗戰(zhàn)敘事 歷史記憶 民族精神

當代生活與歷史共存的感知愈加深刻，時間加速讓當代社會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成為歷史。歷史學家擅長敘事史實和評價史實；小說家喜歡通過虛構再現歷史，并試圖恢復歷史的細膩觸感和溫度。重新書寫抗戰(zhàn)，是對歷史記憶和民族記憶的再闡釋，文學作品因而成為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文化資源和民族精神載體，其獨特價值在于以個體記憶與時代記憶的耦合，呈現出歷史自身的復雜性與召喚性。

牛余和長篇小說《蘸火記》以生動筆墨再現了抗日武裝力量的不斷壯大，反抗侵略的艱苦戰(zhàn)斗，以及章丘鐵匠打造武器支援抗戰(zhàn)的鮮活歷史。小說從波瀾壯闊的宏觀戰(zhàn)爭轉向軍民同心的局部抗戰(zhàn)，以具像化的個體精神史和民間生活史為敘事底色，突出集體記憶的莊嚴性與個體記憶的真實感，核心價值在于生命淬煉與精神鍛造?！翱箲?zhàn)精神”作為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不僅意味著歷史保存，更是一種動態(tài)的文化實踐；同時，小說隱含的反戰(zhàn)主題，拓展了抗戰(zhàn)敘事的文化視野和精神空間；通過與當下對話，活化抗戰(zhàn)記憶，深化歷史反思與集體認同，為讀者提供了多維度的認知價值。

一、在歷史肌理中重塑“真實”

從敘事學角度看，文學與歷史互為鏡像，文學敘事是對歷史的再次召喚。歷史記憶傳承與民族身份認同關系緊密，以歷史記憶為內核的抗戰(zhàn)敘事，通過虛構與真實互證、微觀與宏大互映，再現的是一個國家的救亡圖存，也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成長。由個人到民族家國，漫長的歷史看起來像一幅完整的地圖，其實是無數生命的瞬間和剖面嵌合而成，這種敘事的深層意義，既扎根于歷史的客觀存在，又指向當代人的精神需求。《蘸火記》講述的章丘長嶺山抗日只是抗戰(zhàn)全貌中的局部和側影，由此及彼，“戰(zhàn)爭與和平”主題跨越時代與當下形成強烈的情感共鳴和精神共振。尚邨英、何葦杭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梁鐵峰、夏侯雪帶領的獨立大隊，盧毓奎率領的獨立旅，三支抗日武裝力量在與侵略者的斗爭中不斷淬煉成長，小說還原了地域性抗戰(zhàn)史，以及大歷史背景下的微觀生命史，以“蘸火”隱喻“浴火重生”的民族精神史詩。

（一）打破認知遮蔽，還原個體生命在場

“時間深居于社會”1，記憶不是歷史，“記得”本身并不能展示真實完整的過去；在哈布瓦赫看來，歷史也不是記憶，記憶是親歷者與見證者連貫的回憶。我們之所以對過往持有反復探究的興趣，并非單純出于揭秘或者證偽，之所以試圖讓被隱匿的記憶重新浮現，正是因為“當下”已經不在“過去”，一切歷史都可以是當代史，但“過去”之中沒有“當下”。所以，很多時候，人們看待歷史是旁觀者，是求證者；唯有文學，讓人成為歷史的經歷者和體驗者。對于曲折往復的人類文明和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文明，記住過去在人們身上發(fā)生過的所有苦難和不義，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義務；喪失了歷史記憶，也就沒有歷史正義可言。

