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明祭祖，攜四歲的兒子歸鄉(xiāng)。他人生中第一次參與這樣的活動，尚不明白其中的含義，只把此視為一次郊游。坡上的野花開得正盛，它們在春風的撫摸下輕輕起伏，似乖巧的小獸俯首帖耳。兒子喜歡它們，就在它們中間奔跑、跳躍，直至褲子上沾染了許多花草的汁水。坡下的土堆里沉睡著我未曾謀面的祖先，他們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葬于斯，窮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這片谷地。我和兒子寄居縣城，可每臨節(jié)假日還是溯源而來，回到籍貫標注的最小行政區(qū)域。躺在坡下的祖先們，他們故去已久，壓根兒就不認識我和我兒子，但姓氏認識、輩分認識、血脈認識——血脈長河奔流，生生不息，如這春天年年到來，歲歲繁茂。祭祖結(jié)束后，一大家子人回到了村莊——許多年前，那些故去的祖先也曾在此居住，他們走時，把住過的房子留給了我們，把使用過的農(nóng)具留給了我們，把耕種過的田地留給了我們，把從萬事萬物那里習練的經(jīng)驗留給了我們……沒有他們的村莊依然還是那個村莊，他們借著自己置辦下的豐厚或貧瘠的產(chǎn)物繼續(xù)“活著”，繼續(xù)佑護著后人。

閑來無事，我?guī)е鴥鹤釉诖遄永镩e逛。只有零星的幾個記憶里的東西至今未曾改變，似乎時間忘記或饒恕了它們；但更多的事物已衰敗或消失，再不復(fù)舊時模樣。人間正道，不外乎方生方死，因此見到諸多舊人舊物，心里并無太大的波瀾，然而撞見教學點的遺址后，還是愣了許久。那是坐落于村頭的三間瓦房，曾被短暫征用為只設(shè)小學一年級的教學點，在運營了五年零三個月后被裁撤。作為教學點的最后一屆學生，我曾在此就讀三個月，就我漫長的求學時光而言，三個月如此短暫，然而作為蒙學之所，我沒法繞過它言說一個人的成長史。我告訴兒子，這座孤零零的破敗建筑曾是他父親就讀的學校。我將他扛在肩頭，讓他透過瓦房后窗的縫隙向里面看，之后又將他放下。我自己踮著腳尖觀察了一會兒，光線暗淡，只隱約窺見里面堆積了一些雜物，雜物之上覆著經(jīng)年累月的塵土。我想看看南面墻壁上的兩只鴨子還在不在——那是我二十八年前用電池芯作筆畫下的，然而無論我如何努力地去搜索，都只是漆黑一片。

返家途中，兒子毫無征兆地蹦出一句話：“你的學校怎么是這樣的？好嚇人?！蔽覍χα诵?，沒解釋。我們父子相差三十二歲，三十二年塵世滄桑，少有不變之物；況且他還那么小，我無法用恰當?shù)恼Z言將自己的心事說給他聽。

兒子兩歲多的時候，我送他去上早教課，早教機構(gòu)的教室裝修風格是溫馨的暖色調(diào)，四面墻壁上繪著藍天、白云、太陽、河流、草地、樹木、城堡以及許多字母、數(shù)字和卡通人物，書架上擺滿了玩具，排列著繪本書，他時常在下課之后還賴著不走，對比之下，我的啟蒙之地的確顯得不堪。語言、思維、動感、繪畫……兒子的代課老師們皆是高校畢業(yè)生，說著標準而又略帶甜蜜的普通話，頗受孩子們的喜愛。兒子不曾見過我的啟蒙老師，如果見到，可能會讓兒子留下更多的疑惑。

那一宿我們是在老家度過的。妻兒熟睡之后，我披衣走進耳房，一陣翻箱倒柜，找出幾冊兒時用過的課本。課本上，幾乎每頁都趴著一些歪歪扭扭的漢字，現(xiàn)在正以自己的丑態(tài)指證制造它們的罪魁禍首。在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的第二頁，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劉星元”三個字橫向排列，字體規(guī)規(guī)矩矩，說不上好看，但至少不丑。它們并非出自我手，而是黃老師寫上去的。剛?cè)雽W的孩子，許多還不會寫自己的姓名，黃老師就會幫他們在課本上寫下來，以防丟失。黃老師那時也就二十歲左右，從師范學校畢業(yè)沒幾年，受學校委派負責教學點的所有事務(wù)。一名教師、三間瓦房、七八個學生，這幾乎就是教學點的所有資產(chǎn)了。在這里，他既教語文，也教數(shù)學，還帶著體育課，在我們心中簡直無所不能。

