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談食”是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歷代文人墨客喜將筆觸放置在對飲食的記述、品位與議論之上，并將“吃”提升到文化、藝術(shù)與哲學的高度。而在戰(zhàn)火紛飛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傳統(tǒng)則被賦予了一層沉重與悲愴的底色。

1938年，由于戰(zhàn)事的緊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搬遷至長沙后，又被迫遷移到云南昆明，三校合并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西南聯(lián)大為國家培養(yǎng)出了眾多優(yōu)秀學子，也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積蓄了力量。西南聯(lián)大也可被視為戰(zhàn)時中國的文化高地，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馮至、許淵沖、穆旦、汪曾祺等知名作家、學者在此度過了一段艱難而又難忘的歲月，他們留下了大量關(guān)于在此地生活、飲食的文字記錄。由于種種原因，聯(lián)大食堂的環(huán)境與菜品是極差，學生們僅能用極度有限的錢財來供應(yīng)味蕾，即使是老師，也常常為生計發(fā)愁，聞一多就曾靠刻印章補貼家用。在這樣的境況之下，他們文字中的“吃”就不再僅僅是味覺的簡單記錄，而成為生存的掙扎與精神的隱喻。

首次出版于2000年的《東藏記》是宗璞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篇小說，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宗璞在11歲時隨父親馮友蘭舉家搬遷至云南，并在這里度過了8個年頭。在這部作品中，宗璞將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的8年經(jīng)歷作為敘事的時空背景，以明侖大學師生在昆明的堅守為主線，圍繞著孟弗之一家的日常生活展開敘事，生動地再現(xiàn)了那一段“烽火弦歌”。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多次描述了吃飯的場景，并且頻繁提及米線、餌塊、汽鍋雞、摩登粑粑、宣威火腿、牛干巴、野生菌、炸荷花瓣、石屏豆腐等云南特色美食。這些飲食書寫既是小說人物命運的見證，又承載著時代的重量。

故事一開始，宗璞就描述了孟家?guī)兹送獬龀燥埖膱鼍?。“碧初要一碗氽肉米線，多要湯，并且吩咐每人碗里打個雞蛋。峨要一碗豆花索粉，即粉絲。另外三個人都要鹵餌塊，兩碗免紅，即不要辣椒?！边@一場景的描繪完全符合歷史實際。據(jù)馮友蘭等人的回憶散文中所寫，聯(lián)大師生剛剛到達昆明時，歡喜于昆明的物價遠較內(nèi)地為低，但是隨著戰(zhàn)事的持續(xù)和國民政府濫發(fā)貨幣，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昆明物價亦隨之飛漲，像這樣一家人外出吃飯，并且能在每個人的碗里都打個雞蛋、點餐的場景也就不再能復現(xiàn)。在這一段敘述中，作者一方面借氽肉米線、豆花索粉、鹵餌塊這些昆明的特色小吃將故事的時空背景引進戰(zhàn)時昆明，另一方面又通過點餐中對碧初多要湯和峨單獨要了一碗豆花索粉的描述，點出了孟家的經(jīng)濟狀況并不十分樂觀，以及峨一貫特異的性格，為后續(xù)情節(jié)的推進打下基礎(chǔ)。而后又通過幾人的對話，展現(xiàn)出明侖大學在昆明辦學條件的艱難以及學生們生活條件之差。

“學校的飯怎么樣？還是有石子兒？”碧初問。

“不只有石子兒，有一回還吃出了玻璃碴子。”峨說，意思是我在學校比你們在家苦多了。

聯(lián)大食堂的這一情況在許淵沖、趙瑞蕻等人的回憶錄中均有提及。在《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lián)大》一書中也提及，這種吃食因其中?；煊锌窔?、沙礫、草籽甚至老鼠屎而被學生們戲稱為“八寶飯”，這種食物卻是學生們的主食。

而在描述聯(lián)大學生的學習生活時，宗璞則總會加入美食的筆墨，試圖憑借對美食的描繪來營造一種輕快、和諧的氛圍。在峨拉著嵋去上課的時候，宗璞特別詳細地介紹了鳳翥街的晚市：

街道兩旁擺滿菜挑子，綠瑩瑩的，真難讓人相信是冬天。連著好幾個雜貨鋪都擺著一排玻璃罐子，最大的罐里裝著鹽酸菜，這是昆明特產(chǎn)，所有女孩子都愛吃。風干的大塊牛肉，稱為牛干巴的，擱在地下麻袋上。還有剛出鍋的發(fā)面餅，也因?qū)W生們喜愛，被稱為“摩登粑粑”。

這些食物雖然峨與嵋并不能盡情地享用，但是在戰(zhàn)時的昆明，卻總能給異鄉(xiāng)人帶來一絲慰藉，讓其暫時忘卻戰(zhàn)爭的殘酷。同時，宗璞也通過這些美食，來映射明侖大學的教學秩序在世事如此艱難時仍然井然有序。

