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1980年代師陀曾經(jīng)在各種場合公開否認自己是“京派”作家。對于他的這種表態(tài)，學術界一般也都信以為真，甚至十分嚴肅地討論其否認自己是“京派”作家的原因。其實，如果我們認真梳理師陀與沈從文之間的關系，并將這種關系放在縱橫兩個維度進行考察，就可以發(fā)現(xiàn)，師陀對于自己與“京派”作家關系的表述存在著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這種矛盾不僅表現(xiàn)在前期和后期的時間維度上，而且還表現(xiàn)在公開場合與私人關系的空間維度上。綜合考察師陀前期后期、公開私下態(tài)度的自相矛盾，再結(jié)合1930—1980年代的政治環(huán)境，如果我們還不能肯定地說，師陀的本意其實是想承認自己的“京派”作家身份，那么我們至少也可以說，他其實并不否認自己屬于“京派”作家。

關鍵詞：師陀 京派 沈從文 文學關系 自相矛盾

“新時期以來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論著說及師陀時，幾乎總要強調(diào)他與沈從文的關系，而屢次被不加思索地選入京派文學選集、寫入文學史著，更成了師陀無奈到無法逃避的‘光榮’遭遇。”①如果不考慮其中的批評性語匯，解志熙的這句話基本上概括了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學術界對師陀的文學史定位。但是，從解先生的這篇文章開始，師陀的文學史定位重新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因為就在這篇文章中，解先生將師陀定位成了一個“準左翼作家或者說自由左翼作家”。解志熙的這一觀點在李丹夢那里得到了另一角度的呼應?！皩熗觼碚f，京派絕不僅是風格或創(chuàng)作觀念的問題，更是政治身份、立場的問題?！薄皫熗油砟陮懙闹T多創(chuàng)作談、回憶錄，有相當部分是變相的政治檢討?！痹诶畹艨磥恚瑤熗釉?949年之后的所有創(chuàng)作大體上都可以視為“他爭取‘左派’歷史地位的努力”②。就師陀后半生的文學實踐而言，李丹夢的分析可以說是不無道理。她希望能夠跳出“美學、文學”的視角，嘗試從作家自身“主體認同”的角度分析這一問題。但是，“政治檢討”式的“認同”能不能代表作家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恐怕難說。這就需要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放得更大，“拓展到文學的外部，引入社會史的視野，從師陀步入文壇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背景來理解作家創(chuàng)作文本的特殊性，或許會從中得到解答”③。本文希望通過梳理師陀與沈從文之間的文學關系，對比師陀前期、后期，公開、私下，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對他與沈從文以及“京派”作家關系的不同言論，辨析師陀內(nèi)心深處與“京派”作家關系的真實態(tài)度。

一、師陀與沈從文文學關系梳考

首先，我們通過作品發(fā)表、書信往來以及相關回憶錄文章對師陀、沈從文之間的文學關系進行一個詳盡的梳理。

（一）師陀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發(fā)文情況。

據(jù)劉增杰、潘國新整理《師陀著作年表（增訂稿）》④、胡斌《師陀〈夏侯杞〉考——師陀史料考辨之一》⑤、黃思穎《〈 師陀全集〉 中〈師陀著作年表（増訂稿）〉 勘誤》⑥等相關史料，1933年9月至1936年4月沈從文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期間，師陀在《大公報》發(fā)表了10篇作品；1949年之前，師陀在《大公報》大概發(fā)表了40篇作品。

其中，對于辨析師陀與“京派”作家關系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章是他以蘆焚的筆名發(fā)表于《大公報·文藝副刊》第41期的短論《“京派”與“海派”》。當時，副刊的主編是沈從文。在這篇文章中，師陀第一次表達了他對“京派”與“海派”論爭的態(tài)度。首先，他認為“‘京派’和‘海派’依舊不過概念上的存在，認真區(qū)別很難辦到”?！艾F(xiàn)在要把‘京派’和‘海派’誓不兩立的對待，是錯了的，二者之間并無顯明的界限”。其次，雖然他不贊成硬性地把京滬兩地的作家劃分為“京派”和“海派”，但是，也就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是大體上對兩者之間的區(qū)別給出了自己的理解：“不過，不妨籠統(tǒng)的派定——具有學者態(tài)度的，‘京派’；相似海京伯馬戲班底獅子或猢猻的，‘海派’。”⑦單從這個區(qū)分來看，師陀當時對“海派”似乎多少帶些貶低的味道，相反，對“京派”則要尊重很多。

