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在魯迅小說里的特殊性在于，它篇幅很短，而且更像一篇散文，文風又很特別，正面地、直接地表達對筆下人物的贊美。盡管對方只是一個平凡不過的底層人物，魯迅卻給予了“須仰視才見”這樣的高度。這真的不多見。說它是一篇小說，實在也是收入《吶喊》的原因。它跟之前之后的小說，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有明顯差異。但它切中了一個時代主題，聚焦于同時代人都在關(guān)注的社會群體“人力車夫”，而且，它表達出了同時代人沒有或沒有充分表達的主題。它其實并不簡單。這也就造成了這篇小說看似闡釋度不高，又時常會被人提及、評論的現(xiàn)象。

一

“序”述：《一件小事》的多元信息

這是一篇千字文，散發(fā)出的信息卻很多重。它們看上去有點分散，實質(zhì)上又有聚焦。

作品始終在“大”與“小”的比較中敘事。說是“一件小事”，并非就這件事本身的規(guī)模而言，而是與其他許多事相比，它顯得很小。然而這樣一件“小”事，最終又體現(xiàn)出“大”來。兩相比較的“大”與“小”，來了一個顛倒。

作品的開頭和結(jié)尾都是講“大”。“國家大事”，“所謂”而已，可以感知它們在內(nèi)心的真正位置，所以很自然就有了下面的消解式說法：“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边@種將“大事”直接消解的筆法，并非小說式的，而是“隨感錄”寫法。

小說結(jié)尾又提到了所謂“大事”，然而“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處理法同“都不留什么痕跡”如出一轍。

就在這樣的“大事”中間，包裹著一件纖塵般的“小事”。在強調(diào)“大事”均已遺忘的同時，反復(fù)強調(diào)了這件小事的難以忘懷。開篇第二段：“但有一件小事，卻于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里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弊詈笠欢蔚淖詈笠痪溆羞@樣的表述：“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仍然是“忘記不得”。

以上這些表述，可以說都帶有鮮明的雜文筆法，顯然不像小說敘事的做法。這也是魯迅不在意作品文體的又一個例證。

這是一件怎樣的小事呢？小到角色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力車夫，小到故事幾乎沒什么可敘述的，一個人力車夫撞倒了一個花白頭發(fā)的女人，但似乎并不嚴重，“沒有什么的”，這就是坐在人力車上的“我”對事件的基本評價。然而，故事出現(xiàn)了反轉(zhuǎn)。人力車夫并沒有在意“我”的評價，而是執(zhí)意攙扶被撞者去往不遠處的“巡警分駐所”。這幾乎就是故事的全部，“我”望著人力車夫的背影，發(fā)出了高至讓人意外的感慨：“須仰視才見”！而且非常具有代入感地將人力車夫與“我”自己做了比較，不但對方的背影愈來愈高大，還對“我”形成“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高大與渺小，就這樣被直接對比，而且立刻形成反轉(zhuǎn)。如果說《一件小事》在藝術(shù)上有什么鮮明長處，那就是結(jié)構(gòu)上始終圍繞“大”與“小”的對比和轉(zhuǎn)換而展開敘事。一種不著痕跡的講究。

《一件小事》的開頭和結(jié)尾其實是雜文筆法，中間的故事敘事，又是散文式的，恰恰少有小說敘事的迂回婉轉(zhuǎn)。即使人力車撞了老婦人那么一點情節(jié)，敘述時也并不很注重情節(jié)沖突的強化，連人物對話都是極簡式的。這種極簡差不多到了不太符合現(xiàn)實情形的地步。車夫和老婦人，事發(fā)后就兩句對話。車夫問：“您怎么啦？”老婦人回答：“我摔壞了?！边@似乎不太像“肇事司機”與被撞者之間的對話，更像兩個陌生人之間的隨意問答。這也就可以知道，魯迅在敘述這樣一個故事時，著眼處不是故事的進程和沖突雙方的糾纏，而是聚焦于人力車夫在事發(fā)后的行為以及給“我”造成的沖擊。

