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生命必自奮斗求得來”，胡適悼念徐志摩的這句話，被周明全引為自勉。在《成為批評家》中，“成為”二字既是過程也是結(jié)果：從色格村走出的自卑少年，到推動青年批評力量成長的“詩人批評家”，周明全以自身經(jīng)歷證明，批評不是冰冷的理論游戲，而是“刻苦鉆研得來”的真學問，是“自我奮斗得來”的有意義的人生。

全書第一輯“縱論”對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梳理，最引人深思的莫過于對“無名”與“共名”關(guān)系的辯證思考。周明全借用陳思和先生的理論框架，指出從“五四”到1927年的文學批評始終籠罩在“白話文學”“人的文學”的共名之下——即便各流派主張不一，卻“彼此都臣服在共名”之下。這種對歷史語境的清醒認知，源自他對文學與政治關(guān)系的深刻洞察，而批評“傳達的是時代的聲音，表達的是時代的要求”。作者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并未止步于歷史梳理，而是以詩人的細膩捕捉到“共名”之下的“無名”微光。他提及豐子愷《緣緣堂續(xù)筆》、無名氏《無名書》等“地下詩歌”，正是這些“個性的不易毀滅”的創(chuàng)作，為批評提供了突破“共名”的可能。這種視角使得他的批評史研究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又不失文學的溫度——他不是在解剖歷史，而是在與那些“無名”的靈魂對話。第二輯“足跡”堪稱全書最動人的篇章。周明全毫不避諱地袒露自己的起點：“出生在曲靖市沾益一個叫色格的小山村里”，那種“被困在山谷間的自卑感和虛弱無助”，成為他“渴望遠方”的原始動力。母親“見過世面卻又不得不回到鄉(xiāng)間”的人生軌跡，讓她堅定地教育子女走出大山，這種對“體面生活”的樸素渴望，最終轉(zhuǎn)化為周明全對知識的執(zhí)著。尤為深刻的是他對“苦難”的理解。老村讓他明白，“所有的血淚之苦、血淚之疼，只有用生命去消化，去抗拒”。這種認知塑造了他的批評倫理：拒絕“心靈雞湯式的撫慰”，堅持以生命體驗為底色去觸碰文學。當他說“寫老村就像寫自己一樣”時，我們看到的不是批評家對作家的解讀，而是兩個生命在文字中的相遇。這種將個人成長嵌入批評實踐的寫法，打破了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隔閡，讓批評本身成為一種“真生命”的表達。當作者在代后記中反思“學術(shù)研究中尋找人生意義”時，我們終于理解：這本書不僅是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批評的梳理，更是對“如何以批評為業(yè)，以批評立身”的深刻回答。

批評家李音評價說，但凡讀過《流放者歸來——二十年代文學流浪生涯》，都難忘馬爾科姆·考利為1920 年代的美國作家描繪群像時那種深情、自如的口吻和獨具歷史現(xiàn)場感的敘事。但考利也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文學具有歷史動能，和世界高度同構(gòu)，可以命名的時代。換一個時空，比如新世紀以后的（并且一直具有巨大的地域差異的）中國，成為馬爾科姆·考利如何可能？也許是因為生活在文化中心的批評家和學者都過于沉浸挾裹于某種“當?shù)亍睍r間，目光聚焦（也必然是囿于）特定的圈子和話語，生活在云南邊地的批評家、出版家周明全，卻對“40后-80后”幾代批評家進行了不同方式的歷史化研究，近年來對談了五六十位散布在各地的批評家。云南之遠，不僅讓他的研究風格具有一種不同于常規(guī)學院派的混沌之力，更重要的是，中國太大，變化又太快，從邊地到中心，要越過不同的“歷史”時區(qū)和地域，于是時間和視野在明全這里都變得層疊和混雜起來。這本兼有研究、評論和個人自傳的文集，與他一系列以批評史為中心的研究工作和在一起，是對“中心”和“典型”的一種校正，真誠地展示了在無法誕生馬爾科姆·考利（或者說其失效）的時空，如何努力成為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