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當你不把自己歸入系統(tǒng),便可以這樣
寫作的真理
編輯大多會認為我的小說不講究章法吧。當然,他們火眼金睛。我的寫作是像野蕨菜,從水泥地的裂縫往外鉆,像老鼠叼著紗布條在走廊亂竄,只管把能找到的絮絮叨叨都拖回墻洞。敘事結(jié)構(gòu)呢,也有點兒像山里人蓋吊腳樓,順著山勢長的;也像生孩子吧,與其用理論的產(chǎn)鉗硬拽,不如等著文字自己往外爬。
我的小說不考慮社會議題,不是某種主義,而是金屬與血肉接觸瞬間的戰(zhàn)栗;也不是為了小說實驗,而是要留住“生存的毛邊”——畢竟在真實世界里,沒有人能活成主義的標準件。文學要表達人類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以及不確定性,要探尋人類情感的豐富性,而不是只尋求一種主義的表達。我寫作的真理就是寫出生命感,而不是考慮小說應(yīng)該怎樣寫。從一開始我就是野蠻生長,到現(xiàn)在依然是野蠻生長?;蛘哒f,寫作的真理不在敘事技巧,而是子宮收縮的震顫,是芭蕉葉上蟲蛀的孔洞,那些不對稱的葉脈,那些生命褶皺里的菌斑、光斑、塵埃,被暴雨打濕翅膀的蜻蜓、消毒水的氣味里混著的鐵銹味、汗味和血味,混著說不清道不明的羞恥,等等。另外,寫小說,最關(guān)鍵的就是想寫,要特別想寫,特別特別想寫。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是理性大于熱情,那些冷靜地琢磨技巧的,是另外一路。
長篇小說,樣樣都要寫到,樣樣都要寫清楚就會寫得太滿。有些負責任的編輯有這種觀念,覺得樣樣都要解釋,清楚人物出場,你要交代他是什么人,是個什么來路,而我的小說里經(jīng)常是不交代的,就被認為所有的人物都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這與我的寫作觀念有關(guān),我覺得不需要交代太多,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了,何必很啰唆地去講?我不喜歡太滿,我想留一些空白(所謂留白),但我同時又想找到一些縫隙插進一些別的什么,這樣會顯得很碎。但其實……
南方
所有看見我的人都會一眼認出我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方的南方,幾乎最南邊,所謂南方之南。祖國的版圖像一只公雞,“君住雞之頭,我住雞之腳”。我的容貌身高,舉止語言,飲食習慣,某些狹窄的偏見……無一不是南方的。南方在我身上,或者準確地說,南方的北流在我身上。
有關(guān)“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我之前是籠統(tǒng)的,之后也是籠統(tǒng)的。我覺得自己的大量寫作,南方就在其中。“新南方文學”只是一個概念,我時常提醒自己,對任何外在的概念都不要太在意,尤其不能讓自己著相,不要讓自己刻意進入某個概念,“新南方寫作”也是如此。
《北流》二題
1、“百科全書式寫作”與碎片化
