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城市的歷史源遠流長，在古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書寫城市生活的文學作品，然而，直到二十世紀末城市化進程加速，“城市文學”這一概念才真正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流動的’現(xiàn)代性的到來，已經(jīng)改變了人類的狀況，否認甚至貶低這種深刻的變化都是草率的?！?① “‘流動的’現(xiàn)代性”推動了鄉(xiāng)土中國在生產方式、經(jīng)濟結構、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深刻變革，也促使大量農民在社會轉型與城市化建設的契機下涌入城市，尋求生存的更多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文明與鄉(xiāng)村文明的邊界變得模糊，處于城鄉(xiāng)之間的“中間地帶”則愈發(fā)寬廣。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曾經(jīng)被視為城市邊緣的空間和群體，如今成為城市書寫者們聚焦的熱點，這不僅是城市文學對于當代社會結構的能動反映，也蘊含了當下寫作者對于城市發(fā)展的深刻認識與理解。

對此，我想以文學作品中的北京書寫為例，具體闡釋城市文學在發(fā)展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這一新趨勢。提到文學中的北京，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故宮、頤和園、中關村等城市地標，是皇族貴胄、大院子弟、市井胡同里的那些“老北京”，以及他們閑談時那口地道的北京話。盡管對文化符號的強調是城市書寫的必要策略，也正是這些符號建構了人們的北京想象和北京情結，但在全球化與城市化雙重浪潮的沖擊下，單一固化的文化符號已難以承載城市的復雜性，難以呈現(xiàn)北京日新月異的城市面貌。

再者，無論是傳統(tǒng)的北京文學所聚焦的北京中軸線，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奔向北京的外來務工者眼中的科技、商務中心，寫作者們都將目光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地帶，以一個個鮮明的城市地標深化北京在不同維度的中心地位與獨特氣質。與此同時，他們從不同側面刻畫“北京土著”和“北漂”這兩大群體，文學中的城市“主體”與“他者”形象得到凸顯。然而，生活在城市中心以外的人如何想象北京？“城與人”之間的精神關聯(lián)又將發(fā)生怎樣的改變？通常被視為城市“他者”的“北漂”群體如何捍衛(wèi)其精神主體性？正像被納入“新北京作家群”的作家孫睿所指出的：“北京既有超一線城市的特征，又有二三四五線城市的生活痕跡。北京有了越來越多的房子，有了越來越多的家庭，飛機、高鐵、高速路把鄉(xiāng)村生活和倫理也拉到了北京?！?② 作家們正逐漸發(fā)現(xiàn)北京這一“五方雜處之地”的復雜多元，將筆觸從傳統(tǒng)的城市中心地帶向外延伸，探索那些被忽視的角落和群體。文學中的北京正由此展現(xiàn)出一種全新的文化景觀和精神氣質。

一、地理空間的延展與北京形象的重塑

以往的北京書寫常常帶給我們一種強烈的感受——它們不遺余力地強調北京這座城市的中心性?；食歉碌倪z老遺少在懷舊中勾勒出一個作為歷史文化中心的北京，大院子弟的成長背景凸顯著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身份地位。即便是小說里那些出身平凡的“老北京”，也大多居住在北京中軸線附近的胡同，處于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城市中心。如果說上述作品是基于北京市民有限的生活軌跡，勾勒出相對封閉、向內凝聚的文學地理空間，那么當外來務工群體成為北京書寫的主要對象時，伴隨著他們出現(xiàn)的是國貿、國家大劇院、中關村等現(xiàn)代都市地標，和一個作為商業(yè)和科技中心的新北京形象，繁華絢麗的都市北京吸引他們進入，也以“生人勿近”的氣場讓他們感到迷茫。裝扮奢華地走進國家大劇院看演出，是陳金芳證明自己融入北京的方式（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作為“中國硅谷”的中關村與偽證制造者的并置形成的巨大張力正是徐則臣《跑步穿過中關村》的魅力所在。正如白惠元所說：“‘北京文學’不能永遠在旗人故事或老北京兒化音里打轉，它需要內部更新，需要更具流動性的動力機制?！?③ 文學中的北京也不應局限在城市的中心地帶，在這座占地一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城中村的折疊巷道與遠郊地鐵的回響，“立交橋下的尾氣和建筑工地的土腥味” ④ ，正在編織一個更為多元和多面的北京形象。