《蘸火記》建構了歷史敘事的四個維度，即物理、心理、倫理和哲理敘事空間。小說中的八路軍、游擊隊員、鐵匠、大家族、知識分子、平民百姓的個體經歷，沒有被民族主義整合為單向度英雄；小說通過地方性知識、風俗、景觀、語言習慣等，把宏大的戰(zhàn)爭史轉化為細膩可感的生活史和生命史。歷史并非冰冷的時間線與數字羅列，而是由無數具體的苦難、掙扎、生死考驗、信念堅守構成的“活態(tài)記憶”。正史中被簡化掉的細節(jié)和斷點，在小說中以情感和情境敘事得以生動再現。一個窗邊對話的場景，一段不曾宣之于口的少女心事，小徒弟背叛師父時的內心掙扎，翟團長背負誤解的犧牲，盧毓奎的游移與抉擇，茜茹的隱忍與反抗，讓歷史認知從知道發(fā)生過戰(zhàn)爭深化為理解戰(zhàn)爭如何改變每一個人。宋子輝在冰雪覆蓋的深冬也能找到色彩鮮亮的野果，或者向陽洞口的一棵細碎小花，為何葦杭浸在酒瓶之中；兩個“毛頭司令”經歷血與火的考驗褪去學生氣逐漸成熟；何葦杭和夏侯雪同一天失去丈夫，兩位女性也是兩個戰(zhàn)士擁抱在白果樹葉里相互鼓勵；文學敘事中的大歷史被復數形態(tài)的小歷史所填充，抽象的歷史表述還原為具像化的個體存在，單一的歷史記憶轉向復合的多元記憶。宋子輝、何一鉗、梁鐵峰，還有更多無名英雄，或許不會出現在史書的任何一頁，但是文學記錄了他們每一個人的犧牲、煎熬、仇恨、反抗，以及對愛的信賴和追求，他們的微觀生命史構成了一個民族宏大歷史的堅實基礎。

（二）超越認知慣性，書寫復雜人性

抗戰(zhàn)文學通過書寫戰(zhàn)爭的殘酷，不僅控訴侵略者的非正義性，也追問戰(zhàn)爭背景下的個人道德選擇。小說家不斷突破簡單的二元對立，深入個體生命在極端環(huán)境下經受的嚴峻考驗，呈現人性的真實與復雜，通過普遍性的民族解放和特殊性的個人反抗，思考戰(zhàn)爭狀態(tài)中倫理秩序的瓦解與重建。戰(zhàn)爭首先是對個體生存的極致考驗，小說家書寫民族大義的同時，不回避個體的愛欲、親情等私人情感，可以減少宏大敘事對個體生命的忽視和籠罩，“英雄”符號背后，具體的人得以突破有限的歷史視角。中國當代戰(zhàn)爭文學中的人性書寫與倫理反思，標志著民族集體記憶的成熟與深化；突破完美的英雄形象塑造和清晰的敵我界限，潛入戰(zhàn)爭的廢墟，打撈起那些破碎的、矛盾的被忽視的個體生命故事。人性在戰(zhàn)爭中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充滿灰色地帶和艱難抉擇；戰(zhàn)爭的倫理困境是永恒的，關乎生命價值、個體與集體的權利以及歷史敘述的公正。正是通過這些文學探索，我們才能超越簡單的仇恨或頌揚，真正反思戰(zhàn)爭，銘記苦難，并珍視每一個具體而微的人，從而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獲得更為清醒的歷史認知和更為堅定的人道主義立場。

《蘸火記》整體基調是強烈的家國情懷、壯烈的犧牲精神和熱烈的生命色彩。千鈞一發(fā)的戰(zhàn)斗場景，真實人性的自然狀態(tài)，為抗戰(zhàn)犧牲的英雄，無辜死難的普通百姓，都寫得飽含情感，避免了簡單化的道德評判。主人公何葦杭有著多重身份，女師大學生、妻子、母親，游擊隊政委，這些身份有的是顯性的，有的是隱性的，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而真實的人。作為戰(zhàn)士，她理性果敢；作為女性，她有細膩的情感；作為母親，她有不得已的犧牲。小說沒有回避她復雜的情感世界，與尚邨英的師生情，與何一鉗的革命婚姻，與宋子輝的戰(zhàn)友情，保家衛(wèi)國的民族大義，思念孩子的內心糾結，都是彰顯她人格和性情的重要因素。何一鉗和宋子輝的犧牲，對她來說，不僅僅是失去了家人和戰(zhàn)友，還意味著青年時代的告別。小說開篇寫長嶺村何家，寡居的大兒媳茜茹和游擊隊鋤奸隊長郭立剛的關系，林媽的窺探和閑言碎語，胖廚師的淡定反應，大小姐牽線，老爺點頭首肯，這是小說的第一個懸念，茜茹因何被郭立剛所救，何一鉗為何拒婚，為后面的情節(jié)埋下伏筆。開篇營造的氛圍是生活化的，何家是大戶人家，后宅的是是非非之中，隱藏著很多信息；平靜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是漢奸和鬼子的殘暴。特務亓副官頭腦冷靜有能力，看起來一身正氣；翟團長貌似叛徒奸細，最后壯烈犧牲；祁英為了打鬼子選擇流產，牛子因為祁英不能再生育斷然分手，戰(zhàn)爭中的愛又強大又脆弱；夏侯雪面對愛人犧牲時，滿腔悲痛和憤怒無處宣泄；宋子輝對何葦杭的愛熱烈真摯，卻注定得不到回應；胸口傷痕累累的小徒弟，出賣師傅又掄起大錘沖向敵人拼死保護師傅，這些細節(jié)都讓人物有了豐富可感的內心世界。小說還塑造了何如山、茜茹、胖夫人等個性鮮明的民眾形象，普通人在戰(zhàn)爭中的真實表現，是還原歷史的堅實基礎。

