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人間信》是一部處在當代文學(xué)延長線上的作品。它從敘述意識、敘事形式和敘事精神等方面拓展了敘事倫理的闡釋空間，并自覺地以其文本經(jīng)驗指向?qū)畚膶W(xué)、反思文學(xué)等敘事倫理的省思與超越。經(jīng)由《人間信》的文本實踐，麥家完成了一次新的藝術(shù)探索。

關(guān)鍵詞：麥家 《人間信》 個體反思 敘事倫理 生命本位

《人間信》（2024年）是麥家繼《人生海?！罚?019年）之后的又一力作。這次寫作迫使他再度回望故鄉(xiāng)，并對過往的生命創(chuàng)傷予以深切觀照。這部從作家“精神世界深處長”出來的作品堪稱人間的“倫理之書”。繁復(fù)的倫理主題中，“我”與父親的決裂以及決裂后的反思成為敘事核心。直至尾章，“我”依然在追問：“你該如何看待和父親的決裂，這是背叛嗎？你錯了嗎？你認錯嗎？你該如何認錯？”1這一敘事核心內(nèi)嵌著兩組關(guān)鍵詞：“決裂的傷痕”與“反思的陣痛”，它們構(gòu)成了解鎖作品的兩把密鑰。

新時期以來，“傷痕”與“反思”的意涵各有所指。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刊登了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它因反映人們“思想內(nèi)傷的嚴重性”和“呼吁治療創(chuàng)傷”而轟動一時。巧合的是，《人間信》“編織”了作為文學(xué)事件的《傷痕》?！秱邸吩谙喈敵潭壬洗砹藗畚膶W(xué)“揭露與控訴”的敘事倫理，其內(nèi)在的苦難訴求，決定了它從歷史中獲得同情的企圖。反思文學(xué)將思考拓展至“十七年”乃至更早的歷史事實，它是對傷痕文學(xué)的推進。反思文學(xué)遵循“懺悔與救贖”或“批判與歸謬”的敘事倫理，個體成為歷劫歸來的“英雄”，他們批判極“左”時代的荒謬并試圖開出處方。這兩種文學(xué)都包含著從歷史中獲取合法性、并躋身成為主流的抱負。

暌違文壇五年之久，麥家所關(guān)注的不再是詭奇卓絕的密碼迷宮和邏輯推演。他轉(zhuǎn)而思考：不依傍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是否依然能將故事講好2？《人間信》中，這一藝術(shù)探索依賴的，不單是繁復(fù)的倫理主題，更是隱而不彰的敘事倫理。它內(nèi)在地指向了對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等敘事倫理的省思，并深入探索了文學(xué)敘事自身的倫理可能性。

一、“傷痕”之“思”與倫理之“繩”

1995年，美國文論家亞當·桑查瑞·紐頓首次提出了敘事倫理的概念，在他看來，敘事倫理是一種有關(guān)倫理的敘述。學(xué)者伍茂國認為紐頓“完成了從敘事學(xué)的角度探討文學(xué)倫理的歷史轉(zhuǎn)換”，并進一步將其區(qū)分為主題層面的“故事倫理”和敘事過程的“敘述倫理”3。作為現(xiàn)代性事件，敘事倫理從根本上區(qū)別于理性倫理，它是敘事行為服膺的某些理念，這些理念滲透到敘事話語的倫理形態(tài)，敘事形式以及修辭技巧中，是話語、形式（技巧）、倫理與精神的有機統(tǒng)一。在《人間信》中，敘事倫理首先表現(xiàn)為敘述的自反性與形式的倫理意味。

麥家在訪談中指出“我”既是主人公又是敘述者，從一開始“我”就是上帝視角，自由周轉(zhuǎn)在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4。有必要指出，“我”雖擁有“上帝視角”，但卻自覺地疏離全知全能、宣喻式的敘述。作者在開篇即設(shè)下懸念：“沒人知道我小姑為什么尋死……奶奶可能什么都知道，包括小姑為什么死，但她閉的口比爺爺（死人）都要緊。”5“我”的有效性始終被框定在限知視角里。限知敘述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并不鮮見，但《人間信》卻不單純是限知敘述，它還帶有鮮明的自反性。自反性屬于哲學(xué)范疇，它指向系統(tǒng)的自我監(jiān)控（自律），即根據(jù)自己的假定追問自己。不斷地追問與質(zhì)詢，成為自反性的一個根本特征。“我”從一開始便認定奶奶知道小姑為何而死，為此“我”試圖戳破她的偽裝：“她一般會說小姑是病死的，有時也說是被村里那些缺德之徒害死的。”6“我”一邊坦陳自己“確實不曾向父親探聽”，一邊又執(zhí)意追問“他兜售是為了賣掉嗎？抹掉嗎”7？在追問中，“我”日漸明晰“父親提供的說法一定意義上支持了奶奶說的，但根本上是否定的，支持不過是粉飾，假象”⑧。清醒的自反意識讓“我”察覺到奶奶和父親的心虛，并推動著“我”靠近“真相”：

