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房偉在抗戰(zhàn)小說《石頭城》中圍繞“南京大屠殺案”搭建起中國敘事的“文化矩陣”，以蔣氏“家族”四代人的歷時性集體記憶為線索，在景觀敘事的本體向度和時間向度中吁求抗戰(zhàn)主體的國族身份，拆解了華裔作家以“傳道士”為視角的“拯救者”身份固置，在展現(xiàn)中華人民世代累積的創(chuàng)傷體驗之余，追加了作者對宗教、性別、種族等問題的現(xiàn)代性反思，投射了當代“70后”“學者作家”對政治文化的自覺關注、對中國敘事路徑的自主探尋以及在全球文明視野下對大寫的“人”的終極關懷。

關鍵詞：房偉 《石頭城》 南京大屠殺 中國式現(xiàn)代化 國族敘事

繼“五四”時期的啟蒙式范式、新中國成立后1940至1970年代的革命史范式以及1990年代“重評文學史”確立的現(xiàn)代化范式，當代文學進入2020年代后需要調(diào)整并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同時兼具全球視野的研究范式。賀桂梅在《“重寫”百年文學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理論與實踐》一文中，探討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理論對中國當代文學后四十年發(fā)展歷程和文本實踐的規(guī)制，同時提出“當代性建構(gòu)、現(xiàn)代性反思和文明根基的視野，這三者的融合是思考中國式現(xiàn)代化理論創(chuàng)新的基本框架，也是探討百年文學史‘重寫’可能性的立足點”1。長篇小說《石頭城》嘗試重構(gòu)中國式國族敘事的話語體系，其邏輯起點是如何搭建中國敘事的“文化矩陣”。

一、“文化矩陣”的當代建構(gòu)：中國符號的資源整合與再創(chuàng)造

“矩陣”作為高等代數(shù)學中的常見計算工具，是19世紀英國數(shù)學家凱利提出的數(shù)學概念，指按照長方陣列排列的復數(shù)或?qū)崝?shù)集合?！拔幕仃嚒敝荚陉U釋文化資源的重新組合與價值再生，本文主要指《石頭城》對中國文化符號的使用策略與中國話語場域的搭建，具體表現(xiàn)有以下兩個維度：

（一）“家族”小說敘事模式與代際人物譜系

“家族”小說作為中國當代小說的母題模式，自古代小說至今，不管是創(chuàng)作數(shù)量還是文本質(zhì)量，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美學價值和敘事功能?？v觀新時期以來的家族小說，其研究視角多以中國社會轉(zhuǎn)型與經(jīng)濟發(fā)展為主，展現(xiàn)歷史變遷中“家族內(nèi)部、家族與國家之間的倫理關系，以及個體、家族和國家之間的張力關系”2。以“家族”為小說敘事剖面，“既可以考察家族小說的源流、主題、敘事和審美等走向，亦可審視當代文學的回歸本體之路”3?！妒^城》選擇經(jīng)典的“家族史”為敘事模式，書寫了蔣氏家族四代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歷時性集體回憶和情感創(chuàng)傷，由此匹配的人物譜系具有濃重的中國特色和顯性的中國氣派。

一方面，蔣氏家族代際之間名稱傳承取自中國易學“八卦”。八卦以“乾”卦和“坤”卦為基準，由此衍生出“離、坎、震、巽、艮、兌”六卦，所謂“八卦之數(sh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無窮無盡”。小說中第一代以“乾”入名，是乾字輩，取名蔣乾中；第二代是“坤”字輩，分別取名蔣坤典、蔣坤安、蔣坤模與蔣坤瑤；第三代是“巽”字輩，分別取名蔣巽豐和蔣巽玉；第四代以“震”入名，叫蔣震暉。四個代際分別對應“天”“地”“風”“雷”四個卦象，合乎天道自然，具有中國傳統(tǒng)家族取名的承繼性質(zhì)與風俗慣常。

