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小說是指在基本遵循生物學、動物學知識的基礎上，以動物主人公的生命經(jīng)歷為主要線索，審美地講述動物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的文學創(chuàng)作。兒童動物小說是作家有意識地以兒童讀者為閱讀對象而創(chuàng)作的動物小說。兒童動物小說的寫作，并非只是對生物世界的照搬與復制，它需要作家以滋養(yǎng)童年生命成長為旨歸，融入寫作主體豐富的想象與生命體驗。

書寫動物生命經(jīng)歷，呈現(xiàn)自然生態(tài)的豐富與脆弱，批判與反思人類對自然環(huán)境的肆意破壞，倡導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引導童年生命健康明媚地成長，是兒童動物小說重要的文學使命。兒童動物小說應該讓孩子們在生命之初就正確認識人類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明確人類應該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引導樹立正確的自然觀與整體主義的生態(tài)觀。得益于全人類對生態(tài)問題的重視，新時代兒童動物小說整體呈現(xiàn)出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創(chuàng)作總體呈上升趨勢。

直呈自然生態(tài)的豐富與脆弱

1980年，在祖國西南邊陲云南西雙版納插隊多年的沈石溪，在《兒童文學》上發(fā)表了他的第一篇動物小說《象群遷移的時候》。從此，沈石溪便趕著他的狼群、獵犬、象群、獵雕，帶著熱帶雨林的神秘、原始、野性，帶著紅土高原的豐富、蒼茫和風情萬種，開啟了動物與兒童文學碰撞融合的旅程。隨著宗璞的《魯魯》（1980）、張昆華的《藍色象鼻湖》（1980）、李傳峰的《退役軍犬》（1981）、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1982）、藺瑾的《冰河上的激戰(zhàn)》（1982）、沈石溪的《第七條獵狗》（1982）、李迪的《豹子哈奇》（1982）、郭玉道的《索南和他的伙伴》（1983）、戈隆阿弘的《阿黑和他的畫眉鳥》（1983）、喬傳藻的《哨猴》（1983）等作品的發(fā)表，動物們作為敘事主人公，大規(guī)?！瓣J入”兒童文學。經(jīng)過20世紀80年代的萌發(fā)、90年代的沉淀，兒童動物小說在新世紀穩(wěn)定發(fā)展。

兒童動物小說從兒童的審美趣味出發(fā)，書寫動物們在大自然中的命運悲歡。閱讀兒童動物小說，孩子們可以審美地領略自然生態(tài)的豐富與多樣。透過劉克襄的《座頭鯨赫連么么》（1993）、張劍彬的《悲情咸水鱷》（2013）、楊鵬的“海豚王子”系列（2019）、陳葒的《小鱷魚貝兒和它的短人護衛(wèi)隊》（2021）、沈石溪的《海豚之歌》（2022）等動物小說，孩子們感知到了覆蓋地球四分之三表面積的海洋的壯闊與深邃。比起海洋，陸地在兒童動物小說中得到了更充分的書寫。黑鶴的《鬼狗》（2006）、劉虎的《心在曠野》（2017）、毛云爾的《風雪狼途》（2017）等作品呈現(xiàn)了荒野的野性粗礪，黑鶴的《黑焰》（2006）、許廷旺的《草原犬》（2017）等小說將孩子們帶到綠意盎然的草原，沈石溪的《狼王夢》（2009）、王躍的《雪地藏獒》（2009）等作品展露的圣潔與邈遠，沈石溪的《羅梭江上的象警》（2012）、牧鈴的《江豚少年》（2017）等小說則訴說著江河的水流奔騰，范錫林的《影子保衛(wèi)戰(zhàn)》（2015）編織著熱帶雨林的神秘與曼妙。