我真的不知——不想知，避而不談——小姑有沒有被抬愛，擇吉日用棺木入土為安。這是一個長者、尊者的待遇，小姑年少輕狂，丟人現(xiàn)眼，會不會被棄之敝履？可能吧，反正我在家鄉(xiāng)那么多年，給那么多亡靈上墳祭祀，是沒有小姑的。9

限知敘述中，“我真的不知”是作為事實予以陳述的，自反性敘述卻著意于“我”是否“真的不知”以及為何“不知”？細察之，“我”的“不知”有“不想知”“避而不談”的前提，它提示著“我”有不敢深究的心理，抑或某種事實已被默認，沒有鄭重其事提及的必要。敘述者的話語飽含機鋒，一方面，它隱晦地道出小姑被“棄之敝履”；另一方面，它引導(dǎo)讀者去追問“我”為何“避而不談”。

事實上，與小姑是否入土為安相比，人們只在乎如何將其作為反面教材，進行道德勸誡。父親有意回避小姑自殺的原因，卻對其上吊的后遺癥極盡渲染，有時他會把螺絲換成彈簧，道理一樣，用力過度后彈簧“拉胯”了。村里人也經(jīng)常捉弄小姑，目的是讓她“忘乎所以”地“亮出吊死鬼的長舌頭”。小姑不堪其辱，不久便肝氣郁結(jié)，“像旱死的一棵樹，或病死的一只狗”10。

敘述者看似不經(jīng)意卻堅定地出示著，小姑的一生猶如“野史”般，從未被“正典”化：

小姑處于一種最危險的狀態(tài)（龍鳳胎，天天處于對比中，鏡子中、放大鏡中），處于邊緣地帶，懸崖邊，好像隨時會裂開、解體。11

“我”逐漸觸及小姑內(nèi)心的“幽靈”，出門是“一朵花”回家是“六指頭”（多余人）成為其難逃的宿命。當“真相”即將浮出水面時，“我”卻踟躕游離——“我真的不知道，小姑為什么要……”，聯(lián)系這一疑問所處的語境，不難發(fā)現(xiàn)其邏輯上的突兀。然而，這在個體的自反性意識中卻是自洽的，“所以……所以……”省略的正是對死亡真相的再度追問。

這種追問是隱性、綿延的，它始終橫亙在“我”的思想里，不斷地盤旋、纏繞、辯駁，以至于小說最終也沒有為小姑死亡的真相“蓋棺論定”。

確切地說，自反性不僅是一種語言特征，更是一種敘述倫理。它注重個體的思想辯難，試圖在多種可能性中無限趨近真相，但并不提供某種確切與唯一。它拒絕暴露和廉價的道德感傷，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對敘述對象的尊重。它撤銷了作家立法者的權(quán)威，其本質(zhì)是一種非教化、非啟蒙、非控訴的倫理。自反性，飽含了麥家將敘事視為倫理的藝術(shù)探索，它實際上構(gòu)成了《人間信》敘事的倫理底色。觸碰到小姑心靈的幽微處，又自覺地折返，這飽含著“我”對小姑生命隱痛的尊重?！拔摇眻?zhí)著于追問“真相”，也不是為了兜售、展覽其“傷痕”，而是另有寄托。

《人間信》分上下兩卷，上卷以小姑之死開篇，以其自殺“真相”作結(jié)，其間鋪陳了父親潦坯的前半生；下卷講述“我”與父親的決裂以及決裂后的成長史、反思史。這不只是線性的時間文本，更是并置的互文文本。互文的敘事形式中，構(gòu)筑了一個隱性的倫理空間。上卷首章以小姑上吊的“繩子”命名，末章則專門述及小姑的生命情境。這個前后呼應(yīng)的結(jié)構(gòu)中，一共有六處提及小姑，這些插敘對敘事進程沒有實質(zhì)性影響，但卻都有明確的意旨功能12。它們形象地呈現(xiàn)出小姑在敘事情境中的能指化，而此一處境又與其被忽視的生命情境具有同構(gòu)性。與此相反，上卷末章呈現(xiàn)出一種“不厭其煩”的復(fù)述：“小姑不是傳說，小姑像父親一樣真，和父親同父同母，同年同月同日生……”13從插敘到復(fù)述，從敘事情境到生命情境，敘述者意在將被眾人剝奪的話語權(quán)重新“歸還”給小姑。