許多年后回想舊事，我很慶幸自己在啟蒙之時就遇見了黃老師。這么說并非是因為在他的教授下我的學習成績?nèi)绾蝺?yōu)異，事實上我一直穩(wěn)居全班倒數(shù)第一，經(jīng)常遭受黃老師的“特殊教育”。讓我感到慶幸的事與成績無關(guān)，而是他讓我第一次聽到另類的說話聲音——入學第一天，黃老師就用我從未聽過的一種腔調(diào)說話，那種腔調(diào)將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我和所有我認識的人，一類就是黃老師。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說話的聲音腔調(diào)會與別人有什么不同，我以為全天下的人都如我一般，因為我們村的人、我住在其他村的親戚以及我偶爾遇到的陌生人，他們都是像我這樣說話的。

此后的三個月里，黃老師就這樣用自己獨有的腔調(diào)與我們交談，給我們講課，帶著我們讀生字和課文。兩年之后我才知道，黃老師說話的腔調(diào)有個專有名詞：普通話。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黃老師的普通話其實并不正宗——他的腔調(diào)里夾雜著我們這兒的土話，顯得那么拙劣、蹩腳，但對當時從未接觸過普通話的我而言，它是閃電，是驚雷，是灌頂?shù)孽?，亦是稀有的神啟。黃老師用自己獨特的腔調(diào)，填埋著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鴻溝，牽著他的學生從方言深處出發(fā)，一路顛沛，終于窺見了普通話的玄妙。

二

幾乎每個人都會在成長的過程中孕育出弒父情結(jié)，他們在“父親”的庇護下不斷成長，直至聚集起自以為強大的力量，就開始倒戈，向著往日宣戰(zhàn)，毫不留情地反抗“父權(quán)”。自從識破黃老師說話腔調(diào)的秘密成分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歲月里，我如某些動物族群里奪權(quán)成功的年輕英雄，對敗于手下的倒臺霸主有了輕蔑之心。在縣城讀高中時，有一年春節(jié)，在街上很巧地遇見了黃老師，他正與一位陌生人交談，我從一旁經(jīng)過，聽見他依然操著一口蹩腳的普通話，與當初教我讀書時一般無二，絲毫沒有長進。我當初對這種腔調(diào)有多崇拜，那一刻就有多反感。

我反感的其實并非黃老師這個人，而是一種如傳染病般的現(xiàn)象——大約是在2000年之后，我們這兒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往外跑，他們?nèi)ケ本?、上海、廣州、深圳……去許多我聽過和沒聽過的地方討生活，在那些我從未去過的城市里做流水線工人、保安、保姆和更多我不了解的工作。他們?nèi)绶醇竟?jié)遷徙的候鳥，春節(jié)一過就成群結(jié)隊地去了遠方，一到臘月就陸陸續(xù)續(xù)地趕回老家，將遠方各種味道的零食、各種款式的衣服以及各種蹩腳的腔調(diào)帶了回來。他們帶回來的所有東西都似乎給自己鍍上了一層金，吸引了更多年輕人的目光——到了第二年，又一批年輕人隨他們走向了遠方。年復(fù)一年，鄉(xiāng)下的年輕人逐漸減少，村莊越來越有被搬空的跡象。向城市聚集是大勢，是大勢就不可阻擋。事實上我并不討厭這種潮流，不但不討厭，我甚至期盼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還為此試圖說服我父親同意我輟學，卻被父母訓斥了一頓。是的，我羨慕那些走向遠方的人，但我卻討厭他們口中蹩腳的說話腔調(diào)。他們在鄉(xiāng)村客車上說，在村子里說，在任何想要顯擺的地方說，似乎不說這樣的話就不能證實自己在外見了大世面。他們的言語雖然披著普通話的外殼，但內(nèi)里還是方言，顯得那么別扭。我告誡自己一定不能像他們那樣，于是我刻苦練習說普通話，并對那些假冒偽劣者嗤之以鼻。