師陀為什么會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呢？在相關回憶文章中師陀并未給出具體的原因——以師陀1980年代對待“京派”的態(tài)度而言，他也不太可能給出具體的原因——而師陀回憶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章大多發(fā)表在1980年代。但是，在沈從文發(fā)表于《新聞與出版》1957年4月10日第4版的《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當為《文藝副刊》——引者）一文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爱敃r《大公報》在北方報刊中，頗能吸引一些讀者。”“《大公報》在北方諸省及國內(nèi)知識分子讀者群中，越來越引起普遍注意?！薄氨狈阶x者不太重視作者名聲，卻能夠用一種比較廣泛興趣接受有新內(nèi)容的作品?！薄皬牡谝淮伟l(fā)稿起始，就定下一個原則：報紙既屬于多數(shù)人，必需有較大篇幅讓各種各樣新作品和讀者見面?！雹噙@樣看來，《大公報·文藝副刊》吸引師陀的至少有這樣兩點：其一，《大公報》在北方乃至全國都有較大影響；其二，《文藝副刊》比較注重“新人”“新作品”。

從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發(fā)文數(shù)量和“京派”“海派”論爭的當時他對這兩派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看，1949年之前的師陀對“京派”作家這個群體是有著較高的主體認同的。

（二）師陀與沈從文之間的交往情況。

約在1933年底或1934年初，因師陀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較多，沈從文給師陀寫信，讓他不要只盯著這一家期刊，并表示愿意介紹其他刊物，師陀予以拒絕。⑨1934年初夏或秋天，師陀在北平“三座門”章靳以《文學季刊》編輯部遇到沈從文，留下第一印象?！皬奈漠敃r年輕，身穿蟹青湖縐夾袍，真是瀟灑倜儻，春風得意。當時他正在主編天津《大公報》文藝周刊，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曾投過稿。由他挑起的‘海派’‘京派’之爭剛結(jié)束不久，緊接著又展開了‘差不多’之爭，引起爭論的仍舊是從文?！雹獯蟾?935年初秋或冬天，蕭乾在北平東城一家菜館宴請《大公報》文藝副刊的部分作者，沈從文、師陀均在場?！氨谎麉⒓拥挠刑J焚、劉祖春、嚴文井、田濤等七八位，連同主人剛好坐滿一桌。”“當我們稱贊蕭乾的副刊編得很不錯時，他拍拍坐在身邊的從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說：‘喏，有這位顧問官！顧問官！’”11

1936年初夏，為打聽丁玲在北平的住址，師陀去找沈從文?！八坪跽蜅钫衤暫细闶裁囱芯抗ぷ鳎跅罴肄k公，對青年后輩，他極熱情。”12師陀的此條回憶與其1980年12月31日致劉增杰信中的時間有出入?！按蠹s到了1935年夏天，丁玲到了北平，我才去向他打聽丁玲的住址。那并不是去他家里，我記得當時他在西城楊振聲家里辦公。”13對于此處的時間出入，我們的推測是，《兩次去北平（續(xù)篇）》中的說法或許更為準確。師陀曾經(jīng)多次說過，自己的記憶力很差?！坝洃浱珘摹！?4“記憶力壞到極點?！?5“我的記憶，除了白癡，可以認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壞了?！?6“自己的記憶力本來就很差，經(jīng)過‘大革文化的命’，可以說壞到了極點。”17所以，在給劉增杰寫信時，他大概是僅憑自己的記憶，將時間定在了1935年的夏天。后來要寫文章發(fā)表，相對比較慎重，不僅自己反復回憶，可能還找朋友幫助回憶過，18所以相對比較準確。

1936年秋天，“師陀從北京到了上海，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和文藝界的進步作家巴金、沈從文等交往，結(jié)下深厚的友誼”19。這段話雖然只是蘇金傘的回憶，卻基本上被原封不動地用到了“師陀同志治喪委員會”起草的《悼念師陀同志》中。由此大體可以推斷，對于蘇金傘的這段回憶，師陀的家人基本是認可的。

1957年秋天和1979年冬天，師陀兩次到北京專程看望沈從文?！拔以氐厝タ此麅纱?。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秋天，他已經(jīng)調(diào)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正孜孜不倦地畫小瓶子。按當時北京的住房條件，他住三間上房，旁邊似乎還有兩間耳房，還算過得去。第二次是一九七九年冬天，他住在小羊宜賓胡同一個大雜院里。”“原先他住的是所謂‘上房’，那時他卻住的是原房主給聽差或老媽子的住房，而且一分為二，一間隔做兩個半間?！薄八咽前耸畾q的老人了吧，而且有病，那真是令人看上去悲慘極了?！?0