在發(fā)表《跑步穿過中關村》之后，徐則臣在二〇二〇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北京西郊故事集》。雖然兩部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海淀當時的城鄉(xiāng)接合部，但徐則臣減少了對“中關村”“看升旗”等北京想象和北京情結的強調，轉而將西郊城中村這片被現(xiàn)代化進程懸置的“飛地”作為敘事坐標，同時突顯出地理空間和人物的社會地位兩方面的邊緣性。他以“屋頂”這一垂直維度上的空間實踐，寫下了“北漂”青年對狹隘視野的自覺和對更遼闊的城市空間的渴望：受制于有限的活動范圍，攀爬屋頂成為行健、米籮、寶來和“我”的生活日常，他們瞭望城市，渴望看到更廣闊的城市空間。于是，在《北京西郊故事集》里，鳥的身影多次出現(xiàn)，將人有限的視線延伸。當戴山川的目光化作“翅膀無限延長的烏鴉”掠過西郊，飛向朝陽、通州時（《兄弟》），鳥的意象既是打工者困于生存壓力對沖出牢籠的渴望，也作為作家解構空間區(qū)隔的敘事裝置，顯示出他對于探索更廣闊的城市空間的自覺。正是基于這種自覺，小說集盡管以“北京西郊”命名，卻沒有將視野局限在北京西郊，而是沿著“北京—故鄉(xiāng)”的軸線不斷延展，擴大了北京書寫的敘事空間。徐則臣跳出了北京書寫在空間上固化的窠臼，通過邊緣與中心、在地與流動的辯證對話，重構了城市文學的敘事拓撲。

隨著城市擴張和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小說中的“北京西郊”如今已劃歸北四環(huán)，不再被納入郊區(qū)的范疇。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作家將對北京生活的關注與挖掘從傳統(tǒng)的城市中心地逐漸擴展至四環(huán)外甚至京郊地區(qū)。他們以遠離城市中心的書寫反思對于城市的狂熱追逐，在此過程中對文學中的北京形象進行了“去中心化”的重塑。

孫睿的《游樂場》塑造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都市中產“北漂”，他是這個城市里不折不扣的“中間人”：“我”住在不遠不近的北四環(huán)，物質條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每天面對著工作上的壓力和婚姻里的千瘡百孔。當“我”回到家鄉(xiāng)反思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發(fā)現(xiàn)北京不僅沒有帶給自己想象中的成就感，反而讓自己“重力越來越大，起飛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牢牢被生活所控，沒有收獲期盼的燦爛，而是一肚子委屈”。⑤ 在他看來，相比家鄉(xiāng)，北京“滯澀僵硬”的生活讓人缺少了快樂的權利。⑥ 因此，盡管擁有在北京安居樂業(yè)的資本和能力，“我”還是選擇了離開北京，回到家鄉(xiāng)，在開啟新生活后意外地收獲了生活的饋贈。

如果說《游樂場》中的“我”是在北京與故鄉(xiāng)的對比中重新審視北京與自我，那么杜梨的《三昧真火》則是以北京想象與現(xiàn)實北京的對比來刻畫落差，以此突顯新一代“北漂”青年面對現(xiàn)實生活的隔離感。作為一名北京人，杜梨早期作品中的北京集中在承載著“老北京人”記憶的四九城和她工作所見的頤和園。到了《三昧真火》，杜梨跳出了個人經(jīng)驗和她熟悉的城市空間，轉而從閩南文化和古典神話中開掘創(chuàng)作資源，以白惠元所謂“南水北調之術”刻畫了一個來自閩南的說唱歌手及她眼中的北京。陳娜迦生活在大興區(qū)六環(huán)外的高速旁由廢棄工廠房改造的公寓，“奶茶小妹”與說唱歌手的雙重身份讓她迅速成為網(wǎng)絡的焦點，也將她卷入網(wǎng)暴的旋渦，邊緣化的處境讓陳娜迦認識到現(xiàn)實與想象中的北京存在著的巨大落差：

娜迦在古厝時想象的北京可比現(xiàn)實中的北京要精彩得多。摩天的燈紅酒綠，穿梭的空中電梯，永不停歇的巧克力噴泉，在云霞和玉宇交相輝映的地方，拖著長腔的京劇，跳迪斯科的人群和音樂節(jié)的酒精?！麄兛吹竭@座城市很快修起云梯，可以供人們攀上天宮，可下方卻狼藉一片，人們在爬云梯的過程中逐漸被云梯吞食，變成云梯不可替代的骨頭?？傻搅颂鞂m，發(fā)現(xiàn)里面也不過就是些海市蜃樓和紅粉骷髏。⑦

