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們傾向于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主要由鄉(xiāng)村和城市兩類景觀所構成。這是因為，在由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過程中，鄉(xiāng)村和城市往往被賦予濃厚的象征意義：它們常常以二元命題的形成呈現(xiàn)，或彼此頡頏，或相互對照。但這樣一種理解，顯然是沒有注意到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獨特景觀和空間敘事的復雜性。在這一邏輯下，鄉(xiāng)村和城市之間的中間狀態(tài)或過渡形態(tài)常常被忽略：處在城鄉(xiāng)之間的縣城或縣域總是無關緊要的，縣城寫作自然也不太被關注。而事實上，在中國，不論是社會學層面，還是文學層面，縣城都是一個模糊的范疇。這首先是因為與之相近的家族相似性概念頗多，比如說市鎮(zhèn)、小城、鄉(xiāng)鎮(zhèn)、縣級市等，其結果是，這些范疇常常不能兩分。但應注意到一點：縣域在經濟學中，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單位——“功能結構和空間結構”。有學者把類似于縣域這樣的經濟單位，區(qū)分為“基層集鎮(zhèn)”“中間集鎮(zhèn)”和“中心集鎮(zhèn)”三種形態(tài)，在這三種形態(tài)中，“基層集鎮(zhèn)”既是底端，也是基本單位：“一種能夠滿足農民家庭所有正常貿易需求的鄉(xiāng)村市場：農民家庭生產但不消費的物品一般在這里銷售，消費但不生產的物品在這里一般也能買到”。鄉(xiāng)鎮(zhèn)正可以看成這樣的“基層集鎮(zhèn)”。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縣域”，就包含互有關聯(lián)的三種“集鎮(zhèn)”。其次還因為，這些集鎮(zhèn)是介于城鄉(xiāng)之間的中間地帶；它是鄉(xiāng)村和城市的中轉和橋梁，也是返鄉(xiāng)和去城的樞紐，始終是一種“在路上”的中間狀態(tài)。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些集鎮(zhèn)構成城市化進程的前站：城市化的進程，某種程度上是與集鎮(zhèn)（特別是縣城）的擴張構成正比關系的。在城市化的推動之下，各類集鎮(zhèn)在擴大，鄉(xiāng)村呈縮小之勢。

據此，我們提出“縣域書寫”這一說法，以取代“縣城文學”這一內涵和外延均較模糊的范疇。某種程度上，鄉(xiāng)鎮(zhèn)、縣城、縣級市等，正好對應著“基層集鎮(zhèn)”“中間集鎮(zhèn)”和“中心集鎮(zhèn)”三種形態(tài)，把這些集鎮(zhèn)統(tǒng)稱為“縣域”是一種較為可行的做法。如此一來，縣域書寫這一概念就既具包容性，也具有闡釋性，涵蓋以鄉(xiāng)鎮(zhèn)、縣城、市鎮(zhèn)、小城、縣級市等作為背景的小說。這些都是大于鄉(xiāng)村但又小于“地方城市和地區(qū)城市”的基本獨立的經濟單位。此外，縣域這一概念，突出的是一種流動性、包容性和中間色彩，它處于鄉(xiāng)村和“地方城市和地區(qū)城市”、全球性都市的格局中的中間形態(tài)，既具有城市的地方性特點，也具有鄉(xiāng)村的地域性特征。大凡以鄉(xiāng)鎮(zhèn)、縣城、小城、縣級市等作為創(chuàng)作背景的，都可以稱之為“縣域書寫”。