現(xiàn)實中，小姑是一個“在場的缺席者”，到了父親的潦坯史中，她卻成為一個“缺席的在場者”。小姑隱身于敘事之中，其“上吊的繩子，自始至終一直置于我家西屋二樓擱柵上”14——它見證了奶奶自殺未遂的羞憤，也目睹了父親假寐致使奶奶出走的不堪。小姑這一人物甚至從上卷蔓延開來，成為貫穿《人間信》的一條倫理隱線——“繩子在多少年后依然在小姑上吊的老地方、老樣子套著、掛著”，一開始它是小姑的“恥和辱”，后來它像“是長在我身上的一根尾巴，叫我羞得很，恨得很”15。緣何小姑上吊的繩子會成為“長在我身上的一根尾巴”？家鄉(xiāng)傳統(tǒng)中的這條安全繩、安魂繩，對小姑而言是奪命繩；對父親而言，是關(guān)乎恐懼、內(nèi)疚的夢魘；對“我”而言，則是一種倫理追問與反思——“這是一種普遍的致命的疾病，女人生來只有不幸和愚昧、忠貞、順從。”有必要指出，麥家反思的并不僅僅是重男輕女的思想，更是一種主體性缺失的困境。小姑與父親，本為共同體（“龍鳳胎”），從象征層面上看，割裂了共同體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也就意味著雙方都是匱乏的，無法生成完整的主體性。因此，作為被侮辱和受損害的小姑，“要找回完整的狀態(tài)，和生活和諧共處，必須學(xué)會和內(nèi)心的幽靈共處”16，而從小缺少他者維度的父親，始終都是一個長不大的孩童（“大奶嘴”），是一個習(xí)慣性逃避、自私且愛無能的人。

麥家承認，小姑不是人物，小姑是真實存在的，而自己至今仍對其離世耿耿于懷17。懸空的“繩子”，原是對小姑“傷痕”無情的展覽與懲戒，現(xiàn)在，它卻成為一股隱性的倫理之繩，無形地叩問著“我”。

二、反思的發(fā)生機制及其精神地圖

在反思文學(xué)中，反思是“預(yù)設(shè)”的，它缺乏某種必然發(fā)生的內(nèi)驅(qū)力。面對“我”與父親的決裂，麥家則跳脫出上述敘事藩籬，轉(zhuǎn)而關(guān)注反思是如何發(fā)生的？

婁老師因作風(fēng)問題被抓，陸軍不僅趁機奪走“我”飾演人民解放軍的機會，還攛掇著白毛一起圍攻、羞辱“我”。“我”氣不過，偷了父親的匕首準備與之決斗。千鈞一發(fā)之際，父親出現(xiàn)了！——就在“我”滿懷期待時，父親卻給了“我”一記耳光！這一巴掌毀掉了“我”對其僅存的信任，更傷害了“我”的自尊，使“我”深陷羞恥感的窘境。為掙脫這種羞恥感，“我”最終選擇了與劉主任合作揭發(fā)父親。

由于“向反動家庭宣戰(zhàn)”，“我”獲得了應(yīng)征入伍的機會。新兵列車發(fā)動的“這一刻”，“過去和將來徹底隔開了。因為隔開了，所有過去和過不去的，都過去了”18。敘述者用后視角點明：“這一刻”是“我”多年后要羞愧死的，但彼時還遠不到時候。那么，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我”得以重審過往呢？——答案潛藏于幾封特殊的信里。

第一封信來自故友蔣琴聲。在奶奶的衣冠冢舉辦葬禮時，蔣琴聲專程寫信，就是為了給“我”轉(zhuǎn)述這場法事如何齊備周全、陰陽得法。最令“我”意外的是，竟有人以孫子之名代“我”哭喪，而這個蒼老哀怨的聲音正是道士先生！情感的重新聯(lián)結(jié)使“我”結(jié)束了與故鄉(xiāng)音信隔絕的日子?！拔摇背浞诸I(lǐng)受道士先生和蔣琴聲的恩情，同時也為錯過了奶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哭”而抱憾萬分。此后的通信中，蔣琴聲一再提醒“我”：“你在外越出息，越往高處走，雙家村就越是你的家鄉(xiāng)，這里的一切都跟你有關(guān)?！?9對此，“我”更寧愿無關(guān)。地理的隔絕猶如金鐘罩，給“我”鍍上了一層厚厚的屏障。因為無關(guān)，“我”方能心安理得地繼續(xù)新的生活。