這樣一次“雜文”包裹下的“散文”敘事，卻恰恰被收入小說集《吶喊》當中。這篇作品發(fā)表于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報》，查魯迅日記，11月22日和24日有寄“信”給《晨報》的記錄，其中就應(yīng)該有《一件小事》吧。

二

背景：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夫

要想讀出《一件小事》的不同凡響，就有必要了解人力車以及人力車夫這個話題。我自己也很好奇為什么五四時期有那么多作家在寫人力車夫。在倡導“為人生”的文學氛圍中，生活在北京的作家選擇人力車夫為創(chuàng)作題材的確很正常，如此集中卻有一個前提，人力車以及人力車夫?qū)嵤钱敃r社會的“熱點話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問題。

在中國城市交通發(fā)展史上，人力車可能并不算多么重要，也不是什么革命性變革，它對于交通工具和城市道路的影響似乎都很有限。但局限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一特定歷史時段，聚焦于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國主要城市，人力車作為一種新交通工具，人力車夫作為一種新的城市職業(yè)出現(xiàn)，實在是突如其來，引發(fā)一時熱議。在人力車的興衰過程中，還發(fā)生過許多讓人唏噓、令人感慨的事件。有些事件在今天看來，或許匪夷所思甚至有點“奇葩”，但略加梳理，又會看到多重社會面貌。

為了梳理出一個頭緒，我參閱了一些相關(guān)著作和文章。我會把這些書（篇）目附于文后，想探究的朋友可以尋來一閱。

人力車是近代產(chǎn)物，是古代的轎車、牲畜車和現(xiàn)代的汽車、電車之間的過渡性交通工具，主要流行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其中尤以北京最為密集，也出現(xiàn)更多相關(guān)的奇聞逸事，產(chǎn)生更多與之相關(guān)的話題。基于《一件小事》的背景，本文就以北京為例，根據(jù)讀到的相關(guān)史料，對人力車及人力車夫的情形做一粗略描述。

先看來源。人力車從日本傳入中國。根據(jù)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一文可知，最早在1886年，北京發(fā)現(xiàn)幾輛洋車，到1898年，“才有營業(yè)人力車自天津流行到北京。因為人力車原來是從日本傳到中國，所以人都叫作東洋車”[1]。

再說流變。人力車本身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輪胎上，早先是鐵皮輪，很笨重也易顛簸，到1910年左右，膠皮式的輪胎逐漸興起，取代了鐵皮輪。

人力車剛在城市街頭出現(xiàn)的時候，“當時人都不肯雇用，婦女尤以坐人力車為羞恥。不久風氣大變，坐車人日見加增”[2]。當膠皮輪人力車出現(xiàn)之后，乘坐者又以坐鐵皮輪人力車為恥。致使后者很快退出市場。