另一方面，蔣氏家族四代人的性格特質(zhì)與姓名涵義大有關聯(lián)。第一代蔣乾中，作為中央大學教授，不僅擔負了書香門楣的功能，同時“乾”字代表“天”，對應爻辭“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所以蔣乾中在日軍攻門時，堅持留在宅邸，直到被日軍殺死，彰顯了蔣家第一代不退縮不躲避不畏死的抗戰(zhàn)信念。蔣家第二代承繼了蔣乾中的抗戰(zhàn)精神，“坤”字代表“地”，爻辭為“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不管是騎白馬沖鋒陷陣飲血沙城的蔣坤典，還是隱姓埋名用一把廚刀執(zhí)行“獵舌行動”的蔣坤安，亦或輾轉(zhuǎn)到解放區(qū)研制炸藥被捕的金陵女大學生蔣坤瑤，都充斥著陽剛特質(zhì)的集體抗戰(zhàn)姿態(tài)。第三代“巽”字，意為“前風往而后風復興，相隨不息”，蔣巽豐的抗戰(zhàn)史貫穿了他整個青春成長史，而他的兒子蔣震暉揭開了蔣家世代抗戰(zhàn)故事的序幕，具有文化傳遞的自發(fā)性與連貫性。

（二）南京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景觀敘事

景觀敘事是一種“認知、表達、塑造景觀及其文化意義的方法”4，對某一地標的文化傳承與傳播具有重要助力。房偉取“石頭城”為書名，并且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指涉南京城的地標與場景描繪，這種描繪包括古今中外詩詞話本中對南京的記憶、帶有隱喻的文化符號、街道社區(qū)名稱以及標志性的歷史事件，意在借助南京城市景觀公共空間的本體向度和和時間向度，營構(gòu)抗戰(zhàn)前中后完整與連貫的歷史現(xiàn)場，展現(xiàn)蔣氏四代人跨越時空的精神對望。

就景觀敘事的本體向度而言，《石頭城》取名“石頭”，印證南京的確存在實體的鬼臉石頭城遺址公園，這個地標建筑在“引子”和“尾聲”中反復出現(xiàn)，增加了小說的可信度和史料感。在“引子”中，蔣氏第四代蔣震暉在2020年代開出租車帶中年教師到此處，接著回憶他于1965年在鬼臉摸石菩薩被嚇哭時，父親蔣巽豐（蔣氏第三代）也正巧淚流不止的情景，而到了“尾聲”，中年教師把書稿給蔣震暉，書稿開篇卻是蔣巽豐返回1936年兒時，與父親蔣坤典（蔣氏第二代）在鬼臉石頭城小石菩薩頭上的石縫塞銀元的場景。同一個地標，引出蔣氏家族代際之間的不同回憶脈絡，最終由中年教師這個“他者”打破了家族回憶的閉環(huán)，由個體回憶變成口述書寫，完成了以蔣氏為代表的抗戰(zhàn)主體戰(zhàn)爭回憶的跨時間的、外向性的、文字化的、民族的記憶接續(xù)。

就景觀敘事的時間向度而言，《石頭城》一共21章，每一章開篇都設計了一段“互文”性質(zhì)的文字。這些文字指向南京和秦淮河等地標景觀，有的屬于古詩詞或者唱本，比如《桃花扇·沉江》《夜游秦淮河》《鷓鴣天》《桃花扇· 劫磯》等，有的屬于回憶錄或者口述材料，比如南京幸存者的詩、《南京的回憶》 《劫后吟》等，有的則屬于小說人物自己的話，比如釋神仙與蔣坤安的獨白。這些文字一方面起到了承接每一章節(jié)內(nèi)容連貫的功能，是“提示”亦是“總結(jié)”，另一方面，這些文字是作者抽取或節(jié)選的關于南京公共空間的集體記憶或民間傳說，指向“沉在民眾潛意識深處的一種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人生態(tài)度”5，是一種國族身份認同的文化符號和記憶載體，能在言語中傳遞并鞏固中國人民的公共記憶和民族情感。