第二封信來自小妹。她同樣提醒著“我”與故鄉(xiāng)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jié)。父親鋃鐺入獄后，家里人猶如秋風(fēng)掃落葉般紛紛離散。外公外婆被“我”寒透了心，不久便相繼西去。為躲避流言蜚語，大姐選擇與養(yǎng)蜂人遠走他鄉(xiāng)。二姐和小姑一樣能干，卻也同樣不受待見?，F(xiàn)在，她靠著一手針線活在鎮(zhèn)上當起裁縫，與家里漸行漸遠。母親決然地帶著小妹，一同到父親服刑的地方謀生。洗不完的被褥磨盡體面與尊嚴，小妹也如“明日黃花，蔫掉了”……陳曉明先生曾將“我”反思的原點追溯至新兵列車發(fā)動的時刻。20“這一刻”決定了“我”的人生走向，它是“新我”與“故我”斷裂與重生的界碑。然而，蔣琴聲和小妹卻讓“我”陡然意識到：那個“我”曾以為隔開了、一去不返的過去，其實并沒有過去。當“我”依傍革命倫理重獲“新生”時，家里人卻因此背負更多的枷鎖。面對過往，“我”不由心生愧疚。只是，這份愧疚里并沒有父親。父親出獄后不久，給母親留下一封信便一走了之。他隱瞞了投靠日本商人的事實，母親的苦心經(jīng)營只換來他蓄謀已久的逃離！得知這一消息，“我的第一感覺是未名的欣喜，像意外收到一份厚禮”21——父親之“過”印證了“我”與之決裂的正當性，由此，“我”便可以理所當然地進行反思的自我豁免。

有必要指出，思想的折返及不徹底性，潛在地構(gòu)成了反思的一部分?！拔摇痹趹c幸的同時，也深諳“不能出口，出口就寒磣了”22。當轟動一時的小說《傷痕》見刊時，妻子特地給“我”寄了過來。她好言相勸，希望“我”能和王曉華一樣，“撫平傷痕”“放下仇恨”，與父親言歸于好。面對這靈魂的“偷襲”，“我”報以激烈的抗辯?！拔摇狈磸?fù)聲明王曉華母親是冤假錯案，“我”揭發(fā)父親、政府審判父親，卻是他罪有應(yīng)得。在政治倫理的加持下，“我”甚至堅稱自己“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做出了正確選擇”23。

“我”是否真如自己講的這般無辜？就在“我”與妻子爭論之后，敘述者提到了多年前的一樁舊事。第一次通信時，小妹也曾像妻子一樣，希望“我”能與父親修復(fù)關(guān)系。彼時的“我”在心里脫口而出：“我就是靠和父親決裂才‘有出息’的，豈能過河拆橋，出爾反爾？”24顯然，“我”是沒有勇氣用這套說辭去回應(yīng)妻子的。與妻子的抗辯中，躲藏著“我”的心虛。既然如此，為何“我”還要舊事重提呢？——敘事的這種斷裂與罅隙，恰恰體現(xiàn)了反思的矛盾性及深刻性。從掩蓋到袒露，“我”的轉(zhuǎn)變并非無跡可循。最近一封信中，妻子重抄了我們戀愛初期她斟字酌句出來的一句話：

我愛你健美的肌肉 / 更愛你丑陋的傷疤 / 因為你的肌肉是從傷疤上長出來的。25

這是“我第一次毫無預(yù)兆地被和父親決裂的傷痕襲擊”26，但妻子卻給了“我”極大的理解與尊重。她使“我”明白：“故我”并非外在于“自我”之外的“他者”，毋寧說“新我”正是從“故我”中脫蛻出來的。

有必要重返《傷痕》的故事文本。文革時期，進步青年王曉華因母親被打成右派而與其“決裂”。九年后，母親沉冤昭雪，當她選擇重新接納母親時，卻迎來了天人永隔的悲劇。小說最后一句——“親愛的媽媽，女兒永遠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在引發(fā)情感共鳴的同時，頗有為時代悲劇作結(jié)的意味?！拔摇迸c王曉華的命運是同構(gòu)亦是互文。我們有著共同的“傷痕”，不同的是，她將始作俑者歸結(jié)為時代，而“我”則導(dǎo)向了個體反思。麥家隱而未發(fā)的是：反思并非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它有賴于個體在“新我”和“故我”之間建立起辯證的、統(tǒng)一的認知；這種認知指涉著“自我”歷史的連續(xù)性和完整性，缺乏此一思想土壤，反思是難以發(fā)生的。

