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四川松潘黃龍寺的一個夜晚，一位26歲的青年記者徹夜未眠，在日記中寫道：“記者當值時，身披棉被，手持手槍，仰觀滿天星斗，耳聽嗚嗚風聲，極目向四面黑暗中偵察……所以終身奔勞不休者，特為生存之必要所驅使，并無特別之意義，故本于生存之必要而活動，此即為人生之真諦?！痹诤０?000米的高原上，面對大自然的蒼茫與凜冽，人更容易觸及“生存之必要”這一根本命題。對曾在戰(zhàn)場上死里逃生的愛國青年范長江而言，正是這種思考的迫切，驅動他行走于中國西北大地。

范長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生于四川內(nèi)江。他早年投筆從戎，后立志救國，轉而投身新聞事業(yè)。1935年至1937年間，他以《大公報》記者身份發(fā)表大量署名“長江”的旅途通訊，一舉成名。這些深入西北的調查紀行，于1936年結集出版為《中國的西北角》與《塞上行》，初版即廣受歡迎。后來《中國的西北角》再版9次，《塞上行》印行6版，在當時的出版界實屬罕見。

1980年，為紀念范長江逝世十周年，新華出版社時隔40余年再版此書，由其夫人沈譜作序，依舊一書難求。2025年，適逢范長江西北考察90周年，其子范東升依據(jù)1930年代原版對全書進行整理、?？迸c增補，推出《中國的西北角（勘注增補本）》。這一最新版本除收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全書外，還增入范長江所撰“紅軍與長征”系列文章及多篇西北評論、綏遠抗戰(zhàn)述評。該書糾正各版本差錯近百處，新增注釋千余條，并附地圖與歷史影像，體量達50萬字。

范長江的西北之行始于成都，途經(jīng)西藏、青海、甘肅、寧夏等地，全程6000余里。關于此行初衷，他在《從〈中國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中寫道：“紅軍要北上抗日，我感到這是一件大事。我想搞清楚這一個全中國人民關心的大問題，也是我自己關心的大問題?！比欢诋敃r的情勢下，即便有《大公報》旅行記者身份作保，他能依靠的也不過是“一個證件、一個名義”，既無工資與差旅費，文責亦需自負。支撐他前行的真正動力，是對西北戰(zhàn)略重要性的清醒認識，以及“最好能到紅軍中去，徹底弄個明白”的強烈愿望。

這注定是一場考驗體力、意志甚至生命的苦旅。他的文章在《大公報》持續(xù)刊發(fā)，視角始終緊扣讀者所關心的民生現(xiàn)實。因此，文中大量篇幅描繪了舊中國西北地區(qū)的鴉片泛濫、交通艱難與民生困苦。即便是對那些曾予他方便的官員，他也未因人情而違背記者如實記錄的準則，而是運用近乎史家的春秋筆法，在不能明言之處，隱晦“透露”。他在書中坦言，相關報道曾引發(fā)馬步芳等地方要員的強烈不滿，甚至使他遭到驅逐，足見當時寫作環(huán)境之險惡。

西北地區(qū)歷來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范長江以細膩筆觸記錄了漢、藏、回等民族的生活習俗與精神面貌?；赝?930年代的西北，對當時大多僅靠報紙獲取信息的城市讀者而言，那是一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他一路的忠實記錄，不僅滿足了讀者的求知欲，更在日后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以及新中國民族與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該書作為經(jīng)典文本，其影響延續(xù)至今。它啟示我們，真正打動人心的報道，永遠來自身體力行“跑”出來的新聞，來自“在場”的觀察。正如他一貫強調的新聞原則：“勿以現(xiàn)實事實附會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現(xiàn)代事實”；“必對于實際之事物，加以體察，始能得乎知識之真詮”。這不僅是方法，更是新聞人應當恪守的真誠。

該書在旅行文學的脈絡中也占據(jù)重要位置。它在如實報道之外，兼具鮮明的文學品格與文體自覺。行文上承中國文人游記傳統(tǒng)——從《水經(jīng)注》《徐霞客游記》，到近代梁啟超的海外書寫，再到陳渠珍的《艽野塵夢》，也與當下如羅新《從大都到上都》、胡成《榆林道》、楊瀟《重走》等以“行走—記錄—思考”回應現(xiàn)實關切的寫作遙相呼應。范長江的紀行文字，以現(xiàn)代白話描摹地方風物，以記者視角展開敘述與評判，注重新聞真實與讀者接受，而非囿于個人抒情。這種價值取向，亦體現(xiàn)出“五四”啟蒙一代對“文以載道”的繼承。

從世界新聞寫作史的視野看，該書同樣值得重視。20世紀60年代，歐美“新新聞主義”代表作家蓋伊·特立斯、瓊·狄迪恩等人，倡導新聞的文學化表達，強調記者的在場與場景的沉浸。而范長江早在30年前，就已將這些手法嫻熟運用于西北紀行之中。遺憾的是，受限于中文作品的海外傳播條件，此書未能如《西行漫記》一般進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

時至今日，重讀《中國的西北角》，其意義不在細究作者個人經(jīng)歷與寫作動機的枝節(jié)，而應看到它作為新聞史上里程碑的典范價值。它既是旅行通訊，也是新聞特稿的早期范本。范長江以身體力行的“行走”與誠實的“在場”，構建出報道的信度，也以精神飽滿的敘事與生動的細節(jié)，增強了新聞的感染力。對今天的寫作者與研究者而言，《中國的西北角》是一種持續(xù)的提醒：唯有忠實記錄、獨立思考，文字才能跨越時間，沉淀為可信的歷史。而范長江先生那份貫穿始終的問題意識與實踐精神，也將繼續(xù)激勵一代代追求“文以載道”的后來者，行走不息，記錄不止。

（作者李蕙萌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徐志偉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