一、縣域文學的源頭

歷時地看，縣域文學的古代源頭，《金瓶梅》應屬其中重要的一部?！督鹌棵贰分饕獙懙木褪前l(fā)生在中國北方一個叫清河縣的事。這是一個商業(yè)發(fā)達的縣城，頗有現(xiàn)代都市的意味。小說里面的主人公也會不時地奔波和游歷，其空間的位移包括東京、杭州、清河等，也有鄉(xiāng)下。但即使有多重空間的轉換，我們卻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同?；蛘呖梢哉f，這些空間并不對應時間感的不同。東京城里發(fā)生的事，與清河縣發(fā)生的事，所帶給我們的時間感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梢姡诠糯男≌f傳統(tǒng)中，故事的背景——即空間——在一部小說中，并不具有質的規(guī)定意義；同樣，空間的變換，也并不構成影響主人公命運的樞紐。這都是因為，在古代社會，循環(huán)時間觀之下，空間并不具有時間感上的差異結構。空間差異結構的產生，源自“已經變成了一個分裂因素——一個時空結合中的變化不斷的動態(tài)角色”即“時間”的介入。其帶來的結果是，空間的位移對應著時間感的不同；在現(xiàn)代小說中，空間之間的等級關系構成人物命運的隱喻?？梢哉f，空間意義的真正凸顯，是現(xiàn)代才有的現(xiàn)象。比如說中國現(xiàn)代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主人公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流動，顯示出來的正是國家的發(fā)展焦慮的隱喻。這就產生了中國/西方、鄉(xiāng)土/城市、小縣城/大都市的二元對立模式。自此，鄉(xiāng)土文學和城市文學演變成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兩大題材。

但正如魯迅所說：“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xiāng)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编l(xiāng)土文學其實是遠離鄉(xiāng)土的作家回望鄉(xiāng)土的寫作，這里面是存在空間等級關系的：鄉(xiāng)土在現(xiàn)代城市文明的燭照下，雖偶能撫慰人心，但其實滿目瘡痍。魯迅的話似乎表明，現(xiàn)代性的文學書寫是建立在空間差異這一基礎之上并最終強化了這一空間差異的。如果說鄉(xiāng)土文學是遠離鄉(xiāng)土的人所作，縣域也是在回望中被建構的?？h域的“中間地帶”特性使得縣域書寫相比鄉(xiāng)土文學有著更豐富的癥候性。這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縣域相對靜止、安靜，但其實也暗流涌動。《平樂縣志》就表明了這點，縣城這一空間，與城市并沒有任何兩樣。主人公陳地菊本來回到縣城是為了療傷的，沒想到卻受傷更深。所以小說的最后，主人公才要再一次離開縣城。不過反諷的是，陳地菊離開縣城的資本卻是高速發(fā)展的城市化所帶來的房價上漲的紅利。如果沒有這一紅利，陳地菊的再次出走顯然難以完成。從這個角度看，城市化提供了想象縣域的方式方法?？h域是鄉(xiāng)土社會的集中象征，也是城市社會的自然延伸?？h域寫作顯示了縣城的保守與開放、離開與返回的雙重性特征。或可這樣認為，縣域書寫只有放在現(xiàn)代性的時間進程和空間的位移中加以理解，才能有效展開。

二、空間視域中的縣域文學及其二重性特征

大體上說，20世紀中國的縣域寫作，是一種單向度的寫作，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沖擊—回應模式的顯現(xiàn)：在現(xiàn)代化的入侵之下，縣域的傳統(tǒng)秩序遭到沖擊，主人公們的命運也隨之改變。雖然說，這樣的小說，也會寫到縣域居民的外出，但多是一種被迫出走，出走的終究是少數，他們大多數仍舊停留在縣域；時間會撫平創(chuàng)傷，一切都會慢慢平復，秩序最終恢復如初。這是20世紀20—40年代的縣域寫作的常態(tài)，比如說沈從文的《邊城》。在此前后，因戰(zhàn)爭或社會動亂引起空間的流動，城、鄉(xiāng)及縣域之間的區(qū)分被打破，但這是文學寫作中的例外狀態(tài)，并不構成對傳統(tǒng)縣域寫作的真正沖擊，一旦秩序恢復，縣域書寫又會重回單向度的書寫形態(tài)。

縣域寫作的重要變化出現(xiàn)在20世紀80年代。外面世界的改革與縣域世界彼此呼應，相互迎合。比如說何士光的《鄉(xiāng)場上》等。這是一種彼此呼應、同頻共振的關系，縣域的時間感與城市的時間感之間并無根本的差別。這樣一種寫作傾向，與改革文學具有高度的重合；或者可以說，改革文學創(chuàng)造了縣域寫作的新模式，即把古老中國的變革放在縣域這一背景加以展現(xiàn)，其隱喻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大大束縛或限制了縣域的獨特表象與表達。