“我”的反思也由此指向了對傷痕文學(xué)敘事倫理的質(zhì)詢?！敖衣丁睒O“左”時代對個體的戕害自有其合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創(chuàng)傷可以被“撫平傷痕”“放下仇恨”所“共名”。與人們對小姑“傷痕”的“污名化”不同，“共名”則是一種“美化”，其本質(zhì)都是在簡化、淡化“傷痕”。此外，“控訴”亦有“陷阱”，它將一切歸咎于時代的同時，“巧妙”地回避了個體的精神承擔。在麥家看來，“我”無疑是需要反思的。只是，這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它因地理和通信原因再度中斷了。

多年后，當看到父親死于過量嗑藥的證據(jù)時，先前那種未名欣喜的“感覺又被爆了一次”27。如果說前一次欣喜是因為反思的豁免，那么這一次則更像是心靈的大赦。隨著父親生命的終結(jié)，橫亙在“我”與母親之間的情感壁壘不攻自破了。但對父親，“我”依然沒有原諒。父親的喪禮被形容為一出“隆重、熱烈、氣派”的“戲文”，“我”的浪子歸來則起到“暖場子”“聚得人氣”的效果。彼時，“我”想起了奶奶，不由“悲從中來，淚流滿面”。村里人卻一廂情愿地“認為我知錯了，都說父親死得值”28。敘事含蓄地表明，“我”與父親之間的“傷痕”并不能靠“父慈子孝”的佳話來粉飾、消弭。

“我”以為天人永隔是最遙遠的距離，遠到足以淡化一切執(zhí)念。然而，“我”又一次錯了。即便父親離世了，母親也要捍衛(wèi)其“為人父”的尊嚴。臣服家法，是唯一能讓母親重新接納“我”的途徑。在“審判”與“認罪”的過程中，直抵人心的并非家法之嚴苛，而是那些重疊的生命記憶：“我遲疑著打開馬桶蓋子（刑具），仿佛揭開了過去時間的蓋子，一下看見了父親血淋淋的指頭，耳邊蕩起父親哽咽的聲音……”29當母親、小妹跪下來，和“我”一起數(shù)著粗糲的洋鐵釘時，她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審判者，而是與“我”共在的承受者；她們喚起了“我”心底久違的柔軟，使“我”再度感悟“也許我們從來不屬于個人，只是過去某種的繼續(xù)和回應(yīng)……”30

上述精神地圖的復(fù)沓表明，“新我”是從“故我”中脫蛻、成長起來的，每一個“新我”都包含著“故我”的影子，對“故我”的逃避與掩蓋只會使“新我”淪為無根之萍。隨著這一認知覺醒，“我”的反思才真正進入了自覺階段。

三、事理·情理·生命倫理：反思的多重性

“懺悔與救贖”或“批判與歸謬”，是反思文學(xué)常見的倫理模式。它們都指向了反思的目的論，具體敘事中，這種目的論又往往弱化甚至取代了反思的過程。某種程度上看，《人間信》恰是對目的論敘事的反撥。麥家試圖表明，反思的過程并非自明，它不是簡單的“斷裂”與“重生”，而是在自我暴露與自我掩蓋中無限延宕、演進，呈現(xiàn)出鮮明的自反性。反思也并非導(dǎo)向某種終極與唯一，毋寧說，反思的意義正蘊藏于反思的行為之中。

“我”不僅是故事人物和敘述者，同時也是文本的寫作者。寫作是一個獨立的倫理事件，在這個事件中，如何復(fù)述本身就包含了反思。順敘、倒敘、插敘等多種視域的融合，事理、情理、生命倫理等多重邏輯的疊加，使“我”的反思充滿了折返與辯難。

“我”與父親決裂的情節(jié)出現(xiàn)在下卷·己《我·另一個我》中。自父親奪下“我”復(fù)仇之刃的那一刻起，文本中的“我”更換成了“他”。如本章標題所示，“他”實際上是另一個“我”。人稱轉(zhuǎn)換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情感距離，以便敘述者對“故我”展開審視：當“我”即將被虛無感吞噬之際，是革命倫理讓“我”重獲新生。

在“我”思想的形塑中，劉主任是一個關(guān)鍵人物。父親和三腳貓的賭博被其夸大為“反動組織”，賭博行為一旦升格到“階級斗爭”的高度，性質(zhì)就發(fā)生了根本改變。這意味著父親從潦坯變成了“階級敵人”“革命斗爭的對象”。對此，“他有不愿，有遲疑，有建議”31，但都被劉主任否決了：“決裂是斗爭，是絕殺，是革命；革命是崇高的，勇敢的，是暴風(fēng)驟雨……”32在革命崇高性的引領(lǐng)下，“我”的態(tài)度由猶疑變得堅決：“有革命就有反革命，他父親就是反革命，頑固的反革命。”33