接著看運營特點。奇特的“榮辱觀”始終伴隨著人力車行業(yè)的方方面面。不知為什么，人力車行業(yè)從一開始就以跑得快為榮耀，“以快為美”還造成行業(yè)內(nèi)部激烈的競爭態(tài)勢。街頭上出現(xiàn)許多以快揚名的人力車夫，有些車夫被冠以彰顯速度的綽號，如“伊犁馬”“火車頭”“飛毛腿”等等。這對人力車夫的體質(zhì)提出很高要求。“交民巷拉洋人的車夫多，以跑快為榮，彼此競賽。其中健兒加以‘伊犁馬’‘火車頭’種種外號，往往奔跑過度，吐血身亡?！盵3]其實，民國以后，警方對人力車夫的年齡也曾做出嚴格要求，“早在一九一三年，警局就明文規(guī)定了車夫的行為和著裝要求，有不良習慣者、長發(fā)者、酷暑嚴冬不戴帽者、赤膊赤腳者都不準拉車，低于十八歲或超過五十歲者、身體孱弱者、患傳染病者等都禁止拉車”[4]，但是“完全遵守如此繁細規(guī)定的，著實不多”[5]。從李景漢的調(diào)查報告以及人力車夫任有德的回憶可知，小至十三四歲，老至六旬老人，上街拉車維持生活的不在少數(shù)。這種情形不但引發(fā)過不少糾紛事件，更使人力車夫的健康甚至生命受到影響。由于拉人力車是一個對技術(shù)要求較低的苦力活兒，因此成為當時北京許多貧民求生的重要途徑和職業(yè)選擇。我曾在論述魯迅散文詩《求乞者》一文中談到過，“美化民國”之所以不能成立，其原因包括不能忘記和回避其時的貧民生存慘狀。由于北方地區(qū)連年災(zāi)害，加上社會動蕩，大量一無所有的貧民進入北京成為乞丐，其中不乏有人由乞丐而變成人力車夫求生。總之那是一個貧民非自然聚集、乞丐滿街滿眼都是的都城。據(jù)李景漢的調(diào)查報告和史謙德的著作，“1915年，北京大約有兩萬名人力車夫，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這個數(shù)字是原來的三倍”[6]。以當時百萬人口來計算，依靠拉車維持生活的個人以及相關(guān)家庭達到1/4左右。行業(yè)競爭也因此越來越嚴峻、險惡。

既然人力車屬于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就必然有“司乘”關(guān)系存在。而這種關(guān)系也是人力車問題成為新聞熱點和文學題材熱點的重要原因。史謙德分析認為：“20世紀一二十年代人力車在北京的蓬勃發(fā)展，原因在于這種交通工具適合這座城市平坦的地形，而且滿足了北京自由職業(yè)者和工商界人士的出行需求。不過乘坐人力車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與社會地位相關(guān)的炫耀性消費形式。城里的官員、富人以及有產(chǎn)階級，再加上那些從事新興工種和職業(yè)的人，能夠選擇各種各樣的人力車，從普普通通的到精心裝飾的，或者從公共人力車到體現(xiàn)身份地位的私人包車，不一而足?！盵7]

由此可知，在一個臨時建立起來的公共空間里，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在一起相處，碰撞、摩擦、交流，會產(chǎn)生很多與社會生活相關(guān)的話題。在所有的乘客里，像魯迅這樣的小官員以及需要到大學上課的教師，正是人力車的主要乘坐者。據(jù)任有德回憶，人力車夫都想拉遠活兒，從西直門往北的大學集中區(qū)，多有教師和學生乘坐者，成了人力車夫們最愛跑的路線。當時的北京城還流行一句人力車夫們發(fā)明的諺語，叫作“西直門到海淀——拉了”。

由于人力車是其時北京一道十分顯眼的“風景線”，人力車夫就自然成了特別受到關(guān)注的人群。他們的出身、來處、家庭，他們的年齡、健康、酬勞，他們在街頭的遭遇以及他們的群體生活，常常成為坐在車上的官員、文人、教授、知識青年們關(guān)注、關(guān)心、討論的對象。

由此可見，人力車雖是一種城市交通工具，但它的出現(xiàn)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關(guān)系。在當時的北京城里，人們對人力車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多次、多種變化。最早是排斥和不接受，到后來是以乘坐膠皮車輪的人力車為榮。同時還出現(xiàn)臨時招車與包月車（包月車是指自己買了車雇人來拉）的區(qū)別。很多有身份的人，其必備的證明身份的標志中，就有擁有包月車這一項。相反，沒有包月車的人在身份上似乎又低一檔。所有這些社會話題，是不是都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切近、更加立體地去解讀《一件小事》呢？

人力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被作為社會話題不斷放大，絕非文人們的過度闡釋，實在是它的確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后來的人們?nèi)シ治錾鐣c時代的重要且有效的視點。史謙德的著作《北京的人力車夫》有一個副標題“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中國學者雷頤關(guān)于史著的書評文章，標題則是《北京人力車夫與中國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話題所指都遠遠大于人力車和人力車夫，而且確實很有說服力。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進一步推論，《一件小事》的背后的創(chuàng)作動機，也不是抽象意義上的人格“大”“小”之比較。

