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抗戰(zhàn)文學史視域下重慶女作家的“家”“國”敘事既依托女性獨特的生命經(jīng)驗與性別特質，又內(nèi)在于戰(zhàn)時重慶的社會語境中。作為現(xiàn)代女性解放隱喻與象征的“娜拉出走”，在戰(zhàn)時重慶成為知識女性重新審視自我與家庭關系的觀照；左翼女性們在抗戰(zhàn)實踐中踐行舍“家”報“國”的集體主義理念，并試圖將母職等家庭職能進行“抗戰(zhàn)化”與“國族化”轉化；對于戰(zhàn)時大后方的多數(shù)女性而言，“在家”成為其戰(zhàn)時常態(tài)，穩(wěn)定的家庭生活具有維持個體小家庭與建設大后方的重要意義，在此脈絡中實現(xiàn)以女性特質為基礎的“家國同構”。戰(zhàn)時重慶女作家的“家”“國”敘事既有顯見的時代印記，又有跨越時代的恒久力量，圍繞這一議題的探討有助于深化抗戰(zhàn)文學史的史學價值，并對當代女性的生存現(xiàn)狀提供某種參考與啟示。

關鍵詞：抗戰(zhàn)文學 重慶女作家 家庭 國家

引言

自1937年11月20日蔣介石正式發(fā)表遷都重慶的宣言始，重慶作為戰(zhàn)時陪都一躍成為戰(zhàn)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陪都”的城市屬性使其被賦予“國家”的象征意義。有學者剖析了1940年代的中國文壇后發(fā)現(xiàn)，一批以“家”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在這一時期集中出現(xiàn)，以巴金、老舍、曹禺、路翎、張愛玲、蕭紅等作家最具代表性，對此提出了“五四新文學開始打破‘家國同構’的傳統(tǒng)，而戰(zhàn)時中國文學則開始了‘家國同構’的重建”1的結論。事實上，“家國同構”是一個極具籠統(tǒng)與模糊性質的概念，不同地域空間、身份階層、性別視角對“家”“國”的認知與選擇是截然不同的。

在戰(zhàn)時重慶這一文學空間中，依托性別視角與身份階層可以打開更廣闊的討論空間，戰(zhàn)時重慶的女作家對于“家”“國”的體認是復雜且多面的。這里有必要重提一個共識，即中國現(xiàn)代的女性解放運動是依托知識女性（女學生）群體展開的，女子教育使得“新女性”與“新青年”共享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女性由此進入現(xiàn)代中國的宏大事業(yè)藍圖，隨之出現(xiàn)了五四新文化對于“娜拉出走”的推崇。事實上，被賦予隱喻與象征意義的“娜拉出走”為女性在“家”與“國”之間進行了潛在的價值估量與行為引導。在現(xiàn)代女性浮出歷史地表之后，自由戀愛成為被高舉的理想大旗，但緊隨其后的“成家立業(yè)”卻并不具有自由戀愛所能夠召喚的巨大社會力量，起碼對于女性而言如此。魯迅的《傷逝》便是一種基于自由戀愛而組成的婚姻家庭的具有社會癥候意義的反思，直至1940年代巴金的《寒夜》，曾樹生與汪文宣的自由結合，仍被汪母詬病其為“姘頭”。日本學者通過研究《傷逝》中的子君與《家》中的鳴鳳這兩個女性形象而得出結論，“于女性而言，浪漫的愛情是絢爛理想的同時，也存在著變?yōu)橹旅葳宓奈ｋU，并且失敗的代價卻只能由女性一人承擔”2。由是，“家”對于知識女性而言具有某種危險的意味，妻職與母職的承擔與“娜拉出走”所召喚的女性個體價值構成一組悖論關系，鳳子（原名封季壬）在戰(zhàn)時重慶的一系列文本即揭示了這一現(xiàn)象。

伴隨現(xiàn)代中國一系列的社會政治變革、抗戰(zhàn)等具體事件的發(fā)生，左翼文化逐漸獲得話語權，左翼思想文化成為對新青年及新女性擁有巨大召喚力的一種話語。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娜拉出走”僅僅就女性的個體價值進行呼喚，那么在戰(zhàn)時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左翼文化則將“娜拉出走”與國族抗戰(zhàn)緊密地貼合，知識女性在革命與抗戰(zhàn)的實踐中，化身為從軍的“木蘭”，木蘭的舍家出征為左翼女性的“家”“國”抉擇提供了范本，而這也成為左翼女性敘事的內(nèi)核與典型，左翼女作家白朗在文本內(nèi)外的掙扎即呈現(xiàn)了“木蘭”的內(nèi)心寫照。

當我們將現(xiàn)代女性解放運動與“新女性”群體相關聯(lián)時，很容易得出諸如“出走”“舍家”等結論。然而，當戰(zhàn)爭打亂了日常生活秩序時，“在家”則成為多數(shù)大后方女性的生活常態(tài)。在觸及了日常生活的真相之后，她們并沒有決絕地“出走”，而是盡力維持日常生活的穩(wěn)定，而這成為戰(zhàn)時大后方女性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完好的家庭更易于抵抗亂世的風雨，庇佑個體的困境。從這個意義來說，大后方的“在家”女性反而真正實現(xiàn)了“家國同構”這一戰(zhàn)時中國的共同理想，冰心在戰(zhàn)時重慶的文本涉及了大后方女性在個體、家庭、國家等多維度的共同發(fā)展，對于現(xiàn)代女性文學是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在戰(zhàn)時重慶這一獨特的話語空間中，遷徙至重慶的下江女作家們以戰(zhàn)時重慶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日?，F(xiàn)實語境，將女性獨特的生命經(jīng)驗與戰(zhàn)時重慶的社會現(xiàn)狀相結合，她們的言說既延續(xù)了“五四”以后新女性的自由發(fā)展意志，又指證了女性群體所遭逢的普遍困境，同時又始終內(nèi)在于戰(zhàn)時重慶的社會語境之中，這一依托女性特質進行言說的女性生命話語，為探究家庭、國族等相關議題提供了性別思考與現(xiàn)實體認。

一、“絕不當中國的娜拉”：戰(zhàn)時知識女性的“離家出走”

