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寫在書里。于是我讀懂了安第斯的倒影——它總在窗邊、抽屜里、鏡子中、眼鏡上，藏在耳后。我在其中看見自己：我的眼眸與逝者的眼眸重疊，雪花的氣息落在眼瞼，那些仍留在那里的人的腳印，像系在樹上的手帕。被抹去的痕跡，虛假的純白。遭受酷刑的軀體、失蹤的人們，如今棲身于一個被平庸化的畫框里——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觀察到的，亦如蘇珊·桑塔格所預(yù)言的：在奧斯維辛的照片之后，我們與歷史的聯(lián)結(jié)將體現(xiàn)為對圖像的崇拜，而這些圖像如今正充斥著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在流動的屏幕前麻木?；蛟S沒人曾預(yù)想過這個“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包裹層”會有如此規(guī)模。我湊近，再次凝望，卻聞不到、觸不到。那份控訴也失去了實體，消失在幽靈般創(chuàng)作者所營造的場景中，而這場景背后，或許根本不存在任何可知的對象。唯有那如魔術(shù)師般的安第斯山脈，矗立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每一道目光里，貫穿從巖壁到海洋的陡峭土地——一如佩德羅·普拉多或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詩中所寫。這列執(zhí)著而迫切的山脈，這片純白，光芒卻日漸黯淡。一切都寫在書里。

在這些想象的新邊界上，逝者的目光不再從智利藝術(shù)家羅塞`布魯?shù)陌娈嬇c畫作中向我們發(fā)問。這位流亡西班牙的藝術(shù)家曾設(shè)定邊界與防御機制來操控圖像，讓第三帝國與西班牙內(nèi)戰(zhàn)的受害者在沉默中發(fā)聲——而這些受害者的遭遇，不正是我們在獨裁統(tǒng)治時期所親歷的嗎？我轉(zhuǎn)過身，不再凝望，可安第斯的目光卻無處不在，如同母親的注視。貫穿詩歌想象的，并非岡薩洛·羅哈斯《為管風琴而作》中、或后獨裁時代大衛(wèi)·普雷斯《作為題跋的序言》中那種手寫與印刷之間的距離，而是一種隱秘的親近——有時帶著偽裝，能被當作一片幽靈般的領(lǐng)域棲居。這里有隱秘的化身、虛假的自我、消逝的身影，是間歇性狂喜的怪相或面具。當對“抹去”的狂熱褪去后，誰還倚著玻璃呼吸？是那“巨大的玻璃”嗎？手沒有擱在書上，幾只沒有觸感的手指悄悄潛入。這是手的游戲，是惡人的游戲。一只舉起的手掩蓋了新的精神訓練，那些千篇一律的呼吸練習。難道是那永不疲倦的權(quán)力之手？孤獨在缺席的棱角處碎裂，如光之晶體，詩人們不再齊聲歌唱。在層層疊加的海量信息中，什么都無法被聽見：持續(xù)的喧囂模糊了深思，盲目的親近感、放大的回聲、花蕊間的白噪音、美洲獅的腳掌踏在被全球化進程重新加熱的液態(tài)水泥上——這一切都讓聲音淹沒。存在主義的垃圾漩渦阻礙了我們聆聽這場“音樂會”，也就是說，阻礙我們分辨那一束束聲音、編纂詩集。

廣闊而混亂的數(shù)字廣場，連同人工智能（并非真正的智能，而是被濫用的權(quán)力）的飛速發(fā)展，在巴別塔般的語言深淵上架起了橋梁，鋪就了無形的細絲。所有詩歌都被分享、被剝離語境；解讀被主觀化到極致；寫作淪為 “為自我而寫自我” 的懺悔式堆砌。我們的文體——無論抒情與否、流動或漂泊——經(jīng)歷了前所未有的擴張與民主化。但要補充的是：這是一種沒有公民的民主化，是一種為漂浮的疾病而存在的、毫無靈性的膨脹。人人只顧自身，無人顧及集體。我想起那碎裂的水銀：我們的詩歌曾熱烈歌頌語言如軀體、軀體如意象之源、空間如舞臺布景、土地如不可能的旅程?，F(xiàn)代主義詩人以一次時代的飛躍邁入世界主義：也就是說，在獨立運動之后，為對抗仍在作祟的漫長殖民時代，他們的目光從本土轉(zhuǎn)向了藝術(shù)的自主性。島嶼石墻上的裂縫，讓人們得以體驗繼“發(fā)現(xiàn)美洲”與東方航線開辟之后的又一次全球化，并創(chuàng)造出別樣的世界。在倒影中，對異國情調(diào)（包括東方主義與獵奇主義）的凝視變得陌生，對自身的審視亦是如此。是的，鏡子是所有面具、所有偽裝的衡量標準：它映照出復制、變形、身份與位移。鏡前舞動著天鵝、雕像、夜鶯、蘑菇、木偶、公主、骷髏與怪誕形象。一面金與灰的鏡子，一面泥土的鏡子。

在先鋒派的浪潮中，棱鏡分解之后，一切要么爆發(fā)，要么消散于空中——這既影響著主觀意識，也影響著客觀事物，正如格特魯?shù)隆に固┮?、馬克斯·雅各布，以及我們偉大的實驗派詩人比森特·維多夫羅與巴勃羅·德·羅哈斯的作品所展現(xiàn)的那樣。世界主義被國際主義取代；無意識的洪流與同時主義策略取代了自然主義背景；現(xiàn)實主義被非現(xiàn)實化與非理性主義掩蓋；世界秩序被壓縮進加速的時間里：“沒有時間可浪費 / 單調(diào)的燕子已然飛來 / 帶來遙遠彼岸的口音，正不斷靠近”，維多夫羅在《阿爾塔索爾》中如是寫道。

我不知道我們?nèi)缃袼幍倪@個“即時性時代”將有怎樣的新坐標——在這個時代，存在通過界面得以顯現(xiàn)。在我們所熟知的氣候走向終結(jié)的背景下，試圖通過新技術(shù)與社交媒體的非實體延伸來歌頌“未來性”，至少是一種矛盾，或是一種盲目的悖逆。算法操控著涌向它的信息，塑造著新的事態(tài)。詩人可以通過甚至融入自身編程代碼的技巧來生成文本——這不過是些新的技法、新的調(diào)制方式，或許與我們詩歌的奠基者及新先鋒派的技巧同樣誘人。然而，由此引發(fā)的追問迫使我們思考：藝術(shù)家是誰？在何種領(lǐng)域得以彰顯？這個問題最終指向詩人是否有能力（或無能力）進行反抗、展現(xiàn)本土或全球的差異、為“非場所”賦予身份、跨越那些因體系（而非主體性）的缺失或過剩而永不安定的 “新” 邊界。

界面已用“在場卻不在場”取代了存在與溝通——在那里，想象看似真實，真實卻被驅(qū)逐，而主體性可以在不斷擴散的迷失中偽裝自己。我追尋著光線穿過書本、穿過安第斯山脈的軌跡，屏幕上的倒影直面著我。這是一場目光的朝圣，永不折返；是軀體為凝視而經(jīng)歷的流亡。等待歸期與等待回應(yīng)，已然不同。更不必說，早已預(yù)知無人會回應(yīng)。但它確實存在；書知道一切?；蛟S，我就是那個將自己去地域化的界面？是那個分解著自我坍塌的時間的棱鏡？還是那片凝視著我的碎裂水銀？三種尺度，同一場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