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題目，同樣的素材，十年前完成這篇小說時是另外一張面孔。我設定的人物統(tǒng)統(tǒng)成了英雄，我筆下的百姓處處體現著英勇與智慧。大家可能已經想象出最初這篇小說的樣貌了。寫完后，自己總覺得哪里不對勁兒，于是就把小說“壓”在了案頭，這一壓就是十年。

清明節(jié)回老家掃墓，人們正給綠油油的麥田澆水?，F在科技已經很發(fā)達，但是，鄉(xiāng)親們卻很少使用滴灌，依舊一鐵锨一鐵锨地埋頭改口、回壟?？粗麄兊纳碛?，有一種東西猛然觸動了我——難道他們不明白科技種植省時省力嗎？顯然不是。那是鄉(xiāng)親們善良的執(zhí)著和始終認為只有付出才能收獲的真誠。他們堅信在土地上灑下多少汗水，土地就一定會賜予他們多少希望的堅守。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再次翻出十年前的這篇小說，我才真正明白了哪里“不對勁兒”——最初小說中的農民不是我認識的真實的農民。因此，我對小說進行了重新構思。我沒寫“宏大抗戰(zhàn)”中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和運籌帷幄的將領，我只想盯著平原上一群為了麥苗敢跟鬼子拼命的農民。我覺得，抗戰(zhàn)的底色不只是英雄的高光，更多的是普通人攥著鋤頭、護著莊稼的模樣——他們的憤怒不是喊出來的，是看著麥苗發(fā)黃時心里的疼。

我想，小說中的“麥苗”不僅僅是農作物，更是無數遭受苦難民眾的隱喻。麥苗的遭遇何嘗不是中國人民遭受侵略時的樣子？我更愿意把麥苗的“饑渴”看成代梅村人的“饑渴”，把麥苗的“憤怒”看作全村人的“憤怒”。我把麥苗的命運和村民的命運綁在一起：村民躲進山里，麥苗在地里枯萎。楊二瞎三人冒險回村，不是為了財物，是為了“聞聞麥苗還活著沒”；張福深最終決定集體回村，喊的口號是“回家種地”，他們不是不怕鬼子，他們更怕“轉眼即逝的季節(jié)”。我覺得這種“怕”，比對鬼子的恐懼更戳心。

我希望小說里的人，都帶著“土氣”。在我心中，他們不是高高在上的勇將和機智聰慧的謀士，他們怕鬼子，會失算，會自責，會哭，會餓肚子，會犯糊涂， 這些看似不完美的形象設立更符合我認識的鄉(xiāng)親們。這樣的抗戰(zhàn)更真實，最基層民眾的抗爭讓抗戰(zhàn)更有力量。

或許是長期從事紀實寫作的原因，我在小說處理上更愿意讓虛構變得“非虛構”些。由此，我以“這是一個和我爺爺有關的故事”開篇，除了讓“虛構”更接近“真實”外，我還想讓宏大歷史落到“個人”身上，表達個體生命與國家命運的某種關系。

小說結尾，我設計了鄉(xiāng)親們“不舍晝夜在麥田里忙碌，咕咕咕的井水滋潤著成片成片的麥田”。對依靠土地過活的百姓來說，他們的“勝利”是麥苗活了，是能種地了，能好好過日子了。他們的憤怒，是對侵略者的恨；他們的憤怒，更是對土地的愛。當我寫出“清風拂過麥田，成片成片的麥苗起起伏伏，像在跳著祝福的舞蹈”這樣的話的時候，我知道我的目的大概是達到了—— 對代梅村人來說，他們的根是土地，是麥苗；對抗戰(zhàn)來說，“根”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千千萬萬團結奮起、齊心抗爭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