活躍于1940年代的著名女演員、編輯、作家鳳子3對女性與家庭持有深刻的思考，鳳子曾在戰(zhàn)時重慶創(chuàng)作過一系列文本，介由寫作，鳳子揭示了戰(zhàn)時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與知識女性的“家”“國”抉擇。鳳子曾與經(jīng)濟學家孫毓棠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離婚原因說法不一，我們可以從一些文獻史料中發(fā)現(xiàn)個中緣由。鳳子曾以封禾子為筆名寫作《穿紅繡花鞋到剪辮子》（1940）一文，文中她以“紅繡花鞋”和“剪辮子”指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生，“紅繡花鞋”指證了舊時代的閨秀女性，“剪辮子”則指證了“五四”之后移步家門的新女性。在傳統(tǒng)文化中，“紅繡花鞋”是閨閣女兒無比珍視的物品，后來“我”離家學習，曾決定要為母親和姐姐繡一雙“繡花鞋”做禮物?！凹艮p子”后，“我”擁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與閱歷，抗戰(zhàn)期間，“我”去過不同的地方，見過不同的風景，“我”意識到一雙走破了的鞋子才是最好的禮物。從“繡花鞋”到“剪辮子”到“走破了的鞋子”的流變，指涉了現(xiàn)代女性的思想傾向與意識變遷，更是對現(xiàn)代中國女性處境變更的一種隱喻，從閨閣女性以“待嫁”作為終生事業(yè)到現(xiàn)代女性以身體和思想介入社會歷史進程，女性從被局囿的家庭空間逐步邁向開闊的社會公共空間，參與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也是女性不斷發(fā)現(xiàn)自我、確立自我的過程。鳳子的這一“現(xiàn)代”特質顯然與孫毓棠關于女性、家庭的期待有所背離，“他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他也同意我演戲，但只是‘玩票’，絕對不可以‘下海’”4，“她發(fā)現(xiàn)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他所期望于她的主要是做一個家庭主婦和他客人的女主人。鳳子堅定地說：‘我絕不當中國的娜拉’”5，此處“娜拉”取自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玩偶本義。圍繞女性在家庭場域中的性別分工的不同觀點所引發(fā)的矛盾，或許成為鳳子婚姻失利的根源，這一不良的婚姻體驗形塑了鳳子女性觀、家庭觀的文學書寫，她筆下的婚姻家庭多表現(xiàn)為壓抑、逼仄、晦暗。

鳳子在重慶創(chuàng)作的小說《金銀世界》便是以這段婚姻為原型。小說重在揭露戰(zhàn)時重慶投機倒把、黑市販賣等不法行為盛行的社會亂象，在此背景下，年輕夫婦——畫家微和演員碧的艱難家庭生活成為小說敘述的另一條主線。當時重慶按照戶口每人每月配給一斤菜油，他們這三口之家每月可得三斤菜油，吃完就只能吃無油無鹽的“辣鍋菜”，而黑市的豬油堪比天價，普通知識分子家庭根本無力購買。在捉襟見肘的家庭生活里，小說將女性在婚姻中的辛勞與委曲求全和盤托出，與之相比，男性在婚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微”的命名也具有了某種隱喻與象征的意義。碧除了要在劇團緊鑼密鼓地排戲，還要負責家庭支出調配、撫慰女傭心情（以防女傭辭工）以及照顧丈夫的情緒等瑣碎事務，“女人永遠懂得體貼男人”“還是女的懂得體貼”，6“體貼”二字無形中傳達出婚姻中女性的委屈、忍耐與難言之隱?！督疸y世界》揭示了啟蒙文化之下的某種女性真相，女性在承擔社會生產(chǎn)的同時仍然成為家庭生產(chǎn)的主力軍。國族抗戰(zhàn)的社會現(xiàn)實為陷于婚姻牢籠的知識女性提供了再次出走的可能與方向，小說《構子樹下》便講述了一則“娜拉”再次離家出走的故事。小芳從淪陷區(qū)逃出后，參加了宣傳革命的藝術宣傳隊，歷經(jīng)艱險抵達大后方。在與魯平的婚姻中，小芳被當作“玩偶”“點心”“貓”“小鳥”，這些極具裝飾性的比喻揭露了小芳在婚姻中的處境與意義，不甘心被“鎖”7的小芳最終離婚，又一次離家出走，再次歸入國族抗戰(zhàn)的宏大秩序中。

鳳子于1940年代的家庭書寫承接了1920年代“五四”啟蒙文化的負面后果。如果說魯迅以“子君”之名試圖對啟蒙時代的社會情緒進行提醒，那么鳳子在文本內(nèi)外則揭露了“娜拉出走”的現(xiàn)實背面，即“五四”所弘揚的個性、獨立、自由等文化理念并不是一則完美的啟蒙神話，新女性的自由戀愛夢仍然有破碎的可能，“‘離家出走’并不等于‘自我解放’，這完全是啟蒙者思想認識上的重大誤判！”8但鳳子并不愿如“子君”般就此走入絕路。當妻職與母職成為綁架女性的工具，家庭順勢成為囚禁女性人生的代名詞時，“出走”再次成為女性重啟生命的唯一方式?！俺鲎摺辈⒉恢挥幸淮?。新女性從“父權”體系中“出走”開啟了女性生命的大門，從“夫權”體系中“出走”則是對女性生命的第二次復活，新女性的第二次出走，朝向了時代、社會現(xiàn)實以及更廣闊的生命空間。鳳子在文本內(nèi)外實踐了易卜生筆下“娜拉出走”的寓言，并將這一被譯介的寓言進一步“中國化”“抗戰(zhàn)化”，“我們要飛，但我們不要做鴿子”9，因為鴿子最終要飛回鴿子籠。鳳子追求一種不被束縛、沒有邊際的飛翔，而這正是“出走”敘事帶給現(xiàn)代“娜拉”的啟示。