為鼓勵“我”當眾揭發(fā)父親，劉主任不停地灌輸：“生命的歌就是革命的歌，從行動到行動，從子彈到子彈?！?4這段話看似有著“革命的莊嚴，又有詩歌的優(yōu)美”35，實際上卻充滿了價值理性的色彩——“我”揭發(fā)父親的行為被凈化成對革命的忠誠與擔當，對革命之“忠”無形地替換了傳統(tǒng)之“孝”。受革命倫理的驅(qū)動，“我”爽快地接過稿子，“仿佛一顆金色的子彈，推進了正義的槍膛！”36“我”的羞恥感被臆想的“正義”感所取代，這使“我”得以逃脫父親如炬的目光。同時，“我”的傷疤被抽象為“正義”的價值符號：“這兩道疤是有革命榮譽的，一道凝結(jié)著他敢于向反動家庭宣戰(zhàn)、追求真理的豪邁勇氣，一道體現(xiàn)了他愛崗敬業(yè)，敢于和階級敵人殊死搏斗的犧牲精神……”37至此，革命倫理在“我”思想里扎根了。

卷下·庚《我們·長恨歌》的開篇：“我回來了，既是從‘他’回到了我，也是從一個黑色家庭來到一個紅色大家庭，革命的大熔爐?！?8第三人稱向第一人稱的“復(fù)歸”，既喻示著“故我”的遠去、“新我”的重生，同時也指向了反思由“故我”向“新我”的深化。

經(jīng)過革命“淬煉”后的“新我”，已完全認同了革命倫理對個體的重塑。通過對革命話語的戲仿，敘事揭示了“我”對革命倫理的反向征用：“我頭上插著對反動家庭六親不認的大紅旗，心里舉著對革命事業(yè)豪情滿懷的紅纓槍，嘴里背著毛主席語錄，肚皮上刻著反動勢力妄圖暗殺革命小將的榮譽傷疤，皮下鼓著敵人子彈擊不穿的肌肉?！?9“英雄”的身份讓“我”在軍營里平步青云，并迅速斬獲了別人一輩子都可能得不到的功名。

實際上，“英雄是劉主任精心策劃、用心栽培出來的”40，而“我”對此并非完全的后知后覺?！拔摇鄙钪O“恩情是有重量的”“負重前行總行不遠”41。參軍之后，“我”便有意地中斷了與劉主任的聯(lián)系。一種試圖抹掉過往，埋葬“故我”的念頭使“我”安于與故鄉(xiāng)的音信隔絕。當發(fā)現(xiàn)這個“新我”試圖遮蔽與篡改“故我”時，“我”不由得懷疑起自己的真實身份，是“英雄”？投機者？還是背叛者？

“大義滅親”使“我”獲得了“英雄”的稱號，父親卻因此淪為“反革命”和“黑五類”。父親階級身份的變動離不開劉主任這一推手，而他之所以如此，卻是出于提高個人“政治資本”的考慮。革命倫理成為投機者上位的工具和裝扮自身的外衣。仔細考察《人間信》的敘事話語，不難發(fā)現(xiàn)：“像只病貓”的白毛父親，白天“是個泥水匠，一身泥漿，臟不拉幾，像個勞改犯”，一到夜里，便成了“野貓”般神氣活現(xiàn)的“治保主任兼民兵連長”42。吊詭的是，投機者的命運也充滿著隨機性——飛揚跋扈的老治保主任關(guān)銀，因“在年前斗爭中失算，站錯了隊，被打倒，淪為父親一樣的“反革命分子”“黑五類”。43敘述者“輕描淡寫”里，飽含著個體命運的驚濤駭浪。特殊歷史中，個體命運隨階級身份的變動而呈現(xiàn)出巨大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背后又潛藏著必然性。

此刻，“我”所反思的已不僅僅是“我”與父親的決裂，而是這一事件背后的思維邏輯——即迷信某種權(quán)威的一元論。在一個后來者的視域中，“我”與父親決裂靠的是以暴治暴，以權(quán)威壓制權(quán)威。這種“反抗”實質(zhì)上是一種更深層更徹底的妥協(xié)，它以讓渡自由意志，并臣服于更高的權(quán)威為代價。換言之，政黨之父壓抑、取代了肉身之父，成為重塑個體的另一種權(quán)威：“我是用這個年代的紅色意志鍛造的標本！楷模！一身上下，從頭到腳，表面里子，都符合廣大革命群眾的審美?！?4有關(guān)一元論思維的審視，指向了對革命倫理的祛魅。坦承這一點，意味著“我”失去了站在政治與道德高地上指責(zé)父親的資格，更意味著“我”的精神倫理又一次地崩塌了。