二、對“南京大屠殺”的現(xiàn)代性反思：重建歷史事件的中國視角

進入21世紀，以南京大屠殺為核心背景的當代文本大多出自國外作家或者華裔作家，比如莫·海德的《南京的惡魔》（2009）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2011）等，這些小說都選取了教堂或者避難所等“國際安全區(qū)”為敘事空間，塑造了美國人英格曼和明妮·魏特琳以及德國人拉貝等西方“神父”或“圣母”等神職人員形象，謳歌了他們?yōu)楸Ｗo中國民眾免遭日軍屠戮所付出的努力與奉獻，屬于“西方觀念和西方人物主導的南京劫難敘事”6。雖然這些作品都竭力展示了中華民族在“南京大屠殺”中遭受的集體創(chuàng)傷，但作品選取的敘事角度也導致了“國家安全區(qū)”之外中國民眾主體抗戰(zhàn)的身份被大量遮蔽，即便有的作品已經(jīng)關注并涉及中國正面的抗戰(zhàn)形象，可依然無法涵蓋南京城不同階層民眾的不同抗戰(zhàn)形態(tài)以及遭受的不同程度的身心瘡痛。

《石頭城》使用中國敘事的“文化矩陣”，借助“家族史”的寫作視角，全方位地展現(xiàn)了中央大學教授、中央軍校教導總隊軍需、總統(tǒng)府秘書、金陵女校大學生、“玉樓春”的廚師、善女子、“六喜臺”窯姐、管家和女傭等不同社會階層在“南京大屠殺”中的遭際和抗爭，以蔣巽豐的視角建構(gòu)了一批諸如“磨劍社”、紅山義勇和新四軍等正面抗戰(zhàn)并為國捐軀的人物群像。這種寫作邏輯是中國本土作家用“中國觀念和中國人物”對南京浩劫敘事的重寫，是對中國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主體御敵的國族身份的廓清。如何扭正西方視角對“南京大屠殺”的慣常敘事導向？《石頭城》需要首先破解西方敘事將“傳教士”與“妓女”塑造成拯救者與被拯救者的身份固置。

（一）“前景”還是“背景”：拆解“傳教士”與“妓女”的身份固置

“傳教士”是西方視角管窺和表述南京劫難的恒定人物，與其一同作為拯救者形象出現(xiàn)的還有“妓女”。哈金和李貴等作家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熱衷于把西方傳教士與秦淮歌女當成南京大屠殺的救贖者，在南京大屠殺的民族瘡疤上反復上演上帝和妓女的悲喜，宣揚傳教士和妓女的榮光”7，這種敘事路徑有意遮蔽了中國軍民積極抗戰(zhàn)的主體身份，將南京劫難設置成一種“背景”——將歷史的“大敘述”或“主旋律”設置成故事背景，甚至有意將背景模糊化，相反地，把日常生活的現(xiàn)實設置成前景，導致歷史事件與日常生活的“錯置”8。這種“錯置”將引發(fā)兩種效應：其一，強化了西方神職人員的救贖能量并夸大了宗教的救世功能。在西方敘事體系中，神父和修女是人格化的宗教符號，他們所在的教堂作為“國際安全區(qū)”成了日寇暴行下中國民眾的避難所，“傳教士”的庇護行為是出于人道主義的跨國別救助，但這種神職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攜帶了上帝救世的宗教印記，西方神學在戰(zhàn)爭中的救贖意義順理成章被“前景”化，中國民眾的創(chuàng)傷體驗和主體抗爭反而被“背景”化。其二，秦淮河歌妓的“犧牲”和救贖，弱化了中國男性主動御敵的正向價值。妓女救國的敘事邏輯昌明了女性對主體人格和國族身份的自覺體認，但妓女集體救國的行為本身就是某種隱喻——暗指中國男性主體身份的“缺席”和“去勢”。這種敘事不僅矮化了中國男性軍人正面作戰(zhàn)的犧牲意義，而且容易窄化“妓女”赴死國殤的選擇取向。