戰(zhàn)時重慶的社會氛圍為鳳子的“娜拉出走”提供了現(xiàn)實方向。又一次離家出走的“娜拉”們在“家”與“國”之間有著極為明確的情感傾向及現(xiàn)實抉擇，她們具有強烈的國族現(xiàn)實關懷感，并為此模糊性別屬性。在國族抗戰(zhàn)的時代浪潮中，“娜拉”的第二次出走旨在將個人（而非女性）匯入國族共同體之中，鳳子多次以“器皿”與“大熔爐”來形容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個人應在時代的“大熔爐”中將自我鍛造為新的“器皿”，“每一個人如果不忽視他自己賦有的一份力量，就應該投進到這個大熔爐里來，把一切陳朽的壞東西燒毀掉，重新燒煉，打成鐵，煉成器皿”10，“經(jīng)過了時代熔爐鍛煉出來的器皿是更適于時代的需要的”11，“她向往（原文為“想望”）聽聞到前線的炮火，她向往（原文為“想望”）自己在這個大時代的熔爐中能夠被陶焙成一件器皿”12，“活著的意義是應該從廢墟上面的血跡里去追尋的”13，所謂“意義”更多與宏大敘事關聯(lián)，對“意義”的確立與追尋彰顯了“娜拉”與1940年代的貼近與交融。1942年，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發(fā)表《〈娜拉〉的答案》一文，文中以秋瑾為案例，論述民族國家話語中所蘊含/包裹的婦女解放出路，“脫離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該往何處去?求得應分的學識與技能以謀生活的獨立，在社會的總解放中爭取婦女自身的解放；在社會的總解放中擔負婦女應負的任務”14，這一說法與鳳子的理念高度契合。鳳子于1947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畫像》常被認為是她本人的自傳小說，自傳與否暫且不談，女主人公“紫薇”折射出鳳子關于戰(zhàn)時、新女性、宏大話語等諸多層面的思考，“我懷疑愛情，家庭是不是人生的全部，在愛情，家庭之外，似乎還應該有點什么”15?！拔也辉僭谇楦械男∪ψ永镉斡荆矣形业墓ぷ?，說得好聽一點，我有我的事業(yè)。我愿意為更多的人做點事，如此而已?！?6“紫薇”的這一心聲既彰顯出“娜拉”們再一次離家出走時的自我期待，又可作為鳳子本人對于時代、國族等宏大話語的告白，而所有這一切均以拒絕家庭為突破口，“家庭曾經(jīng)是女人的牢獄。這些曾經(jīng)為走出家庭而歷經(jīng)艱辛的女性，唯恐重新落在那牢獄之中”17，拒絕家庭意味著拒絕妻職與母職，拒絕家庭職能帶給女性的綁架與剝削，拒絕包括“夫權”在內(nèi)的男性文化與權利控制。如研究者所言，“對于愛情和事業(yè)的矛盾表現(xiàn)，強調人生不能在個人情感的小圈子里沉浮，必須不依附于人而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必須對社會和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鳳子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也是她本人的人生觀的體現(xiàn)”18。

鳳子關于“娜拉”的思考，將知識女性在現(xiàn)代中國的討論進一步深化，1940年代的知識女性在充分張揚主體意識的基礎上，在濃厚的抗戰(zhàn)語境中，于“家”“國”之間做出抉擇，這是知識女性群體與宏大話語交融過程中的又一次成長與突破。同時，我們?nèi)匀灰J識到悖論的一面。知識女性在“家”“國”之間的抉擇是以模糊女性的性別屬性為代價來實現(xiàn)的，當她們又一次離家出走后，歸入宏大秩序中的更多是“個人”而非“女性”，盡管五四啟蒙運動將女性囊括進“個人解放”的大范疇中，但“在西方啟蒙運動影響下建構起來的‘人’的內(nèi)涵顯然是‘男人’”19。于是在“家”“國”之間的女性便陷入尷尬甚至無解的處境，當女性依托自身的性別屬性承擔家庭職能時，極容易落入“子君”式的悲劇生涯，既如此，女性寧愿放棄自身的性別屬性以“抗戰(zhàn)國民”的身份在宏大秩序中爭得一席之地，畢竟“一旦被革命、被戰(zhàn)爭、被社會甩出，她又不得不去投靠男人”20。國族抗戰(zhàn)的時代背景為知識女性提供了救贖自我的可能與路徑，然而鳳子對于“出走”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敘事/想象的層面。細讀文本可以發(fā)現(xiàn)，小芳離婚后將去何處，小說并未給出答案，“出走”的遠景并不具象，“娜拉”們離家出走的現(xiàn)實探尋并沒有成型的路徑與明確的指向，這或許與鳳子所處戰(zhàn)時大后方的社會空間相關，她無法與與前線產(chǎn)生直接的關聯(lián)，對于大后方的作家而言，“抗戰(zhàn)”更多表現(xiàn)為一種日常生存狀態(tài)，并不具有直接的現(xiàn)實參與感，如鳳子在散文中所寫的那般，“我只有走，我恨自己是女子而不是一員戰(zhàn)士，不能來面對敵人拼個死活”21?！俺鲎摺笔且环N態(tài)度，它表征了堅韌的女性力量與不屈的主體姿態(tài)。小芳追尋的那條“理想的路”22，如構樹一樣具有“異常的生長力量”23，既體現(xiàn)了小芳對遠景的憧憬，又飽含了鳳子對于民族抗戰(zhàn)語境下屬于知識女性的另一種可能與期許。也許小芳出走后，目之所及的是丁玲在延安所目睹過的景象，“在醫(yī)院中”的現(xiàn)代無力感或“三八節(jié)”之于女性的性別壓抑感，但正如鳳子所言——“我只有走”，“出走”的前景并不具象，但“出走”的態(tài)度宣告了知識女性的主體姿態(tài)。直到今天，“出走”依然是現(xiàn)代女性探索自身出路的不二法門，“出走”成為一種自我砥礪與自我堅守，不愿被捆綁/綁架的女性永遠可以重新出發(fā)，不止一次。

二、從軍的“木蘭”：左翼女性的戰(zhàn)時選擇

對于左翼女性而言，從軍的“木蘭”舍家出征這一行為帶有某種范本的意味。因對集體、國族事業(yè)的追求，左翼女性“家”“國”之間有著更為明確的選擇傾向，舍“家”報“國”是左翼女性參與抗戰(zhàn)工作的現(xiàn)實基礎。

1939年6月18日，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組織、共13名作家24參加的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從重慶出發(fā)，直抵晉東南抗日前線，白朗即為其中一員。作為“筆部隊”25和“游動的小文協(xié)”26，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沿途進行慰問、訪問活動，所見所聞陸續(xù)刊登于文協(xié)會刊《抗戰(zhàn)文藝》，這對戰(zhàn)時前后方的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白朗于1939年9月5日因身體原因“后退”27至重慶，并于隔年將自己近三個月的日記整理出版為《我們十四個》28。作為戰(zhàn)地訪問團唯二29的女性之一，白朗的母親身份與性別視角在戰(zhàn)爭語境與女性生命之間構成顯見的張力，這成為我們觀照左翼女性與國族抗戰(zhàn)、家庭、母職等議題的一個隱秘窗口。