作為一種社會話題，人力車在中國城市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扮演著特別特殊的角色，我的初步理解，這種角色具有夾縫中的“過渡性”“雙重性”特點，其中的一些人和事非常值得玩味。據(jù)史謙德研究，1886年，第一批從日本進入北京的私家人力車出現(xiàn)在街道上，引來不小爭議。因為那時市民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騾車、馬匹、轎子和推車，人力車所帶來的競爭讓騾車夫們非常憤怒，他們“把這種拿人當牲口使的可憎洋玩意兒翻進了臭水溝”[8]?！叭肆嚒环N現(xiàn)代文明”正是史謙德的定位。人力車居然具有“現(xiàn)代性”，這可能是一百多年后的當代人無法理解的，但在當時確實具有這樣的沖擊力。

然而，人力車畢竟具有“過渡性”和“雙重性”的特點。真正的現(xiàn)代交通工具的到來是有軌電車的出現(xiàn)。北京的電車從籌備到啟動再到真正通車，經(jīng)歷了將近二十年時間。雖然還沒有見到電車長什么樣，人力車夫們早已敏感地意識到，這一怪物的出現(xiàn)勢必會對自己的職業(yè)造成沖擊。據(jù)史著，1921年，“北京電車公司”成立，就有報紙報道說，“車夫和車廠主‘群情激奮’，擔心自己會因電車而丟了飯碗”[9]。1924年12月，有軌電車正式通車，這不但帶來城市交通的新的觀念變革，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磨合”軼事，更帶來人力車與電車在利益上的競爭以及“價格戰(zhàn)”，引發(fā)出以警察為主角的城市秩序管理和矛盾處理等難題。人力車和電車在街頭的糾紛、沖突時有發(fā)生，“撞車”（crash）類城市新聞不時出現(xiàn)在報端。矛盾不斷聚集，人力車夫強烈感受到電車出現(xiàn)后自身利益受損越來越嚴重，加上電車公司等機構(gòu)對利益補償和“再就業(yè)”等承諾遲遲不做兌現(xiàn)，矛盾日益升級。直到1929年10月，出現(xiàn)了以人力車夫為主的街頭暴動，有軌電車被砸毀，道路遭到破壞。

這是一個漫長的故事，直到1949年，人力車完全退出“市場”，人力車夫這個特定人群也因此解散。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結(jié)束了它伴隨舊的社會體制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

在一定意義上說，人力車夫雖然很渺小，很卑微，其實也曾經(jīng)成為“文治武力”的“所謂國家大事”。

三

圍觀：作為文學題材的人力車夫

有兩種職業(yè)特別容易成為文藝表現(xiàn)的對象。一種是理發(fā)師，一種是“出租車司機”。究其原因，我以為正是這兩種看似卑微的行業(yè)，卻在特定的空間里，讓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擁有了“面對面”時刻，形成某種“對話”關(guān)系。這種對話絕非街頭、墻角、餐桌旁、客廳里的親切或寒暄，經(jīng)常會演變成涉及“文治武力”的“國家大事”。關(guān)于理發(fā)師的，我曾經(jīng)在一篇小文章里列舉過一些題目（篇名），如《理發(fā)師》《總統(tǒng)的理發(fā)師》《理發(fā)師陶德》《女理發(fā)師》《女理發(fā)師之戀》《塞維利亞理發(fā)師》《西伯利亞理發(fā)師》等等。在當代小說里，出租車司機又是一個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意象。恕不一一詳解。

聚焦于五四新文學，人力車夫可謂成一時之熱，僅是“人力車夫”這樣的“同題作文”就不止于二三。各種體裁皆有，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別集中也極有看點的“熱點題材”。根據(jù)目力所及，大致羅列如下，共同來感受一下。