（三）探索認知深度：直面民族心理創(chuàng)傷

抗戰(zhàn)文學是凝聚民族精神、強化集體認同的重要載體。面對民族存亡，文學作品通過塑造英雄形象，書寫民眾抗爭，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存亡緊密聯結在一起，進而強化民族意識，推動民眾從地域、階級的分散認同轉向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認同。同時，文學也成為抵抗的武器，通過重新講述歷史，記念被遺忘的歷史細節(jié)，治愈戰(zhàn)爭留下的精神創(chuàng)傷。抗戰(zhàn)敘事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母題，其價值不在于歷史事件的簡單復述，更重要的是承載民族創(chuàng)傷記憶的集體性沉淀，在認知與精神層面構筑立體空間，為個體與民族提供以史為鑒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坐標。

《蘸火記》以抗日鋤奸為主線，無論是鏟除漢奸、抓捕特務、搜集情報，還是鍛造武器、對戰(zhàn)偷襲、主動出擊，總是伴隨著犧牲。章丘的抗日救國軍三支隊伍，長嶺山最西邊的山坡舒緩，游擊隊駐扎在普集西北方向三山夾峙的山峪里；西邊翻過幾道山梁就是盧毓奎獨立旅的駐地；地勢險峻的鵓鴿巖是“儒匪”獨立大隊梁鐵峰的山寨。這三支隊伍在抗戰(zhàn)中發(fā)揮了各自的作用，戰(zhàn)爭是殘酷的，鬼子血洗橋頭北，茜茹被幾個鬼子糟蹋；七夕火燒長嶺村，無數百姓慘叫著倒在鬼子槍下；日軍偷襲槍械所，宋子輝被燒成焦炭；無數人的犧牲和死難，用鮮血寫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小說還寫到革命與愛情的沖突，多次出現何葦杭站在長嶺山上看金針花的情節(jié)，金針花象征著犧牲與堅韌。她曾勸祁英與牛子分手，在戰(zhàn)爭中，很多個人情感無法與普通人一樣，選擇做一名戰(zhàn)士，就必須作出犧牲，包括自由戀愛的權利。為革命而舍棄愛人和孩子的個體犧牲，也意味著戰(zhàn)火中普通個體逐漸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新生過程。小慧在新婚之夜，趴在何葦杭肩頭流著淚說自己想念郭隊長；何一鉗犧牲，何葦杭痛哭失聲；梁鐵峰犧牲，夏侯雪對天空鳴槍；茜茹的困境是無數戰(zhàn)爭中受辱女性的縮影；宋子輝留給何葦杭黃釉色酒瓶中的最后一枝花，象征著殘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對抗死亡的未來期許、珍貴情感和精神寄托；何葦杭把那束花的花瓣理順壓平縫進日記，準備帶進自己的墳墓，不僅是她個人對戰(zhàn)友的懷念，還是一種民族情感的象征，珍藏美好的生命記憶，封存所有犧牲、苦難和不幸，只為了后代人不用再去經歷和面對這一切。

