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關鍵之書”（四）： “我仰望并需要，又因為畏懼她的光芒不時躲開”
“關鍵”，原指閂門之木，字書上講橫曰關、豎曰鍵，二者和合戍守于宅前。這也構成了另一重想象，把門閂取下，鋪陳在路上，從一個關鍵性的原點開始縱橫交錯，向廣袤的天地延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關鍵之書”，它是我們閱讀史的核心，氣質鮮明的精神背景，值得涵泳的生命實感。
2025年10月，“我的‘關鍵之書’”第四期，讓我們一同回到俄蘇文學的悠遠傳統(tǒng)，聽不同代際的寫作者講述他們與那片遼闊土地精神相遇的故事——“黃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放聲高歌！”
——編者
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被納博科夫稱為“用包括俄語在內的所有語言寫就的俄國文學史中最優(yōu)秀的一部”，該書為通史體例，分為上編（自遠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時的俄國文學史）、下編（當代俄國文學1881—1925）兩部分。
劉文飛（首都師范大學俄語系教授、俄羅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主任）：我的“關鍵之書”肯定是與俄國文學和文化相關的書，這樣的書也肯定會有很多本，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肯定是其中之一。此書對我而言之所以“關鍵”，首先在于這是一部把俄國文學的發(fā)展歷史介紹給英語世界文學讀者的著作，歐美讀者和學者的俄國文學史觀在很大程度上由此書塑造；其次是因為它的可讀性，即以賽亞·伯林所謂“非常個性化”的風格，讓人感到文學史著作原來也可以寫得很好讀；三則是通過翻譯此書，使我開始從俄羅斯、歐美和中國這三個視角看待俄國文學和俄國文學史，并進而產生了寫作有中國特色的俄國文學史的沖動和自信。
張冰說，“最早見到《日瓦戈醫(yī)生》，是一本在巴黎出版的俄文版……”這個封面是俄羅斯艾克斯莫出版社出版的《日瓦戈醫(yī)生》。
張冰（北京大學俄羅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最早見到《日瓦戈醫(yī)生》，是一本在巴黎出版的俄文版，很是驚詫于其筆觸和所述……當時我在讀研究生。1987年，藍英年先生、力岡先生等人相繼翻譯了這部小說，在中國出版。再過一年，1988年，這本書才在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的故鄉(xiāng)蘇聯(lián)首次公開面世。這些可能是我愿意將這部書作為我的“關鍵之書”最直接的外因，但更深刻的內因應該是這部書以其塑造的一個知識分子的靈魂——“維護自己的心靈不為時代的風潮所左右”，“保持著人性、內在的良心和是非感”，打破了以往我們對20世紀初那個影響整個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特殊時代的認知。正如我在發(fā)表于《國外文學》（1989年第1期）的文章中所說，帕斯捷爾納克“把對歷史反思的焦點凝聚在主人公以自我體驗為中心的精神狀態(tài)，心理感受的起伏變化上，創(chuàng)作出一部出色的心理自傳一一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
與《雕刻時光》相遇，讓張曉東“恍然大悟”。
張曉東（北京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羅斯文藝》副主編）：開始被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吸引還是讀博時候的事兒，第一部看的是《安德烈·魯布廖夫》。新千年的VCD畫質很粗糙，但在當時，那種視聽帶來的震驚感非常清晰：一匹受傷的馬在河邊草地上痛苦地翻滾。這種美從何而來？從此便開始留心起塔可夫斯基來。但產生“恍然大悟”之感，還是在自己逐字逐句翻譯《雕刻時光》的過程中發(fā)生的。我不僅將此書看作“電影圣經”，還從中看到了理解“俄羅斯理念”的一種路徑，這條路徑經由古希臘羅馬、拜占庭到俄國，呈現(xiàn)為一種精神上升運動，是對將人提升到更高維度的渴慕。這也正是塔可夫斯基主要的藝術觀，對他來說，藝術就是“對理念的渴慕”。電影藝術正是他無限接近這種理念的表達。
普希金的抒情詩在1980年代廣為流傳。圖為劉湛秋翻譯的《普希金抒情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
