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武漢的詩人阿毛在過去的三年里，完成了一大創(chuàng)舉，她自2021初開始，為武漢三鎮(zhèn)的200多座公園或者說200多個風景區(qū)每座/個至少都賦詩一首。近期出版的詩集《公園記》（武漢出版社2024年版）相當厚重，字數(shù)計27萬字，詩作321首，是詩人對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情感使然。她說到第一首公園詩《解放公園讀詩》（《公園記》，第4頁）的誕生，坦言當時完全是個人觸動：“這么好的公園，我為什么不去為它寫一首詩？”②

公園在城市之中，是一個特別的空間，公園為城市人提供了真實的自然場景、有歷史性的人文景觀或者仿造的風景，公園也成為城市居民在居所之外的憩息處。公園在最初出現(xiàn)的時候，“作為‘都市之肺’，從物質和精神雙重層面凈化都市及其居民的身心?！雹酃珗@在城市發(fā)展過程中，已經(jīng)成為城市的標配，城市一方面通過大力建設各種公園來彰顯自己的個性特征，許多公園在建筑和空間的意義上已成為該城市的地標；另一方面，作為建設者的權力機構，也借著公園的設計，實施啟蒙與教化民眾的功能，許多公園都承擔了相應的“主題”④。公園從來就不是簡單的一種城市景觀，而是有特定內涵的文化空間。公園不僅是建筑、是城市地圖的一部分，也是歷史進程中權力話語的角力場、不同歷史時期內文化與政治之隱喻。毫無疑問，公園是極有意味的存在，每個公園都有自己的歷史，也是一篇精彩的故事，如何書寫公園，應當是一個有意味的話題。

公園與城市一樣，都是設計的結果，在誕生之初，都是一個特定意義的結合體，有許多高度可見的象征物。比如北京的地壇公園，其存在與地壇相關，而地壇因宗教祭祀的功能而誕生，“地壇”，此獨特建筑及其象征物使地壇公園有了清晰的“可見性”。前述的漢口解放公園，其“可見性”來自于紀念“解放”的政治隱喻（公園于1955年5月16日，武漢解放六周年之日建成開放）。而當宗教儀式和政治隱喻等歷史性的功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jīng)遠去，建筑也可以仿造，那公園的“可見性”是什么？“現(xiàn)代城市的可見性正面臨困難。”⑤隨著現(xiàn)代城市越來越走向無差異的建筑空間，公園亦是。今天一個城市的某一座公園，作為城市的一處空間，其“可見性”（獨特的意義）是什么？如何顯現(xiàn)？

城市的建筑在不斷類同化，像許多城市的商業(yè)風情街，大都拙劣地模仿歐美建筑，這些風情街已經(jīng)成為無差異的地理空間，而不是讓人有感覺、有“親切經(jīng)驗”之“地方”⑥。公園，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作為特定的城市空間，如何成為有特定意義的存在，即讓人能夠感知其獨特性的、有某些特定意義之集合體的“地方”？當一個城市空間的存在，因“實際性的原因”即生活或生存上的需要而存在，這個空間還不能說是一個充滿意味的“地方”，還需要“它是一個情感對象”，“它是一個神圣的地方”⑦。這里的“神圣”，指的是這個空間對于人，有特別的意義，人們對之有一種特別的理解?，F(xiàn)代城市的公園，對于我們，還是這樣的“地方”嗎？