“文革”期間，師陀“和沈從文聯(lián)系比較多”?！八麄兌伎礆v史，碰到什么問題就商量。后來有一百多封信。有一些文學館拿去了，也讓人家搞丟了很多?！?11976年8月下旬，沈從文致信巴金，告知將到上?？赐吓笥??！跋Ｍ纯吹牟粫^十個人，除王辛笛外，還有蘆焚、王道乾、黃裳、陳從周（同濟大學）、施蟄存、許杰……至多不會過十個人?！?2這次二人是否見面了呢？據(jù)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在上海期間，沈從文拜會了巴金、王辛笛等四五個熟人朋友”23。從這條信息我們無法予以確認。與師陀相關的其他史料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

由于史料的缺乏，現(xiàn)在我們還無法梳理出師陀沈從文交往的完整脈絡，但是，只從上述史料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出，從1930年代開始直到人生的晚年，二人之間的情誼持續(xù)半個多世紀。

（三）沈從文對師陀的評價。

沈從文對師陀的評價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批評青年作家作品的“差不多”現(xiàn)象時，舉師陀等人的作品作為肯定的例證；一次是在評《大公報》文藝獎金時，作為評委之一最終將小說獎給了師陀的《谷》。這兩次評價都發(fā)生在1930年代。

1936年10月25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fā)表了《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批評當時多數(shù)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差不多”?！斑@個現(xiàn)象說得蘊藉一點，是作者大都關心‘時代’，已走上了一條共通必由的大道。說得誠實一點，卻是一般作者都不大上進，因為缺少獨立識見，只知道逐時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4沈從文批評“差不多”現(xiàn)象的用意在于：“我贊同文藝的自由發(fā)展，正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它要從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種‘一尊獨占’的趨勢里解放出來，它才能夠向各方面滋長，繁榮?！薄盀樽骷以O想，為作品的自由長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響設想，我認為一個政治組織固不妨利用文學作為它爭奪‘政權’的工具，但是一個作家卻不必需跟著一個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個對社會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團團轉(zhuǎn)。）”25作為相反的例子，沈從文肯定了蘆焚（師陀）、何其芳、曹禺等人：“這些人的作品，當前的命運比較起來都顯得異常寂寞。作者在他作品上疏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及所表現(xiàn)或記錄對人生的觀照，用的是一種如何謹嚴縝密態(tài)度，一般粗心讀者實在難于理會?！?6

1937年5月15日，師陀的短篇小說集《谷》與曹禺的劇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共同獲得《大公報》文藝獎金。沈從文是文藝獎金的裁判委員之一?！啊乃嚜劷稹牟门形瘑T請的主要是平津兩地與《大公報·文藝》關系較密切的幾位先輩作家：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和武漢的凌叔華?！?7

從《大公報·文藝副刊》多次刊發(fā)師陀的作品以及這兩次評價來看，沈從文對師陀的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說是高度認可的。

（四）師陀對沈從文的評價。

師陀對沈從文的評價幾乎全部集中在1980年代。所有的內(nèi)容歸納起來主要是四點：撇清自己與沈從文及“京派”作家之間的關系，批評沈從文的政治立場，承認沈從文的文學成就，同情沈從文在1949年之后的遭遇。

1980年代，師陀與河南大學劉增杰之間有著十分頻繁的書信往來。在師陀寫給劉增杰的信中，與沈從文有關的主要有三封，涉及這樣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極力撇清他與沈從文之間的關系，對學術界將自己歸入“京派”作家表示不滿。在1980年12月31日的信中，他告訴劉增杰，夏志清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說“師陀之進入文壇，得沈從文幫助不少”28并“不可靠”?！耙f對我有‘幫助’，文壇上的前輩對我都有幫助?！薄耙f對我進入文壇幫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過我許多書，對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關心。”自己早年不僅給沈從文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投過稿，而且給“各進步報刊都投過稿”，而且舉例說，“我的頭兩篇文章是向丁玲編的《北斗》投稿的”29。在1988年3月5日的信中他批評《京派小說選》“居然收入拙作《人下人》”，明確指出“‘京派’是沈從文提出來的，……乍看是寫作態(tài)度問題，骨子里事實隱含政治問題”30。第二，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沈從文熱”表示不以為然。“近日興起一股沈從文熱，美國大捧沈從文，臺灣也大捧沈從文，可能跟他‘不談政治’和寫作態(tài)度嚴肅有關系。……僅以寫作態(tài)度嚴肅而論，或就其政治態(tài)度而論，美國和臺灣大捧沈從文，都順理成章。奇怪的是中國大陸，也跟著美國、臺灣屁股后面大捧沈從文，出版他的全集，可能是應該的，大捧沈從文提出的‘京派’，等于溜須拍馬，這就‘捧’過分了?！?1第三，在1988年3月22日的信中，就“京派”與“海派”的論爭師陀第一次給出了“最明確的表述”：“‘海派’與‘京派’的斗爭，我個人認為今日青年人寫來，難免意氣從事，很容易陷入‘左傾’或‘右傾’的泥坑，頂好‘述而不作’，即說明各派的主張，及其作品的影響和成就?！?2第四，聲明自己這樣說“只在說明我從事寫作的態(tài)度”而沒有“輕視沈從文的意思”33?！皩τ谏蚬某删?，無論文學作品，無論他的服裝史，我直到現(xiàn)在全敬佩，而他的政治立場，卻不敢茍同?！?4