所謂“百科全書式寫作”并非對知識碎片的簡單堆砌,也可以看成文體實驗。當然,沒有太多事先的刻意,但也希望自己的寫作有一定的文本價值。小說中穿插的《李躍豆詞典》、“注”“疏”體結(jié)構(gòu)、書信與詩歌,是構(gòu)建一個方言與普通話、記憶與現(xiàn)實共生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北流》的碎片化是解構(gòu),或者是解決了我不喜歡的線性歷史、重構(gòu)了個體經(jīng)驗敘事。但我個人并不認為《北流》是碎片化的,而是整全的文本。從小說開頭,一直到終點,你會發(fā)現(xiàn)《北流》有一種整體性,而且也有一種超出《北流》的整體性。
碎片化敘事或算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在《北流》中,那些片段,所謂碎片,宣傳隊木頭燈、去往滇中的火車上,這些片段如同考古現(xiàn)場的陶片,唯有保持斷裂狀態(tài),才能保留時代碾壓過的原始裂痕。當我寫李躍豆要求學生“瑣碎到底”時,正是想說明生活的真相往往藏在未被宏大敘事收編的縫隙里。當全球化的推土機碾過地域文化,文學不能不成為最后的檔案館。它盡可能地什么都有。小說中那些被標注為“注卷”“疏卷”的文本,不是數(shù)據(jù)庫的模擬,而是將個體記憶升華為某種文化基因的嘗試。如果說人工智能讓我們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那么文學的碎片化,可以為漂泊的人提供一塊可棲息的浮木。
我生長的北流是粵語方言區(qū)。在《北流》中,“散步”與“行街”的差異不僅是詞匯選擇,更是兩種認知體系。這種語言貫穿全書。當李躍豆在香港用粵語演講時,母語瞬間激活了她與故土的血脈聯(lián)結(jié);而她編寫《李躍豆詞典》,也是一種用文學對抗文化同質(zhì)化。方言的消亡,地方性知識也隨之湮滅,而小說中那些看似零散的風物志、食譜、民謠,也許是抵御這種湮滅的、脆弱而微小的文學方舟。
2、不同代際女性及她們間的關(guān)系
不同代際女性的命運,不是預設(shè)的命題,是讓生命自然流淌,從記憶的褶皺、方言的肌理、植物的根系生長出的存在。她們的關(guān)系如藤蔓纏繞,既互相遮蔽,又彼此滋養(yǎng)。
梁遠照、澤紅、澤鮮,這些名字在《北流》中仿佛植物的年輪,每一圈都刻著時代的印記。梁遠照的“奮勇前行”是特定歷史下的生存本能。她必須像野草一樣匍匐于土地,用堅韌對抗荒蕪。而澤鮮們的“遠離社會”,可以看成另一種更隱秘的抵抗。她們看似對立,實則是同一棵樹上分出的枝杈,在集體中消弭自我,或者在孤獨中確認自我。至于澤鮮的兒女們打坐靜修,或許是對喧囂的徹底背身,但未嘗不是一種“向內(nèi)扎根”的嘗試。我從不評判她們的選擇,因為生命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混沌的縫隙里。
北流方言里藏著母輩的體溫,也割裂著代際。梁遠照的言語裹挾著泥土的腥氣。躍豆、澤紅們的普通話,與故鄉(xiāng)既有隔,又有粘連。到了澤鮮的兒女們,方言已成了博物館里的標本,他們用冥想代替言語。我們無法完全繼承上一代的密碼,也無法徹底擺脫它的烙印。就像《李躍豆詞典》中那些瀕危的詞匯,它們不是被“丟失”,而是被新的語境裹挾,成為另一種存在。
《北去來辭》中海紅從房間到曠野,《北流》中澤鮮的兒女們又將曠野折疊回內(nèi)心的房間。這種空間的輪回,是代際關(guān)系的縮影。上一代女性用身體撞開時代的門,下一代卻需要面對門后更復雜的迷宮。梁遠照的“奮勇”是向外拓荒,澤鮮們的“遠離”是向內(nèi)掘井,而靜修的年輕一代,想嘗試將井水釀成酒。我寫她們,不是要樹立某種女性范本,而是呈現(xiàn)生命的無數(shù)可能,有人用腳丈量世界,有人用心丈量虛無。