我們來看一首阿毛所作的關于漢陽龜山公園的詩——《龜山頂?shù)鸟R蜂窩》：

走過七色鮮花、眾多樹木和無數(shù)的石階

至龜山頂

看長江、大橋、晴川閣之后

長久仰望電視塔

這根筆直的香煙和轟鳴的火車一起

填滿青春的畫本

巖石疊流的泉水和風吹圍巾的折痕

在旁頁，伴有吊床模擬蜘蛛

那時我們多年輕啊

整天看鐵蜈蚣擦山過江

忘記擁吻

忘記捅山頂?shù)鸟R蜂窩

——《公園記》，第104頁

“龜山”在武漢的城市格局中意味深長，在地理上它與長江對岸的蛇山及山上的黃鶴樓對峙，龜蛇之間，是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橋中間即京廣線，風景偉岸；它也是意蘊豐厚的文化空間，曾有“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毛澤東：《菩薩蠻·黃鶴樓》）的歷史愁緒與豪邁詩句；但是，如果完全遵循風景的設置或者延續(xù)前人的感慨來書寫這座公園，詩歌就不能反映個人的情感、經(jīng)驗，也無法更好地體現(xiàn)這座公園在當代的“可見性”，無法敘述出一個有詩人的“親切經(jīng)驗”、對詩人來說是“一個情感對象”之“地方”。我們看到詩人雖然敘述了這座公園的一些“可見性”，比如“長江、大橋、晴川閣……電視塔”，但僅有這些，那詩作還只是庸常的空間與風景的描述，而不是深入的“地方”話語。詩人更多的是以個人經(jīng)驗來敘述建筑與空間，那些建筑與空間在這里被個人化了，攜帶著許多作者的“親切經(jīng)驗”：“這根筆直的香煙和轟鳴的火車一起/填滿青春的畫本”，高聳入云的電視臺在這里與叛逆少年手中的香煙聯(lián)系在一起，公園記憶是詩人“青春的畫本”?！澳菚r我們多年輕啊/整天看鐵蜈蚣擦山過江//忘記擁吻/忘記捅山頂?shù)鸟R蜂窩”，“鐵蜈蚣”是京廣線上的火車，壯闊的城市場景與私密的個人往事在這里交織，呈現(xiàn)了詩人關于青春關于愛情的個人經(jīng)驗，而這種經(jīng)驗，對于讀者，是有共通性的。這樣，公園在這里就不僅是城市的風景，而是對于詩人對于讀者都有“親切經(jīng)驗”的“地方”。一個景觀對于個體的意義，除了視覺上的風景，還在于內在上它是我們的“情感對象”，它在我們這里，有特別的意味?！拔膶W藝術的功能就是將親切經(jīng)驗表現(xiàn)出來，這里所說的親切經(jīng)驗包括了地方經(jīng)驗?！膶W藝術能夠引起那些我們原本可能沒有注意到的經(jīng)驗領域的關注?！雹?/p>

可以說，阿毛的公園書寫，并不重在敘述風景，而是陳述與風景相關的個人經(jīng)驗，從而使此風景有了更深的意味，使風景在空間、建筑的“可見性”之外，還有人的“親切經(jīng)驗”之可感性。這也解釋了阿毛這一漫長且勞動量相當大的寫作行為，其動機主要完全來自于個人情感——“這么好的公園，我為什么不去為它寫一首詩？”公園對她的意味，不是“這么美”而是“這么好”，“好”指的是內在的人的情感、經(jīng)驗；“好”越過公園風景，指向公園與詩人的成長、往事與日常生活的深度聯(lián)系。

這種書寫公園的方式，一方面增進了詩作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增進了人們對風景的親切感、對風景在“經(jīng)驗”上的把握。當我們寫公園的詩，若只是風景描述、文化感懷或者歷史敘述，我們的寫作可能是無法有新意的。我注意到，在這首詩里，詩人有效地避開了“黃鶴樓”，雖然在龜山上，最顯赫的景觀，可能就是遠眺對岸的黃鶴樓。但是，關于黃鶴樓，那些偉大的詩篇、強大的文化蹤跡，一旦出現(xiàn)在這里，可能會覆蓋詩人的個人性的經(jīng)驗敘述。詩人在這里沒有寫黃鶴樓的意象⑨，在我看來，是非常明智的。