二、在記憶傳承中凝聚民族精神

歷史本身不是連續(xù)不斷的鮮活記憶，記憶與歷史并不是重疊的，二者有時候處于對立之中。文學書寫是對記憶的保存和復現，同時也是對歷史的回應與重塑。優(yōu)秀的抗戰(zhàn)題材作品不僅講述抗戰(zhàn)歷史，更重要的是喚醒歷史。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記述戰(zhàn)俘營中郁漱石經歷的三年零八個月非人折磨，通過個體的身體痛苦和精神創(chuàng)傷揭示戰(zhàn)爭的殘酷2；徐光耀《平原烈火》通過日軍掃蕩下冀中平原的“人間煉獄”，再現冀中抗日根據地抗戰(zhàn)斗爭的艱苦卓絕，反思戰(zhàn)爭本身的災難性；孫犁《白洋淀紀事》寫白洋淀人民的抗日，側重普通人面對戰(zhàn)爭的選擇和犧牲；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通過農民視角展現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zhàn)爭圖景，忠實記錄和反映呂梁地區(qū)抗日斗爭歷程；知俠《鐵道游擊隊》生動展現了一群草莽英雄如何在黨的指引下，成長為具有崇高信仰的抗日戰(zhàn)士的光輝歷程；馮德英《苦菜花》寫出了抗戰(zhàn)時期中國農民極端艱難的生存處境，更寫下了堅韌的愛和不屈不撓感人至深的斗爭精神；李英儒《野火春風斗古城》以地下工作為主線，塑造了一群堅守真理和正義的英雄人物，通過驚心動魄的斗爭突出理想信仰的價值；宗璞《野葫蘆引》聚焦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將書寫他們在淪陷、流亡和炮火中的氣節(jié)與風骨，以及在民族危亡時刻的擔當與犧牲；徐貴祥《歷史的天空》通過個體在半個世紀革命洪流中的命運沉浮，對中國革命歷史進行了富有個性化和思想深度的文學書寫；王樹增《抗日戰(zhàn)爭》是對抗日戰(zhàn)爭的全景式記述，也是民族的心靈史的重新建構，展現了全民族的精神覺醒和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內核。

（一）淬煉民族精神底色

抗戰(zhàn)敘事中反復出現絕境中的堅守，無論是戰(zhàn)場前線的浴血奮戰(zhàn)，還是后方隱蔽戰(zhàn)線的默默犧牲，或是普通人在廢墟上重建生活的頑強韌性，本質上是對“反抗壓迫、捍衛(wèi)尊嚴”這一人類共通精神的具象化表達。這種精神通過文學的情感共鳴被代代傳遞，成為被壓迫被侵略民族面對困境時不竭的精神動力。

“蘸火”作為章丘鐵匠的方言，既是槍械鍛造的物理過程，也是革命者精神淬煉的象征，這一意象保留了章丘地域獨有的文化特質，把鐵匠造槍技藝與長嶺山抗戰(zhàn)歷史，以及民族精神浴火重生融為一體。何葦杭在日記中寫道：“鍛件浴火重生，剛強與柔韌融為一體，生命鑄入魂魄——我們的長嶺山抗戰(zhàn)就是這樣一場以鮮血為介質的青春淬火?！鼻уN百煉的鍛造工藝與革命者在血雨腥風中的成長非常相似；鐵匠們在高溫與冷水的淬煉中制造武器，而抗日隊伍在戰(zhàn)火中錘煉意志，兩者共同演繹了“蘸火”的雙重含義：外部是金屬的硬化，內部是人性的升華。何一鉗為換取情報不惜以身犯險，其悲壯犧牲如同“燒紅的鐵器在水中瞬間冷卻”，最終化為曲星河中的一顆紅星。淬火的烈焰和捶打的火花這一隱喻既完成了個體命運與民族命運同構，也揭示了戰(zhàn)爭對人性的重塑力量。

何一鉗有著殉道精神，何葦杭和夏侯雪兩位女性身上同樣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這種殉道精神和犧牲精神呈現為一種崇高的美感?，F代社會更強調生命本身的價值，質疑通過“犧牲”才能成就崇高，這使得崇高的犧牲敘事在現代語境中變得更加復雜。犧牲者的精神力量如此強大，以至于戰(zhàn)勝了人類的求生本能，這種精神對物質的超越、意志對恐懼的征服，正是崇高感的終極來源?！墩夯鹩洝穼懥颂嗥胀ㄈ说膲褢鸭ち?，郭立剛、郝團長、小胖、祁英、翟義昆……無數人的鮮血浸滿了長嶺山的泥土和石子，山風浩蕩，這些犧牲者的身影與蘸火時的火星四濺水花翻滾融為一體，從戰(zhàn)爭中穿過的生命，每個人的身上都背負著沉重的犧牲。真正值得我們敬畏的不是外在的可怖力量，而是人內心深處的神性光輝，即超越個體利益的普遍價值，這種利他性和超越性，使得犧牲行為獲得了道德上的高度，成為了一種“善”的極致體現。