《三昧真火》和《游樂場》在不同程度上建構了批判性城市圖景，這種批判并非來自北京作為超級城市對外來者的空間排斥，而是基于城市化進程中的生存規(guī)訓對個體主體性的吞噬。但《三昧真火》呈現(xiàn)的北京已然超越了單純的地理空間范疇，而是融合了在今天充斥于日常生活的網(wǎng)絡媒介與流行文化，指向對于現(xiàn)代性的反思。說唱是陳娜迦為打破幻象、拒絕被異化所做的努力，也是她消除心中業(yè)障的武器?！度琳婊稹窂亩嘀財⑹聦蛹壣锨短琢恕段饔斡洝返木駜群?，四位主人公作為南海龍女、紅孩兒、孫悟空和哪吒的化身，相遇在光怪陸離卻又危機四伏的北京，反叛各自軌道上的“天庭”對他們的審判和壓抑，顯示出新一代青年突破束縛的勇氣和決心。

從這些作品來看，從城市中心向外延展的文學勘探，本質上是對北京“中心性”的重新解碼，也是對單一化城市想象的深刻反思。它不僅將文學中的北京擴展為更廣闊的城市空間，更標志著“城與人”關系的隱秘轉變?！绻f以往的北京文學主要講述的是“城塑造人”和“人想象城”，那么今天的文學作品則借由游走在城市邊緣的人物視角，發(fā)現(xiàn)了有別于主流想象的城市側面，并將他們從迷茫中打撈，寫下了他們在重審城市和自我之后的頓悟和突圍，這不僅拓展了城市文學的地理邊界，更是對“北漂”精神空間的可貴開掘。

二、生長于京郊的北京人

當然，除了寫下“北漂”群體的生存境遇，北京作家也未曾停止對于北京本地人的關注。但在今天，所謂“北京人”的范疇早已不再局限于那些世世代代生長于四九城內的“老北京”。隨著行政區(qū)劃的調整，京郊居民如今也已成為北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近年來的北京書寫中，作家們逐漸將目光投向這些生長于京郊的北京人，探索他們有別于傳統(tǒng)“老北京”的身份認同。

較早在作品中表現(xiàn)京郊生活的代表作家是劉紹棠。盡管通州自一九五八年劃歸北京市管轄，但在劉紹棠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年代，通州更多地保留著傳統(tǒng)農村的風貌。因此，劉紹棠對于故鄉(xiāng)通州運河一帶的書寫仍屬于鄉(xiāng)土文學的范疇。他以農民自居，自稱“運河之子”，專注于對農村題材和農民生活的書寫，并對鄉(xiāng)土文學理論的建構做出了重要貢獻，推動鄉(xiāng)土文學進入一個新的繁盛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推進讓遠郊各縣紛紛開始轉變?yōu)槭休爡^(qū)，京郊居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首都市民。生長于房山的遼京便是其中的一員。遼京在《白露春分》里用了不小的篇幅展現(xiàn)集體經(jīng)濟轉型時期的京郊生活圖景。相比劉紹棠筆下的京郊農村，秀梅一家所在的京郊工廠大院在物理空間上已顯示出首都轄區(qū)的城市面貌，但其倫理結構仍保留著鄉(xiāng)土社會的痕跡，隨著時代的變遷，大院里以血緣為軸心的關系網(wǎng)絡與廠區(qū)外加速擴張的消費主義形成了刺眼的錯位。因此，在城鄉(xiāng)轉型的夾縫中，舊道德失去約束力，新規(guī)則尚未建立，家中的男性不斷以暴力填充秩序的真空地帶，而深受差序格局影響的秀梅將忍耐奉為圭臬，以“體面”之名一再縱容家庭暴力的發(fā)生。但隨著秀梅走向衰老，對于守住全家人的面子開始力不從心，家庭內部的矛盾和沖突如同沉重的回響，變得愈發(fā)尖銳和激烈。秀梅的衰老不僅意味著她個人力量的衰退，也宣告了傳統(tǒng)家庭觀念與道德倫理在今天的式微。在《白露春分》里，京郊作為“城市擴張的緩沖區(qū)”，被用來盛放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文化沖突。