野草從不在意是否被定義為“雜草”,它只顧生長。有時候,上一代女性的生命是主干,下一代則是旁逸斜出的氣根,看似無序,實則構(gòu)成更茂密的森林。那是對“自由生長”的致敬,無論是梁遠照的匍匐,澤紅、澤鮮的飛翔,還是澤鮮兒女的靜默,都是生命對時代的應(yīng)答吧。
方言
對方言的覺悟,是我在去香港的時候發(fā)生的。2016年,因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緣由,我去了香港,聽到大量粵語,于是立即,產(chǎn)生了把方言寫進小說的念頭。
方言我已經(jīng)談了很多了,我更愿意用“我從小熟悉的語言”這個詞代替方言,這是更準確的詞。我盡可能調(diào)動一切可能達到我寫作的飽滿狀態(tài),包括在適當?shù)牡胤绞褂梦矣兴鞈俚膹男∈煜さ恼Z言。有關(guān)方言,我肯定不是為了保留方言而寫我的小說,而是為了文本的生動……
小說與詩歌
小說與詩歌,姑且認為是同一株植物的根系與枝葉吧。寫《北流》時,我想著,體裁這個東西,突破一下邊界也好。當方言(或者我小時用慣的語言)涌出,植物從記憶拔節(jié),語言便有了自己的流向。那些被稱作“散文”或“詩”的文字,是北流河床底部的卵石,被水流一遍遍沖刷……
我對詞語是有迷戀的。小說里的磚瓦、詩歌中的墻皮,都是同一種時空褶皺的顯影。體裁的跳躍并不是遵照事前的預設(shè)實現(xiàn)的,沒有預設(shè),是在寫作中才發(fā)現(xiàn),后來通過在每一個章節(jié)之間穿插《李躍豆詞典》作為間隔,形成一種詩歌的節(jié)奏。這也可以理解成,無數(shù)細小的根須自動穿過紙頁,它們不遵循線性邏輯,卻在暗處織成網(wǎng)?!侗绷鳌肺幢惑w裁框定是幸運的……
“女性三部曲”像三個臺階
每一級都對應(yīng)著生命的不同階段。第一部長篇《一個人的戰(zhàn)爭》里的多米,主要面對一個“向內(nèi)”的世界。她與自己的身體、欲望、孤獨纏斗……但沒有預設(shè)“女性主義”立場,只是赤誠地記錄生命、書寫一個女性對自我的啟蒙。這種書寫在當時顯得“大膽”,由于社會對女性經(jīng)驗的漠視,這種赤誠成了一種冒犯。但它確實是生命最本真的狀態(tài),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靠寫作的光亮找到出口。
第二個臺階,《說吧,房間》。這里的“房間”既是物理空間,又是社會對女性的規(guī)訓。多米在求職中遭遇的性別歧視,要求女性“既要新潮又不能太張揚”的雙重標準,那是我親歷的。這部小說里的“叫喊”不是憤怒的控訴,而是女性被擠壓的生存的疼痛。當多米自言自語,那是一種沉默后的爆發(fā),女性需要打破房間的禁錮,讓私密的痛苦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
第三個臺階,《北去來辭》。海紅既面對自我,開始關(guān)注農(nóng)民工、邊緣群體等。視角的轉(zhuǎn)變,也是從生命體驗中來,當女性終于不再被“自我”困住,才能以更包容的姿態(tài)與世界對話。這部作品的完成,標志著從“個體的痛感”走向“群體的共情”。如果說前兩部是“向內(nèi)掘進”,《北去來辭》則是在“向內(nèi)掘進”的同時“向外生長”,同時我也意識到,女性的解放,不僅要擺脫自身枷鎖,也要對他人苦難的看見與承擔。