在舍“家”報“國”的抗戰(zhàn)實踐中，如何處理小家庭的一系列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現(xiàn)實難題。就參加戰(zhàn)地訪問團一事，白朗認為“最難割斷的是“母子之情”，最難解決的是家庭的‘生活問題’”30。其時，白朗已經(jīng)不幸夭折了四個孩子，新生的嬰兒被寄予厚愛，而在“母親”與“女作家”/ “女革命工作者”之間，白朗顯然更傾向于后者。“我是一直地隱伏在后方，整天地為生活，為孩子忙碌著，體力是勞頓的，心情是郁悶的，對于我們神圣的抗戰(zhàn)竟是毫無貢獻。……兩年來的成績是撫養(yǎng)了一個未來新中國的幼年主人?！?1“在偉大的時代里，每個國民都該有所貢獻，可是我，有著孩子的牽掣，除了對未來的新中國貢獻出我的孩子之外，如果常此下去， 我將是一無所出的。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我的孩子之生，是太不逢時了！”32很明顯，夭折四個孩子之后的第五個孩子并未澆滅白朗對于抗戰(zhàn)工作的熱忱，她反而認為個體化的母職耽誤了自身的革命工作，因此她“發(fā)了最大的恨心”33給孩子斷奶，以此中斷自身的母職職能。盡管白朗與丈夫羅鋒同在戰(zhàn)地訪問團，但二人的“同事”關系超越了“夫妻”關系，白朗并不是小家庭的主婦，而是參與國族抗戰(zhàn)事業(yè)的革命同事，“像沖出樊籠的小鳥似的，我第一次掙脫了家庭的束縛和孩子的羈絆，以后的幾個月的時間，是屬于我自己了”34。

白朗參加戰(zhàn)地訪問團的抉擇與其對于家庭、生育、母職的觀念相關，白朗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談及家庭和生育對于知識女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中篇小說《四年間》（1934）中，白朗講述了一位知識女性因結婚、生育而導致事業(yè)停滯和理想破滅的故事。在《珍貴的紀念》一文中，白朗曾坦白自己關于母職的想法，“我沒有母性，怕騷擾，愛孤獨，……無論怎樣有希望的女人，一生了孩子，她的自由會被孩子束縛住，她的意志會消磨凈盡了，她會變成一個孩子的奴隸永不解放！”35她們與白朗互為參照，共同繪就了國族抗戰(zhàn)語境下的左翼女性形象，而她們的事跡也不斷地為白朗“去家庭”“去母職”“去妻職”提供合法性支持與現(xiàn)實基礎。

當訪問團在西安參觀東北救亡總會陜西分會時，白朗會見了老友蘇奇，蘇奇的生命經(jīng)驗為白朗提供了左翼女性舍“家”報“國”的案例參照。在哈爾濱時，蘇奇原本過著賢妻良母式的安穩(wěn)生活，九·一八后，蘇奇流亡到上海，受到自由主義和婦女解放潮流的影響，夫婦離異，七·七事變后，蘇奇脫離家庭拋棄孩子，只身來到陜北從事革命工作，她組織當?shù)氐臇|北抗日軍屬成立東北婦女軍鞋軍服合作社。從哈爾濱→上?！靼?，蘇奇的生命空間漸次拓展，逐漸從“個體”走向“集體”，這與白朗排除萬難參加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構成互文，“蘇奇是偉大的”36既是對女性革命工作者的褒揚，又隱含著白朗對參與革命工作的自我認同。山西婦女救國會的張彩女士離開學校、家庭后便參加了游擊隊。婦救會以組織、動員的方式將農(nóng)村婦女從個體小家庭中解放出來，并將她們整合為各式統(tǒng)一的社會團體，如干媽團、姊妹團、識字班等，她們從中學習到各項技能與常識。參加婦救會不僅擴大了婦女的生活空間，同時也解放了婦女的思想。婦女們由原先的足不出戶進入一種集體、公共的社會生活狀態(tài)，她們開始關心后方轟炸和前方戰(zhàn)局，當戰(zhàn)事緊張時，她們會將飯菜送到前線陣地，與此同時，她們剪辮子、放纏足，在身心兩個方面均得到解放，這更便于她們?nèi)硇牡赝度肟箲?zhàn)工作中，“她們已經(jīng)知道怎樣地鼓勵她們的丈夫兒子去從軍，去輸送給養(yǎng)，招運傷兵了”37，她們由此成為抗戰(zhàn)的儲備力量。關于張彩，白朗認為“她是一位新中國的女英雄，這是我們女界的光榮……”38訪問過程中，白朗還結識了某軍劇團女演員趙曼娜，她是東北抗聯(lián)英雄趙尚志的妹妹，曾在東北做過秘密工作，抗戰(zhàn)后致力于戰(zhàn)地劇團工作，她生育了四個孩子，為了工作，她將三個孩子寄養(yǎng)在老鄉(xiāng)家里，趙曼娜在母職與革命事業(yè)之間的取舍為白朗提供了標桿參照，“從此，我將努力地壓抑著感情，再不去浪費些有用的精神與時間懸念著我的孩子了，轟炸，憑它去吧，在這樣多難的時代里，這又算得什么呢！”39

與拒絕個體母職相呼應的是，左翼文化提倡一種“集體母職”的另類母職路徑?！段覀兪膫€》提及了山西境內(nèi)張老太太看護傷病員的故事，她將戰(zhàn)士們當作“親生”40的孩子一般，因此被稱為“抗日士兵的母親”41，白朗后來以“張老太太”和“張老財”（同為山西境內(nèi)的人物）為原型創(chuàng)作了中篇小說《老夫妻》。小說里，張老太太因為照顧護理年輕的傷病員，私人化的母愛得以被擴展到集體范疇，“兒子的母親”也因此升華為“抗日士兵的母親”，個體化母職隨之被集體化、國族化。在“母職”概念國族化的基礎上，小說里的“家庭”概念也隨之被抗戰(zhàn)化、國族化。在由“老夫妻”組成的個體小家庭“張家”中，家庭生活甚為不堪。張老財頑固、執(zhí)拗，頗有“守財奴”傾向，他甚至希望借由抽大煙來阻止兒子讀書上學，以便將兒子留在身邊，其冥頑不靈的觀念逼走了善良的妻子和上進的兒子。戰(zhàn)爭爆發(fā)后，張老財不聽勸告，繼續(xù)留在村里，敵人進村后以張家為據(jù)點，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張老財在目睹了敵人的暴行后覺醒了，最終他配合軍隊火燒自家房屋，殲滅敵軍，成為抗日英雄。在張老財成為抗日英雄后，他的妻兒對其態(tài)度發(fā)生轉變，張老太太也邀請他與自己同住。張老財抗日英雄的身份使他獲取了國族層面的通行證，在全面抗戰(zhàn)的時代，這一通行證堪稱一切特權，此前他在小家庭中作為“丈夫”的無良表現(xiàn)也一并得以勾銷。在戰(zhàn)時這一特殊語境中，個體小家庭內(nèi)部的“夫妻”角色被置換，個人層面的道德品質隨之模糊，與個體相關的部分均被放置在集體、國族的層面進行審視，個體小家庭因之被國族話語所包裹/轉換，“老夫妻”由原來的“怨偶”轉換為“抗日英雄”和“抗日士兵的母親”之后，他們的家庭生活也因此變得和諧。