另外，美食也常常被宗璞安排出現(xiàn)在氣氛和緩、溫情彌漫的場景之中。宗璞在小說中設(shè)置了掌心雷與峨、麥保羅與玹子、殷大士和澹臺瑋等幾組情感關(guān)系，他們的幸福時刻均有美食的點綴。掌心雷是在一家有著芝麻糖、牛皮糖、瓜子、花生米的茶館里試圖向峨表明自己心跡的；麥保羅與玹子是在昆明著名的“冠生園”店里開始他們的感情的；殷大士和澹臺瑋情感萌芽之時，殷大士亦是從家里偷來了在云南十分少見的螃蟹。宗璞將美食與愛情緊密勾連，使食物成為愛情的見證與情感升溫的媒介，這是特殊時代的必然，也是戰(zhàn)時生活里難得的溫情寄托。

在《東藏記》中，宗璞塑造了一位愛國將領(lǐng)嚴亮祖，他是出生在大理的彝族人，參加過臺兒莊戰(zhàn)役，時刻準備著回歸戰(zhàn)場。關(guān)于他的人物塑造，宗璞別開生面地利用了飲食描寫。在他的餐桌上滿是宣威火腿、牛肝菌這些極具地方特色的食物。飲食往往具備一定的階級性，就如布爾迪厄在《區(qū)隔》中的分析實踐所揭示的那樣，食物的選擇與品味本質(zhì)上是社會身份與文化資本的隱性表達。嚴亮祖作為一軍之長，并未將宴會操辦成彰顯其權(quán)貴身份的奢華場合，反而以地道滇味款待賓客，凸顯出了其淳樸的品質(zhì)。當然，對這些食物的陳列也是作者對自身記憶的復刻，是對戰(zhàn)時昆明日常生活的深情回望。

《東藏記》中的吃食，也調(diào)解了故事背景的沉重與壓抑，為明侖大學的師生們在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里撐起一方溫潤的人間煙火。通過吃食，宗璞將敘述視角延伸到昆明廣闊的社會圖景之中，讓讀者能夠品味到即使是在戰(zhàn)時，昆明人民依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愛。這種情緒也感染著明侖大學的師生們，宗璞借此表達對中國人民必然贏得抗戰(zhàn)勝利的光明未來的堅定信念。

當然，宗璞也并未忽視食物對于人最基本的生存意義。宗璞借惠枌之口道出“果然人要靠物質(zhì)才能生活”的日常哲理，剛剛經(jīng)歷丈夫背叛的惠枌和身體欠佳的碧初依靠著一碗牛肉燙飯振奮自己的精神。這個道理淺顯，也總是被人忽視。宗璞在這里特意提及，看似是情節(jié)需要，其背后則隱藏著自身對那段時光的深刻體認。在饑餓與離亂交織的歲月里，一口熱飯不僅是生理需求，更是一種精神的救贖。

對外來者而言，食物是他們感知新環(huán)境最直接的方式。“吃什么”是個體最普遍最基本的事情，也是異鄉(xiāng)人與新土地建立情感聯(lián)結(jié)的起點?？谥械拿牢恫⒉荒芫徑馑监l(xiāng)之苦，但是飽腹感能帶給他們一種暫時的身體安定與精神慰藉。

中國是飲食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度，自古便有“文人談食”的風雅傳統(tǒng)。20世紀40年代，戰(zhàn)火紛飛，生存實屬艱難，饑餓成為普遍的生存底色，抗爭則成為支撐生命的原動力。沈從文在《云南看云》一文中感嘆道：“云南的云即或再美麗一點，對于多數(shù)人還似乎毫無意義可言的?！蔽邓{的天空，總是被日寇飛機侵襲。人們不得不加快自己的腳步奔跑，而無法停步目視。正因如此，無論是宗璞《東藏記》里描摹的昆明食物，還是汪曾祺筆下的昆明小吃、果品，抑或許淵沖日記中的荷花舍過橋米線，都是對那段個體與民族共同苦難的深情書寫，也是對民族光明未來的殷切守望。這也是昆明在眾多文化人心目中一直占據(jù)著重要位置的緣故。馮至在《昆明往事》中坦言：“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么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昆明?！崩ッ鞑粌H以溫潤的氣候接納了他們流亡的身軀，更以獨特的生活美學撫慰了他們在戰(zhàn)亂中飽受創(chuàng)傷的心靈。

日寇的踐踏，讓中國人的每一頓飯都裹挾著硝煙與苦難。但中華民族并未被苦難壓垮，反而在絕境中迸發(fā)出更為堅韌的生存意志與文化韌性。宗璞在《東藏記》的最后寫下了那句“我們決不投降”的民族宣言，就是對那段黑暗歲月最鏗鏘有力的回應(yīng)。

（作者系云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