歷時地看，縣域寫作的真正變化出現(xiàn)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城市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縣域書寫表現(xiàn)了迥異于此前的傾向。這一傾向，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有呈現(xiàn)。全球化時代中，空間的等級秩序逐漸顯現(xiàn)，在由鄉(xiāng)村、鄉(xiāng)鎮(zhèn)、縣城、縣級市（包括小城）、中心城市和全球性大都市等構成的空間等級秩序中，不同空間中的人們感受到的時間的節(jié)奏是不同的。全球化的觸須正逐漸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偏遠的山區(qū)，其最明顯的表征就是電腦和智能手機等網絡終端所帶來的距離感的消失：我們能同步獲悉世界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發(fā)生的任何事情，但同步性卻不能消弭我們同全球性城市的距離感，這就是所謂的“不同時的同時性”。時間感的差異，使得由鄉(xiāng)村走到城市的單向度過程作為不可逆的社會進程凸顯出來：這已不僅僅是沖擊—回應的簡單表現(xiàn)，而是時間進程的同步性和時間感知的差異性的雙重特征的復雜表征。

可以說，城市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帶給縣域的變化是相當巨大而深遠的。它使得縣域作為“中間地帶”逐漸凸顯?？h域的“中間地帶”狀態(tài)，是與“脫嵌”和“再嵌入”進程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八^脫嵌，我指的是將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情境中‘脫離出來’，并穿越不確定的時空范圍而得到重構?！边@里注意兩點：一是“彼此互動的地域性情境”，二是“不確定的時空范圍”。前者主要是指鄉(xiāng)村社會和縣域社會，后者包括中心城市和全球性大都市?！懊撉丁狈从车氖侨缦逻@種社會進程，即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情境”向“不確定的時空范圍”的流動。這一“脫嵌”的進程，是有著等級秩序結構的，即從鄉(xiāng)土社會，經縣城、小城，走向中心城市，進而涌向全球性大都市?？h域作為這一中間結構，既是走向的空間，又是最終離開的地域。一方面是農民返鄉(xiāng)的實際落腳點，另一方面是進城的中轉站；一方面是城市化進程的前哨，另一方面是鄉(xiāng)村接受城市現(xiàn)代化訊息的重要依托；這樣一種二重性，導致了對縣域的想象和書寫充滿了矛盾，頗具象征性和隱喻色彩。眾所周知，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有所謂沿海、內陸的區(qū)別，有華南、東南、中西部、華北、西北和東北的分野，在這樣一種區(qū)域的劃分下，縣域與縣域之間，其實是有著較大的差別的。在文學敘事中，這樣的差別雖非不重要，但實際上已被隱喻和象征所取代。縣域書寫常常以隱喻和象征的方式顯示其“中間地帶”的特性?？h域文學的“中間狀態(tài)”特征在不同的時代有著程度不一的表征。

三、“中間狀態(tài)”與想象縣域的幾種方式

某種程度上，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縣域書寫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沒有縣域的縣域文學”。那是一種“以城市作為方法的縣域書寫”。就像溝口雄三所說“把世界作為方法來研究中國，這是試圖向世界主張中國的地位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為了向世界主張中國的地位，當然要以世界為榜樣、以世界為標準來斟酌中國已經達到了什么程度（或距離目標還有多遠），即以世界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因此這里的世界只不過是作為標準的觀念里的‘世界’、作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說‘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則等等”。以往的縣域書寫是以城市作為榜樣和目標的寫作，在這一傾向之下，縣域實際上已經成為某種象征或隱喻存在。這一縣域是以城市作為標準來打量和表現(xiàn)，并以隱喻的方式顯示其特征的。

這一狀況，自20世紀末、21世紀以來有了重大變化。一種以縣域作為方法的縣域書寫開始出現(xiàn)。以縣域作為方法，就是把縣域放在與鄉(xiāng)村、地方性城市和全球性城市的平等狀況下觀察、體驗和表現(xiàn)；就是呈現(xiàn)縣域在這一復雜空間結構中的獨特表征和豐富內涵，而拒絕作單一性或隱喻化的表現(xiàn)。自此，縣域寫作以兩種傾向彼此競逐，互為參照。一種傾向是沒有縣域的縣域文學的“變種”，另一種傾向是“中間地帶”的縣域書寫的“新態(tài)”。兩種傾向，既是歷時性的演變的表現(xiàn)，也是當下縣域寫作中存在的兩種傾向的概括。