（二）強化民族情感認同

抗戰(zhàn)作為全民族共同的歷史經歷，其敘事天然具有“集體記憶”屬性。文學通過講述不同地域、不同群體在戰(zhàn)爭中的命運交織（軍民互助、各種力量攜手抗敵），把屬于個體的生命記憶升華為民族記憶，不同群體和個人因而獲得“我們都是這段歷史的繼承者”的歸屬感。這種認同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當下尤為重要。民族的精神聯結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無數共同的歷史記憶編織而成?？箲?zhàn)文學通過情感動員與記憶塑造，使抽象的歷史事件轉化為可感知的民族集體記憶，并通過代際傳播成為建構歷史觀的重要資源。文學敘事與歷史真實之間存在著的隱形張力，為不同時代語境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喚醒“集體記憶的共情”，對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著深刻影響?！肮睬椤笔前褌€人記憶中的情感能量融入集體心理認同?！墩夯鹩洝分械娜Э箲?zhàn)隊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國民黨領導的獨立旅，民間武裝獨立大隊，在反抗侵略者這一家國大義面前，有著共同的敵人。成千上萬人傷亡，是一個冰冷的數字；何韋杭無聲痛哭、夏侯雪對天鳴槍，犧牲戰(zhàn)士葬禮上的鐵花鐵香，宋子輝被燒得焦黑的年輕面龐，是撕心裂肺的疼痛；書寫歷史，不僅是讓后來者知道歷史，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戰(zhàn)爭的殘酷和犧牲的壯烈。這種“共情”不是宏大敘事，而是細微的、人性的，構建的是基于共同情感體驗的“命運共同體”。

何葦杭的日記作為全書的框架性結構，既是個人情感的載體，也是歷史見證的文本。開篇與結尾以“日記”相呼應，把個體敘事嵌入宏大歷史，其心路歷程和情感記錄成為革命敘事中“微觀史”的旁注；此外，書信（祁英與牛子的戰(zhàn)地情書；祁英寫給何葦杭的披肝瀝膽的檢討書；胖夫人寫給何如山的訣別信；尚邨英寫給何葦杭的沒有寄出的一帆布包書信）同樣象征著戰(zhàn)火中的情感淬煉，與曲星河的集體記憶形成張力。個體的愛欲與犧牲最終匯入民族解放的洪流，卻又在日記與書信中獲得永恒，成為大歷史的細微回響，揭示了個人歷史記憶與集體心理建構之間相互塑造、彼此強化的辯證關系。還有亓副官的父親寫給兒子的信，信中怒斥兒子：“聞你竟墮為甘受敵寇驅使之走狗，如遭唾面，驚愕莫敢以信。我家世代本分經商，于地方鄰里間口碑頗佳，不意至吾輩竟養(yǎng)育了你這等不孝之子。我與你母親皆感無言出入于人前矣！……如爾還自視為辛家之子孫，就應自洗恥辱，將功贖罪。否則，縱使九泉之下，我也斷不與你這辱沒祖宗的逆子相認?！毙拍┻€按上了血手印，這一滴血同樣融入了民族解放的滾滾洪流。個人記憶是構成集體心理的基礎，而集體心理又為個人記憶提供了支點和意義?？箲?zhàn)敘事喚醒的民族意識是從個人傷痛到國家敘事的凝聚，通過共享的歷史記憶得以建構；個人的、零散的創(chuàng)傷記憶，被篩選、提煉和整合進宏大的國家敘事中，從而形成穩(wěn)定的民族意識共同體。個人記憶具有碎片化與情感性特征，何葦杭對犧牲戰(zhàn)友的緬懷，對山坡上曾經開過的野花的深刻記憶，對孩子緊抓著她不放的揪心不舍，對祁英流產的心疼，對小慧的教導和愛護，對胖夫人犧牲的愧疚，這些都是鮮活的個人記憶，充滿了具體的情感細節(jié)，正是無數人細碎的個人記憶，構成了民族的整體記憶，構成了宏大的國家敘事，民族意識把這些碎片化的記憶整合成一個連貫的故事，這個故事強調民族的堅韌、犧牲精神和正義的最終勝利。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苦難被賦予了超越性的意義，成為民族獨立這一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進而強化了國族認同。