先看體裁。雜感或政論：李大釗《可憐之人力車夫》《北京市民應(yīng)該要求的新生活》、陳獨秀《貧民的哭聲》《北京十大特色》、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漫游的感想》、周作人《人力車與斬決》、陳西瀅《苦力問題》等等。以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所發(fā)感想，其他如善根《人力車夫問題》、朱天《人力車問題》、駱傳華《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也都發(fā)表于重要報刊上。詩歌：胡適《人力車夫》、沈尹默《人力車夫》、劉半農(nóng)《人力車夫》《車毯（擬車夫語）》、徐志摩《先生！先生！》《誰知道》、聞一多《天安門》《飛毛腿》、周恩來《死人的享?！返鹊取６酝碛谖逅臅r期的，還有如鄭敏《人力車夫》、卞之琳《酸梅湯》、臧克家《洋車夫》等。小說：葉圣陶《人力車夫》、陳南士《走路》、汪敬熙《雪夜》、施蟄存《四喜子的生意》（以上海車夫生活為題材）、顧頡剛《春雨之夜》、郁達夫《薄奠》、孫俍工《隔絕的世界》、吳乾慶《一個東洋車夫底日記》、劉一夢《沉醉的一夜》等等。稍晚直至三十年代的，還有老舍《黑白李》以及描寫人力車夫生存與命運的集大成之作《駱駝祥子》。戲?。簹W陽予倩《車夫之家》、洪深《貧民慘劇》、陳大悲《平民的恩人》、陳綿《人力車夫》等等。

再看主題。五四新文化的先驅(qū)人物、五四新文學的活躍作家，大都是家境較好、出國留過學，回到國內(nèi)又一起在精神上抱團取暖、思想上熱烈交流或激烈交鋒的人物，接觸底層民眾的機會并不是很多，而他們在趕赴機關(guān)、學校、編輯部的路上，大多會以乘坐人力車為出行方式。由此，與人力車夫時間并不長的交流，就成了他們了解社會、體察民情、回家就用筆發(fā)出由衷感慨的機會。概括而言，像三十年代的《駱駝祥子》那樣全方位反映人力車夫境遇和命運的作品，五四時期還沒有，也來不及有。而短小的、即時的作品，倒留下有關(guān)人力車夫生存與生活的方方面面。

主題上的共同點，是對人力車夫的同情。李大釗《可憐之人力車夫》發(fā)表于1917年2月，不足千字卻涉及人力車夫悲慘生活的各方面。出的是苦力，“終日窮手足之力”，掙得少，“始贏得數(shù)十枚之銅圓”，養(yǎng)全家，“一家老弱之生命盡在是矣”。[10]陳獨秀于1919年發(fā)表的《貧民的哭聲》，則非統(tǒng)計地報出了驚人的數(shù)字，其時的北京人口不過九十三萬，而“東洋車夫有四萬多人”。這些貧民的哭聲顯然是社會思潮的另一種涌動。

具體到文學類的作品當中，作家、詩人們大多采取了某種獨特的視角，坐在人力車上的“我”，與前面拼命拉車的車夫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里，普遍的是同情，也有試探式的詢問。在此過程中，對話不完全是一種交流。一種忐忑的、自責的心理，再加上語言并不完全相通，常常讓一場對話在尷尬中進行，在緊張中收場，在回味中發(fā)出別樣的感慨。還有的是模擬車夫的語言來一番“自述”。胡適、劉半農(nóng)、聞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詩，大都采用了對話或模擬的口吻。