就第一個傾向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縣域書寫，呈現(xiàn)了諸多新的表征。

表征之一，隱喻式的縣域文學。在這些小說中，縣域只是一個符號或象征，并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換言之，在這些小說中，作為背景的縣域可以換成中國的任何一個縣域，甚至于里面的縣域可以作為中國的隱喻。這在余華的《兄弟》，以及海男的《縣城》等小說中有集中表現(xiàn)。這是典型的沒有縣域的縣域文學的延續(xù)：小說中的縣域以掏空其地方性特征的方式，顯現(xiàn)中國隱喻的形象特征——這些小說創(chuàng)造了隱喻中國的“恰當”空間形態(tài)。

表征之二，精神困境的縣域景觀。比如說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我不是潘金蓮》等，都以縣域作為重要背景。但劉震云的縣域景觀（即延津縣），卻是模糊不清的，看不到“地方性”或“現(xiàn)代性”的內涵，甚至也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和全球化的緊張感，雖然劉震云也把縣域放在了歷史的景深中加以展現(xiàn)。縣域這一空間是劉震云思考現(xiàn)代社會“人”的精神處境的適當形態(tài)。他把縣域放在了熟人社會的角度展現(xiàn)，熟人社會的物理近距離與精神交流的遠距離構成鮮明的反差，讓我們對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精神處境產生沮喪感。生活在縣域社會構筑的熟人社會，卻感到深深的迷惘，所以他的小說主人公們才會執(zhí)著于去尋找遠方的人和新的關系。

表征之三，懷舊式的縣域書寫。這在魏微和蔡崇達的小說中有集中呈現(xiàn)。比如說《流年》（魏微），這是記憶中的縣域，是童年生活過的地方，也是成年后離開的地方，是后來慢慢消失的所在。正是因為有著這種時空的隔閡和距離，曾經的縣域才顯得那么凄美而舒緩。再比如說《草民》（蔡崇達），小說中的東石鎮(zhèn)既是療傷的所在，也是重新凝聚力量再次起航的中場暫歇地，蔡崇達寫出了閩南小鎮(zhèn)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雙重性。

表征之四，逆全球化縣域書寫。與懷舊式的縣域書寫相近的，是逆全球化縣域寫作。這在陳春成的小說中表現(xiàn)明顯?？h域是陳春成小說的重要背景，作者的主人公也生活在全球化的今天，但他們卻表現(xiàn)出逆全球化的姿態(tài)。老家的房子已經拆除，只留下一把寫著“永安”的老屋的鑰匙。如何安放這把鑰匙就成為主人公心心念念的問題。似乎是：只要鑰匙永遠放在某個不為人知但能讓自己時刻想念的地方，就能很好地生活在世間（《竹峰寺》）。懷舊式的縣域書寫不同于逆全球化縣域書寫，其主要表現(xiàn)是，縣域與全球化大都市之間構成鮮明對照關系，主人公通過對縣域的懷舊，以療救、舒緩和釋放全球化所帶來的緊張和壓力，懷舊的結果是再次離開縣域。逆全球化縣域書寫則不同，具體表現(xiàn)為，主人公雖然充分意識到全球化的不可逆，但仍舊愿意回到或固守縣域；這既是身體的返回，更是精神的返回；這既是把縣域作為全球化的對立面來書寫，也是把縣域置于全球化的進程之中。老房子被拆了，“青磚的老屋，連同周邊的街巷、樹木，那些我自幼生長于其間，完全無法想象會變更的事物，造夢的背景，一閉上眼都還歷歷在目的一切，全沒了。不僅如此，整個縣城都在劇變”（《竹峰寺》）。其實，主人公也明白，生活在縣城，其實仍是生活在全球化進程之中，但主人公仍舊愿意停留在過去。于是乎，在全球化進程中生活在縣城，就成為這一類小說的傾向：在這一同一進程中自造一個安放心靈的小廟。這是在加速的全球化進程中的返回傾向，其導致的結果是，既充分認識到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同時又閉眼虛化這一全球化進程。因此，小說也就具有了內在的張力和緊張關系。