白朗對于家庭及母職的書寫、實踐契合了戰(zhàn)時左翼的思想理念。1940年代初重慶掀起了關于“新賢妻良母”的論爭，導火索是端木露西在《大公報》發(fā)表的《蔚藍中一點黯澹》一文，她認為婦女解放運動雖然使女性獲得了形式方面的解放，但“在心靈上說來，我看不出一個解放了以后的女子與‘我們的母親’之間有什么區(qū)別，前者并不多了解一點人生”42，反之，被解放的現(xiàn)代女性有“我既做不到女要人，我也不屑做主婦”43的偏激思想，為此她倡導婦女解放運動應該將形式的解放與心靈智慧的解放相結合，“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個家庭，而作一個‘人’，不作一個‘寄生蟲’，將所受的教育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一旦獻身于大我的國家，則必須不屈不撓，勇往直前，表現(xiàn)我們新中國精神”44?？陀^來講，端木露西既關注“小我”又未曾忽視“大我”，但在戰(zhàn)時全民抗戰(zhàn)的社會語境中，因其對“小我”“家庭”的關注，端木露西被中共等左翼人士視作有宣傳“新賢妻良母主義”與“婦女回家論”的嫌疑，為此遭到了鄧穎超等中共方面的激烈回應，鄧穎超強調婦女問題應放置在民族解放的時代語境中進行討論，“我們必須從現(xiàn)實的國家，社會制度出發(fā)，從史的觀點和現(xiàn)實的客觀環(huán)境出發(fā)，從活生生的當前英勇的全民抗戰(zhàn)出發(fā)，而不能離開現(xiàn)存制度，脫離客觀現(xiàn)實，且以唯心的觀點和單從婦女主義觀點出發(fā)”45，進而她提出戰(zhàn)時女性應該“首先由小我的家庭走上大我的國家社會去，號召中國家庭婦女做抗日的先鋒模范——做國家的良母，民族的賢妻”46。顯然，在“小我”與“大我”之間，鄧穎超有著明確的取舍，這也是白朗在文本內(nèi)外所倡導和實踐的理念。白朗在戰(zhàn)地訪問團途中所見、所聞、所寫的女性故事，與其自身的生命經(jīng)驗構成互文，她們共同指證了戰(zhàn)時女性主動參與國族敘事的訴求，在國族敘事?lián)碛兄粮咴捳Z權的抗戰(zhàn)時期，左翼女性拒絕的并非本質意義上的妻職與母職，而是被框定在“個人”角色中的“小我”敘事，當有效地打破了這一敘事前提時，妻職、母職或可在抗戰(zhàn)/國族的維度上為女性爭取合于時代標準的社會認可價值。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左翼女性在舍“家”報“國”的實踐過程中有著顯見的情感傾向，白朗也反復地對這一選擇進行確證，但事實上她仍難以完全擺脫個體母職與集體抗戰(zhàn)事業(yè)之間隱秘的撕扯，《我們十四個》在高昂的革命信仰之余又處處飽含了母親對幼兒的思念、愧疚等多重復雜情感。將幼兒舍棄在遭受狂轟濫炸的戰(zhàn)時陪都，對一位母親而言實屬殘忍，當白朗收到家書，聽聞孩子并不找媽時，心情十分復雜，“每當我縱聲大笑的時候，我會突然地悲哀起來，每當我和同伴們暢談之后，我也會突然地變成憂郁，將來到了戰(zhàn)地，生活在緊張與興奮中，這種情緒，也許自然地會被消滅，我這樣迫切地希望著”47。出發(fā)整一月時，白朗處于思念孩子的情感掙扎狀態(tài)，“倘如不是這一次的工作我感到需要和有意義，我又怎忍拋下他呢？”48顯然，個體化母職對于白朗而言并未消失，而是在抗戰(zhàn)的社會語境之中不斷地遭遇壓抑、取舍與置換，以白朗為代表的戰(zhàn)時左翼女性群體是1940年代新女性重新出走的路徑之一，重新出走的現(xiàn)代女性們通過“去家庭化”“去主婦化”“去母親化”等一系列命名與操作完成了舍“家”報“國”的壯舉，但她們并不是冰冷絕情的抗戰(zhàn)機器，而是生物學意義上情感豐沛的女兒、妻子、母親，她們有著健康的生理/心理情感，盡管左翼女性們在抗戰(zhàn)現(xiàn)實層面完成了國族敘事，但在個體情感層面，國族敘事并未實現(xiàn)閉環(huán)，在抗戰(zhàn)這一宏大語境之中，個人、情感、溫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三、“生活比天還高”：“在家”女性的“家國同構”

1940年6月，身在重慶的冰心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生活比天還高”49，雖然整月吃不著肉，但冰心一家會以“肉食者鄙”的玩笑進行自我安慰，這一達觀樂天的心態(tài)體現(xiàn)出冰心接受戰(zhàn)時生活的茍且與窘迫，從生活的本質出發(fā)，將靈魂安放在紛亂的戰(zhàn)爭現(xiàn)實中。