1986年8月4日，師陀在給河南老鄉(xiāng)、著名詩人蘇金傘寫信抱怨住房問題難以解決時提到沈從文。在對沈的“思想”依然持保留態(tài)度的同時，對其“工作成就和態(tài)度”表示充分肯定，對其晚年生活環(huán)境表示深切同情?！吧驈奈哪闶侵赖?，且不提思想，只論工作成就和態(tài)度，遠比我高出萬倍。我1979年去看他，僅住解放前傭住的兩個半間房子：半間做人室，半間燒飯。前年巴金去看他，搬了新居，也只有新工房一間半，聽說最近某首長批示，搬入五間一套的新居，人已八十四五歲，并患癱瘓，不能寫字矣!”35

1988年1月26日，在復信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楊義時，師陀不承認早期作品曾經(jīng)受到沈從文的影響，36否認自己屬于“京派”?！拔也挥浀弥旃鉂摗⑽魑荚v過我屬于‘京派’，當時在北平的作家，如馮至、吳組緗等，全不屬于‘京派’?！闭J為“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不是寫作態(tài)度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啊！瘍膳煽雌饋硎菍懽鲬B(tài)度問題，骨子里卻含政治問題。”37

1988年5月15日，師陀創(chuàng)作完成《兩次去北平（續(xù)篇）》。這篇文章對于理解師陀與沈從文以及他和“京派”作家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價值。第一，師陀花了很大篇幅交代他與沈從文的五次見面。第二，給出了他對沈從文的評價：敬佩其文學創(chuàng)作乃至中國服裝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同情其1949年后的遭遇，但是對其挑起“京派”“海派”論爭、“差不多”問題論爭持不同意見?！拔覍λ奈膶W成就，還有解放后他對中國服裝史的研究，全十分敬佩；只有一點我不贊成，那就是他提出的概念不清的‘海派’，還有對他提出的‘差不多’，也有自己的看法?！钡谌?，再次申明自己不屬于“京派”，甚至借巴金之口聲明自己是“反對‘京派’”的。第四，對自己將來的文學史地位提出期待?！拔矣袀€最起碼的要求：今后的文學史萬勿‘矯枉必須過正’，編寫成右派文學史。我這里再重復講一遍：編寫一切歷史，不僅文學史，是都‘矯枉必須過正’不得的！”38

二、前期與后期的矛盾

在第一部分，我們主要對師陀與沈從文之間的文學關系進行梳理，讓大家能夠從歷史的維度了解師陀與沈從文及“京派”作家之間發(fā)生了什么。這是我們第二、三兩部分進行辨析的基礎。在第二部分我們主要從前后期的對比，對師陀的相關言論進行辨析。

單從《“京派”與“海派”》這篇文章對“京派”“海派”的區(qū)分來看，師陀當時對“京派”不僅沒有批判，反而相對比較尊重，認為他們是“具有學者態(tài)度的”；相反，對“海派”則多少帶些貶低的味道，說他們“相似海京伯馬戲班底獅子或猢猻”。但是，在1988年5月15日創(chuàng)作完成的《兩次去北平（續(xù)篇）》中，師陀對待“京派”“海派”的態(tài)度幾乎是完全相反的?！霸谝馉幷摰漠敃r，我自己就在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周刊上發(fā)表過一篇雜文，以普希金想作為‘京派’為例，結(jié)果反被陰謀殺害?？梢娫谂f俄羅斯，非但如高爾基所說：要做個正直的人要付出很大代價的，要做個正直的作家，還必須付出生命。這篇小文不倫不類。巴金同志非但是位充滿熱情的作家，而且是極好的編輯，看文章目光銳利，而且仔細，記憶力也好，隔了若干年后，他說：你那篇文章是反對‘京派’的?！?9對照《“京派”與“海派”》的具體內(nèi)容，可證師陀的這段回憶并不屬實。其一，普希金的例子在原文中只不過順便提及，并非如回憶所說是文章的主旨。其二，就原文將“京派”定位為“學者”，將“海派”定位為“馬戲班底獅子或猢猻”而言，我們無論如何看不出這篇文章是“反對‘京派’”的，說他是反對“海派”倒可能更為準確。