前面幾種類型的縣域書寫，有一個共同特征，即時間被虛化，以至于空間顯得模糊不清。在這些小說中，我們能感受到全球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的發(fā)生、發(fā)展或流變，但作者始終以一種回避或虛化的方式處理，這就導致縣域常常以一種隱喻或象征的方式呈現(xiàn)，縣域的“中間狀態(tài)”常常被遮蔽，無法充分呈現(xiàn)，縣域的本來面目也始終得不到彰顯。

“中間地帶”的縣域書寫的“新態(tài)”，也有幾種表現(xiàn)。這里所謂的“新態(tài)”主要是指，縣域在小說中雖也難免以隱喻或象征的方式顯現(xiàn)，但更多聚焦全球化進程下的中間狀態(tài)及其現(xiàn)實處境，其結果是，隱喻象征和現(xiàn)實描摹彼此交錯，相互頡頏。

表現(xiàn)之一，全球化時代的隱喻和“中間地帶”的縣域。以遲子建的《群山之巔》為代表。對遲子建而言,縣域這樣一種時空背景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另一重看問題的角度,更是作者思考世界與自身關系的新的基點和起點。她雖然無力也不可能解決上述矛盾,但能在自己的小說中充滿詩意地表現(xiàn)。這類小說中，縣域以“中間地帶”的形態(tài)呈現(xiàn)，雖也有隱喻或象征的出現(xiàn)，但隱喻或象征大多是局部的。小說充分注意到了縣域的復雜性和過渡性特征。

表現(xiàn)之二，對懷鄉(xiāng)的祛魅式書寫和原鄉(xiāng)想象的解構。這在顏歌的《平樂縣志》中有所呈現(xiàn)。小說主人公陳地菊因為情感挫折返回生養(yǎng)自己的縣城，打算過一種返璞歸真的質樸生活。但隨著深入生活的機理，才逐漸發(fā)現(xiàn)，看似歲月安好、節(jié)奏舒緩的縣城熟人社會，其實里面有太多的不堪、算計和背叛。陳地菊的最后離開，正可以看成對這一原鄉(xiāng)性想象的否定和質疑：所謂返回，只有在想象中才是美好的，一旦真正回去，終究還是要再度離開。

表現(xiàn)之三，熟人社會穩(wěn)定性的構筑與陌生感的表達。這在張楚的《云落》中有集中表現(xiàn)。小說把縣域社會放在數十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加以展現(xiàn)，既展現(xiàn)熟人社會的溫情的一面，也展現(xiàn)全球化時代潛藏的風險和陌生感。這是把縣域置于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的角度加以表現(xiàn)，小說因而呈現(xiàn)出鮮明的對照來：溫情來自熟人社會，陌生則關乎風險。不變的東西，關聯(lián)著云落的地理、風物、習俗或人情，變的因素則指向未來、欲望和風險；小說雖然以略帶悲劇式的語調結局，但給人的安慰或慰藉也是顯然的。

表現(xiàn)之四，熟人社會的懷舊書寫與辯證表達。這在許言午的《揚兮鎮(zhèn)詩篇》中有所表現(xiàn)。小說中的兩種傾向具有典型性：一是把揚兮鎮(zhèn)放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表現(xiàn)，展現(xiàn)其緩慢但又不可逆的變化過程；二是懷舊式的抒情氛圍。小說敘述者在理性上明白離開的必然性，但在感情上卻表現(xiàn)出回歸的傾向，正是這種雙重性，揚兮鎮(zhèn)作為縣域書寫的熟人社會特質才得以充分展現(xiàn)。熟人社會，一直是縣域書寫無法繞開的敘事對象，但大都表現(xiàn)出要么被美化，要么被風險化的傾向：美化是因為以懷舊的方式顯現(xiàn)，風險則因為把縣域看成全球化進程的重要一環(huán)。這樣的表現(xiàn)，都是沒有看到熟人社會的中間狀態(tài)特征：既相對安定穩(wěn)固，也充滿流言是非。從這個角度看，《揚兮鎮(zhèn)詩篇》把這種中間狀態(tài)特征作了較為充分的表現(xiàn)。熟人社會的辯證特征，在小說中有較為鮮明的表現(xiàn)。