《石頭城》第五章“娶窯姐過年”中塑造了典型的秦淮河妓院“六喜臺”的頭牌“紅玉喜”周慧。房偉在處理“妓女”這一特殊身份的人物時，他拆除了“西男中女”的身份固置，設置了“中男中女”的敘事模式，其用意和效果有二：

首先，“妓女”與“中國男性軍官”的人物搭配，破解了“妓女”與“傳教士”的固定對應關系，彰明了中國軍人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主體國族身份。周慧作為頭牌窯姐，從遇到蔣坤典起，就對其芳心暗許并自贖從良，最終嫁入蔣家為妾。周慧之后，還有一個年輕的妓女秦小鏡，她被蔣坤典的兒子蔣巽豐從妓院救出并最終完成了拜堂儀式。值得注意的是，《石頭城》不是片段化地處理“妓女”與中國男性的組合模式，而且鋪墊了他們之間感情的完整過程，這種處理避免了劇情上的生硬和事實上的牽強。同時，這些中國男性又都有“軍人”身份，不管是中央軍校的長官還是“磨劍社”的童子軍，他們父子兩代人都直接承擔了抗日戰(zhàn)爭正面作戰(zhàn)的責任，尤其是蔣坤典騎馬逆行雄壯殺敵的場面，佐證了中國男性軍人一線抗日的歷史既定事實。而蔣巽豐作為小說的核心角色，他從組織童子軍操練，到被捕后秘密協(xié)助二叔蔣坤安進行“獵舌行動”，再到支持紅山義勇少年殺漢奸，他見證并親身經(jīng)歷了抗日全程，所以他的青春成長歷程映襯出中國人民漫長的抗戰(zhàn)歷程與強健不屈的民族心智。

其次，對“妓女”進行拯救與被拯救的彈性處理，延展并拓寬了這一群體的救贖通路?！妒^城》中的窯姐周慧具有救贖他者的功能，比如領著幾個妓女“來到白塔巷，開了間‘老豆腐居’”9的謀生技能，她身上潛蘊著中國傳統(tǒng)女性追求善與美的民族品質(zhì)，但她所有的拯救行為都發(fā)生在與蔣坤典相愛之后，也就是說，周慧諸多的拯救功能不是自發(fā)行為，缺少引發(fā)自覺救贖他者的介質(zhì)，這一點可以借助小說中“珍珠喜”這個妓女角色得以印證。從這一層面看，激活周慧救人意識的中介是蔣坤典而不是“傳教士”，所以“拯救者”周慧同時又是“被拯救者”。此外，房偉除了關注窯姐救贖功能之外，還增加了對她們“自救”功能的追問。秦小鏡作為日軍慰安所的被害者，她因為乳房發(fā)育畸形被老鴇逼迫表演“三潭印月”，不僅要展示身體上的瘡疤同時還得經(jīng)受二次精神虐害，所以她被蔣巽豐拯救后，在舉行完兩人的婚禮后選擇去庵堂出家，這種對主體人格和精神尊嚴的捍衛(wèi)，是她的一種自救形式，也是窯姐雙重救贖功能的延展通路。

（二）“獻祭”與“自決”：林秋月與虎太郎的價值追問

提到“妓女”，不管是已出版的“南京大屠殺”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還是《拉貝日記》《魏特林日記》以及張純?nèi)绲摹赌暇┐笸罋ⅰ返茸髌?，都將受難者默認成中國本土女性群體，這種集體無意識在《石頭城》中被質(zhì)疑，例證便是房偉塑造的身份獨特的慰安婦受害者“林秋月”。