高一那年，我擁有了一部卡帶錄音機，它小小的，恰好可以扣在腰帶上。徐小鳳、羅大佑、李宗盛、齊秦、水木年華……我從鄉(xiāng)村音像店買來許多盜版磁帶，用卡帶錄音機播放。那段時間，騎著單車時，我常將它掛在腰間，戴著耳機在鄉(xiāng)間穿行，如一股自由的風。有一次突發(fā)奇想，我錄下了自己的聲音——戈麥的詩作《南方》，是我當時最喜歡的一首詩，我就這樣錄了下來，播放給自己聽。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我是說第一次客觀地聽到自己的聲音，它如一個陌生人口中吐出的言語，生硬，刺耳，隔膜，壓根兒就配不上這首美好的詩歌。這就是我的聲音？我不敢相信。自負之心轟然倒塌，我終于沮喪地意識到，自己與黃老師、與那些打工者沒有區(qū)別——我說的普通話也是蹩腳的。我沒有資格嘲笑任何人，我得承認，那些被我嘲笑的人，他們的普通話說得可能要比我好得多。我突然明白了在舉辦文藝活動時學校為什么會把我的詩朗誦拿掉。這件事影響了我很多年，多年之后的我依然不愿在公共場合說話，生怕有人循著腔調(diào)按圖索驥，找到當年那個惶恐不安的少年。

三

我的鄉(xiāng)黨、旅居海外的作家王鼎鈞先生，如今已是期頤之齡。數(shù)年前，我看到一段關(guān)于他的視頻，他雖已年邁，但說起話來中氣十足。他聊自己的一本書，聊舊時的經(jīng)歷和感慨，內(nèi)中多有豁達通透之意，令人感動。直至觀畢視頻我才發(fā)覺，老先生一直鄉(xiāng)音未改，說話是與我一般無二的腔調(diào)。我看過他的履歷——兒時蒙學于故土；少年時背井離鄉(xiāng)，于戰(zhàn)亂中四處流亡，用腳步丈量著萬里山河；24歲時去了位于大陸東南的那座島嶼；51歲時走向了更遠處，寄居于大洋彼岸。他這一生流浪、輾轉(zhuǎn)、漂泊，一次次把他鄉(xiāng)當作故土，故土卻在空間上距離他越來越遠。幸好，他說話的腔調(diào)始終未變——這是父母之邦的恩賜，是一個人活在世間的精神胎記。

王鼎鈞先生在回憶錄《昨天的云》里講到我們這兒的一家三兄弟：王思璞、王思玷、王思瑕。 三兄弟曾在新式學堂讀書，畢業(yè)后本可在外做官做事，但軍閥混戰(zhàn)，政局難安，前路渺茫，他們回到家鄉(xiāng)辦起了一所新式小學，學校設(shè)國文、歷史、美術(shù)、音樂、勞動諸科，與當時本土的一些教育機構(gòu)相比更為豐富全面。不僅如此，他們還把許多自認為可取的新事物引入這方僻塞之地，注音符號、話劇、木刻、新式婚禮以及魯迅、荷馬、安徒生、希臘神話……在兄弟三人和其他鄉(xiāng)賢的共同薦引下，新的風潮紛紛涌入，許多學生后來循著新風潮傳播的途徑一路溯源，在外面的廣闊天地也做出了一番成績。作為本地人杰地靈的證據(jù)，這些人的事跡至今仍被人講述和傳頌。

讀到先生的這篇文章時，我25歲，早已不再刻意練習普通話。我于小城定居，和老家相距數(shù)十里，同屬一個方言區(qū)，平時多用土語，不存在絲毫的交際障礙。偶爾也會出門走走，一頭闖入別人的方言區(qū)，這時才后知后覺地想起應(yīng)該轉(zhuǎn)換腔調(diào)，將許久未用的“散裝”普通話翻出來使用。彼時就在想，一百年前的王氏三兄弟曾攜帶鄉(xiāng)音在外求學，又攜著外面的事物回到家鄉(xiāng)，那么他們回到故土之后，交際時用的究竟是哪種腔調(diào)？先賢們早已作古，見證人也多已西去，我沒辦法捋著這條線刨根問底，只是想說，當我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時，腦中浮起了諸多人物的模糊輪廓或影像，這些輪廓或影像里似乎既有王氏三賢，也似乎有我的啟蒙教席黃老師。