四、同質化與全球地方的建構

通常認為，現(xiàn)代性社會是時間加速發(fā)展的社會，因此必定導致“同質化”現(xiàn)象的發(fā)生。這在魯敏的《奔月》中有極具癥候性的表現(xiàn)。小說的主人公小六出逃，來到一個偏僻的縣域。本以為來到了一個迥異于現(xiàn)代大都市的地域空間，最后卻發(fā)現(xiàn)，在全球化時代，所謂的僻壤之地，其實已表現(xiàn)出與現(xiàn)代大都市高度同質化的傾向；這使她清楚地意識到，任何逃離全球化的努力其實都是枉然。不難發(fā)現(xiàn)，《奔月》所呈現(xiàn)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無地方”的文學景觀：“過去的地方痕跡”被“抹除”，“各個地方看來都彼此相似”，“無法與當地的地理狀況相融合”，“膚淺體驗”“四處蔓延”；這一景觀也被人稱為“非地方”：“只為那些匆匆路過的陌生人而設計，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區(qū)域里看起來都大同小異”。顯然，這種“無地方”傾向，在縣域書寫中也普遍存在；沒有縣域的縣域文學，是其重要表現(xiàn)。但這并不意味著縣域寫作中“地方性”的消失。應該說，在縣域寫作（包括城市文學和鄉(xiāng)土文學）中，地方性和“無地方”性是“交織”共存的，區(qū)別常常只在于比例或比重。當“無地方”性越來越明顯且遠遠多于地方性時，這樣的縣域寫作的均質化程度就顯得更高。

從前面所引愛德華·雷爾夫的論述不難看出，地方性的顯現(xiàn)，常常聚焦歷史（即“過去”）和地理狀況的獨特顯現(xiàn)上。這也說明，地方性多與時間感和空間感聯(lián)系在一起?？h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單位，有著相對穩(wěn)定的區(qū)域劃分和自身的歷史、文化與風俗，這也為表現(xiàn)縣域的地方性帶來了可能。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城鄉(xiāng)之間的發(fā)展不平衡帶來的空間差異格局，也為縣域書寫的地方性建構提供了可能。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到，全球化一方面消弭了地方性，另一方面也再造了地方：地方常常作為一種景觀被制造出來，以供觀賞、消費和想象。最為明顯的表征就是“博物館化”。博物館化，“其過程可以表現(xiàn)為對過去的村落進行改造，對城堡實施重建”，事實上，“博物館化”所帶來的，很多時候“只是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件事物而已，是按照我們對過去歲月的浪漫想象打造出來的，采納了最完美的建筑形式來呈現(xiàn)”。這是被制造出來的地方性，與縣域文化景觀的地方性并不相同。全球化時代的縣域是“全球地方”的表征：全球地方的起點是全球化，落腳點卻是地方性。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兩重性在城市書寫和鄉(xiāng)村書寫中，難免以癥候性或隱喻象征的方式顯現(xiàn)，在縣域書寫中卻能以“中間狀態(tài)”的形式凸顯。

在全球地方的縣域書寫中，時間感和地方感是兩個重要命題。時間感是時間社會學的重要范疇，不同的社會結構，有著不同的“對時間的感知”。“伴隨著演變的過程，隨之出現(xiàn)的是完全不同的時間的地平線，并且因此帶來了有巨大差異的行為的導向和自我關系。”這一時間感“不是經驗世界的時間，而是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具有主觀性。關于縣域社會與時間的關系命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時間以什么樣的方式參與并作用于縣域社會中的居民以及人們是如何感知縣域這一社會時空的時間節(jié)奏的？縣域社會處于一種不快不慢的時間節(jié)奏和中間狀態(tài)：既感到歲月安好和相對穩(wěn)定，也有走向城市社會的渴望；既有不能融入現(xiàn)代社會的焦慮，也能保有未被世界遺忘的坦然。