林秋月是大阪行商小林秀夫與南京女子的女兒，她參加“磨劍社”結(jié)識了蔣巽豐，作為小說《石頭城》眾多女性人物中的一個，林秋月只出現(xiàn)在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中，雖然所占用的筆墨并不多，但是她的形象卻是立體化的，因為房偉賦予這個角色中日混血的特殊身份。這個身份導致她在學校被孤立。在面對日軍侵華的大環(huán)境，她并沒有因為自己是日本僑民就如叔叔小林春之一樣表現(xiàn)出優(yōu)越性，而是揮著拳頭說：“我是中國人，不管爸爸他們怎樣，我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我喜歡南京，我恨搞侵略的日本人。”10林秋月最后一句“我恨搞侵略的日本人”，明顯有特指，即恨的對象是“搞侵略的日本人”，而這種態(tài)度與開篇蔣震暉對待日本游客的態(tài)度相呼應——“我恨日本兵，但對沒有做過壞事的日本人，也不太排斥”11，因為在他看來，“我們不卑不亢，公平公正，才能讓大家看得起”12。兩個角色對日本人的理性辨別涵納著中國當代作家對“南京大屠殺”的現(xiàn)代性反思。

“學者作家”房偉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現(xiàn)代性反思還體現(xiàn)在林秋月的“獻祭”上。小說第十一章中寫到林秋月在江邊借助中日混血的身份保護了蔣巽豐和秦小鏡，而自己則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與日軍交涉，而她的結(jié)局卻在第十七章中借逃出慰安所的秦小鏡得以浮現(xiàn)——“她雖然是日本人，但被認定幫助中國抗戰(zhàn)，因此被帶到慰安所。她每天被幾十名日本軍人蹂躪。很多軍人因為她是日本叛徒，格外虐待她。她一周不到，就死了”13?，F(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著名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中曾指出：“大屠殺在現(xiàn)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fā)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醞釀和執(zhí)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屠殺是一種信號，標志了一種危險的、可能還會造成自我毀滅的盲目性?！?4張純?nèi)缭凇赌暇┐笸罋ⅰ分刑岢鋈哲娋哂小芭按D(zhuǎn)移”“迷信天皇崇拜”和“對病態(tài)的民族蔑視”15等心理結(jié)構(gòu)，所以日軍對女性的性強暴與性虐待是一種無差別攻擊行為，林秋月雖然有日本血統(tǒng)，但作為日僑并未獲得民族認同，反而遭受到與中國女性同等的性侮辱和性虐殺，這一形象的“獻祭”進一步確認“南京大屠殺”并不是現(xiàn)代文明“坦途上的一次偏離或者健康機體上的一次癌變”16，屠殺本身就是“文明內(nèi)部自身潛藏著的一種特殊產(chǎn)物，體現(xiàn)了人類對自身啟蒙理想的顛覆和解構(gòu)”17。

相比于林秋月被動的“獻祭”，小說《石頭城》還塑造了一個主動自決的日本廚師虎太郎。作為日本總領事館的廚師長，他的出場與日料密切相關?！妒^城》塑造了眾多角色，但每一個人物都不是扁平化的符號，訣竅是作家房偉在每一個人物身上看到了“現(xiàn)代性”。所謂“現(xiàn)代性從根本上說不外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和現(xiàn)代個人主體的雙重建構(gòu)”18，房偉在建構(gòu)宏大的中國敘事話語體系時，還特別關注個體“小我”的生命體驗和精神成長，除了童子軍蔣巽豐的疼痛青春成長史，小說中還塑造了一批在戰(zhàn)爭背景下主體人格不斷蛻變的人物形象，其中蔣坤安最為代表。他作為蔣家第二代，并沒有選擇像兄弟一樣去中央軍?；蛘呖偨y(tǒng)府任職，而是執(zhí)拗地選擇了烹飪。雖然他憑借高超的美食技藝成為“玉陵春”的大廚，但是面對戰(zhàn)禍中原配柳如春被日軍奸淫的場景，他不但沒有制止反而因為怯弱導致柳如春懷著身孕投河自盡。這位看似卑懦的廚子，卻參與了最英勇的“獵舌行動”，人物的反差和立體也由此呈現(xiàn)。