《人間信》敘事倫理值得稱道的地方，正在于對反思文學(xué)目的論敘事的質(zhì)詢?！皯曰谂c救贖”模式中，個體是承受者，他希冀以“受難者”的身份獲得歷史認同?！芭信c歸謬”模式中，敘述者成為了文化英雄，他高屋建瓴地給時代把脈并開出處方，其處方往往涉及意識形態(tài)、國民性、人道主義等宏大話語。這兩種敘事，都是“站在歷史外部”，它們都將個體視為歷史的“他者”。淪為“他者”的代價，是永遠地交付自身的主體性。

麥家直言，“在文學(xué)面前，‘歷史’這個詞挺虛假也挺抽象，它的虛假和抽象，使得它完成不了文學(xué)的使命，因此也更凸顯出文學(xué)的價值”45?！度碎g信》中，反思的對象并非一個外在化的“歷史”，反思的目的也不在于懺悔、救贖、批判抑或歸謬。相反，它反思“人”在具體歷史情境中的生命經(jīng)驗及其特殊的“精神史”。個體并非純粹的承受者或旁觀者，而是介入者、參與者，任何歷史話語及其價值理性，最終都是通過“個人”發(fā)生作用的?！拔摇钡姆此加纱司哂须p重性：一是對被賦魅之物的祛蔽，即意識到個體思想如何被重塑；二是發(fā)現(xiàn)自己如何參與并內(nèi)化了這種認同。由“故我”推進、深化到“新我”的過程，正是反思雙重性的體現(xiàn)?！拔摇狈此嫉囊饬x，正在于從過往生命經(jīng)驗的回望與祛蔽中重建主體性。此一主體性，也不是在歷史、政治、人道主義等宏大語境中思考“人”的價值，而是在感性的、文學(xué)的、生命倫理的維度上恢復(fù)“人”的價值。

泛化的價值理性一度麻痹了肉身的疼痛感。而今，被遺忘的傷口再度撕裂開來：“有時我也會想起父親，想自己算不算孽子、我該不該這么對待他、他有沒有在恨我……”46這是整個文本中，“我”少有的主動提及并直面與父親決裂的傷痕。伴隨著反思的深入，那種熟悉的羞恥感，又一次回來了……

這種羞恥感難以啟齒，卻并非難以名狀，它曾在小姑自殺、父親被批斗等場景里一再出現(xiàn)。當“我”倚仗革命倫理重獲新生時，羞恥感實際上轉(zhuǎn)嫁給了父親。這種羞恥感是疊加的：社會語境中，父親由公民淪為了階下囚；階級語境中，父親從潦坯淪為了“反革命”“黑五類”；倫理語境中，父親遭到“我”的背叛，骨肉親情出現(xiàn)裂痕；文化語境中，父親的權(quán)威伴隨著“我”的精神弒父消弭殆盡。羞恥感指涉著父親被剝奪的“身份”。這種主體性缺失的創(chuàng)傷，猶如精神的象征性閹割，它并不因“刑滿釋放”而自動彌合，至此，“我”才恍然大悟，父親的離家出走，何嘗不是對羞恥感的逃離？如同小姑為掙脫“六指頭”的命運而選擇自殺？

小姑與父親本是“龍鳳胎”，卻“像一個屁，只活了個羞恥”47。為逃離表面“一枝花”，實則“六指頭”的命運，小姑最終選擇了自殺。主體性缺失的羞恥感，正是壓倒小姑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此我們便能理解，麥家緣何要在上卷花費筆墨講述小姑。一方面，小姑、父親與“我”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主體性缺失的困境，小姑由此成為我們共同的精神鏡像。另一方面，小姑的敘事不僅是“我”與父親決裂的“前史”，更是反思“我”與父親關(guān)系的“副史”?！拔摇眻?zhí)意呈現(xiàn)小姑真實的生命情境，與“我”重新“看見”父親是同構(gòu)的，兩者之間是“顯”與“隱”的互文關(guān)系?！拔摇睂π」谩吧矸荨钡囊辉佟按_證”（“小姑不是傳說”），同時也隱含著“我”對父親“合法性”的追尋。

隨著兒子的出生及逐漸長大，“我”愈發(fā)臣服于親情的力量，“猶如幼時驚嘆石板的壓力敗給小草來自季節(jié)和草根的力量一樣”48。親情，是依靠血緣締結(jié)的倫理關(guān)系，而親人，或許是唯一不需要社會、歷史、階級、文化等外在因素決定的“身份”。