阿毛在《公園記》里不僅寫了許多公園，也寫了武漢許多重要的地理空間，比如武昌的核心區(qū)域之一“街道口”，關于此空間的詩不止一首?！敖值揽凇弊杂衅洹翱梢娦浴保热缥錆h一些著名大學集中于此。但對于阿毛來說，此空間的“可見性”不僅于此，她仍然重在書寫對此空間她個人的親身經(jīng)驗：

從街道口開始的紀念

街道口，我寫它，不是因為

我住在它的南面，

要到它的北面去看病購物；

不是因為我在北面那所著名的大學

閑置的石門下錯失了愛情。

一定有別的原因，

讓我提到它北面的軍區(qū)、醫(yī)院；

南面的藝校、書店；

還有6家隔街數(shù)錢的銀行。

多年來，我一直有情可抒，沒錢可存。

車流、人海、噪音

若干紅綠燈

和別的街道沒什么不同。

但我還是要寫到它，

那是因為我在它的某個小區(qū)

懷著古愁寫著新詩。

——《公園記》，第226頁

詩中當然關于“街道口”的“可見性”，涉及到商場、大學、軍區(qū)、醫(yī)院、藝校和書店等空間，但寶貴的是，這是“我”深切“懷念”的空間，盡管“我”現(xiàn)在仍然生活于此。這里有“我”錯失的愛情；在這里，“多年來，我一直有情可抒，沒錢可存”，“我”在這里感受生命的富足與貧窮；作為城市的街區(qū)，“街道口”可能無“可見性”，但在詩人經(jīng)驗化的敘述中，它是一個值得人“紀念”的“地方”。此空間的“可見性”不僅是視覺上的，更是情感與經(jīng)驗上的。詩人寫出了一個與許多人的經(jīng)驗相關聯(lián)的“街道口”——這是一個讓人懷念、有愁緒的“地方”。

阿毛自1985年上大學，便在武漢生活，武漢已經(jīng)是她的“故鄉(xiāng)”，由這樣一個詩人來敘述武漢的公園與風景是合宜的，她不僅是在“介紹”武漢的公園地理，也是在呈現(xiàn)個人的武漢經(jīng)驗，她使我們在一個表面化的城市景觀之下，看到武漢人更深的個人歷史與生命經(jīng)驗?！肮枢l(xiāng)有它的地標，這些地標可能是具有高度可見性和公共意義的吸引物，例如紀念碑、神殿、一處神圣化的戰(zhàn)場或者墓地。這些可見的標志物可以使一個民族更有意義，它們可以提供地方意識和對于地方的忠誠度。但是，對于故鄉(xiāng)的強烈的依戀可能十分不同于任何明確的神圣性概念，即便忘記了英雄史詩或勝或負的戰(zhàn)爭，即便不存在對于其他人的空間情結或者優(yōu)越情結，它照樣能夠形成。人們之所以會出現(xiàn)潛意識性質的卻深沉的依戀是因為熟悉和放心，是因為撫育和安全的保證，是因為對聲音和味道的記憶，是因為對隨時間累積起來的公共活動和家庭歡樂的記憶。這種恬淡類型的依戀是難以闡釋清楚的。”⑩阿毛的公園詩，正是這種“依戀”，是對于“故鄉(xiāng)”武漢的記憶與經(jīng)驗，正因為“難以闡釋清楚”，漫長的詩歌話語成為必要。