三、在歷史敘事中建立與現實的因果鏈條

歷史倫理是記憶的篩選、修正與和解，并非一個中立的過程，涉及權力、意識形態(tài)和倫理抉擇。哪些記憶被強調，哪些被淡化或遺忘？如何敘述他者（如侵略者）？關系到如何書寫歷史和評價歷史。記憶具有建構性和選擇性，集體記憶為了服務于當下的認同和政治需求，往往會進行篩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抗戰(zhàn)敘事更強調正面戰(zhàn)場的英雄主義，而對戰(zhàn)爭的復雜性、內部的紛爭，以及普通民眾所承受的更深層的精神創(chuàng)傷，表現不足。如何盡可能地接近真相，還原歷史的復雜性，以及面對他者的審視？尤其是那些被主流敘事邊緣化的聲音（如慰安婦、大屠殺中的普通個體、戰(zhàn)爭中的灰色人性），同時，也要求我們反思對敵人的妖魔化敘述，避免以空洞的仇恨取代對戰(zhàn)爭的深度反思。

（一）站在多元文化視角的歷史闡釋

小說家面對歷史，有自己喜歡的路徑和方式，專注于一個時代如當年明月寫明朝，或者地域，如馬伯庸寫長安，特定時代的人與風物，附著在作家的文字之上，作家的思想和心境附著在歷史之物上，史實為寫作提供了穩(wěn)固而連續(xù)的事實基礎，寫作者則應對歷史保持敏銳觀察，洞悉大敘事中的細小波紋，在戰(zhàn)爭中，在政治運動中，在大歷史的車輪下，化作塵埃的或是被整合塑造成為歷史雕像的個體，那些具體存在過的人，不是符號，不是象征物，只是具體的活過的人。新時期以來，莫言《紅高粱》、喬良《靈旗》、嚴歌苓《金陵十三釵》、哈金《南京安魂曲》等，立足多元視角，重新審視歷史，書寫歷史的復雜面向：既有對國民黨抗戰(zhàn)作用的正面評價，也有對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揭示，對人性陰霾的暴露，打破單一敘事，促使公眾思考戰(zhàn)爭的責任、和平的代價以及民族解放的真實歷史。

抗戰(zhàn)敘事不僅書寫戰(zhàn)爭本身，還通過戰(zhàn)爭中的社會互動，如不同階層的合作與沖突、傳統(tǒng)文化在現代戰(zhàn)爭中的碰撞、民族意識的覺醒過程，來展現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肌理。通過鄉(xiāng)村在戰(zhàn)火中的遭遇，窺見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脆弱與韌性；通過知識分子的救亡實踐，考察思想啟蒙與民族救亡的變奏；通過青年人在戰(zhàn)火中經受的考驗和淬煉，理解成長的內外部因素。這種敘事幫助讀者從歷史中提煉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探究當下某些社會現象的歷史根源?？谷諔?zhàn)爭對中國人而言，不僅是一場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也是對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倫理秩序和鄉(xiāng)土文明的巨大沖擊。民眾的抵抗是保家衛(wèi)國，也是在保衛(wèi)世代傳承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價值?！墩夯鹩洝分械拿耖g傳說并非閑筆，而是對革命敘事的補充與深化。這些傳說背后是民間倫理，是世道人心，讓我們看到了歷史中有血有肉的個體，理解他們的憤怒、悲傷與勇氣從何而來。歷史不僅是英雄、戰(zhàn)役和成敗，更是無數普通人在其倫理世界被摧毀時的掙扎與重建，小說揭示了抗日戰(zhàn)爭取勝的根本在于喚醒了民眾直面死亡的抗爭精神和絕不屈服的斗爭意志。長嶺山百姓將抗日英雄納入傳統(tǒng)星宿信仰，既延續(xù)了文化傳統(tǒng)，又為革命賦予了神圣性。這種“小切口、大主題”的書寫方式，使歷史敘事扎根于民間土壤，展現了底層民眾在戰(zhàn)爭中的主體性。祁英縱身飛向斷崖，茜茹悲憤拔槍而起，換上何葦杭衣服的大姐姐被鬼子刺刀從后背穿透到前胸，“胖夫人和胖廚師、大姐姐的犧牲，使我再次見證了尚邨英所說的那股隱匿于民間的綿長而浩大的力量”正是這些人拿命換回來的情報挽回了無數戰(zhàn)士和老百姓的犧牲，戰(zhàn)爭結束后，修葺一新的石峪寺大門一側掛上了“章丘縣抗日游擊大隊指揮部舊址”，一段歷史，就像戲曲里那些忠肝義膽的唱腔從此綿延不絕在人心深處。