在同情的前提下，文學家們還經(jīng)常會陷入一種選擇上的兩難境遇。一方面，是對人力車夫牛馬般的苦力生活深表同情，所以他們不忍心去當這樣的乘客；另一方面，他們又知道，或從車夫 的自述中知道，沒有這樣的苦力，他們?nèi)叶紩萑霟o米下炊的慘境。拒絕乘坐或又是一種“絕情”。最典型的如胡適的《人力車夫》，主客進行了一場對話，當客人知道車夫還是不滿十八歲的少年時，就不忍乘坐，而小車夫一番生活痛感的描述，讓“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nèi)務(wù)部西！’”這是發(fā)表時的格式，到收入《嘗試集》時，胡適又將這最后一句刪掉了?？梢姡c不坐，究竟哪一個才是正確選擇，這是一個難題，甚至會讓人陷入困境。徐志摩、劉半農(nóng)的詩也都表達了“主客”雙方沿途當中密集的也是艱難的對話。

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夫，在文化人筆下一樣會呈現(xiàn)出復(fù)雜性，包括人力車是否應(yīng)該存在，仍然是時有爭論的話題。胡適在著名的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里，曾經(jīng)指出“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但后來也曾在《漫游的感想》里，借在國外看到的風景感嘆，人力車的存在，與現(xiàn)代文明極不相稱。周作人就曾以《人力車與斬決》為題反駁，認為胡適“說中國還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國”，然而“人力車真是這樣地野蠻，不文明么？”“賣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車文明罷，大家卻都容許，甚至不容許人力車的文明國還特別容許這種事業(yè)，這是怎的？”“我希望胡先生能夠賜以解決?！盵11]詰問非常有力。李大釗呼吁“北京市民應(yīng)該要求的新生活”時，一方面呼吁“趕快修造市營的電車”，同時又特別強調(diào)，“人力車夫的生活，也應(yīng)該改善”。

總之，人力車夫的遭遇，乘坐者望其后背而產(chǎn)生的悲憫、自責與無奈，在矛盾、糾結(jié)中的主客關(guān)系維持，都讓人力車夫成了五四新文學“為人生”主張的重要寫作資源。

四

超越：《一件小事》的特別以及郁達夫的“回響”

理發(fā)師的故事，以西方文藝作品為多，而且常常會延展為懸疑故事。人力車夫則集中于“為人生”的中國新文學。一輛人力車連接起兩個人生世界。人力車夫的悲苦世人皆知，為他們尋求解放之道的人卻坐在車上，扮演著“老爺”“大人”的角色，這讓他們慚愧、尷尬、難堪。然而如果他們不坐，人力車夫連吃飯的銅子也得不到，這讓他們矛盾、糾結(jié)、兩難。所以才會有胡適的詩那樣，發(fā)表時“坐”了，出版時卻又避談“坐”了還是沒“坐”。無論如何，在詩人、小說家、政論家筆下，人力車夫就是悲慘世界的典型代表，是舊世界艱辛悲苦和社會嚴重不平等的見證。對他們施以深切的同情，并希望能為改變其命運盡吶喊之力，這是新文化運動先驅(qū)者們的共同愿望。

《一件小事》另有主題，而且是同時期其他作家筆下都沒有出現(xiàn)過的：人性的光輝。同情、憐憫，都還來不及表達。一個很小的且無多少小說性的情節(jié)，引發(fā)出十分宏大的主題。這種對比甚至有失重的感覺，人格境界上的“大”與“小”的反轉(zhuǎn)、對比，給人以不對等的印象。然而，放在五四新文學集中表現(xiàn)人力車夫這一熱點地帶，置身于滿眼都是人力車夫和乞丐的環(huán)境，這一發(fā)現(xiàn)帶來的沖擊之重大，引發(fā)的聯(lián)想之廣遠，又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從主題的角度講，可以說是對同時期同題創(chuàng)作的某種超越，也是理解魯迅“中國觀”的一種重要補充。