這樣的公園寫作無疑是有意義的，這種寫作也讓我想起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想起那位坐在輪椅上的孤獨青年與一座公園絮絮叨叨的對話?！段遗c地壇》可謂公園書寫史上的名篇，一座公園因為這篇文學作品，而進入千萬讀者的心中，每位讀者可能都會思忖：我的“地壇”在哪里？史鐵生在《想念地壇》（寫于2002年5月13日）的結尾寫道：“有人跟我說，曾去地壇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與地壇》去那兒尋找安靜。可一來呢，我搬家搬得離地壇遠了，不常去了。二來我偶爾請朋友開車送我去看它，發(fā)現(xiàn)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壇尋找安靜，莫如在安靜中尋找地壇。恰如莊生夢蝶，當年我在地壇里揮霍光陰，曾屢屢地有過懷疑：我在地壇嗎？還是地壇在我？現(xiàn)在我看虛空中也有一條界線，靠想念去邁過它，只要一邁過它便有清純之氣撲面而來。我已不在地壇，地壇在我?！?“地壇”，已經(jīng)不是可見的古代建筑或一座公園，而是一個返觀自身、純粹思慮生命存在之意義的寧靜時空，正是這種個人經(jīng)驗成就了這個公園的形象與意義：“我已不在地壇，地壇在我?！泵總€人都應當有“地壇”這樣的時空，因為每個人都面臨死、每個人都需要純粹思慮生命存在之意義。史鐵生很幸運的是，疾病使他比我們更早地來到“地壇”?！暗貕币驗槭疯F生的文學書寫，已經(jīng)不是普泛意義上的公園或風景，而是一個深入人心、許多人都可以將個人經(jīng)驗傾注于此的有特定意義的“地方”。

感謝阿毛使武漢許多公園成為有人的“親切經(jīng)驗”之“地方”，為許多“無名”的公園增添了“可見性”。我也盼望阿毛能寫出《我與地壇》這樣的卓越的公園詩篇，因阿毛的某一篇公園書寫，從此有一座武漢的公園，駐扎在中國廣大讀者的心中。

注釋：

①本文的“空間”與“地方”，來自于我對美國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Tuan）著作《空間與地方：經(jīng)驗的視角》的閱讀。

②《詩人阿毛：逛遍武漢公園，我把日子過成詩》，湖北日報客戶端2024年7月18日，

https：//news.hubeidaily.net/mobile/c_2880000.html.

③林崢：《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頁。

④這些“主題”，往往是權力話語的一種顯現(xiàn)形式。某些公園作為某些“主題”的載體，可能會減損人們對“公園”本身的期待——城市核心區(qū)域的人們，也許需要的是一個區(qū)別于為生存打拼的勞動空間的所在、需要的是某種更接近自然的生態(tài)空間或更讓人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自由、釋放的人文藝術空間——在我看來，人們不希望從一個生存或工作的環(huán)境走出來，又進入了一個被教化的場域（在此場域，人的精神再度被施壓）。

⑤⑦⑧⑩[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jīng)驗的視角》，王志標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頁，第130頁，第134頁，第134頁。

⑥中國許多城市都有類似“世界城”這樣的區(qū)域、以歐美一些國家名字命名的所謂“風情街”，這些集娛樂、餐飲與購物于一體的由多種“洋氣”的建筑混雜而成的街市，幾乎在全國大同小異。過去許多在人們印象中作為深刻記憶的“地方”，被這類毫無個性特征的夸張、矯飾、乏味的“空間”所代替。

⑨作為一位在武漢生活多年的詩人，在寫作中可能沒有辦法避開“黃鶴樓”這一意象。如何重新敘述漢語詩歌的這一經(jīng)典意象、漢語文化傳統(tǒng)中的地標性的景觀，對于許多武漢詩人都是一個難題。在《方位》（2016年1月24日）一詩中，阿毛對于“黃鶴樓”的敘述我覺得是很合宜的：“我喜歡在東邊的窗口眺望蛇山/喜歡看高于寫字樓的教堂//它西北有黃鶴/東南有彩云//空中飛舞的群鴿慢下來/俯瞰車水馬龍的人間//我在楚材街旁的陪讀房/右耳聽唱詩左耳聽讀書//現(xiàn)在需要靜下來/聽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包S鶴”在這里與“彩云”相對，實際的建筑被虛化了，成了一種想象的境界。作為城市地標的黃鶴樓，在詩中既在，又不在，但正是這種個人化的想象，道出了詩人所要表達的東西：“我”的“方位”——此“方位”在地圖上確實與詩中那些建筑、街道有關，但更與來自歷史與現(xiàn)實的“情感”“經(jīng)驗”相關。

?史鐵生：《我與地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