在“獵舌行動”中，和蔣坤安進行廚藝比賽的對手是日料高手虎太郎。小說在塑造這個日料廚師時，側(cè)重展現(xiàn)他對應季食材、烹飪手法和餐具選擇等方面的見地，不管是對后廚工作環(huán)境的管理，還是對“和風”飲食文化的追求，虎太郎都表現(xiàn)出一流的專業(yè)精神。小說最精彩的場景是對中日廚藝大比拼的描寫，虎太郎和蔣坤安都竭盡全力展示精湛的廚藝，但當蔣坤安最終投毒離開后，虎太郎在知情的情形下選擇放蔣坤安坐船離開，而最終以“引咎剖腹”19退場?；⑻蛇@個角色雖然并不同于林鶴子，他沒有中日混血的特殊身份，也沒有直接救護中國國民，但他對蔣坤安的廚藝精神表示贊賞?；⑻傻某鰣龃砹朔總フJ為飲食文化存在“去國別化”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但虎太郎的自決也印證了戰(zhàn)爭對這種可能性的否定。

林鶴子和虎太郎，作為小說中沒有直接參與侵略戰(zhàn)爭的日本人，他們嘗試超越民族和打破國別的救援行為，最終被戰(zhàn)爭否定，所以他們被殺或者自殺也證明在日本軍國主義政策和侵華戰(zhàn)爭背景下，個體的人道主義救援能量明顯是式微的。但林鶴子和虎太郎形象的塑造，彰顯的是作者房偉對戰(zhàn)爭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終極關懷，體現(xiàn)了中國當代作家在人類文明根基下對大寫的“人”的價值挖掘。

三、全球視野下大寫的“人”：宗教的集體退場與女性的國族身份

抗戰(zhàn)小說《石頭城》指向構(gòu)建歷史事件的中國敘事視角，塑造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人物形象，展現(xiàn)中國本土對戰(zhàn)爭的主體抗戰(zhàn)姿態(tài)，但并未否定和剔除“他者”的人道主義救助貢獻，林鶴子和虎太郎是例證，但除了這兩個人物，房偉對“人”的價值追問還體現(xiàn)在對宗教文化與性別書寫兩個維度。

（一）撤離與被焚：神職人員與僧侶的文化退場

《石頭城》在每一章開篇都有一段引文，涉及中詩詞、唱本片段、和歌、人物記憶、口述等類型，其中對宗教經(jīng)文的引用集中出現(xiàn)第十三章和第十八章，主要涉及基督教和佛教兩種宗教人物形象。

首先，《石頭城》以重建中國主體抗戰(zhàn)敘事邏輯為主線，并不代表拒絕闡述傳道士和佛僧在“南京大屠殺”中進行的人道主義貢獻。小說主要塑造了基督教堂修女索菲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監(jiān)華群女士以及遠嫁美國的陳瑪麗等神職人員和基督教徒，其中華群女士的原型就是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她們作為一種文化隱喻，間接肯定了西方宗教在南京浩劫中的國際救援功能，但房偉在小說中對傳教士的性別設計有自己的策略，即主要神職人員都以修女身份出場，這就有效弱化了西方傳教士的“菲勒斯”男性特質(zhì)20，避免陷入西方敘事中“傳教士”拯救“妓女”的情節(jié)套路。同時，小說在塑造男性宗教人物角色時，金陵大學的里格斯教授和美國長老會米爾斯牧師對日軍奸淫安全區(qū)婦女表示“無能為力”，甚至被“打成輕傷，胳膊一直打著繃帶”21，而中國少年基督教徒約翰在戰(zhàn)爭中被子彈打穿眼窩流出腦髓慘死，這是小說對“日本罪惡—中國苦難—西方拯救”22寫作邏輯的拆解，是對西方宗教普世救贖全能意義的降格。