侯瑋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普希金的詩歌開啟了我和俄羅斯文學的緣分。記得大學一年級從零起點開始學習俄語，在語音語法的連番轟炸之后，二年級下學期終于開設俄羅斯文學課程了。我們的老師是20世紀50年代曾經留蘇的殷玉茹教授，她用俄羅斯人特有的那種對文學的情感講述19世紀經典大家，第一位就是普希金。我還記得，她講到普希金決斗而死時流下的淚水。隨著她的講述，我愛上了普希金的詩歌?！吨聞P恩》《我曾經愛過你》深深打動了青年時期的我，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令我久久不能平靜。殷老師的考試方式也別具一格，她讓我們背誦或者朗讀自己喜愛的名著片段并說出理由。我記得自己朗讀了塔吉亞娜拒絕葉甫蓋尼?奧涅金的那一幕，深得老師的嘉許。我又請著名的語音學教授王超塵老師輔導我學習俄語朗讀方法，在那一年的俄語新年晚會上朗誦了《致凱恩》。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都是一步步的臺階，讓我走上俄羅斯文學研究之路……
白色的夜，紅的月亮/在藍天里浮現(xiàn)，/美麗的幻影在徘徊，/倒映在涅瓦河面。/我從夢里預見到/充滿了秘密的思想。/你們可蘊含著吉兆，/紅的月亮，靜的喧嚷？（《勃洛克抒情詩選》，汪劍釗 譯）
汪劍釗（詩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有的書問世之后，仿佛命定在等著某個人。它就像一名忠實的戀人，隱居在某個少為人知的角落，耐心地等待意中人的來臨。直到有一天，他（她）來了，于是，相遇（或許還是邂逅）揭開了一段綿長的親密關系。譬如我案頭的這本《勃洛克詩集》，大概就可歸入此類。它有一個藍色的布封面，四角略有磨損，呈現(xiàn)著有些年頭的陳舊。封底還留存一些未清除盡的包封的牛皮紙殘跡，仿佛一直在等待漢語中的我。就是在這本詩集中，我讀到了《白色的夜，紅的月亮》一詩，當時真的有醍醐灌頂的感覺，原來詩歌是可以這樣表達的，它終結了我詩歌寫作的浪漫主義階段。過了若干年，在涅瓦河畔，我真切地看到了并非虛構的“白色的夜，紅的月亮”，重新認識到，生活，終究高于人們的想象力。
伴隨晴朗李寒二十余年的譯詩，成果匯聚成三卷本《阿赫瑪托娃詩全集》。
晴朗李寒（詩人，著有《秘密的手藝》《敵意之詩》等）：我用了前后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翻譯阿赫瑪托娃，于2017年出版了她的詩全集。翻譯她詩歌的過程，就是精讀她的作品，熟悉她的人生的過程。一方面，我把她的詩翻譯成了漢字；而另一方面，她的思想、精神卻影響了我今后的人生。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可以說達到了人類精神的一個高度，她詩中的真、善、美、哀痛、憂煩、憤怒，可能都傳達出了人類的心聲。優(yōu)秀的詩作應該能夠傳達出詩人清醒的生命意識，鮮明的生活態(tài)度，深厚的人生經驗，超凡脫俗的個性，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具有擔當意識，能深入現(xiàn)實，揭示苦難，有不畏強勢的勇氣，有敢于冒犯權威的精神。在紛繁的社會洪流中決不隨波逐流，冷靜的審視，始終把挑戰(zhàn)自我，突破樊籬，揭露人性的美與丑作為永恒的主題。其次才是寫作的技藝方面的，對于司空見慣的題材，他們往往能選取獨特的視角，用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把讀者引向富有質感和層次的精神世界，讓讀者得到心靈的愉悅，情感的升華。
作家阿舍的俄蘇文學“星群”
阿舍（作家，著有《托爾斯泰的胡子》《阿娜河畔》等）：讀俄國和蘇聯(lián)文學，我常有一種吃不消的感覺，好比一個脾胃虛弱的人承受不住補品里的滋補，非要溫和少量地循序而進，方得養(yǎng)分之益。所以，相比其他國家，俄蘇作品雖讀得稍多，卻從來不敢對之妄言，因為即便是讀過的作品，至今仍只是從自己敏感、共情的那一個方面析出一小部分，如同從一片森林里撿出一枚樹葉，常有難以穿越的絕望感。不過，在明白憑一己之力難以深入這片森林之后，我也幸運地不斷遇到能夠帶我繼續(xù)向前的“好向導”，這大概就是書籍與人的緣分。比如，在重讀《安娜》后，我從朋友那里得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創(chuàng)作過程》這本書，從而領悟到這部作品在結構上的建筑美學。比如，讀完《靜靜的頓河》之后，正好劉文飛老師在“看理想”開了《俄羅斯文學一百講》的音頻課，聽完肖霍洛夫這一講，我得以看出《戰(zhàn)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二者之間的傳承關系，又在后者當中擷取到超越前者的指引——樸素日常里的力量與深情。還有茨維塔耶娃的散文，她竟以《鬼》為題，確鑿可信地寫出了一位女性的精神成長之路，這對以“寫實”為己任和評判標準的當下散文可謂莫大挑釁。布爾加科夫在1925年寫出《狗心》，對比當下讓人眼花繚亂的科幻作品，《狗心》的精神指向依然超前。精神與情感世界的澎湃洶涌，是老派的俄蘇文學給予我的“關鍵所在”，我仰望并需要，又因為畏懼她的光芒不時躲開。