自現(xiàn)代女性浮出歷史地表起，冰心便是現(xiàn)代女性作家中較為獨特的存在。當新女性以反叛“父權”“夫權”為旨歸時，冰心并不醉心于對性別權利文化的抗衡，而是自寫作伊始便建立了密切的女性聯(lián)結，“在有差異生命的息息相關中具體活躍的姐妹呼喚”50。當知識女性在家庭性別政治的窠臼中選擇“出走”時，當左翼女性舍“家”報“國”的激昂情緒成為國族抗戰(zhàn)大樂章中的最強音時，冰心依然以其女性的特質與力量探尋與時代對話、和解的方式與路徑。在冰心的理念中，女性特質與家庭緊密相關，離家出走的女人既失去了家的庇佑，又難以在革命秩序中與男性爭奪位置，因此冰心的戰(zhàn)時寫作始終以建構、守護家庭為主題，而這也是戰(zhàn)時大后方絕大多數(shù)女性的生存常態(tài)，出走的“娜拉”和從軍的“木蘭”并不日常，大后方的女性多是“花木蘭的姐姐”51，家庭成為她們戰(zhàn)時賴以生存的生命空間。正如李小江所言，“我們不能打腫了臉去充胖子，明明是在沉重的雙重角色中‘討’生活，卻偏偏去唱‘走出家庭’的高調”52。由此觸及一個現(xiàn)實問題，當女性終究要“在家”時，她將如何內(nèi)在、自處于抗戰(zhàn)的時代語境中？女性的家庭職能如何與國族話語展開對話？冰心在戰(zhàn)時重慶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文本為我們打開了討論空間?！蛾P于女人》系列是冰心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目前研究界對《關于女人》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對冰心在戰(zhàn)時重慶創(chuàng)作的唯一一篇小說《空屋》的關注較為薄弱，這里選取《空屋》作為核心文本來討論冰心關于戰(zhàn)時家庭建構與女性生存的思考與愿景。

“空屋”顧名思義為“空之屋”，這一題目已將文本氛圍指向了憧憬與幻想的層面，冰心將“空”與“屋”進行意義關聯(lián)，進一步揭示了戰(zhàn)時中國的某種現(xiàn)實與理想，“空”指征了戰(zhàn)時中國的破敗景象，“屋”則表露出建構“亂世之家”的美好愿景，“空屋”意在廢墟上建立家園的憧憬，它傳達了戰(zhàn)時大后方民眾反抗絕望與潰敗的精神意志?！犊瘴荨分v述了戰(zhàn)時重慶兩個青年男女穎和虹在破敗現(xiàn)實中相戀及別離的故事，小說以“空屋”作為核心意象與敘事線索，折射出“亂世之家”的艱難與不可得。作為戰(zhàn)時逃難至重慶的“下江人”，穎和虹承擔巨大的家累與經(jīng)濟壓力，穎在一所化工試驗所做研究工作，虹在某大戶人家做家庭教師，兩人仿佛“拉著重擔的小?！?3。某次空襲后，兩人在山上一所精美的別墅空屋外相遇，于是飽受現(xiàn)實重壓的兩人將“空屋”作為暫時的安身之所，“空屋”從此被賦予“家”的意義。在頻繁躲空襲的日子里，兩人漸漸互生情愫，虹開始對這個想象之“家”進行裝飾，大到房間的分配，小到飾品的選擇和廊下所種的植物。好景不長，“空屋”搬進了住戶，想象之“家”消失，兩人也終究抵不過生存的壓力和家人的情感負累，向現(xiàn)實屈服了，穎打算接受家人的召喚，回內(nèi)地做銀行職員，虹決定嫁給一直幫助自己家庭的表哥，以還恩債。兩人在“空屋”前告別，虹提議仍以想象中的“家”之場景來結束離別的痛苦，“別忘了你還有個美麗舒適的家，你好好上班，周末回來，我在窗口點上一支紅燭，來照耀了你的歸途”54。最終兩人在寓有絕望含義的重慶濃霧中離別。

逃難、空襲與生存困境將《空屋》的敘事指向了戰(zhàn)時重慶普通人的生命日常，介于此，“空屋”的意義得到了生產(chǎn)與再造，并在敘事層面形成張力。一方面，“空屋”之“屋”成為戰(zhàn)時庇護青年男女的“家”，是兼顧物理與情感雙重意義的處所，借由它，人們得以從瘡痍滿目的世界中暫時抽離，獲得身體的休憩與靈魂的安放，穎和虹這對青年男女因之互生情愫、相互陪伴，對“空屋”的想象式“裝飾”指征了戰(zhàn)時國民對于安穩(wěn)生活的渴望與理想，更傳達了遠離家鄉(xiāng)的下江人對于故土的思念與重建愿望。另一方面，“空屋”之“空”又將“屋”的意義限定在烏托邦的想象層面，現(xiàn)實的困厄始終在場，它與通過幻想、憧憬得來的片刻幸福共同構成戰(zhàn)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圖景，亦即小說里反復提到的“慘重現(xiàn)實”“無休無盡的寂寞與憂愁”“無底的深淵”。由此“空”與“屋”在文本敘事層面構成了顯見的張力，它既表征了戰(zhàn)時國民對于“家”之強烈渴望以及安定、穩(wěn)靜生活的向往，又揭示了亂離語境中的時代創(chuàng)傷與個體悲劇。

繼續(xù)推進可以發(fā)現(xiàn)，在冰心所提倡建立的現(xiàn)代家庭單位中，女性特質是支撐家庭的話語基礎，女性是家庭場域內(nèi)的話語主導者。在《空屋》中，“家”的生產(chǎn)與意義再造均得益于女主人公虹的介入，因為虹的想象式“裝飾”，“空屋”才具有“家”的情感指向，穎的“家”之體驗需經(jīng)由虹的“家”之“裝飾”才得以完成，“總是憧憬著那在幻想中布置起來的房屋和庭院，和在房里院中歡笑行走的虹”55。由此，“家”與女性產(chǎn)生了直接且重要的意義關聯(lián)，因為女性/主婦的在場，“家”才有可能在象征層面生成。因此，當“空屋”終究成“空”時，穎感受到無窮的沮喪，“這小路無盡的長，往下，往下，把我引到無底的深淵里去”56，在“空屋”→“家”→“空屋”的意義流變中，始終在敘事鏈條中起主導性作用的是女性角色虹。冰心借《空屋》反復進行確證的故事內(nèi)核在于：因為有女性角色的在場，“家”才成為可能。

冰心對于女性在家庭場域內(nèi)的價值肯定，與20世紀中國尤其是抗戰(zhàn)以來的家庭女性的價值及內(nèi)涵界定具有一定的異質性。自五四啟蒙運動以降，性別被隱秘地歸屬在“人”的內(nèi)涵之中，這一內(nèi)涵實際上以男性群體的訴求為標準，婦女解放運動關于現(xiàn)代女性的倡導是按照男性的想象及觀照而展開，“人”與“女人”之間的邊界始終模糊與曖昧?？箲?zhàn)以后，“人”由個體逐漸走向集體、國族，女性為“妻”為“母”的性別生命體驗更是被標注為落后、保守、封建等符號意義，“先做人，再做女人”57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語境對女性解放的一種隱形期待。在這一近乎已成慣性的社會思維結構中，冰心的寫作是對女性特質的一次弘揚，在她看來，作為“人”的勤學、上進等能力并不足以涵蓋“女人”的全部生命經(jīng)驗，在從“女學生”到“主婦”的身份演變中，女性的家庭職能被作為重要的參考維度納入考量范疇，持家、“匡護”58丈夫和子女的能力成為與女性個體發(fā)展互為補充的優(yōu)良品質，它們共同構成了女性生命的完整意義。