這樣的想法有些可笑，但再仔細想想，似乎也不是全無道理。作為本地歷史上卓越的教育家，王氏三賢引新風、樹英才，所行之事固然大哉偉哉，但黃老師又何嘗不是呢？他曾短暫窺見外面的風光，又把這風光講給我們聽——對幼時的我而言，這不也是乍開風氣之舉、初舐世界之措？引領(lǐng)時代的潮流往往被視為異類，常常遭受責難和打殺，據(jù)說王氏三賢初建新式學校時也曾遭受故老反對，因此略微收縮了課程范圍，以便調(diào)處新舊矛盾。想必黃老師也曾受到許多人的責難或嘲諷，比方某個時期自大而又無知的我投向他的輕蔑目光，但他不為所動，一生始終說著蹩腳的普通話，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我家鄉(xiāng)獨樹一幟。現(xiàn)在想來，即便黃老師的普通話是“散裝”的，是打了折扣的，但對剛剛?cè)雽W的我而言依然是新鮮的、進步的、美好的，我應(yīng)當慶幸，在恰當?shù)臅r候遇見了合適的老師。

包括當年那些令我厭惡的打工者。在鄉(xiāng)村客車上、在農(nóng)村大集上、在春節(jié)返鄉(xiāng)的人流中，他們操著同樣蹩腳的普通話，與黃老師一樣，他們亦該被視為這方貧瘠土地的先行者，引領(lǐng)時代之風吹向僻塞的谷地，我的老家這才漸漸有了新的模樣。

四

方言與普通話之于我，一個似頑固的惡習，根深蒂固難以徹底拔除；一個如時髦的衣裝，穿于我身總覺不洽。它們沿著時光的曲線與我并行多年，時時刻刻拉扯著我，想讓我歸附，我左右搖擺如墻頭草。就這樣，我的普通話里夾雜著諸多方言的詞匯，方言里也同樣混入了普通話的暗探，以至于我無論是講方言還是普通話，都顯得別扭和另類。

2023年的春天，我去一座一線城市學習，為期三個月。同學數(shù)十人，來自天南海北，大多數(shù)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相比之下，我的普通話土得掉渣，與同學交談，會時不時順拐出一些方言詞匯，他們聽不懂，需要再三確認，讓我尷尬又自卑。像淡水魚跳入海水或海水魚跳入淡水，雖然都是水，但水與水的屬性截然不同。這種體驗令我不適，以至于那段時間，我不怎么愿意與人交談，不得不說話時，也總是先打好腹稿，組織好語言，確保不鬧出笑話后才說出一句普通乏味的話。班里有位同學來自貴州，在普通話交流上同我可謂半斤八兩。我們兩人雖然來自不同的方言區(qū)，但因為擁有同樣的缺陷，同病相憐，便覺得親近了一些。

我想起同為貴州人的遠房嬸子——那時候我還沒聽說過貴州這個地方，只知道她是我叔叔從遙遠的南方帶回來的。她的那種語言我們聽不懂，我們的語言她也聽不懂，這對我們來說并不是多大的事，但對她來說可謂人生巨變：她如小獸陷在了異族的領(lǐng)地，孤零零的，沒有同類，沒有盟友。她來到我們這里的頭兩年，我經(jīng)?？吹剿粋€人坐在某處發(fā)呆。到了第三年，鄰村來了一位云南女人，貴州的語言和云南的語言并不相同，但因為共同的遠嫁經(jīng)歷以及因此而來的諸多困擾，兩人就玩到了一起。嬸子也曾努力學習我們這兒的方言，但從故鄉(xiāng)帶來的方言桀驁不馴，像一頭不屈服的困獸，雖經(jīng)囚禁，卻不改野性，嬸子對本地方言的學習以失敗告終。這些都是我少年時代的事了，這些年一直在外面晃蕩，對村子里后來發(fā)生的事多有不知。幾年前有次回鄉(xiāng)，我在院門前抱著兒子玩耍，突然聽到有人喊我的乳名，轉(zhuǎn)頭看去是一位中年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誰，但從喊我乳名這一點猜測應(yīng)是我的長輩，于是與她聊了幾句。我母親聽見了，從院子里走出來，請她到家里坐坐。直到這時我才知曉，她竟是我記憶里那位操著異地口音的貴州嬸子。許多年過去了，關(guān)于她的記憶已經(jīng)停滯，而她卻悄悄跳出往事的圍困，跳出語言的牢籠，學會了本地方言。在她與母親交談時，我仔細分辨她的口音，與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區(qū)別不大，固然還有零星的不同，但那不同之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遠嫁之人孤苦無依，如今再面對嬸子，我的心態(tài)已經(jīng)改變——語言上那點兒些微的不同，如她唯一殘存的陪嫁品或唯一存活于世的親人，伴著她熬過漫長的黑夜，踽踽獨行，終于走出了似乎永遠都看不到頭的無人區(qū)。此時此刻，她當年一直想要擺脫的貴州方言已所剩無幾，而這所剩無幾的方言，或許已經(jīng)成為她來自何方的憑證和與異鄉(xiāng)生活談判之后的底線。