學生時代，李強閱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李強（中國作協(xié)外聯(lián)部亞非處處長、二級巡視員）：我的“關鍵之書”是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是學俄語的，大三時不知天高地厚地從圖書館借到俄文原版的《罪與罰》，就開始了艱難的閱讀。初讀時特別喜歡索尼婭，因為她的語言純凈自然，一讀就懂。而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語言就顯得“混亂”不堪，不得不反復閱讀，甚至還要借助俄文詞典。那時候終于明白作者為什么給他取這個姓氏了，在俄語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詞根就是“分裂”。越是艱難，越是激發(fā)了我讀懂他的欲望。將近兩年時間，我整個人都陷在這本書中，漸漸被主人公意識深層的暴風驟雨所吸引，隨著作者那像手術刀的筆鋒，剖開他的大腦，把每一個褶皺都攤得平平展展，放到聚光燈下……于是，我對于“推理”和“懸疑”有了新的認識：“是誰殺了人”“怎么殺的人”，甚至“為什么殺人”都不是最重要的，而躲藏在“殺人事件”后面更為廣闊的時代、社會才更引人入勝，由此折射和窺見的“人性”才更發(fā)人深省。這使我在后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也盡力通過講故事來反映時代生活，呈現(xiàn)人類意識的復雜維度。
《契訶夫戲劇全集》煌煌四大卷，足有千余頁。
張芬（清華大學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副教授）：我的“關鍵之書”是契訶夫。之前讀俄蘇文學，曾經被震撼過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還記得碩士畢業(yè)去西北徒步旅行寄人的明信片上抄的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引圣經的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痹俸髞恚瑹o意中在課堂上聽格非老師講本雅明寫的列斯科夫，于是讀完了他的所有中文譯本，完全被其中的天然、野性和純真吸引。做博士論文時，通過魯迅的翻譯，轉而對果戈里、法捷耶夫作品中深沉、悲憫氣氛產生了濃厚的傾慕。契訶夫是工作之后“發(fā)現(xiàn)”的。我從之前對他滑稽、諷刺短篇小說的膚淺理解，轉而體會到他的精確、純潔、樸素和深刻。這個轉捩點，我記得是在元旦放假，我獨自在辦公室讀《海鷗》《伊凡諾夫》，被震撼得眼淚快飆出來：他居然也有這樣深沉與焦灼的一面，而且以一種樸素、平常、沒有宏大敘事的方式！于是一發(fā)不可收拾，我接著讀完了他所有的戲劇作品，包括那些獨幕劇。我想，在契訶夫戲劇那里，我看到一種對人類心靈邊界和精神質地的徹底清理，對其純凈、美與崇高的執(zhí)著探求的愿望。這些都猛然讓我在容易頹唐的中年階段，感受到了某種“以毒攻毒”般的靈魂對話。繼而，我自己也跟著變得沉靜內省、積極樂觀起來。
大學時代，陳澤宇讀到的《往事與隨想》是人文社“名著名譯插圖本”系列的項星耀譯本（左）。工作后，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了這個譯本（右），更加典雅美觀了。
陳澤宇（中國作家網編輯）：俄蘇文學普照在祖父年輕時，據說他俄語嫻熟，足以和蘇聯(lián)專家交流專業(yè)技術，可惜故事詳情沒流傳到孫輩。我唯一保留的深刻記憶，是祖父晚年在病床上斷續(xù)地俄文誦記，告訴我這是《靜靜的頓河》開頭的哥薩克古歌。北方凍土上遼闊的聲音回蕩在腦海里。后來，真正讓我視為“關鍵之書”的俄蘇作品則是《往事與隨想》。作為一部自白與祈禱之書，赫爾岑，這位十九世紀之子，寫下了一整部俄國社會思想史，“歷史在一個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往事與隨想》中充溢著深邃、熱忱、鋒銳、困惑和危險的氣息，陣痛與思想的創(chuàng)造力伴以無處不在的自我解剖，懺悔語調作為一種話語形式，讓后來者如以賽亞·伯林和索爾仁尼琴領受了沉思的千鈞之重。別林斯基評價，在《往事與隨想》之后，無法超越它的寫作者都多少成為了“無辜的罪人”。赫爾岑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的某種文學認識：詩人思想家才是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直到現(xiàn)在，帝都居大不易的每次搬家過后，我總會微微氣喘著，打量那些碼放得高矮不一的書箱子，想先把厚重的三卷本請出來，放到書架的正中央去。
我的“關鍵之書”往期：
我的“關鍵之書”（一）：“有我”意味著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真誠
我的“關鍵之書”（三）：我們可以把握的現(xiàn)實不止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