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腔調的紅色小說，有一種難以實現(xiàn)的可貴。《九龍溪靜靜流》這部以閩西蘇區(qū)為敘事場域的作品，復現(xiàn)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前身——紅七軍團與閩浙贛蘇區(qū)游擊隊的精神基因，破譯了1934年那支戰(zhàn)略奇兵在黎明前的精神胎動。小說以紅軍為載體，卻并不是為了簡單的歌頌而書寫之，作者力圖表達在家國生死命運抉擇的關口，普通人是于怎樣的偶然契機中選擇了自己和家族的命運。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隊伍受到重挫，黨的軍事指揮方略頗受質疑，精疲力竭的紅軍官兵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與迷茫之中。當時的中國，面臨日軍入侵、軍閥混戰(zhàn)，大多數(shù)普通百姓都活得艱難，都在期待捍衛(wèi)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革命帶來新的生機。蘇聯(lián)、德國等外來軍事、政治、科學、文化及民主自由革命思想的介入，重新闡釋了人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就是這樣的背景，促成主人公曹桂聲對活路的大膽追尋。在刻畫這個人物上，作者刻意消解了傳統(tǒng)革命敘事中“覺醒——成長”的線性邏輯，轉而用存在主義的敘事螺旋重構紅色基因——桂聲先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是技有一專的白兵，再是“病急亂投醫(yī)”借力大刀會的土匪，后來將信將疑進了赤衛(wèi)隊，時運裹挾著他，他也在掙扎擺脫逃離時代旋渦。然而在他尋求平凡圓滿的日子里，紅軍隊伍里的澤蘭等人始終在影響或者牽引著他力圖自我選擇的命運。他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一路奔赴試圖建立的家園，最終被紅軍蘇維埃政權所建構的理想家園所吸引。當然作者也冷靜地以桂聲之眼看到，盡管紅軍隊伍內部也有“左傾”等問題，但其核心追求是為廣大勞苦人民的利益抗爭。對于主人公來說，跟隨紅軍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人生選擇、最符合保家衛(wèi)國民族利益的路徑選擇。

小說中的九龍溪，作為核心地理意象，它不僅僅是一條河，更是承載蛻變、見證流血、運送革命火種的精神通道，儼然成為北上征程的精神預演?！毒琵埾o靜流》，流淌而下的是一段段戰(zhàn)爭沖突，推進線索卻是為了和戀人回歸幸福的田園、過上安寧的日子。主人公桂聲跟著白軍打紅軍，為了活命逃出白軍，又為了救未婚妻加入紅軍沖鋒陷陣，同樣是打仗，卻是完全不同的心境和姿態(tài)。前者他是被逼無奈，滿心恐懼；后來在紅軍陣營里耳濡目染，有了翻身做主人的革命自覺——當桂聲最終跟隨先遣隊北上，他背負著的不僅是澤蘭的囑托，更是整條九龍溪沉淀的革命記憶。

在這樣的敘事把握上，小說的調性，不同于以往革命題材小說，敘述節(jié)奏處于一種自由獨立放松的狀態(tài)，沒有被強大的政治色彩束縛，語言是放松的，舒緩的，與作者作為特戰(zhàn)作家的那種緊張、強勢、霸氣完全不同，低姿態(tài)地抵達大地，從大地出發(fā)，放棄了很多執(zhí)念，回歸內心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八眯缕娴难筱~匙誘惑，從放牛娃那里打聽到，這一片村鄉(xiāng)已歸蘇維埃政府管”“他下意識地看了看腳下，炮彈炸壞了窨井的水管，水花四濺開來。一汪一汪被風吹皺的水紋，像鑲嵌著無數(shù)面鏡子”……諸如此類的細節(jié)令人印象深刻，語言風格與納博科夫相似。

從情節(jié)上講，文本還呈現(xiàn)了一種詼諧基調。在國民黨的瘋狂壓榨下，老百姓和紅軍的生存環(huán)境本是凄苦壓抑、沉悶甚至絕望的，可作者的敘事手法卻營造了輕快流動、值得玩味的民間智慧：大刀會的神秘儀式、打土豪的黑色幽默，甚至打土豪時迸發(fā)的喜劇性場景，這些鄉(xiāng)人苦中作樂的生存寓言，通常是被正統(tǒng)革命敘事過濾的“雜質”，恰恰成為作者激活歷史記憶的密鑰。

作為青年作家，王昆選擇與歷史對話的寫作姿態(tài)本身便具有文化人類學意義。從文本本身的信息量來看，作者潛心研究了一段歷史久遠的史料，可見其心中有一種特殊的視野，這值得肯定。這代表了作家的一種時代責任感，以及與時代信仰的互換。作家的選材決定了他作品的格局和視野。

作為新時代作家對紅色歷史的重新敘事，王昆的創(chuàng)作不僅是對紅軍將士犧牲精神的敬仰，更彰顯出革命與人性的辯證思考。因此，作品留下的啟示，恰似先遣隊留給歷史的戰(zhàn)略遺產：真正的紅色敘事不應只是簡單的臉譜化描述，而應如九龍溪般，在靜默流淌中照見個體與集體、歷史與當下的永恒對話。

通過創(chuàng)作談不難看出，作者在此方面的題材選擇與其家族生命體驗緊密相關。王昆的家族血液里流淌著抗戰(zhàn)的基因，在幾十年的反復講述中，親歷這些革命事件的爺爺又為其建構起意蘊深沉的精神世界和方向清晰的價值觀。中篇小說《九龍溪靜靜流》與紀念爺爺?shù)纳⑽摹洞箫L向西》的同步推出，正是這位青年軍旅作家嚴肅地將紅色歷史與家族生命體驗結合，并升華為哲學思考的文本創(chuàng)新。這樣的嘗試，也使得《九龍溪靜靜流》既是一部紅軍小說，更是一曲關于所有時代尋找者的情感宣敘調。當溪水最終匯入歷史洪流，作者留給當代文學的啟示或許正在于：真正的革命敘事，終歸是要讓個體生命在集體記憶中找回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