冰心在重慶寫就的兩篇悼念文章——《悼沈驪英女士》和《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傳達出冰心理想中的女性典范形象。在這兩篇文章中，冰心凸顯了兩人的家庭之暖與夫妻之情，并借以彰顯女性在家庭場域中的重要意義。沈驪英曾在年輕時希望“職業(yè)和婚姻能并行不?！?9，既可以擁有快樂的家庭又可以擁有自己喜歡的職業(yè)，而她也的確在現(xiàn)實中兼顧了兩者，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助夫之事業(yè)成功為第一，教養(yǎng)子女成人為第二，自己事業(yè)之成功為第三”60?！坝星椤背^“有趣”和“有才”的王世瑛對于丈夫的事業(yè)也多有助力，真正做到了“在家是個好女兒，好姐姐，在校是個好學生，好教師，好朋友，出嫁是個好妻子，好母親”61。冰心對理想女性的理解更趨近于一個完備的“人”，這一標準并不受時代語境的限制而改變，因此抗戰(zhàn)時期的冰心依舊關注并倡導女性為“妻”為“母”的職責與意義。冰心曾在《關于女人——我的母親》中詳述了“母親”對于家庭的貢獻，她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她不僅自求上進，還匡護丈夫和子女，“關于婦女運動的各種標語，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聽到‘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時，我總覺得有點逆耳刺眼。當然，人們心目中‘妻’與‘母’是不同的，觀念自亦因之而異。我希望她們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賴的軟體動物，而不是像我的母親那樣的女人”62。

在冰心所倡導的理想之“家”中，一方面女性是家庭場域內(nèi)的話語主導者，另一方面，冰心追求兩性之間和諧而非對抗的相處方式，這與“五四”以后現(xiàn)代女性文學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性別政治的書寫范式存有較大差異。當白薇、蕭紅等作家以激烈的口吻反抗男權、沖破家庭束縛時，冰心有意識地剔除性別政治中激進、對抗的一面，將之置換為愛與包容的理念，并以此為依托構建溫暖、和諧的家庭場域以及日常生活圖景，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延展了現(xiàn)代女性文學的家庭書寫范式，更成為戰(zhàn)時中國家庭生活的理想圖景?！犊瘴荨分校诨孟氲摹翱铡敝拔荨崩铮绾头f惺惺相惜，共同應對慘重現(xiàn)實呼嘯而來的風雨與憂愁，正如穎所言，“我們就是拉著重擔的小牛，也要是一對快樂合作的牛，喜喜歡歡的流汗喘息前進！”63相比個人的孤決、寂寞、憂愁，兩人攜手同行的合作姿態(tài)更易于應對/化解現(xiàn)實困境，這也是“家庭”相較于“個體”的獨特意義所在，更是戰(zhàn)時普通國民應對國族困境的重要路徑。

在號召全民抗戰(zhàn)的1940年代，冰心對于家庭建構的執(zhí)著以及女性家庭職能的強調，表面上看與左翼思想及時代主潮有所疏離，但從更深層的意義來看，冰心的這一理念既承接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又符合戰(zhàn)時大后方的抗戰(zhàn)現(xiàn)實語境。中國傳統(tǒng)文化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生命理念，建構、治理家庭被認為是基本的生命職責和重要的人生階段，“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將家庭功能凸顯至極。20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女性解放試圖徹底反轉/顛覆家庭的存在意義及家庭場域內(nèi)的分工模式，家庭成為與宏大國族敘事相背離的私人敘事主題，女性向“外”參與社會分工成為現(xiàn)代女性追求的首要目標，“娜拉出走”及“舍家報國”的敘事一度占據(jù)了女性敘事的半壁版圖，女性的“內(nèi)”職能被日益淡化。冰心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明訴求以及女性個體的生命特質結合起來，將家庭再次提升至重要位置，并將“內(nèi)”“外”兼修作為女性完整的生命意義，這既是在20世紀現(xiàn)代中國語境中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承繼，又是對現(xiàn)代女性內(nèi)涵的又一次界定，更彰顯出戰(zhàn)時重慶特定的現(xiàn)實意義。在戰(zhàn)時重慶的大后方語境中，戰(zhàn)場遠在一定的物理距離之外，大后方民眾難以與前線抗戰(zhàn)直接發(fā)生關聯(lián)，戰(zhàn)爭的破敗感更多落腳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中，“國”的宏觀意義更多體現(xiàn)在“家”的微觀空間上，“家國同構”的共同體意識成為戰(zhàn)時大后方民眾顯見而重要的抗戰(zhàn)情感，冰心的家庭書寫正是在這一點上契合了戰(zhàn)時大后方語境的現(xiàn)實訴求?！蛾P于女人——張嫂》一文具象地呈現(xiàn)了“家國同構”的戰(zhàn)時大后方的社會現(xiàn)實，“張嫂”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生產(chǎn)勞動、養(yǎng)育孩子均不遜于男人，當看到墻上貼著“前方努力殺敵，后方努力生產(chǎn)”的標語時，“張嫂”問“我”標語為何意，“我”回答道“上半段說的是你們在前線打仗的老鄉(xiāng)，下半段說的是你”64。這里將后方的家庭主婦與前線的抗戰(zhàn)戰(zhàn)士放在同等的地位，大后方與前線的物理距離縮短，兩者均統(tǒng)一在戰(zhàn)時中國的整體語境之中，大后方的家庭主婦為個體小“家”所付出的辛勞被賦予了正面意義，因而成為集體大“國”的抗戰(zhàn)實踐之一種。從這一脈絡中理解《空屋》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空屋》指征著一種個體小“家”的理想/憧憬/遠景，但它的敘事鏈條仍然歸屬于戰(zhàn)時大后方民眾的集體抗戰(zhàn)實踐，“空屋”如若成為現(xiàn)實，虹無疑將成為又一個“關于女人”，她的“內(nèi)”“外”兼修既符合冰心理想中女性典范的特征，又契合戰(zhàn)時中國對女性所提出的現(xiàn)實訴求。