周末的晚上，在這座城市里漫無目的地閑逛，稀里糊涂走到了一所高校的門前，突然想起我初中同學孫府國就是從這里畢業(yè)的。當年孫府國考上這所高校，在我們那個小地方是件大事，那幾年他的故事常被鄉(xiāng)黨們拿來激勵孩子。孫府國畢業(yè)后留在了這座城市，他放棄了自己所學的專業(yè)，一直從事程序開發(fā)和維護工作。2018年春節(jié)，我去他們村走親戚時見到了他，相互留了聯(lián)系方式。此時想到他，就給他打了一通電話，已經(jīng)晚上九點多了，他還在公司加班，等他忙完手頭工作趕來與我會合時，已是半夜十一點。那一晚，我們在一家開在小巷里的燒烤攤前喝酒聊天，一直熬到凌晨三點才各自離開。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倆聊天時使用的竟都是普通話，不同的是，我的普通話依然拙劣，孫府國的普通話卻流利異?！骼綄げ恢唤z鄉(xiāng)音。兩個發(fā)小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家鄉(xiāng)話，在異地模仿別人的語言交流，這未免顯得可笑，然而當時可笑的事情就是這么發(fā)生了，自然而然，理所當然，誰都沒有感到詫異、提出異議。燈火通明，凸顯著這座城市的壯闊，此間距離我居住的地方不遠，我一個人往回走，途中與數(shù)人迎面相遇又擦肩而過，彼時蹦出一個想法——只要我不開口說話，他們就看不出我是個外鄉(xiāng)人。

城市如海面上不斷轉(zhuǎn)動的漩渦，永遠饑餓，始終保持著貪婪的進食狀態(tài)，它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來，在此謀食、謀利、謀名，而我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滯留者。據(jù)我所知，我的很多鄉(xiāng)黨都在這座城市里謀生，保安、保姆、廚師、修理工、公務(wù)員、快遞員、服務(wù)員……他們職業(yè)不同，卻擁有著相同的籍貫。我老家鄰村有幾個建筑工人，常年在此工作，只有春節(jié)時才回鄉(xiāng)，我在此地的三個月，見到了許多各式各樣的建筑物，說不定其中幾座就是他們一磚一瓦建起來的。對我們那個小地方而言，在此謀生的鄉(xiāng)黨們數(shù)量龐大，需要以萬為單位計算，但對這座無限臃腫的城市而言，他們只是零星之物，如一把沙子撒入一片沙灘，似小劑量的異色液體倒進大江大河，之后就無影無蹤了。況且，如我的同學孫府國一般，一些人出于方便交際或更深層次的目的，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口音，自愿去歸順城市和被城市同化。我就這樣在城市游蕩了三個月，可直到臨走時，也沒有聽到自己發(fā)出一句來自我故鄉(xiāng)的聲音。

三個月后，我的學習告一段落。坐高鐵一路南下，從鄰市下車，坐上了去往我定居的那座小城的客車。小城正值陰雨連綿，從車站剛出來，四五輛載客三輪車就圍了過來，詢問載客價格，竟然遠超平日，我才猛然想到，自己的軀體雖已離開那座一線城市，可語言依然還陷在普通話語境中。于是將說話腔調(diào)換作土語再與司機議價，果然就便宜了不少。我縮在車子里，沿途打量著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小城，三個月未見，它沒有任何變化。其間路過了幾條狹窄的街巷，時不時會聽到交談聲、叫賣聲、爭吵聲……這些濃郁的土話，讓我感到莫名安心。方言也是一種故鄉(xiāng)，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到家了。

五

我在讀一部書。這部于2012年12月出版的圖書，是本地學者編撰的方言志，皇皇數(shù)百頁，按照不同的屬性將本地方言細分為三十四類。譬如，將語音分為單字音系、同音字、異讀字音、特殊字音、音變……將詞匯分為天文、地理、時令、稱謂、器具……將語法分為構(gòu)詞語素、名詞語綴、動詞重疊式、形容詞生動形式、句式……書的后半部分，編纂者附錄了與本地方言有關(guān)的歇后語、謎語、諺語、兒歌、民謠，他們甚至還節(jié)選了某部作者至今存疑的古典巨著里的諸多段落，用以佐證這部書乃是本地人所寫。