師陀對待“京派”與“海派”的態(tài)度為什么會發(fā)生那么大的變化呢？根本原因在于“時移世易”。1934年，左翼文學雖然在文壇上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尚未成為整個中國文壇的支配性力量，以“京派”作家為主體的民主知識分子在北方還是一支頗有實力的作家隊伍。而且，師陀當時正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接連發(fā)表作品，同時也被一些批評家視為“京派”作家的后起之秀。大概就是這些原因，當時師陀可能對“京派”懷有更多的歸屬感，而對“海派”作家則使用了這樣一個頗為不敬的比喻。雖然那時候可能還沒有人將其徑直歸入“京派”，但是以其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經(jīng)常發(fā)表作品，與“京派”作家往來較為密切，“京派”著名批評家劉西渭、朱光潛對其作品的高度肯定，1937年他獲得《大公報》的文藝獎金，再加上他對“海派”的這種不恭敬態(tài)度，大家私下里將其目為“京派”作家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以師陀那種“優(yōu)柔寡斷”“不夠爽氣”的性格40而言，這種“模糊”處理的方式可能是他比較樂于接受的。但是到了1980年代，雖然“重寫文學史”的學術思潮已經(jīng)逐漸興起，“京派”作家的文學價值也獲得了學術界的更多認可，但是，左翼文學的政治屬性還是讓久經(jīng)政治磨難的師陀無論如何也不敢掉以輕心，再加上沈從文在1980年代的敏感身份，41所以，當看到夏志清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明確指出“師陀之進入文壇，得沈從文幫助不少”的時候，當他收到楊義的來信得知中國的學術界要將其歸入“京派”作家的時候，一向“優(yōu)柔寡斷”“不夠爽氣”的師陀就不得不在各種場合反復申明自己不屬于“京派”。

對于師陀在1980年代的這種公開表態(tài)，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呢？與其說這是一種學術意見的表達，不如說是政治立場的表態(tài)更為準確。我們甚至不妨進一步設想，如果沈從文的政治身份能夠早一點得到認可，成為“進步作家”，他大概是并不介意承認與沈從文之間結(jié)下“深厚友誼”的。如此，我們大概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屬于“蓋棺定論”性質(zhì)的《悼念師陀同志》的官方文件中，會出現(xiàn)“和文學界的進步作家巴金、沈從文、李健吾等交往，結(jié)下深厚的友誼”這樣的表述了。

關于1935年初秋（或冬天）的那次聚會，師陀和王西彥都有較為詳細的回憶。從內(nèi)容看，兩人回憶的應該是同一件事。王西彥的回憶是：“大概是一九三五年的初秋”“在東城一家菜館”，“剛從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yè)出來的蕭乾同志正在主編大公報的副刊”，“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42師陀的回憶是，“約在一九三五年冬天，蕭乾同志已經(jīng)從燕京大學畢業(yè)，進《大公報》主編《文藝》普通版，前來北平宴請寫稿人”43。雖然回憶的是同一件事，但是二人回憶的內(nèi)容卻有很大的差別。第一個差別是時間，一個說是“初秋”，一個說是“冬天”?？赡芏藢μ鞖獾母惺懿煌瑢е聦r間的記憶產(chǎn)生了差別，我們且不去管它。重要的差別是赴宴的作家。在王西彥的回憶中，赴宴的人是：沈從文、蕭乾、師陀、嚴文井、王西彥、田濤、劉祖春。但是師陀的回憶卻大不相同：“被宴請的人全住在北平，卻分為兩批：頭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楊振聲等人，第二批是馮至、吳組緗、屈曲夫、劉白羽、楊剛等人，其中也有我?！?4師陀雖然沒寫沈從文和蕭乾的名字，他們二人都在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對照二人記憶中的名單，除了沈從文、蕭乾和師陀，其他人沒有一個是重合的，而且?guī)熗佑洃浿械淖骷疫h遠超過王西彥。我們雖然無法確認他們誰的記憶更為準確，但是，如果我們把師陀在回憶完這個名單之后所發(fā)的一段議論對照來看，或許能夠讀出一些別樣的意味：“總之，除了馮至同志三十來歲，第二批全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年輕人未必個個都進步。但是在當時的北平，寫稿人進步與否，大體上是以年齡分的。并非說年老人全不愛國，只是討厭年輕人‘胡鬧’?！?/p>

