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熟知而真知——讀師力斌《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書寫》有感
讀師力斌的文學評論集《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書寫》時,突然想起了黑格爾的一個非常有啟發(fā)的說法:熟知非真知。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中說:“一般說來,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有一種最習以為常和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認識的時候先假定某種東西是已經熟知了的,因而就這樣地不去管它了。”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聯(lián)想,是因為師力斌的評論集真切地反映了熟知與真知的辯證關系。黑格爾并非反對熟知,而是反對沉溺于熟知而不自知,影響向真知躍遷,即熟知只是認識的第一步,真知才是認識的更高階段。師力斌的評論集就很好地體現(xiàn)了這一認知的躍遷過程,而他能夠實現(xiàn)這種躍遷,還有一個更深的原因:對詩歌、文學的熱愛。
我是師力斌的老同學、老朋友。2001年春天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參加碩士研究生復試時,我們倆一見如故,那時他就體現(xiàn)了這種熱愛。在短暫地交流中,我知道他那時在太原的某單位工作,就是因為熱愛詩歌、文學,才辭職報考北大中文系。我們倆有幸被錄取成為同學后,他的這種熱愛體現(xiàn)得就更充分了,見面不久,他就把自己詩集的打印本送我,請我“指正”。同學3年,他跟我談的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詩歌和詩歌理想。畢業(yè)工作后,見面機會相對少了,但一見面,他談的還是自己的詩歌和詩歌理想。20多年過去,他的熱情不但始終如一,而且愈益熾烈,談論的焦點也更加集中了,那就是杜甫及其詩歌。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一起聚會時,他的保留節(jié)目就是背誦杜甫的詩歌。當然,他不是為喜歡而喜歡,他是在杜詩中看到了理想的詩人形象與詩歌形態(tài),故借杜甫談新詩道路、新詩理想,這都凝結在他的專著《杜甫與新詩》中了。這部評論集中也有兩篇專論杜甫詩歌對當下詩歌啟示的文章,可供我們窺斑見豹。
正是由于熱愛,使他熟知詩歌,特別是中國詩歌,而且他還由熟知而真知,達成了探究真知的理論自覺和行動自覺,就像他在《如何評價新詩大眾化》一文中所強調的那樣,討論新詩需要相當多“專業(yè)化的要求”,“它需要討論者對百年新詩的閱讀量、需要對詩歌史的掌握、需要詩歌理論的儲備,甚至還需要一定時間的詩歌寫作訓練”。
正是由于由熟知而真知,他提出了一些極具價值的見解和觀點。比如,他的《新詩如何取標題》一文,不但深入淺出地論述了新詩標題的重要性、新詩標題的類別、新詩標題的要求,而且通過標題探查中國新詩現(xiàn)代化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頗有見地。他的《新詩的音樂性及形式創(chuàng)造》一文也有異曲同工之處,他認為“好詩不一定非要音樂性,音樂性不等于格律。好詩不能單純依賴某一種形式或技巧”。再如,他認為格律論已經進入一個死胡同,“以格律為核心,期待一種定型化的音樂性模式,其結果只能是走向新詩自由的對立面”。這些論斷看似聚焦于具體的詩歌問題,其實關聯(lián)著新詩道路的大是大非,所以,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卻蘊蓄著作者長期的苦思,很有分量。
這部評論集中,對我啟發(fā)最大的一點是作者對新詩大眾化評價標準的構建。我個人認為,詩歌界之所以長期存在話題多、爭議多而真正建設性理論觀點較少的現(xiàn)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清晰且具共識的大眾化評價標準,這也正是師力斌多年來深感憂慮的根由。為此,師力斌提出一種辯證的思維,“既在文化上全面考量新詩大眾化的成就,也在審美專業(yè)上認真面對新詩寫作的問題”,并依據(jù)這個總的原則提出三條標準:“首先,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應當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正視新詩能量,考量其成就”,這樣新詩大眾化在文化民主、文化公平等方面的貢獻就不會被忽視乃至無視。“其次,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要區(qū)分大眾化和專業(yè)化兩個問題”,這樣,詩歌的文化功能問題與美學標準問題就得以呈現(xiàn),“詩”和“好詩”得以區(qū)分,可以相對有效地解決討論中盲人摸象、各執(zhí)一詞的問題?!霸俅?,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的成就,既需要平等民主的文化態(tài)度,還需要廣博精深的專業(yè)眼光”,這樣,就可以避免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問題,中國新詩的“歷史想象力”得以確立。
師力斌不但這樣思考,而且也這樣實踐,這在這部評論集中有鮮明的體現(xiàn)。他長期關注“北漂詩歌”,編選詩集、撰寫評論、力推力薦,一個核心動因是關注中國新詩的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關注這些不被注意的詩人詩作中蘊含的文化潛能、社會潛能、美學潛能,期待通過這樣的努力拓寬中國新詩的河床,讓中國新詩能萬流競奔。他對杜甫念茲在茲,對一些經典詩歌如數(shù)家珍,是因為他既在其中獲得了美的享受,又在其中看到了“好詩”的精髓、寫“好詩”的門徑。
這兩者,一則大眾化,一則專業(yè)化,看似南轅北轍,但在師力斌筆下卻十分自洽、自如,這得益于他的“辯證思維”。其實,大眾化與專業(yè)化又何嘗是截然對立、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專業(yè)化的寫作常常需要大眾化的養(yǎng)育,大眾化的潮流拓寬專業(yè)化的河床?!?/p>
往深處看,師力斌討論的不僅是新詩大眾化的標準問題,更是文藝民主化和美學專業(yè)化的對立統(tǒng)一問題。一般而言,文藝民主化為美學專業(yè)化創(chuàng)造環(huán)境、培育土壤,而美學專業(yè)化則拓展文藝民主化的維度、途徑和方式方法,二者雖有分野,卻彼此依傍、互促共進。明了這個問題,守住這個原則,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書寫方可百家爭鳴。我以為,這就是師力斌在這部評論集中奉獻給我們的文學真知。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