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觀念決定著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實踐，也影響其成就與成色。目前，一些基本的文學觀念已經(jīng)形成，其價值與意義當然不能低估。但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在新時代，就應有新的文學觀念與面向調(diào)整。否則，文學事業(yè)就很難有新的作為，更不能獲得超越性發(fā)展。

一、從“人的文學”到“宇宙文章”

“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倡導“人的文學”，這是對中國古代文學中部分壓抑個性、依附禮教的創(chuàng)作傾向的突破。于是，一個世紀以來，“人的文學”就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理論依據(jù)。周作人與夏志清都有關(guān)于“人的文學”論述，錢谷融寫了《論“文學是人學”》，后來，人們?nèi)﹃P(guān)注人的個性、人性、人道、欲望等，把“人”作為衡量文學成敗的重要標準，甚至是絕對標準。

某種程度上說，這種“人的文學”觀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意義重大，它直接推進了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的發(fā)展。不過，如果把人特別是人的個性、欲望推向極端，沒了限制和規(guī)約，人的文學就會走向反面，甚至成為一種異化。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有些作家在強調(diào)“人”時，過于注重“個人”之“言志”，以及人的個性不受規(guī)約，于是形成“個人”大于“群體”、“私我”大于“大我”的觀點。因過于強調(diào)人的個性解放，不少作家及其創(chuàng)作缺乏敬畏與節(jié)制，變成自大狂和自虐狂，使文學產(chǎn)生異化。這種唯我獨尊、我行我素、放任自流導致作家作品沒有廣度、深度，更無虔敬，只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放飛和自嗨。

事實上，文學除了是顯示自我、個性、人性的人學，還是“天地文章”和“宇宙文章”。這就要求作家作品與文學研究基于人學，在深切理解人間之冷暖疾苦的同時，有更廣大的視域、更博大的仁慈、更豐富的想象。以動植物的文學書寫為例，中國古代文學在這方面最為擅長，一草一木往往都被寄寓深情，并從中發(fā)現(xiàn)物性、天地道心。這在歐陽修《秋聲賦》的“秋聲”、杜甫《春望》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以及白居易《燕詩示劉叟》的豐富勸誡中都有體現(xiàn)。然而，在中國新文學中，“人是天地的精華”，“物”的空間大大被壓縮，甚至被遮蔽與踐踏，除了物與物性之不彰，萬物多是被“擬人化”的，很難獲得主體性。當作家與學者只凸顯了“人”，心中沒有萬物，就不會有天地之寬、自然之道，更不會有敬畏、謙卑、虛懷、節(jié)制，也不會從天地萬物中獲得智慧，文學的窄化、固化、僵化、戲化、異化也就變得在所難免。

當然，目前并不是沒有寫“物”的文學，在寵“物”的熱潮底下，“寵物文學”大行其道。不過，因這些作家作品沒有天地情懷、自然之道，也就容易陷入“物”的異化，較少有人能真正辯證地理解“人的文學”與“宇宙文章”的關(guān)系?，F(xiàn)代作家豐子愷寫有護生散文，以草木的自然生長為喻，倡導眾生平等。到了當代，也有一些作家有類似的書寫。青年作家杜懷超說過：“一株植物就是人類的一盞燈，一盞充滿神秘與未知的燈，我們都是在這些光亮里存活。”某種程度上說，“草”是最卑微的，卻是生命鏈條的關(guān)鍵。中草藥的“草”，一般的“草”，魯迅筆下的“野草”，都代表著堅韌與希望，其中深含了天地大道與人生智慧。

林語堂說過：“我們要制天，但不能逆天?！笔聦嵣?，當下的許多作家作品沒有“天”，甚至是“逆天”的，更不要說對于萬物的感恩與天地宇宙的探索了，這必然會導致文學缺乏生態(tài)意識、文化關(guān)懷、古典情韻、悲憫仁慈、天地道心。

當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強調(diào)“宇宙文章”，并非意味著否定和拋棄“人的文學”。實際上，這兩者是相互啟發(fā)、相互統(tǒng)一的。我們既要以“人”的視角去觀察“宇宙”，也需要從“宇宙”的視角來反觀“人”。在這種雙向觀照中，文學創(chuàng)作的視野才會越來越廣闊。