隨著西方宗教神職人員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陸續(xù)撤離，佛教僧侶接替了基督教的救贖功能。小說中專門有一章取名《三個和尚》，講述的是日本佛教會派來“參觀南京”的僧人，其中一個叫釋神仙，他參加了入南京城后的“慰靈祭”，主要任務是超度亡魂。雖然釋神仙把蔣巽豐帶出來太田少佐的軍營，并從狼狗撕咬中救下蔣巽豐，但他的本職工作是“安慰日本傷兵，超度日本死者亡靈”23，他的佛教悲憫情懷是有意識形態(tài)辨識度的，他最終因被軍部申斥逃回日本京都還俗開酒坊的行為也證明，他的普度救世是不徹底的。相比于釋神仙“形式主義”的救世，中國靜安寺和尚普忍就更具徹底的悲愴色彩。普忍是一個“燒尸僧”，支持紅山義勇少年團在靜安寺伏擊日軍，但因伏擊失敗被日軍燒死。在最后被焚前，普忍要求回到靜安寺，不用日軍捆綁自己靜坐在木架上被火苗吞噬。“一炬空性火，焚燒夢幻身，婆娑業(yè)塵盡，凈土現(xiàn)真身”24，中國和尚普忍舍生取義參悟佛理，但他的被焚結(jié)局也佐證了宗教救贖力量的限制性。

（二）“自死權”：中國女性國族身份的體認方式

如果傳教士和僧侶是《石頭城》對文明序列中具象化人物價值的追問對象，那女性群像就是小說借助性別序列進行性別書寫參考對象。房偉通過蔣震暉展示家族照的形式，將蔣氏家族人員構(gòu)成推介出來。在家族生態(tài)里，除了耄耋赴死的蔣乾中、馳騁戰(zhàn)場的中央軍校三等軍需蔣坤典、“獵舌師”蔣坤安和童軍領袖蔣巽豐等主要男性人物，還有一批立體化的女性形象。她們的身體是南京受難中女性軀體被辱的直接隱喻，同時也借助“自死權”進入國族敘事的線性時間序列，獲得了國族身份的體認機會。

朱莉亞·克里斯多娃在《婦女與時間》中認為：“女性的時間與男性的時間有著本質(zhì)上的不同。女性的時間是循環(huán)時間和永恒時間，女性身體的節(jié)奏（如周期、妊娠）與自然界循環(huán)相連，因而女性與反復性和永恒性相關。而線性時間以進步和發(fā)展為前提，趨向未來，是父系的歷史時間……”25在《石頭城》中，房偉為女性設計了兩種破解圓形時間序列的路徑：

第一種，出走。“五四”時期隨著國外譯作被大量引入中國，戲劇《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情節(jié)設置為現(xiàn)代作家提供了反抗封建父權的出路，并產(chǎn)出了一批以“出走”為主題的文本?！妒^城》中女性“出走”的代表是蔣坤瑤。蔣坤瑤的“出走”打破了女性因性別產(chǎn)生的身體困境，“幫助女性跨越生理的循環(huán)定律匯入代表未來的線性時間河流”26。進入線性時間序列，一方面標志了蔣坤瑤與男性同處在國族話語結(jié)構(gòu)中，獲得了體認國族身份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又對她重返女性循環(huán)性的圓形時間序列有限制，所以房偉為她設計了被捕后在倉庫床下摸出藏好的炸藥引爆的退場方式，這也就維系了蔣坤瑤進入線性時間序列的時效性。