魯迅思想里最突出的特征是批判，其中最為直接、集中、持久的，是對“國民性”的揭示。然而，魯迅思想里還有另外一面，即在他無情批判和毫無保留的揭示當中，總是將絕望與希望并置。他對“國民性”的揭示幾乎是手術(shù)刀般銳利，但他從來沒有熄滅過內(nèi)心的希望火種。這火種，是一種希望，也是一種現(xiàn)實；這火種，可以從大禹式的遠古人物故事里發(fā)現(xiàn)，也能夠從近在眼前的普通人身上看到。我們都把魯迅筆下的“國民性”定位為批判對象，而大禹、人力車夫身上的品質(zhì)，又何曾不是一道光亮，一種希望，一股充溢在心頭的暖流！是的，這樣的閃光點，魯迅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努力發(fā)現(xiàn)的自我要求，而且也總是有所獲得?！拔覀儚墓乓詠?，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2]“我們從古以來”，就分明指出既有昨天的中國，也有今日之中國。人力車夫，至少稱得上是“埋頭苦干的人”之一種。所以魯迅才這樣篤定：“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13]也才會在《一件小事》里用“勇氣和希望”收束全篇，“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對于包括人力車夫在內(nèi)的底層民眾的同情，不是高人一等的憐憫式同情，而是平等對待的真切的同情與關(guān)心，在魯迅，是一種心底里從未改變過的品質(zhì)與底色。少年時與閏土的友誼，成年后對家人、朋友、學生、傭工的無私幫助，在魯迅那里有許多可舉例證。魯迅在磚塔胡同的小鄰居俞芳在《魯迅先生和人力車工人》一文中，談到魯迅與人力車夫交往的三則故事。一是人力車夫“二禿子”多受魯迅關(guān)照，魯迅南下廈門后，這位車夫還為此哭過。二是看到人力車夫在冰天雪地里拉車卻穿著單衣，再看滿街的車夫大都如此，魯迅心有戚戚而又難有舉措。三是一位人力車夫跑到魯迅住處，將他落在車上的錢夾還了回來。這些事，已讓魯迅對人力車夫的現(xiàn)實處境以及他們的內(nèi)心品質(zhì)有了深切的感知?！兑患∈隆分糁鲎允乔槔碇?。

對普通民眾的觀察總是帶著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這不是魯迅一個人的特點。但魯迅總是更嚴苛地解剖自己，倒是能讓人從字里行間感受得到。寫于1922年4月的隨感錄《無題》，自述了在商店買“三文治”的經(jīng)歷。付錢拿貨欲走時，看到店員用手掌將柜臺上未買的東西“罩”了起來?！拔摇弊匀桓械健斑@明明是給我的一個侮辱！”[14]在向店員聲明絕不會做順手牽羊之事的態(tài)度后，對方毫無辯解地表示了慚愧。這“慚愧”反讓“我”“慚愧起來”。魯迅沒有把這個故事只寫成兩個陌生人最終達成和解，而是將其放大到對中國、對人類的信心上。回家后吃著“三文治”而做“靜夜思”，“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著人類的希望”[15]。仍然是以“希望”二字收尾。這豈止是出于一個文學家的敏感，更是對國民精神所發(fā)火光的信心與執(zhí)念，是魯迅對“國民性”的另一面書寫。

《一件小事》的主題在五四早期出現(xiàn)自是難得，這一主題也在其后的小說里得到傳揚。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郁達夫的小說《薄奠》。這篇小說發(fā)表于1924年。小說描寫了“我”，一個漂蕩在京城的窮書生，同一位人力車夫的相遇相識經(jīng)歷。小說生動描寫了人力車夫凄慘的遭遇和悲苦的命運，同時又傳遞著人性的善良品質(zhì)。車夫最大的愿望是盡全力買一輛屬于自己的舊車，以便能賺更多一點錢來養(yǎng)活全家，他的妻子卻買回一塊白布料想為他做一件衣服。車夫為這個錯位的決定震怒，痛打妻子。車夫最終死在出行的路上，溺亡于河中。當“我”拿出僅剩的一點錢想要告慰車夫妻子時，這位可憐的女性卻在悲傷之際銘記著丈夫的愿望，請求“我”去換取一個紙糊的車來作為祭奠之物。小說最動情的地方在于，“我”將自己與車夫作對比時，一方面同情他的艱辛，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也并不比車夫快樂到哪里。車夫畢竟還有家可回，自己卻是一個漂泊在城市里的可憐的窮酸文人，一個“零余者”。故事層面最為感人的情節(jié)是，看到車夫悲苦的家庭境遇，“我”摸一摸口袋卻掏不出分文，就將身上唯一有點價值的東西——一只手表，悄悄放到車夫家的桌子上。然而，沒過多久，車夫卻追了回來，執(zhí)意要歸還一定是“我”、只能是“我”丟了的手表。