在對縣域的感知中，時間感和地方感是彼此融合的。對地方的感知同時也是一種對地方的時間感。愛德華·雷爾夫提出了“本真的地方感”和“自覺的地方感”的區(qū)分：“本真的地方感，首先是指人作為一名個體和共同體的成員，能夠在不經反思的情況下，直觀到自己存在于地方的內部，并歸屬于他自己所在的地方。這種不自覺的本真地方感在自己的家、家鄉(xiāng)、所屬的區(qū)域或民族那里都可以明顯地體現(xiàn)出來?！薄霸诓蛔杂X的地方經驗里，地方以其本來的樣子被人們真誠接納；然而在自覺的地方經驗里，地方成為了人們理解與反思的對象?！边@里提出“自覺的地方感”首先是一種“我—你”之間的他者視角：“‘我—你’關系在本質上來說是外來者或陌生人試圖敞開胸懷去體驗一個地方，并積極回應地方的獨特認同?！笨h域書寫中的地方感，主要是一種“自覺的地方感”；但這里的“我—你”關系，是自我他者化的縣域，即“在城望縣”或“在村望縣”的關系。即縣域“中間狀態(tài)”認知基礎上的地方感建構。這里的地方感首先是一種比照關系，即城市和農村的對照關系。其次是地方性與無地方性的對照關系，也就是說在大都市中無地方性超過了地方性；而在縣域中，地方性的成分超過了無地方性。最后，是對中間狀態(tài)的復雜態(tài)度和矛盾心理。城市的流動性和加速發(fā)展，使得地方性的保護難以有效形成；鄉(xiāng)村社會的城市化進程，使得鄉(xiāng)村社會的書寫變成全球化寫作的重要表現(xiàn)。縣域寫作則具有了雙面性特征：既相對穩(wěn)定，又極具流動性；既難回歸，又可作為精神的安放地；既是歷史的，又是地方的；既要回歸，也要離開。

而如果說地方感是一種“人地關系”的表征的話，縣域地方感其實就是一種主體間性的呈現(xiàn)——與“中間狀態(tài)”相匹配。縣域既是需要被克服的對象，同時也是被不斷回望和重塑的對象?？h域既難以被本質化，也難以被個體化。比如說《寶水》的命題。小說主人公在城里生活久了，退休了。但她并沒有回到自己的老家縣城，而是來到了鄰近的縣城和縣城下面的鄉(xiāng)村。在這里，縣城—城市—縣城—鄉(xiāng)村，構成一種略帶閉環(huán)的結構。全球化時代，故鄉(xiāng)已經不再。因為故鄉(xiāng)里的人，大都已經不在故鄉(xiāng)了：或者去世，或者離開故鄉(xiāng)跑到了國外，或者離開故鄉(xiāng)到了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回鄉(xiāng)似乎已經不再可能。但回鄉(xiāng)不可能，卻并不代表或意味著返回就無可能?；氐洁l(xiāng)間，其實就是在重建另一個家鄉(xiāng)。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新的縣域書寫——全球化時代的縣域書寫。

結論：熟人社會、周遭世界與主體建構

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看，縣域社會既具有小說敘事的結構功能，也是主體建構的恰當形態(tài)。就前者而言，以縣域作為背景，可以避免人物的過度繁瑣或蕪雜，從而做到結構的相對緊湊。就后者而言，縣域社會空間相對獨立完整，是較為典型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周遭世界”形態(tài)，有助于我們考察縣域書寫的時間感和地方感。社會學中有“周遭世界”與“熟人社會”等說法?！爸茉馐澜纭庇伞爸苯咏涷灪蛡鬟f性經驗”構成，是以個人生活其中的具體特定時空為表征的，與個人的社會關系息息相關?！笆烊松鐣峭ㄟ^交往來建立和維系的，交往是熟人社會的生命所在，沒有了交往，熟人社會就會變得死寂沉悶，毫無生氣”?！爸茉馐澜纭钡雀拍畹奶岢鲆庠陲@示，現(xiàn)代認同的形成與個體在其中身處的世界范圍或空間大小密不可分。這個范圍，與個體所能感知、把握和把控的能力有關。從這個角度看，縣域這一空間，既具有自足性，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整體，也具有熟人社會的特征，對現(xiàn)代個體的形塑有著重要作用。以縣域作為觀察視角，可以很好地觀察現(xiàn)代自我的形成、發(fā)展與困境，以及如何突圍等命題的展開。