在寫作《兩次去北平（續(xù)篇）》的1988年，師陀作出這樣的回憶與議論，可以說是意味深長。他這段議論的邏輯大概是，“年輕人”大體上是“進步”的、“愛國”的；而“年老人”雖然未必“全不愛國”，卻“討厭”“年輕人”“進步”“愛國”的“胡鬧”。按照師陀的劃分，他自然是屬于“年輕人”的（師陀生于1910年，時年25歲）。師陀雖然沒有直接把沈從文劃入“年老人”，但是，當1900年出生的俞平伯都被劃入“年老人”的時候，1902年出生的沈從文還能屬于“年輕人”嗎？這樣看來，在師陀的邏輯中，他本人是“進步”的，而沈從文則未必。然而，請他吃飯、給他發(fā)表作品、給他文藝獎金的，卻恰恰是這些未必“進步”的“年老人”。

對于沈從文在“差不多”問題論爭中的理解與肯定，師陀當時并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但是半個世紀以后，師陀卻亮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我對他的文學成就，還有解放后他對中國服裝史的研究，全十分敬佩；只有一點我不贊成，那就是他提出的概念不清的‘海派’，還有對他提出的‘差不多’，也有自己的看法。”“至于‘差不多’……三十年代由于國家岌岌可危，部分‘左翼’作家救亡心切，脫離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差不多’更盛行，這是可以而且應該理解的?！?5如果說1980年代的公開表態(tài)是一種態(tài)度，那么1930年代的沉默不語難道不也是一種態(tài)度嗎？如果一開始就“不贊成”沈從文的觀點，何以當年不著文反駁，而是在半個世紀之后才“秋后算賬”呢？就此而言，師陀在1980年代的這番表態(tài)難道就真的可以信以為真嗎？

考察師陀公開否認自己屬于“京派”作家的文字，幾乎全部集中在1980年代，而且集中在這樣幾篇文獻當中：1980年12月31日、1988年3月5日致劉增杰的兩封信，1988年1月26日致楊義的信，還有發(fā)表于《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3期的《兩次去北平（續(xù)篇）》?？疾爝@幾篇文獻的讀者對象可知，師陀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公開否認自己“京派”作家的身份，主要是當時“重寫文學史”的學術思潮逐漸抬高了沈從文與“京派”作家的文學史地位，而且要將師陀本人歸入這一文學流派，而沈從文在1980年代又始終是一個十分敏感的人物。這對于本來就“不愿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是非、左右關口”，又對外界的政治環(huán)境高度敏感的師陀來說，自然是一個麻煩。考慮到這一點，他在這些文獻中做出這樣堅決的表態(tài)也就不足為奇了。但這是否就是他的真實心聲呢？考察同一時期師陀給其他人寫信時談到沈從文的態(tài)度，還有他去世之后家屬接受他與沈從文之間結(jié)下“深厚友誼”的表述，就大體可以明白他的真實想法了。

三、公開與私下的沖突

第二部分我們辨析的是師陀前期后期言行之間的矛盾，希望解決的是不同的時代背景對師陀言行的影響。這一部分我們希望討論的是，在不同的話語空間，師陀言行之間的沖突。

《大公報》文藝獎金頒發(fā)之后，在寫給靳以、巴金的一封信中，師陀表達了自己對此事的態(tài)度?！瓣P于大公報的事，雖是小事，倒真覺得左右為難，拒不對，受也不對，熟思的結(jié)果，覺得還是馬虎了事比較圓滿些。茲特附上致大公報的信，上海和北平近來如無特別不近情理的言論，就請代我投郵，否則請即情商文化生活社代撥三百四十元給大公報館（我想你們也許不怕我卷款潛逃）?！?6這封信充分表達了《大公報》文藝獎金給師陀帶來的苦惱——左右為難，還有他最終采取的態(tài)度——馬虎了事。以師陀的性格論，“馬虎了事”十分符合他的做事風格。他之所以左右為難主要是擔心“上海和北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言論”，也就是“京派”“海派”之間的論爭。將他的這段話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些“不近情理的言論”，他領取《大公報》文藝獎金的態(tài)度是不是就會干脆很多？如果這種推斷還算合理的話，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按照師陀的本意，他是想領取這個獎金的，只是因為膽小怕事的性格，才讓他對這樣一塊燙手的山芋左右為難。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他后來拒絕了這個獎金，這就進一步證明，即便是在“京”“?！闭摖幍恼螇毫ο?，他依然以一種“馬虎了事”的做法默認了自己的“京派”作家身份。