二、從文學的世俗性到精神提升

中國新文學的特點是，它是平民的文學，是現(xiàn)實的文學。這對于克服古代的貴族文學與廟堂文學的弊病是非常必要的。新世紀以來，日常生活審美化、網(wǎng)絡文學快速發(fā)展、全民寫作已成聲勢，都是值得給予充分肯定的。與此同時，我們需要警惕文學在世俗化發(fā)展過程中呈現(xiàn)出文化貧瘠、思想蒼白、精神萎縮的情況。因此，如何讓文學獲得精神高度，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不少人看來，今天的很多文學作品已失去了指導人生、促進精神富有的資格。這種認識，一是因為對文學現(xiàn)狀不滿，二是對文學實質(zhì)缺乏理解，三是對理想文學充滿期待。事實上，真正優(yōu)秀的文學不僅能給人帶來審美愉悅，更能啟迪人生和點燃智慧，使人們獲得物質(zhì)富足的同時，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王勃《滕王閣序》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等都是如此。問題的關(guān)鍵是，文學能不能立足高遠，有高尚境界，在描寫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超越世俗，進入一個具有人道與天道相互參照、融通的巨大時空，這是需要當下作家思考和突破的。

當年，路遙筆下塑造的孫少平是個礦工，他在城里看到奔跑的列車、明亮的電燈，就會想起自己的辛勤勞作是有意義的。當親人朋友想為他在城里找工作，孫少平卻拒絕了，他認為自己不適合城市，他的工作在礦區(qū)，那是他奉獻汗水和獲得快樂的地方。然而，現(xiàn)在的底層寫作卻相反，作家全力書寫自己是怎樣一步步地從礦工變成作家，他為自己的努力奮斗和抖落一身塵土感到慶幸。兩相比較，今天較少有作家能達到路遙的精神高度。還有，貼近民間和人生的寫作，并不等于要堅守世俗化觀念，一些“寵物散文”往往站在世俗的眼光描寫小貓小狗，不少作家作品往往從功利、勢利、富貴心的角度從事創(chuàng)作與評論，我們較難看到站在時代、社會、百姓、人類命運的高度進行文化精神書寫的。

書法理論最忌書家的“俗”，認為別的毛病好治，唯“俗氣”難醫(yī)，一旦變俗，成為俗氣之人，其書法水平永無提升的機會。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也是如此，基于“世俗”煉成的鋼鐵是接地氣的，但是如無精神的淬火，鋼鐵是極容易折斷的。古人強調(diào)要“澡雪精神”，新時代文學最重要的是有精、氣、神，要有大光的照臨，它能提振人心、溫暖情懷、擦亮雙目，讓人進入和穿越世俗，但又能超凡脫俗。

孟子與蘇東坡都是有天地浩然之氣的，張載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陽明有“此心光明”，這都是一種精神的大境界。近現(xiàn)代以來，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李大釗《青春》、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雜志，以及魯迅的“立人”都閃耀著思想與精神之光。王開嶺曾寫過《精神明亮的人》，他說：“黎明，擁有一天中最純澈、最鮮澤、最讓人激動的光線，那是靈魂最易受孕、最受鼓舞的時刻，也是最讓青春蕩漾、幻念勃發(fā)的時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喚醒了我們對生命的原初印象，喚醒了體內(nèi)沉睡的某群細胞，使我們看清了遠方的事物，看清了險些忘卻的東西，看清了夢想、光明、生機和道路……”這是作者對精神富有的深情呼喚。

問題在于，當下真正能讓人眼前一亮，充滿正能量、有精神高度、被大光照亮，且能感染、感動、感化世道人心的作品太少了。如何讓那些匍匐于地的世俗作家真正站起來，有引領(lǐng)性、召喚性、震撼力，這是需要深思和努力的方向。

三、從個人書寫到為時代社會把脈

用“眾聲喧嘩”概括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并不為過?！氨娐暋笔且环N全民參與、大眾發(fā)聲的良好現(xiàn)象；“喧嘩”是缺乏調(diào)性的泡沫式浮躁甚至是甚囂塵上?！皞€人”永遠是大眾和集體的基礎(chǔ)與前提，多元化的個性書寫是對過于體制化、機制化、觀念化寫作的挑戰(zhàn)與修正。不過，當作家作品都試圖遠離社會時代，尤其不能真正關(guān)注底層社會民生，難以為時代社會把脈，缺乏前瞻性和遠見卓識，這樣的文學也是軟弱無力的，有時甚至會顯得多余和浪費。