在傳統(tǒng)社會，周遭世界與熟人社會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但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特別是城市化全球化的加速發(fā)展，周遭世界表現(xiàn)出同熟人社會分離的趨勢。一方面是周遭世界的內在分裂，“在很大程度上，現(xiàn)代性的情境早已不再有‘運氣’的身影，個體在此種情境中通常會將周遭世界區(qū)分為有計劃的事件和偶發(fā)事件兩部分。偶發(fā)事件制造了從背景到前景的持續(xù)相關性，從而使個體得以從中形成有聯(lián)系的一組行動。這個區(qū)分也使人們得以涵括現(xiàn)實和潛在的一系列事件，并將其放置于一個仍需對其實施最小限度監(jiān)控的場景?！蔽覀兩畹氖澜缭絹碓奖弧芭及l(fā)事件”所左右。另一方面是“周遭世界”中陌生人和陌生事物的增多。這一情況，帶來的是“熟悉的安全感”的消失：“在大多數傳統(tǒng)文化中，盡管人口遷移相對而言較為常見，且長距離的旅行雖然不多但總有人去嘗試，但絕大多數人的社會生活依舊還是本土化的。改變這種情形的最主要因素并不在日益增長的人口流動性，相反，場所完全為脫域機制所滲透，而這個機制把本土活動整合進極為廣泛的時空關系中。因此，場所變得變幻莫測起來。雖然人們所生活的環(huán)境仍是本土情感依戀的根源，但場所已不再是經驗的參數，它也不再提供傳統(tǒng)上本土社會通常會體現(xiàn)出來的那種熟悉的安全感?！痹诳h域社會所構成的“周遭世界”中，我們既感到“熟人社會”帶來的穩(wěn)定性和恒常性，也感受到“偶發(fā)事件”的入侵。因此，如何表現(xiàn)恒常和偶發(fā)就成為考察、考驗縣域書寫的重要命題被提出。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縣域的房屋會被拆毀，原始風景會慢慢消失，但人心卻可以表現(xiàn)出不變的穩(wěn)定性來；只是作家們十分清楚一點，即，對于這種穩(wěn)定性，只有那些“癡傻”或“愚鈍”之人，如《秦腔》（賈平凹）中的引生，《楊兮鎮(zhèn)詩篇》中的丁曉顏，或《云落》中的萬櫻，才能保持；他（她）們是以面向過去的姿態(tài)，朝向未來：歷史和歷史的景物，就構成為縣域的全球地方性的顯現(xiàn)。他（她）們并不拒絕未來。

因此，熟人世界的重建就成為縣域寫作的焦點也是難點?！对坡洹泛汀镀綐房h志》從兩個方向嘗試重建熟人社會，極具癥候性和典型性?！对坡洹分械奶烨?，離家多年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云落縣，其通過嘗試重建熟人社會，以重建自己的身份認同。雖然他最終再次出走了，但這一出走是以熟人社會的重建為前提的：在這一小說中，熟人社會所蘊含著的厚重歷史、醇味溫情和穩(wěn)定感，既讓主人公陶醉，也讓他最終釋然：只要在人與人之間建構起熟人社會的信任感、認同感，也就不在乎要不要換回被他人冒用的自己的名字和親友關系網了。與《云落》相似的是，《平樂縣志》中的陳地菊回歸平樂縣也意在療傷和尋求安慰，但她最終發(fā)現(xiàn)，熟人社會到處密布著風險或陷阱，只有生活在陌生人社會才有可能真正感到安心，雖然這樣的安心是以遠距離或空間的隔絕作為前提；小說最后，陳地菊再一次出走縣城（家鄉(xiāng)）正說明這點。兩部小說，都使得如下問題凸顯出來：全球化時代的身份認同如何建立？熟人社會雖然滿布風險，但缺少熟人社會的歷史景深作為依托，僅靠想象的或抽象的關系所維持的認同，終究顯得虛妄。因此，如何從這種復雜性中理出頭緒，就成為考驗作家們的難題和挑戰(zhàn)。

某種程度上，縣域書寫的困境，其實也是自我認同的建構的困境。我們呼喚縣域書寫的新的可能。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