人性的光輝！你不能不聯(lián)想到魯迅的《一件小事》。我當然不是說郁達夫是受了《一件小事》的影響才這樣想這樣寫，但這種創(chuàng)作上的“回響”，證明他們具有同樣的心靈底色，具有同樣的對中國，對普通的中國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深摯的感情。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創(chuàng)造社里，魯迅唯獨對郁達夫抱有好感，甚至視為知己，魯迅說是因為郁達夫沒有一張“創(chuàng)造臉”，而這個“沒有”，又包含著怎樣豐富的內(nèi)涵。從《一件小事》到《薄奠》，可以感受到一種心靈相通。

一篇關(guān)于魯迅小說的文章，卻以對郁達夫小說的鑒賞結(jié)尾，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但轉(zhuǎn)念一想，也十分自然。人力車夫是一個時代的文學主題，很多作家自覺參與到這場“同題作文”當中，各有思考點，各有用力處。從李大釗、胡適到魯迅、郁達夫……人力車夫的命運就是普通中國人命運的某種真切而典型的寫照，從他們的行為中，又可以折射出靈魂的光澤，這是一個變革時代的文學帶給人的希望，彌足珍貴。沿著這條題材路線，作家們的寫作仍然在繼續(xù)，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詩歌以及描寫人力車夫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問世。

在新中國的陽光普照下，人力車歸入了歷史，然而描寫人力車夫命運和人性光輝的文學作品，卻依然保持著眼淚、熱血與靈魂的溫度。

五

附：參考文獻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特別是為了描述“作為社會問題的人力車夫”，筆者“惡補”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但這些閱讀還很匆促、膚淺。在此列出，一是借此向所有作者表示由衷感謝，二是為有興趣關(guān)注這一話題的朋友提供一點線索，以便深入閱讀。

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此書為這一話題的專門著作，值得特別推薦。按其追索，還可獲得大量相關(guān)資料。

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社會學雜志》1925年第2卷第4期）。真實細致的數(shù)據(jù)調(diào)查，后來研究者共同的論說依據(jù)。

任有德《我的車夫生活》，收入《北京往事談》（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三代車夫家族的當事人口述，真切可感。

王彬彬《知識分子與人力車夫——從一個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陣營的分化》（《鐘山》2003年第5期）。對五四新文學有關(guān)人力車夫題材創(chuàng)作的集中評述，多有啟發(fā)。

杜麗紅《從被救濟到抗爭：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車夫暴亂》（《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1期）。

孫英、靳瀟颯《掙扎與重生——近代北京人力車夫的命運沉浮》（《西城追憶》總第71期）。

夏曉虹《一喜一悲人力車》，收入《詩界十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文中談到黃遵憲曾詩贊日本人力車盛景，并與理發(fā)并提為“現(xiàn)代”產(chǎn)物。

雷頤《北京人力車夫與中國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讀書》2023年第4期）。對史謙德著作的評述與推薦，頗能引起找書興趣。

注釋：

[1][2][3]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社會學雜志》1925年第2卷第4期。

[4][5]雷頤：《北京人力車夫與中國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讀書》2023年第4期。

[6][7][8][9]［美］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周書垚、袁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頁、33頁、28頁、143-144頁。

[10]李大釗：《可憐之人力車夫》，《李大釗全集〈最新注釋本〉》（第一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頁。

[11]周作人：《談虎集》，《周作人自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

[12][13]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頁、122頁。

[14][15]魯迅：《無題》，《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頁、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