剔除為一方水土美言的功用目的，這部書令我震驚。身為書中所述方言的使用者，我從未意識到，本地土語竟然如此豐富。書中的許多詞匯，我依然整日掛在嘴邊；還有一些，我需要用記憶搭橋，在久遠到兒時的語庫里翻找。至于那些我從未用聲音描摹過的詞匯，想必它們曾活在這方土地上更為久遠的時代，在我初臨人世咿呀學語時便已落幕，不曾與我相逢。

事實上，我早就已經(jīng)意識到方言詞匯正在不斷丟失。許多次與長輩們交談，面對他們說出的一些詞語，我竟一時恍惚，理解不了它們的含義，愣了半晌才反應(yīng)過來，繼而想起我的孩童時期，那時候這些詞語曾那么鮮活地蹦跳于我的舌尖，而現(xiàn)在舌頭掌握的土語技藝正在逐漸退化。審視自身，我發(fā)覺很多方言詞匯之所以丟失，其實是自己有意為之——我用了普通話語系里的同義或近義詞代替它們，替身逐漸成為本尊，而本尊卻已失去價值。就這樣，越來越多的方言詞匯被丟于四野或束之高閣，不再與我們的生活構(gòu)成密切的關(guān)系。再讀那本方言志，愈發(fā)覺得紙上的文字只是對語言的模仿，徒有其表，難述其神，遠不如活在口齒間并被反復(fù)使用的語言生動。即便如此，這部書作為本地方言的紀念碑，依然值得我仔細閱讀，好好珍藏。

時代變了，那么快。在我周圍，新一茬的孩子幾乎沒有說方言的，他們自娘胎里聽的就是普通話。年輕的父母們刻意隱去了自己的方言，以純正或冒牌的普通話與自己的孩子交流，孩子們自始至終都未受到另一種腔調(diào)的干擾，說的普通話干凈利索，全國統(tǒng)一，聽不到一絲與籍貫屬地相關(guān)的破綻。我兒子亦是如此——只要有他在場，我與妻總是會刻意用普通話交流，生怕他因與同齡的孩子腔調(diào)不同而被冷落和排斥。事實上，這樣的顧慮不是沒有實例支撐的：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班里轉(zhuǎn)來一位孫姓同學，他是南方人，父親因病去世后，母親就帶著他回到了娘家。孫同學說的方言我們聽不懂，就有同學嘲笑他，給他取了個“小蠻（方言讀mao，平聲）子”的綽號，他頂著這綽號在此生活了數(shù)年，始終融不進我們用土語搭建起來的友誼圈。頭一回為人父母，在育兒方面毫無經(jīng)驗，憶起孫同學的故事，愈發(fā)不敢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發(fā)揮。我只能趨同當前的育兒大勢，生怕標新立異會給兒子以后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

回想少年時代，我曾刻意逃避方言，然而它那么頑固，即便守地漸失，但最后的根系深抓鄉(xiāng)土，始終如一根尖銳的楔子扎在我的喉嚨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以為，只要這方水土還在，自這方水土里孕育的鄉(xiāng)音就在，然而到了我兒子這一代，普通話已經(jīng)成為當之無愧的霸主，它居高臨下，摧枯拉朽地蠶食著諸多方言的領(lǐng)地，根本就不屑在同一層次上與對手談判、博弈。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自然科學之理，亦是人文社會之理。我在想，再過些年，方言和鄉(xiāng)音會不會只留下一些文字資料，而它作為人際交流的語言功用將會徹底不存？即便仍有土語，也不過會被視為舊日語言的遺老和活化石，于保護傳統(tǒng)事物的呼吁中，隨著時光逐漸消弭。多少方言辭故土，兒童幾輩換鄉(xiāng)音——經(jīng)歷告訴我，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丟棄掉自己從籍貫和母胎里帶出來的語言故鄉(xiāng)。

【劉星元，1987年出生，山東臨沂人，中國作協(xié)會員、山東省作協(xié)簽約作家，出版散文集《小城的年輪》《大地契約》《塵與光》（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獲三毛散文獎、東坡詩文獎、滇池文學獎、山東文學獎?！?/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