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shù)小說家而言，寫小說也許是一門“技藝”，遵循自己擁有或信任的規(guī)則。五六年前，我和幾位四十歲左右的小說家趙志明、馬拉、李清源，還有今年即將從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畢業(yè)的高翔一起，住在人民大學(xué)靜園一幢宿舍樓里。那時候我們常在書和酒的旁邊談?wù)撐膶W(xué)。說起小說，我大多是傾聽者，有時候竟然昏昏欲睡。趙志明是一位天生的故事講述者，2017年初，在我們即將入學(xué)人民大學(xué)創(chuàng)造性寫作專業(yè)讀研究生的時候，閻連科、梁鴻等諸位老師邀請我們吃飯，圍著圓桌各自說起未來三年的理想和計劃，我便聽到志明說，他的心中已經(jīng)裝著五六十個短篇小說，只等著自己將它們牽引出來。我表示驚奇、羨慕和不敢相信。后來我和馬拉同住一間宿舍，親眼見到一位成熟小說家的日常作息：他常常每天早晨左右起床，去食堂吃完早餐，便回到自己和我相比幾乎沒有幾本書的書桌前（上面只有奈保爾作品和數(shù)本他自己及朋友的書），在一臺老舊電腦上開始當(dāng)天的寫作。夏天，他光著膀子，坐在桌前一直寫到十點左右。那時候，通常他已經(jīng)將一個小說續(xù)上一兩千字。時間、字?jǐn)?shù)和思緒都差不多了，他便停下來，和我聊聊天，有時候干脆再睡一覺。寫完當(dāng)天的小說，我便看到一個小說家開懷的一天，他無憂無慮，喝酒吹牛，和當(dāng)時還是小孩子的一兒一女視頻聊天，不喝酒也不上課的時候，他有許多時間躺在他的皺巴巴的床上，似乎毫無憂慮地呼呼大睡。有時候他突然說：“彬彬，幾點啦，我們是不是該去外面走走了——”

一個小說家是如何作為工作開始自己一天的寫作和生活，如何創(chuàng)作一個小說，各人有各人的經(jīng)驗。但總的來講，加上我自己大概還是“小說青少年”的經(jīng)驗，一個人在寫作一個小說，以及終于完成一個小說時，那種強烈的放松的愉悅勝過任何美食、詩歌，也許和愛相近。因此我也曾聽批評家布魯姆說過類似“如果一個人能夠續(xù)寫《卡拉馬佐夫兄弟》哪怕一寸，他又怎么會坐在桌前苦苦為一個小說寫評論”的話，可見一個優(yōu)秀小說家的幸福。

在寫小說之前，我寫了大約十五年的詩歌。直到現(xiàn)在，我也首先認(rèn)為自己是一位擁有崇高理想和美好心靈的詩人，我希望成為詩人族譜上熠熠生輝的那一個，即便不會被很多人看到。2017年之前，我試著寫過小說，總因為詩人邏輯和構(gòu)思習(xí)慣或能力的欠缺，而無法完成一個哪怕五千字的小說。后來我終于開了竅，掌握了自己寫小說的一點“技藝”，或者說，我從自己心靈中將小說終于呼喚出來。我曾在一場大醉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完成一個一萬多字沒有分段的小說，名字叫做《醉酒》。至今，大多數(shù)時候我是憑借靈感、一句話的語感，或者一種瀑布般的想象，完成了我那二三十個短篇小說。《汪靜怡小姐的客廳》同樣源于類似這樣的東西：“汪靜怡小姐”——曾在“小姐”和“女士”之間徘徊——這樣一個名字，以及一團基于我這么多年在北京的租房生活，與人合租的日子，在人大那三年和四位小說家的同宿舍的經(jīng)驗。在2024年3月冬天將要結(jié)束的時候，我提筆開始寫這個小說。那時我的腦子里還有下著大雪的一天，一個人走在金臺路通往團結(jié)湖公園的想象：我看到一個標(biāo)致的都市麗人，穿著黑色大衣，空手走在下著大雪的朝陽公園一條筆直的路上，天很冷，這位被我稱為“汪靜怡小姐”的女士感到自己充裕卻孤單，她想著自己需要什么樣的人的關(guān)系，是不是能一個人獨自走下去也覺得好。回憶——想象那些在北京一個一個新舊三兩居室里與人合租的外地人的生活，他們在過一種什么樣的日子？有什么樣的精神空間？人和人是那樣不同，而人又難免活在他人周圍，在個人的內(nèi)心中包容和接受他人的撞擊。我也曾有過一個孤獨敏感的室友，從前是短暫的同事，后來有短暫的合租歲月。在一兩次不愉快的交流之后沒多久，他搬離了出租房，我去清理他的屋子——那是我的女兒在小學(xué)時代居住過五年的臥室，有我們一家人的回憶和情感——看到他留下的簡易衣柜上許多袋沒有吃完的方便面，地板上兩個月沉積的紅酒漬和其他雜物……他曾經(jīng)在那間九平方米的住所中接待過一位遠遠看去好像美麗的女孩，他也通過微信和我說過，他恐懼我的敲門聲，那會讓他的心臟不舒服……這就是一個孤僻者的外地生活。就像卡夫卡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是孤獨而自在的，“和人相處卻是一件難事”。當(dāng)我重新將它敘述出來，它或許成為小說的一部分。

我已經(jīng)有了一顆小說家的心靈，這時常令我感到勝過詩人的愉悅，盡管這愉悅就像短篇小說一樣，并不那么長久，需要另一個小說，在下一個月重新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