這種沖突和斷裂在小說里還表現(xiàn)為人物愛情觀的鮮明差異，在佳圓的情感遭遇里，遼京借助瓷鴛鴦這一意象，留下了她對于現(xiàn)代價值觀的思索。作為秀梅的孫女、京郊工廠大院長大的女孩，佳圓對美好純真的愛情不失向往，她的丈夫沈慕作為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則是現(xiàn)代都市所象征的原子化社會的產物。瓷鴛鴦是佳圓父母的愛情信物，寓意著堅貞的愛情，因而在摔碎之后，佳圓小心翼翼地將它粘牢復原。但在丈夫沈慕眼里，瓷鴛鴦不過是可以用來盛放避孕套的容器。從“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到無愛婚姻的建立，現(xiàn)代社會快餐式的愛情觀和膨脹的欲望正在逐漸瓦解人們對愛情的信念與堅守。

作為一名來自京郊的北京人，遼京對于北京沒有強烈的身份自覺，她在采訪中強調自己只是“一個行政區(qū)劃上的北京人，不是民俗意義上的老北京” ⑧ ，在寫作中，遼京也有意削減作品的地方性，這讓她筆下的日常生活雖然發(fā)生在北京，卻不具備鮮明的北京氣質。在《白露春分》里，北京沒有以具象化的形象出現(xiàn)，小說寫到幾個年輕人參觀的古猿人遺址公園在秀梅家附近，這似乎成為書中唯一暗示秀梅家空間坐標的線索。遼京刻意弱化了北京的地方性標志，轉而通過對日常生活的細致雕刻，構筑起鮮明的時代印記，揭示女性普遍面臨的生存與精神困境，并觸及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

在《白露春分》里的人物身上，我們看不到屬于北京人的獨特風貌，北京以一種隱性結構參與敘事，其特質被轉化為普遍性生存困境的載體。與《白露春分》不同，劉汀的《富貴如云》則刻畫了一個有著鮮明個性的北京人，小說以“富貴哥”這一人物生動塑造了北京人形象的又一典型。富貴哥來自北京延慶，而延慶在一九五八年之前屬于河北省，這讓他在家住四環(huán)的北京“土著”妻子面前，始終懷有難以消解的自卑感，妻子對其“后來劃拉進來的農民”的定位，不僅揭示了北京內部的階層區(qū)隔，更直接對富貴哥試圖通過模仿“京爺”做派（如仗義、好面子、夸夸其談等）來獲取身份認同的努力宣告無效。富貴哥的認同焦慮投射于他們的婚姻關系中，顯示為由經(jīng)濟弱勢催生的自卑感和家庭地位的失衡。當他越是刻意用混不吝的姿態(tài)掩飾困窘，則越暴露出邊緣者試圖融入中心的困境。“富貴哥”這一形象的魅力正在于此：他既是“老北京”特質的當代鏡像，又是城市化進程中身份“懸浮者”的真實寫照，其外在形象與內心情感形成的巨大張力為我們觀察新北京人的精神圖譜提供了獨特的切口。

三、打工者的自白

把二月盛開的桃花趁著慌亂的夜色

獻給皮村的街道？鴿子樓和匆匆人群

獻給一天十八個小時營業(yè)的雜貨店老板

獻給理發(fā)店熾光燈下穿著時尚的服務員

獻給下班歸來一身疲憊的夢幻城鄉(xiāng)趕路人

獻給子夜時分在垃圾箱里兩眼放光的拾荒者

…… ⑨

——小?！镀ご瀚I詩》

有關文學中的“北漂”形象，我們最熟悉的還是那群從鄉(xiāng)下進城的務工者，他們穿梭于城市與鄉(xiāng)鎮(zhèn)之間，被荊永鳴形象地稱作“北京候鳥”，漂泊的生活狀態(tài)和在社會結構中的邊緣地位成為他們的主要特征。越來越多的作家從不同視角出發(fā)，寫下了這群打工者的際遇，這讓原本被忽視的“北漂”群體進入公眾視野，也讓我們不免心生警惕：作家們在塑造“北漂”形象時，究竟融入了多少先驗性的想象與作家個人的情感態(tài)度？文學中的“北漂”打工者形象是否正在逐漸固化？一直被代言的這些打工者又是否會認同作家塑造的自己？他們身上是否有著這些作家未曾發(fā)掘的某種質地？