小敘事、小感覺、小情調(diào)、小眾化成為目前文學的一種顯著潮流。圍繞一己悲歡寫人情世態(tài)、鳥語花香、衣食住行當然是可以的，但這些往往與社會時代發(fā)展關(guān)系不大，也不能深入百姓生活，反映他們的甘苦及其訴求，更不能匯入時代的洪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體味人們的鼓與呼、笑與淚、喜與悲。一些作家仿佛被包裹在自己的舒服棉衣與溫情暖室，以一個閑人、多余人的姿態(tài)進行自我書寫。表面看這是一種時尚，實則是與大眾、社會、時代無關(guān)的寫作，是一種無關(guān)乎他人的寫作。

那些沒有時代體溫的冷漠寫作，那些帶有圈子化的寫作行為，與真正的時代潮流、社會發(fā)展、未來向度并不相關(guān)甚至格格不入。作家“個人”因無法進入時代大潮，更談不上引領(lǐng)和預見，于是，在社會時代的矛盾中失衡、漂浮、迷失，甚至失去前行的動力和審美的主體性。如面對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中的各種矛盾與問題，不少作家顯得迷茫和無所適從，他們很難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發(fā)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部分創(chuàng)作者對西方個人敘事的片面模仿，也成為影響當前文學發(fā)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國文化自信雖漸漸得以確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面臨著現(xiàn)代轉(zhuǎn)換，但作家和學者往往很難擺脫西方模式，自覺不自覺以西方的個人化思潮作為衡量標準。不少作品主要是用個性、個人化消解崇高與神圣，批評家也過度偏愛并賦予此類作品以經(jīng)典化意義，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我們并不否認“個人”的價值意義，只是說，一個人的個性、人性、生命離不開集體、社會、時代，個人的價值只有在更大的群體即公共性中才能得以發(fā)揮、張揚。某種程度上說，文學要在個性豐盈的前提下，成為時代的代言，也成為社會的敏感神經(jīng)與中樞，還能預見前行的方向并找到正確的路徑。

四、從“審丑”到“審智”與“審美”

中國新文學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對丑惡進行嚴厲批判，這既是國民性探討的需要，也是啟蒙現(xiàn)代性的要義所在。較有代表性的是魯迅《阿Q正傳》，它將阿Q的人格、人性鮮明地勾畫出來，于是一個“奴性”十足的小人物被刻畫得活靈活現(xiàn)。實際上，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魯四老爺都是這樣“丑陋”的顯像。應該說，在那個年代，魯迅的文學將人性的真相撕裂給人看，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下，社會存在各種惡劣現(xiàn)象，作家有責任將它們呈現(xiàn)出來，因為魯迅的意義是長久的。不過，“審丑”并不是簡單地暴露，最重要的是療治人生。也是在此意義上，魯迅反對把大便、毛毛蟲、鼻涕簡單寫進作品，對于假、丑、惡要進行藝術(shù)表現(xiàn)。然而，今天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審丑”是快感暴露，在充滿惡意與虛假的寫作中，是喜歡惡搞和沒水準的自嘲。比如，當前農(nóng)村確實存在道德滑坡、文化荒蕪的情況，但在不少作家筆下卻變得不堪入目，缺乏有智慧和美感的書寫，即使“審丑”也缺乏智力和美感，這是作家面臨的困局。曾看到一文，本來寫茶園、品茶、閑談，在一片優(yōu)美的氛圍中讓人心曠神怡；然而，作者突然筆鋒一轉(zhuǎn)，寫他們幾個大男人喝茶憋尿，于是一起出門站成一排撒尿，并進行淋漓盡致的尿尿描寫。我認為，這就是文學“審丑”存在的問題。

我曾經(jīng)讀過一部作品，它直觀而無節(jié)制、無審美地描寫農(nóng)村的廁所。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糞便”“蛆蟲”“沼氣致命的氣味”“死嬰浸泡在屎中”等意象。這可能是寫實，農(nóng)村不排除有這樣的個案。但作者顯然是“審丑”的，這是一種沒有智識與美感的恣意書寫。這不只是對文學沒有敬意，對于農(nóng)村發(fā)展的總體狀況也缺乏總體的了解和認知。

其實，“審丑”并不是讓人惡心地玩弄文學，也不是讓自我進入一個污水橫流的混亂之地；而是不論如何，都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智識、骨氣、擔當，有文學審美的溫潤的靈光，有棉絮與羽毛般的慈愛，還有心緒能夠不斷上升的云蒸霞蔚。

文學是心靈之花、天地之光、希望之火。它需要深深扎根于大地，關(guān)心民間疾苦；又有天光照臨，得風氣之正、詩性之美、人性之善；還能成為時代與社會的回音壁，以超前性、先鋒性、智慧性的姿態(tài)引人進入新境界。

（作者系南昌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