從師陀1980年代在各種場合極力撇清自己與沈從文之間的關系來看，在沈從文的處境更加困難、身份更加敏感的1957年和1979年，他應該對沈從文避之唯恐不及才對，怎么會兩次“特地”跑到北京去看望他呢？當然，這兩次探望應該都是在比較私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以師陀膽小怕事的性格，他能做出這樣的舉動已經(jīng)實屬不易。就此而言，他對沈從文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呢？何況，他去看望沈從文的事情還是在他想極力撇清與沈從文關系的1980年代自己主動透露出來的——如果他自己不說，我們誰又能知道呢？就此而言，他1980年代那些想極力撇清自己與沈從文關系的言論真的就那么真實可信嗎？

另一個能夠說明這一問題的例子是師陀對待夏志清的態(tài)度。雖然不同意夏志清“師陀之進入文壇，得沈從文幫助不少”的學術觀點，但是私下里，師陀卻一直與夏志清保持友好的聯(lián)系，甚至寫信請他幫助自己的兒子王慶一在美國求學、工作。例如，1988年1月16日師陀致信夏志清說：“小兒王慶一，經(jīng)過長期奮斗，終于取得美國駐滬領事館簽證，于近期內(nèi)自費赴美學習。道經(jīng)紐約，前曾蒙協(xié)助，令高足愛德華·耿先生竭力幫忙，不勝感激。今小兒赴美，乃系轉(zhuǎn)學肯他基州立大學，仍攻讀公共衛(wèi)生專業(yè)。因初次出國，擬先工作半年，積攢些學費，然后報到入學。望閣下竭誠相幫，各方面予以照顧，玉成此事。小兒到紐約時，命其趨謁兄臺，敬乞予以賜見也?！?7另外，在師陀1984年4月6日寫給夏志清的信中，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感覺到師陀在1980年代否認自己屬于“京派”作家的政治顧慮?！坝捎谖乙恢弊≡趪鴥?nèi)，對于國內(nèi)的思想情形比較了解。第一種是……存在‘左’傾思想，……第二種是……存在封建主義思想?！彼€在同一封信里就國內(nèi)學術界批判《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安慰夏志清：“希望你挨批評后萬勿生氣。一個人挨了批評要他不生氣，似乎不大合理。你是文學評論家。你曾親自對我講過今后要改變立場。希望你生氣而不影響你改變立場。……總之，希望你能做到如來示所云：保持自己的獨立態(tài)度?！?8認真讀過這段私人通信之后，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對夏志清觀點的公開否認，哪種觀點更能體現(xiàn)他內(nèi)心深處真實的想法不就顯而易見了嗎？

如果我們承認對于作家的流派歸屬不能僅僅依賴文學作品的文本解讀，更多地還要從社會史的角度關注作家內(nèi)心深處的主體認同，那么，當我們從師陀自身矛盾態(tài)度的縫隙中解決了他的“京派”作家身份之后，他是否屬于左翼、準左翼或自由左翼作家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說師陀與“京派”作家之間存在一定的不同，或許，他與左翼作家之間的張力更大。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現(xiàn)代作家八十年代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項目編號：22BZW159）、信陽師范大學青年項目“南湖學者獎勵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解志熙：《蘆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師陀作品補遺札記》，《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2 40 李丹夢：《“杞人創(chuàng)傷”的生存美學與“歷史化”——師陀論》，《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在這篇文章中，李丹夢認為：“在關鍵事情的抉擇上，師陀總是不夠爽氣。優(yōu)柔寡斷與懦弱向來相伴而生。師陀很不愿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是非、左右關口，用李伯唐的話講：‘歌頌同詛咒和我全不適合。’”對于師陀的性格，我們認為李丹夢的概括是準確的。同時，我們也認可她的下一句判斷：“從骨子里講，師陀是不喜變動和冒險的，他缺少熱力奔放的氣質(zhì)，沒有那種‘山巒氣象’。”但是，這種性格是否全都來源于師陀童年時期形成的“創(chuàng)傷性的記憶和反應模式”？進一步說，他的這種性格是否能夠代表“典型的地方河南的‘平原人格’”？似乎還需要更為深入的探討。

3 黃思穎：《歷史的“誤解”——師陀與“京派”和“左翼”關系探究》，《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4 師陀：《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546頁。

5 胡斌：《師陀〈夏侅杞〉考—師陀史料考辨之一》，《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6 黃思穎：《〈師陀全集〉中〈師陀著作年表（增定稿）勘誤〉》，《新文學史料》2022年第1期。

7 師陀：《“京派”與“海派”》，《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頁。

8 周航屹：《沈從文佚文〈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新文學史料》2022年第4期。

9 13 29 33 參見師陀1980年12月31日致劉增杰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3、12—13、13頁。