除了“潦坯”“日本佬”“反革命”之外，父親還可以是“爺爺”！他本可以作為“爺爺”重獲新生！…… 遺憾的是，“我”永遠地失去了彌補的機會。父親的離世給“我”宣判了精神的無期徒刑，無盡的羞恥感如同“長在我身上的一根尾巴”，永久地揮之不去。

小結(jié)：人間之“信”與生命本位的敘事倫理

陳曉明先生曾如是評價“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拒絕闡釋的作品”49。拒絕闡釋并非不予闡釋。毋寧說，它是對如何闡釋才不至于有損作品豐饒性的寶貴提示。敘事倫理，不僅是麥家自覺的藝術(shù)探索，同時也構(gòu)成了一個有益的闡釋視角。

根據(jù)紐頓的觀點，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體現(xiàn)的并非現(xiàn)代性的“敘事倫理”。它們關(guān)注的不是文學(xué)敘事自身的倫理可能性，而是帶有特定價值判斷的理性倫理。這使得其敘事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主題先行和工具理性的色彩?！度碎g信》的敘事精神，正在于對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等“敘事倫理”所作出的省思與超越。

《人間信》尾章，“我”曾以作家的身份感慨：“人們是否遠遠高估了理性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理性把我們和生活（感性）分離開，帶給我們強烈的虛構(gòu)感，以至于現(xiàn)實的感受變得無關(guān)緊要……”50這段夫子自道，其實出示了麥家有關(guān)生命本位的敘事倫理。生命本位的敘事倫理本質(zhì)是一種非教化、非啟蒙、非控訴的倫理，它要求敘事從理性王國中撤退，遵從個體的生命尊嚴，不以回避、污名化、美化的方式讓渡身體經(jīng)驗，不以凌厲的拷問、審判迫近個體精神的極限，不以權(quán)威的姿態(tài)作世俗理性的價值判斷。

任何逃避與美化都遮蔽不了已然存在的“傷痕”，“我”的反思夾雜著審判、懺悔、救贖等多重聲音，但真正使“我”服膺的卻是原初樸素的生命倫理?！度碎g信》試圖表明，文學(xué)敘事真正的倫理，在于抱慰個體的創(chuàng)傷、同情式地理解其生存狀態(tài)，而非進行道德倫理的說教與勸誡，抑或在審美超越論的加持下將“傷痕”與“不幸”度化成“詩”。

麥家坦陳自己的“生命當中一直有一種羞恥感”51。這份“羞恥感”潛在地推動著《人間信》的敘事：“羞恥感”成為“我”與父親決裂的隱秘癥結(jié)，“羞恥感”的回歸是“我”反思的起點，它甚至伴隨著“我”整個的反思過程。這么說并非將麥家比附于“我”，而是指《人間信》構(gòu)成了其“精神史”的一部分：“這部小說意在說出我的羞恥感，說出來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忘記?！?2真切的“羞恥感”，正是麥家生命經(jīng)驗與敘事倫理精神建構(gòu)的聯(lián)結(jié)點?！拔摇钡姆此?，是為泛化的價值理性祛魅，并執(zhí)著于恢復(fù)感性經(jīng)驗的過程?！靶邜u感”的回歸，實際上導(dǎo)向了某種永恒的精神承擔。

不妨說，《人間信》是一部處在當代文學(xué)延長線上的作品，它使有關(guān)“傷痕”及“反思”的書寫最終回歸于生命的敘事。文學(xué)，如何抵達人間之“信”？麥家似乎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在生命倫理的維度上恢復(fù)對“人”的確認與確信，才是真正的人間之“信”。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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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 向陽、余雅琴：《專訪麥家：有些東西只有到一定年齡才敢直視》，《南方周末》2024年6月27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74098?source=133&source_1=1。

3 伍國茂：《現(xiàn)代小說敘事倫理》，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

4 17 45 52 麥家、季進：《直面自我幽暗的內(nèi)心》，《小說評論》2024年第6期。

12麥家：《人間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6、78、99頁。上述細節(jié)中，講述小姑出生的細節(jié)（趕在父親后頭）是為了說明其附屬性，談及“龍鳳胎”一死一傷是為了給父親備受寵溺、行事無方進行歸因，小姑的“死”是父親的心理隱疾，同時也成為奶奶治療其“潦病”的“猛藥”。（筆者注）

20 49陳曉明：《他能用傷口放出的光照亮文字——試評麥家新作〈人間信〉》，《文藝爭鳴》2024年第10期。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