這三個臺階,不是線性的“進步”,而是生命在不同階段的必然沉淀。它們共同構(gòu)成我對“女性如何存在”的答案:從自我認知到社會抗爭,再到與世界的共生。雖然這個過程充滿羞恥與陣痛,但每一步都是對生命實感的忠實記錄。
年輕時代的“力量”和中年以后的“力量”
寫作《北去來辭》時曾經(jīng)想到,年輕時的“力量”更像是一種與世界的對峙,用尖銳的姿態(tài)反抗規(guī)則,用疏離感包裹自我。那時候的寫作充滿個體的焦灼,像《一個人的戰(zhàn)爭》里的多米,那種身體和精神的疼痛,而且力量是單向的、緊繃的,帶著青春的莽撞和決絕,似乎唯有如此才能確認自我的存在。
中年以后,可能會有另一種力量,不是向外沖撞,而是向內(nèi)扎根。海紅從南方漂流到北方,從婚姻的困局走向精神的松動,大概體現(xiàn)了這種轉(zhuǎn)變。年輕時我曾迷戀“隔膜”的美學,到了《北去來辭》,我讓銀禾打破這種隔膜。她不是傳統(tǒng)敘事中臉譜化的農(nóng)村婦女,而是一個穿牛仔褲,留著及腰長發(fā),經(jīng)常上“油管”(我至今沒上過),實時向我報告俄烏局勢等國際形勢的鮮活生命。那句反復出現(xiàn)的“因為你是銀禾啊”的句式,是感嘆,也是對生命韌性的致敬。這不是突然降臨的,而是歲月沉淀后對差異的包容。
年輕的力量像野火,在燒盡一切的同時灼傷自己;中年的力量更像野草,被現(xiàn)實碾壓后依然從裂縫里生長。年輕時我習慣用文字解剖自我,追求極致的痛感,但現(xiàn)在的我更愿意像《北流》那樣,把記憶、方言、植物,甚至夢境都收納進一個容器。這種“收納”不是消極的妥協(xié),而是主動選擇。不再急于定義對錯,慢慢看見萬物如何在時間里相互成全,慢慢走向他人與萬物。最終,我會意識到,自己也是萬物的一部分。
女性力量的源泉
女性力量的源泉,或者是人的力量源泉,當然是來自生命。來自自我接納。年輕時我回避故鄉(xiāng),覺得北流的方言土語不夠“文學”。近十年才意識到,生命的來處從來不是羞恥,而是滋養(yǎng)。
《說吧,房間》里多米求職時遭遇的荒誕要求,這些具體而微的生存困境,恰恰構(gòu)成了女性力量的煉金場。當我們學會在菜價漲跌和月經(jīng)周期中看見生命的史詩性,女性書寫便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關(guān)于體感
“體感”是生命存在的證據(jù),也是寫作最根本的燃料。人活著,皮膚、神經(jīng)、血液、骨骼……銳痛、鈍痛、微小的癢與戰(zhàn)栗,如此,人才能確認自己真實地活著。
當世界縮成一根針扎進肉里時,痛是唯一的真相,寫作是將這根針拔出來,對著光端詳?shù)倪^程。這種敘述,有時是為了“表達需要”,有時更像一種本能,就像呼吸,你必須先吸入空氣,才能吐出語言。
體感常常不是文學的修辭,而是生存的坐標。寫作若回避這些,才是真正的“受傷”,因為它閹割了真實。我年輕時羨慕那些身披鎧甲的人,但現(xiàn)在明白,寫作的終極意義,在于將鎧甲熔鑄成鏡子,讓每一道感受的裂縫都成為照見生命的光。
語言流
慣常的寫作,我比較喜歡語言流裹挾著印象與回憶,一向不耐煩描述,當然也是不擅長,就閱讀而言,也是喜歡語言流裹挾印象與回憶。
語言流寫作需要激情,而這向來不是中國傳統(tǒng),中國語言傳統(tǒng)是簡約的,語言不太流動得起來。(被朋友質(zhì)疑,說中國語言不太流動得起來,難道我們沒有《蘭亭序》《赤壁賦》?)