（二）抵抗歷史虛無主義

詹姆斯·布斯說：“倘若大規(guī)模罪行的受害者們失去了面目和姓名，倘若他們最后片刻的辰光、舉止和地點不為人所知，他們就處在真理之光的外面，被遺忘所拋棄?！?正如米沃什所說：“那些活著的人從那些死去而永遠沉寂下去的人們那里得到了一條誡命：保存有關過去的真相?！?作為普通人，選擇放下歷史仇恨，可以輕松地面對新的時代；而寫作者是歷史的守門人，理應拒絕遺忘。

因為一個排長和兩個戰(zhàn)士酗酒鬧事，英雄師被通報批評，成了全軍的反面典型。師長尚邨英抱怨何葦杭任性沒有大局觀，何葦杭怒斥尚邨英對歷史的遺忘，“想想長嶺山上那些尸骨已經腐爛的老戰(zhàn)友，想想你那些倒在南下路上的首長和部下，再想想陳毅老總進入大上海的姿態(tài)，我都替你害臊”。尚邨英在當晚的團以上領導干部會議上作了檢討十八年后，何葦杭回到長嶺山祭奠犧牲的戰(zhàn)友，崖壁、木屋、老槐樹、墳墓、金針花、秋菖蒲、大頭菊、花椒樹，依然縈繞著揮之不去的硝煙味道，無論是作家的書寫，還是戰(zhàn)爭親歷者的書寫，都是拒絕遺忘的努力。讓歷史可感、可觸、可共鳴，既可以對抗記憶的消解與遺忘，又為現代人提供了理解歷史、觀照自身的精神鏡鑒。這種敘事的終極意義，并非停留在對過去的回望，而是讓歷史中的勇氣、堅韌、共情與反思，成為構建當代人精神家園的重要根脈，畢竟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取決于如何記憶自己的歷史，記憶歷史不是為了重復歷史，是為了解放未來。

（三）超越仇恨的可能性與精神拓展

真正的文學，不會止步于控訴苦難或渲染仇恨，而是通過展現戰(zhàn)爭對個體生命的摧殘、對文明的破壞，通過描寫戰(zhàn)火中普通人對日常安寧的渴望，或敵對雙方士兵在特定情境下的人性閃現，傳遞“戰(zhàn)爭是人類共同的悲劇”這一反思。這種敘事讓記憶超越復仇的本能，升華為對和平的珍視、對人性底線的守護，為當代社會提供“以史為鑒，避免戰(zhàn)爭重演”的精神啟示?？箲?zhàn)文學既是民族苦難的見證，也是倫理追問、身份建構與歷史反思的載體，反復警示我們，歷史認知并非靜態(tài)的史實堆砌，而是通過文學蘊含的情感與象征不斷重塑的過程。在當代語境中，如何通過文學既銘記歷史的慘痛，又超越仇恨敘事，走向對戰(zhàn)爭本質的全面反思，仍是這一題材創(chuàng)作的重要課題。