蔚藍色的海洋與瑰麗的陸地一起組成了斑斕多姿的大自然。如果說大自然在初期兒童動物小說中還只是點綴動物故事發(fā)生的背景，那么隨著人們認識和了解自然程度的加深，大自然本體的審美價值已在新世紀以來的兒童動物小說中形成。自然生態(tài)是豐富的，也是脆弱的。這是因為人類一度把自己當作萬物之靈，割裂甚至背棄了為生命存在提供物質(zhì)原料和精神慰藉的大自然。人類曾肆意地開墾大地，全然不顧它的滿目瘡痍，也曾因不斷膨脹的物欲，過度砍伐森林，對森林中眾多生靈的生命創(chuàng)痛置若罔聞。盲目逐利的人們也曾對奔涌的江河、大海拼命索取，致使水源污染，海洋環(huán)境惡化。人類的高歌猛進、大肆掠奪，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tài)的穩(wěn)定與多樣。

兒童動物小說在呈現(xiàn)自然生態(tài)豐富的一面的同時，也沉痛地向讀者展現(xiàn)了其脆弱的一面。郭雪波的《沙狐》（1985）、雪漠的《沙漠的豺狗子》（2023）等小說，將荒漠地帶的蒼涼、死寂帶到讀者面前，讓孩子們看到自然生態(tài)的脆弱。兒童動物小說審視批判人類給自然生態(tài)造成的傷害，特別是對人類傷害、毀滅動物生命的錯誤行為進行了控訴，擲地有聲地發(fā)出生態(tài)警示：如果人類無視自然規(guī)律，肆意妄為破壞環(huán)境，掠奪自然資源，將會造成嚴重的生態(tài)惡果，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生命形式都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播撒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種子

兒童動物小說的出現(xiàn)與全球范圍內(nèi)愈演愈烈的生態(tài)問題有直接關系。當空氣污染、氣候變暖、水源枯竭、動植物資源銳減等生態(tài)問題不斷出現(xiàn)，嚴重威脅到生命賴以棲居的星球的良性運轉(zhuǎn)時，有生態(tài)良知的作家越來越意識到修復人與自然親密關系，在意、關心動物生存處境的重要性。很長一段時間，人類對動物生命的存在是漠視的，甚至還因為自身的欲望去傷害、毀滅動物，不少動物的生存與繁衍因此岌岌可危。兒童動物小說及時關注到了動物堪憂的生存狀態(tài)，批判人類冷漠破壞動物家園，摧折動物生命的行徑，反思人們對大自然的過度掠奪。兒童動物小說敦促人類正視動物與人平等地享有棲居在地球上的權(quán)利，向兒童播撒人與動物命運息息相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文明種子。

兒童動物小說通過呈現(xiàn)動物生命在大自然中危機四伏的處境，讓孩子們更真切地體察到動物們的生存艱難。金曾豪的《憤怒的狐貍》（2011）開篇就讓讀者了然紅狐夫婦在冬季的生存難題，它們能夠獲得的食物少得可憐。食物短缺，動物連生存基本的飽腹都無法保證，生命也因此飄搖而脆弱。動物們想要活下來，要經(jīng)受的考驗不僅僅只有食物短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同樣讓動物們活得提心吊膽、戰(zhàn)戰(zhàn)兢兢。朱新望的《小狐貍花背》（1984）中的狐貍夫婦雖生下了六只小狐貍，可最終存活下來的卻只有一只。從六只到一只，狐貍幼崽數(shù)量上的銳減充分說明了動物們“生的艱難”與“活的不易”。除了叢林世界的步步緊逼，人類的殘忍捕殺也讓動物的生命時刻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張劍彬的《大憨鯊的憤怒》（2019）就讓讀者看到了海洋動物大憨鯊被人類瘋狂誘捕、殘忍殺害的悲慘命運。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大胡子等人瘋狂地向大憨鯊舉起屠刀，大憨鯊的生命因此遭到威脅。當孩子們從作品中讀到大憨鯊的坎坷命運，愛護動物、保護環(huán)境的生態(tài)情感便會油然而生。