其實，范雨素就曾在受訪時提到，有些“以高高在上的筆法寫底層”的作品讓她感到不適和不滿。心懷對文學的熱愛，以范雨素、胡安焉、王柳云等為代表的“北漂”打工者，借助網(wǎng)絡平臺開啟了自我書寫的實踐。他們通過小說、非虛構、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形式，寫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與內心世界，并因此獲得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在這群寫作者中，還有自發(fā)形成的文學愛好者團體“皮村文學小組”，其成員是一群居住在皮村、愛好文學的進京務工者。皮村是鮮為人知的外來務工者聚集地，位于朝陽區(qū)東六環(huán)的邊界處，是高樓林立的都市北京下不起眼的城中村。在非虛構作品《我的皮村兄妹》里，袁凌為這些在北京短暫駐留的打工者立傳，記錄了他們在謀求生計與文學追夢間尋求平衡的艱難過程，這讓我們發(fā)現(xiàn)，在這座城市的褶皺地帶，還有這樣一群人正用文學的光亮去填補生命中的灰暗時刻。

“北漂”群體在二十世紀末便已形成相當規(guī)模，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卻是在近十年間才開始集中涌現(xiàn)。從默默無聞的打工者轉變?yōu)閭涫懿毮康膶懽髡撸@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當下新媒介的廣泛應用與傳播。在回顧創(chuàng)作之路時，范雨素曾談到互聯(lián)網(wǎng)對自己的影響：“感謝萬物互聯(lián)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歷史不再是帝王將相的家史，每個普通人都能寫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見。” ⑩ 新媒介的出現(xiàn)降低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準入門檻，同時拓寬了寫作者發(fā)表作品的渠道，范雨素、胡安焉和王柳云都是借助新媒介的力量寫作、傳播、走紅，盡管每個人的成名之路不盡相同。范雨素在文學專業(yè)教師的指導和編輯的幫助下完成了自傳《我是范雨素》，在投稿到微信公眾平臺“正午故事”后，創(chuàng)造了二十四小時內點擊量“10萬+”的傳播奇觀；胡安焉失業(yè)后在網(wǎng)上發(fā)表隨筆，他發(fā)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引發(fā)了熱烈反響，由此引起編輯的關注，并在編輯的鼓勵下，開始系統(tǒng)創(chuàng)作有關送快遞經(jīng)歷的非虛構作品；王柳云首先因為在廁所間儲物室畫畫而在網(wǎng)絡走紅，而后接連發(fā)表了自傳性隨筆《青芥人生》和詩歌隨筆集《月光不迷路》等，以文學的形式進行自我闡釋和思想表達。

在數(shù)字時代，新媒體平臺為這些打工者提供了脫穎而出的機會，使他們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這種現(xiàn)象在今天已經(jīng)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然而，打工者與寫作者的雙重身份只是他們最初被關注的契機。真正讓他們獲得廣泛認可與尊重的，是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展現(xiàn)出的豐富而自由的精神世界，以及獨特的審美洞察力。盡管這些打工者都將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作為創(chuàng)作的基底，但他們的作品風格和展現(xiàn)出的審美旨趣各不相同：胡安焉以紀實性寫作的形式，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中樸實真摯地記錄自己從事物流工作的經(jīng)歷。詩人小海自稱“溫榆河上的西緒弗斯”，他在《皮村獻詩》里以繁復細膩的意象勾勒出自己眼中那個既充滿詩意又孕育著希望的北京。他以我們并不陌生的城市漫游者姿態(tài)穿梭于現(xiàn)代城市空間，為像他一樣的在城市中疲于奔命的異鄉(xiāng)人繪制一幅幅生動的群像，將他們的辛酸、無奈與渴望一一呈現(xiàn)。范雨素的自傳《我是范雨素》盡管提到了自己在北京務工的困境，但她選取的更多是人生中樂觀、詩意的橫截面，她無意在作品中鋪陳苦難、不公和尊嚴受到的刺痛，而是以“含淚的笑”書寫生命中的那些溫情與動容。

多樣化的創(chuàng)作路徑不僅豐富了“北漂”書寫的表達形式，也顯示出這群“北漂”打工者在困境中對自我價值的堅守與追求。他們的作品情感真摯，同時兼具文學性。通過聚焦個人經(jīng)歷與真實感受，他們筆下的故事不僅極具可信度，更有著極強的感染力。盡管在作品里，他們也記錄了生命中的那些灰暗時刻，以及陷入困境時的無力和迷茫，但他們沒有自怨自艾，也不因此乞求同情。相反，他們在困境中逐漸成長為一個個強大的自我主體，在自己的人生航線上自由馳騁。這種成長與堅韌，讓這些作品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相較于以“北漂”打工者作為城市他者的書寫，更具切膚之感與動人力量。