《蘸火記》以地域文化為根脈，以革命淬煉為內核，把自然意象（金針花、曲星河）、工藝技術（蘸火）、民俗符號（方言、傳說）與個體敘事（書信、日記）搭建成歷史紀念碑，碑刻是民族解放的艱辛歷程，是對戰(zhàn)爭、犧牲、英雄主義的深度思考，戰(zhàn)爭的終極意義不在于毀滅，而在于淬煉出超越時空的精神力量。正如金針花永遠盛放于長嶺山的土地，曲星河永恒閃耀于長嶺山的夜空，這些象征意象使歷史記憶獲得了文學溫度與哲學深度。槍械所爆炸后，對日本俘虜的救治，成為日本兵加入反戰(zhàn)同盟的契機。何葦杭受重傷昏迷不醒，日本醫(yī)生相沢及時為她做手術挽救了生命，何如山含淚感謝，說起相沢一旦被日本特務機關察覺，必然有生命危險，相沢說，“我這是替他們向中國人贖罪。”當軍國主義狂熱席卷整個國家時，還有相沢這樣敢于拒絕戰(zhàn)爭、為中國受害者發(fā)聲的日本醫(yī)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守護的不只是醫(yī)學倫理，更是人性最后的尊嚴。這些人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超越了民族主義的狹隘牢籠，在愛國和仇恨成為絕對正義的狂潮中，依然堅守生命尊嚴高于一切，人類痛苦遠比民族榮耀真實的信念。相沢眼中，沒有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分別，只有正在受苦的人類同胞。這種跨越國界的人道主義，意味著真正的文明進步在于能否在集體瘋狂中保持個體良知，能否在仇恨教育下依然看見彼此共通的人性。這些反戰(zhàn)者的聲音雖然微弱，卻為后世留下了超越仇恨的路徑，不僅是中日兩國人民和解的橋梁，也喻示人類走向更高文明形態(tài)的可能，即每個生命的痛苦都關乎所有人，每種不義的暴行都是對全人類的傷害。

作為貫穿全書的民間傳說，曲星河象征著抗戰(zhàn)英雄的永恒存在與精神升華，長嶺山流傳著“文曲星、武曲星死后化為曲星河星宿”的說法，隨著宋子輝、何一鉗、梁鐵峰等英雄相繼犧牲，這一傳說逐漸成為生者的情感寄托。老吹鼓手說：“死去的兩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是要上曲星河的星宿?！焙稳敽荚谡煞驙奚蟆罢嬖咐虾尉突闪颂焐系囊活w星”，將個體犧牲納入民族記憶的宏大敘事。曲星河不僅是地理意象，更是作為全民抗戰(zhàn)精神的載體，那些隱而不彰的市井英雄與顯在的武裝力量共同匯成“一條曲曲彎彎的星河”，詮釋了“以鮮血為介質的青春淬火”（何葦杭日記），賦予英雄主義以詩意的永恒。民間文化提供了鮮活而具體的精神象征，在面對外敵時，這種文化基因會被瞬間激活，人們從這些古老故事中看到的不是神話本身，而是自身命運的鏡像，即便力量懸殊，也要抗爭到底。

寫作者理應保持歷史良知，不嘲諷，不虛無，不刻意放大某些情緒，也不逃避一個民族的自我審視，盡力為讀者提供穩(wěn)定的精神視野，歷史遠比我們的眼睛看到的更多，更復雜，文學因而也就更珍貴。雖然解決不了今天我們面對的太多問題，但是在精神結構上，在歷史認知上，給我們提供了直面的力量?？箲?zhàn)文學的本質，是將民族最慘烈的創(chuàng)傷記憶淬煉為精神資源的過程。它既是歷史的證詞，也是文明自省的鏡子；既需守護記憶的真實性，又要警惕仇恨的再生產。真正的記憶工作不是重復過去，而是解放未來。當文學賦予苦難以思想重量和美學形式，抗戰(zhàn)敘事便成為民族精神基因中永不磨滅的光亮，告訴我們從何處墜落，更指明向光而生的可能路徑。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說，“詩歌不能抵擋一輛坦克”，但文學可以穿透比鋼鐵更堅硬的東西。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年度課題”新世紀城市文學倫理敘事研究“（項目編號：24BZW14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劉亞秋：《被束縛的過去：記憶倫理中的個人與社會》，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9頁。

2 參見鄧一光《故事邊上的故事——〈人，或所有的士兵〉創(chuàng)作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1期。

3 4 [英]杰弗里·丘比特：《歷史與記憶》，王晨鳳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頁。

[作者單位：張艷梅 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孫熙悅 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