10 師陀：《兩次去北平（續(xù)篇）》，《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3期。在1980年12月31日寫給劉增杰的信中，師陀說：“真[直]到1944年底《大公報·文藝》在北平請客，我才和沈認識，以后也沒有拜訪過他。”這句話的下一句是：“大約到了1935年夏天，丁玲到了北平，我才去向他打聽丁玲的住址?！保ā稁熗尤罚ǖ?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頁。）這兩句話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從現(xiàn)有材料看，師陀與沈從文第一次見面大概率是在1934年，“1944”或為“1934”之誤。第一次見面的具體時間也以“1934年初夏或秋天”更為準確。上述信中的所謂“北平請客”，師陀大概是將1935年蕭乾在北平東城宴請《大公報·文藝副刊》的部分作者這件事給記混了。

11 42 王西彥：《夢想與現(xiàn)實——〈鄉(xiāng)土·歲月·追尋〉之五》，《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4期。

12 20 38 39 43 45 師陀：《兩次去北平（續(xù)篇）》，《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3期。

14 參見師陀1982年8月28日致卞之琳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頁。

15 參見師陀1981年9月17日致沙汀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頁。

16 師陀1982年8月5日致劉增杰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17 師陀：《回憶我寫〈金子〉》，《長江》1982年第1期。

18 例如1979年9月5日他就曾經(jīng)給嚴文井寫信，請他幫助自己回憶一些事情。嚴文井的答復是：“九月五號信收到了。我的記性也是越來越不好。關于我們遇見的事，我再提一些情況供你回憶時作參考?！保▏牢木?979年9月13日致師陀信，《師陀全集續(xù)編》（研究篇），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頁）

19 35 蘇金傘：《悼師陀》，《師陀全集續(xù)編》（研究篇），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553頁。

21 王鵬飛：《記憶中的身影——與陳婉芬女士談師陀》，《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頁。

22 沈從文：《致巴金》，《沈從文全集》（第2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頁。

23 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頁。

24 26 沈從文：《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6頁。

25 沈從文：《一封信》，《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

27 徐?。骸丁创蠊珗蟆滴乃嚜劷鹗穼嶃^沉》，《文藝報》2012年1月20日。

28 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頁。

30 31 34 師陀1988年3月5日致劉增杰信，《師陀全集續(xù)編》（補佚篇），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頁。

32參見師陀1988年3月22日致劉增杰信，《師陀全集續(xù)編》（補佚篇），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頁。

36 1943年，青苗就在《憂郁的懷念》一文中否定了師陀受沈從文影響的觀點：“這里還有一件事情要補充一下的，就是有許多人都說他是受了沈從文的影響的，在我未和他會見以前，我似乎也會有這樣的感想，但后來自己又推翻了這種意見，我曾把他和沈從文作長期的比較，我覺得他無論在哪方面都沒有受過沈從文的影響。”（青苗：《憂郁的懷念》，《師陀全集續(xù)編》（研究篇），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頁。）2003年，師陀夫人陳婉芬在接受采訪時也對這種觀點持否定態(tài)度：“說師陀受巴金、沈從文的影響。我給你說，這些都靠不住?！保ㄍ貔i飛：《記憶中的身影——與陳婉芬女士談師陀》，《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頁。）

37 參見師陀1988年1月26日復楊義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頁。

41 沈從文身份的敏感性一直持續(xù)到他去世。巴金曾經(jīng)回憶說，沈從文去世以后，“一連幾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我很想知道一點從文最后的情況?？墒侨請笊衔艺也坏竭@個敬愛的名字”。（巴金：《懷念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頁）

44 師陀：《兩次去北平（續(xù)篇）》，《新文學史料》1988年第3期。在師陀1988年3月22日寫給劉增杰的信中，這個名單有所不同：“由《大公報》請北平文學界吃飯，分作兩批可以看出：第一批，周作人，俞平伯，楊振聲，朱光潛，李健吾，廢名，卞之琳；第二批，吳組緗，馮至，楊剛，屈曲夫和我，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馮至也就三十來歲吧?！保◣熗樱骸稁熗尤m(xù)編》（補佚篇），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頁）與俞平伯比較起來，在這個名單“第一批”中的李健吾（1906年生）、廢名（1901年生）、卞之琳（1910年生）更加年輕。很顯然，在這里，師陀對年齡的劃分帶有很強的主觀性。

46 立文：《師陀信談〈大公報〉文藝獎》，《文藝報》2017年3月24日。該文認為，師陀的這封信寫于1937年5月30日。

47 師陀1988年1月16日致夏志清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頁。

48 師陀1984年4月6日致夏志清信，《師陀全集》（第5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頁。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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