不得不承受的食物短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及人類肆意的獵殺，無不在悲傷地訴說著動物們不容樂觀的生存處境。兒童動物小說沉痛地書寫了自然界中動物生命的危機四伏，富于審美地激發(fā)了少年兒童對動物生命的關愛，能幫助孩子們在生命之初就樹立起不傷害動物生命，力所能及地善待、救助動物的生態(tài)觀念。

捍衛(wèi)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兒童動物小說為孩子們講述了一個個鮮活的動物個體的生命故事。小說中，動物們有著與大自然同頻共振的生存智慧，孩子們可以從它們身上看到生命最樸素與本真的存在狀況。動物們不輕易屈服于生命之重，它們努力求生，執(zhí)著地找尋并確認自我的主體價值，展現(xiàn)出生命之為生命的崇高價值。兒童動物小說的基礎是講述動物的故事，必須遵循叢林世界的既定規(guī)則；但兒童動物小說的內(nèi)核是小說，是文學作品。文學是人學，是觀照與開掘人的內(nèi)心世界，燭照生命成長的審美存在。由是，兒童動物小說的寫作不能只是對生物世界的照搬，不能寫成科普讀物，而需穿透動物世界表層的規(guī)則、現(xiàn)象，去發(fā)現(xiàn)與洞察生命的輕盈與厚重、純真與善美、有限與永恒，在更廣闊的層面上引導孩子思考生命的尊嚴與價值，助力童年生命的健康成長。

優(yōu)秀的兒童動物小說之所以具有動人心魄的文學魅力，除了有一個個精彩的動物故事，更深層的原因在于作品寫出了生命本身的力與美。在梁泊的《銀鼬》（1987）中，小銀鼬齊卡面臨冬天找不到食物卻又必須照顧好媽媽的雙重難題，因此，它的生存陷入極大的困境。毛云爾的《風雪狼途》（2017）同樣寫到北山狼群一次次捕獵卻一次次空手而歸，饑餓又疲憊的狼群已到了崩潰和死亡的邊緣。然而，面對生命的沉重，齊卡和北山狼群都沒有聽之任之，它們身上展現(xiàn)出不被生計所困，在絕望中開掘出希望的生命力量。當動物們一次次為獲得食物殊死拼搏，又或者為了逃過猛獸的獵殺奮力反抗時，在它們明知活著不易卻依然主動犧牲自己為種族求得更大的生機時，生命本身的能動性和主動性便被充分展現(xiàn)出來。這份生命的重量，能讓孩子們更好地認識到生命本身的可貴與美好，從而讓孩子們更加敬畏與珍愛生命。

兒童動物小說常出現(xiàn)這樣的動物主人公，如《冰河上的激戰(zhàn)》中的驢王“江顏噶丹”、《座頭鯨赫連么么》中的赫連么么、常新港《老鼠米來》（2008）中的老鼠米來等，它們不滿足于草率地活著，在不斷追問“我是誰”的過程中，澄清、明確了“我何為”的生命價值，重申并堅守著“我所不為”的生命尊嚴。從這些動物主人公身上，兒童讀者可以窺見生命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尊嚴，對個體生命的責任、擔當與超越有了更積極與正向的認識，健康詩意的生命觀的形成便有了可能。

新世紀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兒童文學進入了快速發(fā)展的新軌道，兒童動物小說也因此迎來了自身進一步發(fā)展的新契機。新時代兒童動物小說的價值內(nèi)核來源于全人類對生態(tài)問題的重視，對動物生命的人文關懷，來源于兒童文學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來源于我國兒童文學價值觀念的持續(xù)解放。這一創(chuàng)作趨勢對當代社會關心的生態(tài)問題、童年生命健康成長的問題等都進行了及時的文學捕捉與反映，充分展現(xiàn)了新時代兒童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本文系上海文學發(fā)展基金會陳伯吹兒童文學基金專業(yè)委員會高校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橫向課題“中國當代西部兒童文學史”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