第二種，自殺。《石頭城》中的女性并不都像蔣坤瑤一樣具有“出走”的勇氣和條件，更多女性被困在戰(zhàn)火的人間煉獄，她們要面對日軍的轟炸與屠殺，還要面對來自身心層面的虐待與凌辱，“女性的身體被普遍地賦予了政治意義和價值，但是它在形式上依然保持了古老的悲劇性”27，小說中有大量日常生活視角下的市井女性群體，她們作為南京劫難中遭受強暴的女性代表，她們被性侵和性虐的身體“象征地等同于受到侵犯的祖國”28，柏翠芬、柳如春、周慧、秦小鏡等各種年齡段的女性被性侵被侮辱，構(gòu)成了“被侵犯的祖國”涵納的社會階層和集體創(chuàng)痛。劉禾在《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說：“她們（女子）必須在以某種自戕方式拒絕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為國家的一員并為民族國家而戰(zhàn)?！?9柏翠芬和柳如春，作為蔣家二代的大房和二房，分別以自殺和投河的形式棄絕被辱，這些對“自死權”的主動爭取具有強大的悲劇因素，“起著強大的紐帶作用，能夠縮小各族群間的心理距離，增強各族群的親和性，有效地強固‘中華一體’的觀念”30。房偉借助女性悲劇的力量升華受眾對國族身份的集體認同，這種體認過程對增強中華文明文化自信具有潛移默化的凈化效果。

綜上，《石頭城》作為一部優(yōu)秀的當代中國抗戰(zhàn)小說，借助“南京大屠殺”事件，嘗試建立歷史敘述的中國視角和中國話語體系，這種嘗試不僅調(diào)動了大量的中國文化元素和符號隱喻，壘筑起“文化矩陣”的塔臺，而且借助這個塔臺，房偉投射出“學者作家”對政治文化自覺關注的眼光，承擔起當代作家傳遞民族文化自強信念的“中介者”31職責，同時在駁雜的宗教文化與性別書寫中召喚全球文明視野下對“人”的多元價值的終極關懷，這是中國當代作家探索中國敘事邏輯路徑的有效實踐，具有典型的中國氣派和宏闊的世界格局。

[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guī)劃研究和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3CYMJ08)、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重大項目攻關創(chuàng)新項目“沂蒙革命戲劇的精神內(nèi)涵與文化譜系研究”（1919-200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31 賀桂梅：《“重寫”百年文學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理論與實踐》，《文學評論》2023年第5期。

2 于?。骸缎聲r期以來家族小說倫理敘事研究》，遼寧大學2022年博士論文。

3 張?zhí)骸吨袊敶膶W中的家族小說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6年博士論文。

4 吳焜、李林：《中國特色城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的景觀敘事》，《上海城市管理》2024年第3期。

5 劉艷：《經(jīng)典重釋：“尋根”與尋找民族文化精神》，《東吳學術》2021年第5期。

6 21李永東：《在互文中尋繹南京大屠殺書寫的可能性》，《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

7 李永東：《小說中的南京大屠殺與國家民族觀念表達》，《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

8 李歐梵：《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

9 10 11 12 13 19 22 23 24 房偉：《石頭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467、133、6、6、177、445、275、317、405頁。

14 16 [英]齊格蒙特·鮑曼：《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彭剛校，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頁。

15 洪治綱：《集體記憶的重構(gòu)與現(xiàn)代性的反思——以〈南京大屠殺〉〈金陵十三釵〉〈南京安魂曲〉為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第10期。

17 [美]張純?nèi)纾骸赌暇┐笸罋ⅰ罚R志行、田懷斌等譯，東方出版社2005年，第250—257頁。

18 曠新年：《民族國家想象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

20 這里的男性特質(zhì)不是指生理層面的男性，而是意指一種陽具崇拜情結(jié)下的主體人格，西方敘事中的“傳教士”拯救“妓女”，不僅僅是男性宗教神學力量對底層受難女性的救贖，更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權威性和控制力，是一種隱性的話語霸權。

25 [法]朱莉亞·克里斯多娃：《婦女的時間》，《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頁。

26 逯艷：《郭沫若早期歷史劇中的性別書寫與國族建構(gòu)》，《現(xiàn)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3年第45輯。

27 劉慧英：《20 世紀初中國女權啟蒙中的救國女子形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 年第 2 期。

28 雷雍：《女性身體和“跨民族”生育；或不叫強暴的強暴?》，《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陳順馨、戴錦華選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17 頁

29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國: 1900—193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289頁

30 張永紅、劉德一：《試論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作者單位：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