我們也不應忽視促使這些寫作者走紅的幕后推手。一方面，專業(yè)學者的指導和編輯的幫助為他們鋪設了通往文學的道路，讓他們找到了自我表達的途徑；而另一方面，媒體平臺在報道時采用的推廣策略在加速他們成名的同時，也讓他們面臨著被標簽化和片面解讀的風險。為了博取流量，一些媒體平臺在刊登文章時，為這些寫作者貼上奪人眼球的標簽，通過并置反差鮮明的身份標簽，激起讀者的好奇心理。例如，在介紹王柳云時，媒體常常稱其為“清潔工畫家”“廁所藝術家”；在有關范雨素的報道中，則頻繁出現(xiàn)“北京別墅區(qū)”“清潔阿姨”“知名女作家”等具有強烈色彩的并置標簽。從這個角度來看，胡安焉的代表作雖以“我在北京送快遞”為名，但書中寫到的經(jīng)歷不僅限于北京，還包括他在成都、大理、上海、廣州等地從事物流工作的豐富經(jīng)歷?！霸诒本迸c“送快遞”作為又一對醒目的標簽，似乎是被有意用作宣傳的營銷策略。根據(jù)胡安焉本人的表述，這或許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他曾提到：“我寫這本書幾乎是完全受到偶然和外部因素的推動，而非出于自己的計劃、爭取和堅持。” ? 如此看來，打工者的自白是否已在“外部因素的推動”下悄然改頭換面了呢？這或許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新問題。

盡管由流量引發(fā)的關注給予了他們創(chuàng)作上的認可和鼓舞，讓他們看到了生活的多種可能，甚至改變了其中一些人的命運——比如爆火后的胡安焉已經(jīng)辭掉工作離開北京，成為一名專職寫作者——但這些標簽為他們打上的烙印讓他們寫作的初衷和他們被發(fā)現(xiàn)的方式成為悖論。很多寫作者都曾表示自己不想被代言，更不想被貼上標簽。他們選擇拿起筆，寫下一個真實的自己，正是為了打破外界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不過，除了標簽下的獵奇心理，大眾在網(wǎng)絡時代被他們的經(jīng)歷和作品所吸引，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在于，他們所書寫的平凡生活和那些真摯復雜的心緒，觸及了當下社會普遍彌漫的焦慮情緒。這種焦慮情緒源自我們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人生方向的迷失。在他們的文字中，我們同樣看到了困局中的自己，也看到了生活的動力和希冀。打工者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拓展了文學中“北京”的邊界，更為城市文學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他們的發(fā)聲打破了“中心”與“他者”的二元對立，讓我們看到，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寫作”已經(jīng)到來。

隨著城市文學的錨點從單一的中心開始向多元的混雜地帶挪移，歷史層積的“帝都”幻象終將在五方雜處的現(xiàn)實圖景中逐漸崩解，顯露出全球化與在地性碰撞下的城市本相。這種“邊緣”的出現(xiàn)與崛起，不僅讓文學中的北京掙脫了地理符號的束縛，更賦予了它鮮活可感的血肉與肌理。來自不同角落的聲音的加入，讓北京在文學中的形象愈發(fā)豐厚飽滿，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也預示著城市書寫在未來的無限可能。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規(guī)劃項目“北京歷史文化題材文藝作品創(chuàng)作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1WXA002）

注釋

① [英]齊格蒙特·鮑曼著，歐陽景根譯：《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12頁。

② 孫睿：《在城市潛伏》，《青年文學》2024年第11期，第15頁。

③ 白惠元：《夜間低吼：杜梨〈三昧真火〉與青年精神狀態(tài)》，《當代》2024年第4期，第184頁。

④ 杜梨：《三昧真火》，《當代》2024年第4期，第162頁。

⑤ 孫睿：《游樂場》，《當代》2021年第5期，第187頁。

⑥ 孫睿：《游樂場》，《當代》2021年第5期，第186頁。

⑦ 杜梨：《三昧真火》，《當代》2024年第4期，第162頁。

⑧ 遼京：《我寫作的最初動機不是為女性發(fā)聲》，北方公園NorthPark，2020年12月7日，https://mp.weixin.qq.com/s/w3ljdRI0ED6cQBpqtmO4IA。

⑨ 小海：《皮村獻詩》，載師力斌、安琪主編：《北漂詩篇 2018卷》，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8頁。

⑩ 范雨素：《久別重逢》，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頁。

? 胡安焉：《在今天回顧〈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出版》，北京文藝觀察，2025年2月17日，https://mp.weixin.qq.com/s/P6HSz9oTzTGoV1vZf69J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