冰心的家庭觀與女性觀，既承繼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因子，又具有超脫時代的恒久意義，既內(nèi)在于20世紀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語境，又彰顯了抗戰(zhàn)時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愿景，“是個人化的，但同時又在戰(zhàn)時中國民族國家話語的框架之內(nèi)；站在女性立場上，同時極力肯定賢妻良母角色中蘊含的女性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對于戰(zhàn)時中國的價值與意義”65。冰心以女性為話語中心的書寫姿態(tài)及其對于女性家庭職能的肯定與宣揚，豐富了現(xiàn)代中國女性文學的書寫范式，同時也為當代女性在家庭、職業(yè)等方面的價值認定提供了啟示與參考。

結語

20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女性在“出走”與“在家”之間反復求索。五四以“娜拉出走”命名并開啟了中國女性參與社會分工的敘事，在高昂社會情緒的浸潤中，家庭成為亟待解脫的束縛，直至集體主義的特殊年代里，家庭一再退讓至宏觀秩序的邊緣。不可否認的是，家庭以其穩(wěn)固的結構、力量能夠抵御不確定時代中的困境與創(chuàng)傷，這也是冰心在戰(zhàn)時重慶“關于女人”的思考原點?！俺鲎摺迸c否，最根本在于女性是否通過這一選擇來獲得豐盈的生命，在此維度中，“出走”與“在家”便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死結，女性在個體發(fā)展、家庭職能、宏大敘事之間的苦惱、考量、抉擇是為了獲得更充沛的生命質量。

抗戰(zhàn)文學史視域下重慶女作家的“家”“國”敘事并不局限于某一時代，而是以恒久的力量穿越不同時代，更可為當代女性提供某種參考與啟示。直到今天，女性在職場上仍面臨“如何平衡事業(yè)與家庭”的提問。香港女學者劉劍梅曾將家庭與事業(yè)戲稱為“雙肩挑”，當她“抱著娃娃到香港”后，逐漸對女性解放有了另一重體認，“經(jīng)歷了這一切，才明白解放也有解放的難題，才想到任何一種漂亮的理念、主義都有雙面性”66。 李小江也有過類似的論述，“婦女走上社會，并沒有因此脫離家庭，她其實是背著家庭走上社會的”67?！凹彝ァ薄笆聵I(yè)”乃至“國家”成為女性生命中不可忽略的一環(huán)，對其間復雜關系的處理不僅與女性個人的生命體驗相關，更關涉著社會文化理念的生成與改造，未解的答案或將作為某種原動力推動女性群體繼續(xù)探索生命、世界與宇宙。

注釋：

1 黃萬華：《史述和史論：戰(zhàn)時中國文學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頁。

2 [日]濱田麻矢：《少女中國：“女學生”的一百年》，高尚、喬亞寧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5年版，第19頁。

3 曹禺的話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首位女主角扮演者均為鳳子，參照王炳根《女作家的1947》，《女作家學刊》（第6輯），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

4 鳳子：《迎接金婚——八十自述之一》，《人間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頁。

5 沙博理：《我的中國》，宋蜀碧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頁。

6 鳳子：《金銀世界》，《文藝先鋒》1943年第3卷第5期。

7 22 23 鳳子：《構子樹下》（3），《時事新報》（重慶）1944年6月24日。

8 宋劍華：《“娜拉現(xiàn)象”的中國言說》，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頁。

9 鳳子：《隨想》，《旅途的宿站》，三聯(lián)書店1985年版，第6頁。

10 鳳子：《在重慶》，《旅途的宿站》，三聯(lián)書店1985年版，第16頁。

11 鳳子：《霧夜圖》，《人世間》1943年第5期。

12 15 16 鳳子：《畫像》，《無題集——現(xiàn)代中國女作家小說專集》，趙清閣主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頁。

13 鳳子：《北泉書簡》，《八年》，索非、錢君陶編，1945年萬葉書店發(fā)行，第72頁。

14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新華日報》1942年7月19日。

17 20 57 67 李小江：《家國女人》，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2、62、41頁。

18 史承鈞：《鳳子的小說》，《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19 王政：《“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在中國（1987—2003）》，杜芳琴、王向賢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

21 鳳子：《三年兩地》，《八年》，索非、錢君陶編，萬葉書店1945年發(fā)行，第23頁。

24 十三名作家為王禮錫、宋之的、李輝英、羅鋒、葛一虹、以群、白朗、陳曉南、袁勃、張周、楊騷、楊朔、方殷。其中，王禮錫為團長，宋之的為副團長。

25 王禮錫：《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告別詞》，《抗戰(zhàn)文藝》1939年第4卷3、4期合刊，1939年8月10日。

26 老舍：《歡送文協(xié)戰(zhàn)地訪問團出發(fā)》，《抗戰(zhàn)文藝》1939年第4卷3、4期合刊，1939年8月10日。

27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41 47 48 白朗：《我們十四個（前記）》，上海雜志公司1940年初版，第5、1、1、2—3、3、4、36、170、172、177、182、182、39、64頁。

28 訪問團除13名作家外，還有1名秘書，因此總人數(shù)為14人。

29 戰(zhàn)地訪問團的十三位作家中，只有李輝英的夫人張周和白朗為女性。

35 白朗：《珍貴的紀念》，《中流》，1937年第2卷第1期，1937年3月20日。

42 43 44 端木露西：《蔚藍中一點黯?！?，《大公報》（重慶）1940年7月6日。

45 46 鄧穎超：《關于〈蔚藍中一點黯?！档呐小?，《群眾》1940年第5卷第8期。

49 冰心：《亂離中的音訊——論抗戰(zhàn)、生活及其他》，《婦女工作》1940年第3卷第2期。

50 顏海平：《中國現(xiàn)代女性作家與中國革命》，季劍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頁。

51 參考羅雅琳《花木蘭的姐姐們：抗戰(zhàn)時期歷史劇中的“在家女性”》，《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4期。

52 李小江、梁軍、王紅：《女子與家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

53 54 55 56 63 冰心：《空屋》，《華聲》1944年第1卷第2期，1944年11月25日。

58 62 男士：《我的母親》，《關于女人》，開明書店，1945年版，第17、17—18頁。

59 60 冰心：《悼沈驪英女士》，《婦女新運》1942年第4卷第1期，1942年1月。

61 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冰心全集3》，卓如編，海峽文藝出版社2012版，第63頁。

64 男士：《張嫂》，《關于女人》，開明書店1945版，第122頁。

65 馬春花、宿懿：《戰(zhàn)時中國與女性散文——冰心在重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11期。

66 劉劍梅：《狂歡的女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第183頁。

[作者單位：浙江農(nóng)林大學文法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