《蘭亭序》《赤壁賦》雖然流動,且容量也夠大,但還是發(fā)展不出來500頁的長篇。當然不是指越長越好,而是說咱們中國傳統(tǒng)的語言,其語言流和當代語言的語言流是頗為不同的。
試錯率
自從《北流》開始,我長篇的試錯率變得很高,會大量地刪去、大量補寫,其實也是打開了一個特殊的局面。打開局面,試驗新東西。
《北流》的“試錯”與“重構(gòu)”,與我過去的長篇創(chuàng)作不同。之前的作品更依賴直覺和線性敘事,《北流》是要自我顛覆打破常規(guī),不如此不能容納40年來的復雜感知,那些個體與時代交織的龐雜記憶。我已經(jīng)不止一次說過了,《北流》最初只是一個短長篇的雛形,后來逐漸變成了一棵榕樹,氣根又落地,生成新的干,不斷蔓延。我試過“火車筆記版”“氣根版”“織字版”等十幾種結(jié)構(gòu),一度將書名定為《北流注》。每一次調(diào)整結(jié)構(gòu),都得對素材重新梳理,如在“火車手記”中插入夢境和詩,讓時空自由騰挪;又比如虛構(gòu)《突厥語大詞典》(書是有的,朋友給了電子本,過了兩年才想到可以用上,算是神奇,也有點兒神秘)的散頁,將方言詞典與歷史游牧文化并置。這些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其實都是為了讓文本既能保持“紛繁雜蕪的原貌”,又能找到一種內(nèi)在的呼吸節(jié)奏。
最后確定的注疏結(jié)構(gòu)算是找到了一種“開放的容器”。注卷是“從世界走回北流”,疏卷則是“出北流記”。這種一進一出,我覺得是有張力的,既有記憶的碎片,又將虛構(gòu)容納其中。《植物志》作為小說的引子,謝天謝地,雜志和單行本的編輯都手下留情沒有刪掉。現(xiàn)在看來,這首長詩放在篇首,可讓植物意象貫穿始終。
試錯的還有語言實驗,北流方言是首次用了一點,也是有焦慮的。方言在普通話的擠壓下變得脆弱,但若不使用它,北流的味道便無從顯現(xiàn)。于是《李躍豆詞典》既是方言的注解,也是某種文化對抗的痕跡。
刪減與補寫的過程,也是一場自我博弈。刪掉的有“野草的故事”“亞里士多德《動物志》”,否則太龐雜了。
寫作是一場冒險。沒有預設(shè)的終點,而是在試錯中不斷裂變。當你放棄對完美的執(zhí)念,說不定,就能觸碰到更遼闊的可能性。一次次試錯,一次次試圖走向他人與萬物。
禁忌(與友人閑聊)
小時候大人告訴我們,看見虹不能用手來指,但我們都不知道為什么不能指,原來是出自《詩經(jīng)·庸風》,人類的祖先把虹看作上天對蕓蕓眾生顯示某意志的可怕的大蟲,一種肩負天地使命的動物神。
友:就是對天象的敬畏。
我:但是月亮好像是能指的?
友:現(xiàn)在都可以了。
我:現(xiàn)在沒有禁忌。
友:禁忌是一直變化的。
我:人類沒有禁忌是不行的,會向著滅亡的道路加速。
友:禁忌是文化的隱藏,基本禁忌,比如殺人放火販賣兒童,法律要嚴格到讓他們成為內(nèi)在律令,就是“塔布”(taboo)的基本功能。
我:塔布?
友:塔布就是禁忌。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出自先秦時期的《詩經(jīng)·鄘風·蝃蝀》。這是一首反映婚姻制度的詩,作者為佚名?!拔[蝀”指的是彩虹。詩句的意思是:彩虹出現(xiàn)在東方,沒人敢用手指去指它。在古代,彩虹常被視為一種神秘的、超自然的現(xiàn)象,因此人們對它持有敬畏之心,不敢輕易指點。
未來的寫作
作品寫到什么地步,肯定不是求來的,是因緣和合,各方面的力量在合適的時間聚合到一起,就成為目前這個面貌。
以前我總是說靠天意,看來不夠準確,是因緣和合?;蛘哒f,因緣和合也可以表達為“天意”。
未來我要處理的仍然是自己的百感交集,自己的實感經(jīng)驗,時代的痛切,而不是一種理論框架。
會寫很遠的和很近的自己。自己不也是萬物的一部分嗎?
我是想,無論小說還是詩歌,到了晚年,必須從文本追求中解脫出來,不要再追求意義與深刻,要讓自己回到生命原初的天真與混沌,愿諸神充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