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與情感之間——姜肖文學批評印象
姜肖是個頗具性靈又理性縝密的青年學者,她讀書的時候,我就半真半假地建議她應該再去攻讀一個哲學博士。這個學生無事之時文雅隨和,一旦處理起事務來又果敢利落,令人刮目相看。這種性格可能與她出身東北,又在江南讀書有關,這樣一副天然做派,倒是跟她理性與情感相頡頏的學術風格頗為一致。
第一次見到姜肖是在南京大學的復試現(xiàn)場,兩道題目答得另辟蹊徑,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學生比較有靈氣,也懂得獨立的辯證思考。果然在讀書期間,她就體現(xiàn)出思維敏捷、擅于提出問題的特點,解釋問題的方法和思路也往往與眾不同。她最早提交的研究計劃是把“鄉(xiāng)土中國”作為一種方法,思索世紀之交文學的中國敘事,那時大概是2014年,但很快她又對左翼革命敘事的抒情性和地方性問題發(fā)生興趣。嘗試了一段時間后,她便把這兩條思路聚焦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史中,提出了頗具歷史意識的“懷舊”問題,立意在20世紀末世界政治格局驟變、全球化蔓延、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歷史空間中,以革命和鄉(xiāng)土這兩大貫穿百年文學史的主題為線索,從革命記憶的差異性入手,探討左翼革命抒情傳統(tǒng)的情感功能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延續(xù)與轉(zhuǎn)型,同時指出文學借助鄉(xiāng)土話語鏈接起百年中國的現(xiàn)代性焦慮,在90年代文化民族主義復潮中逐漸擴大,鄉(xiāng)土中國的啟蒙批判機制漸趨消隱,重建傳統(tǒng)性和重提本土化成為文學的使命,鄉(xiāng)愁成為時代思想動態(tài)的關鍵詞。各章核心觀點多有鋒芒,文筆爽朗練達。
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任教后,她兼做起國際寫作中心的部分工作,在與作家們的工作交流中,她進一步理解當代文學現(xiàn)場的生成機制,開始了介入性的在場批評,包括對當代重要作品的當下重讀、對重鎮(zhèn)作家新作的追蹤、對文壇青年作家的關注,促使她在前沿文學現(xiàn)象的觀察和思考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盡管姜肖畢業(yè)后,我們師生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每次在京內(nèi)京外的學術活動中見到她,都能發(fā)現(xiàn)這個學生的成長,其中較為明顯的是她看待文學、人生和世界的關系較之讀書時期越來越豐富和立體,文章的理智和情感也隨之慢慢豐饒,文風漸漸溫潤通透起來,如行云流水一般,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逐漸感受到情感的深刻就是思想的深刻,你的獨唱應是千百種韻律交織的一隅,在你的身后有深沉廣闊的聲音,你的詞語被感召,從城堡里紛紛出走,匯入共同的旋律。”
從理性到情感,再到兩者的深度融合,姜肖階段性完成了理論批評的跨越式進步。目前來看,她的文章有兩個比較集中的特點,一是哲學思索和歷史感受的交融。姜肖的文章始終表現(xiàn)出對哲學的親近,對現(xiàn)代理論有著較強的領悟和駕馭能力,對文學史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認識每每具有鮮明的思辨力量。她對歷史的感受更像是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人,一來她把歷史理解為“無數(shù)個邏輯重復和蹤跡連綴的瞬間”,二來她總能帶著當代意識回到具體的歷史時刻,當下和歷史互為參照,如此便有可能跨越代際的差異,穿越歷史的邊界成為研究對象的同時代人。
這種哲思和歷史感交融的特點,在她對王蒙的解讀中可見一斑。她從王蒙的記憶敘事里敏銳覺察“熾熱濃烈又汪洋恣肆的抒情與文本形式對歷史結構的回避,發(fā)生了話語層面的斷裂”,斷裂來自20世紀90年代世俗化思潮中,“躲避崇高”的個人話語與革命理想主義“抵抗虛無”之間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則在于當代文化思想界跨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產(chǎn)生的思想性癥候。而在重讀王蒙《活動變?nèi)诵巍窌r,她又在不同時期批評觀念的嬗變中看到了歷史性的印痕,認為“對于當代文學及其批評歷程而言,‘我究竟是誰’的問題始終在場浮動,思想的爭鋒、價值的論辯有時看似比文學的表意來得分明,但言說者終究也難以逃離晦暗卻真實的含混……”細膩道出人們被歷史變動所裹挾,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無常感是如何體現(xiàn)在小說形式之中,并將這一具有歷史性的感覺經(jīng)驗與同一性哲學觀念相通,以此提供對當代文學歷史意識的一種理解,“如何敘述現(xiàn)代經(jīng)驗的‘同一性’又是‘春之聲’后當代文學始終未曾遠離的難題,我們不停為‘我’的根源提供解釋,抵達之處卻總是溝壑縱橫”。同樣,她在20世紀90年代精神史中理解張煒創(chuàng)作的流浪美學和結構重復,分析徐坤小說的戲仿現(xiàn)實主義和身體感知時,也提出了此岸彷徨、情動個體、縫合主體等哲學化文學史解釋,都頗有見地,顯示出思辨性和歷史性的深度和廣度。
第二個特點是一以貫之的人文主義關懷,這倒不是說她站在文藝復興的經(jīng)典傳統(tǒng)里高揚人的旗幟,而是指她始終尊重文學與人的經(jīng)驗和價值,并把自己的經(jīng)驗投入研究對象的經(jīng)驗中去理解問題,真誠的個人經(jīng)驗是獨特的,從而有能力闡發(fā)與眾不同的感覺和思索。我記得曾看到她對莫言新作小說集的解讀,在諸多既有定論中她仍然能格外感受到作家筆下稍縱即逝的沉默、懷疑和空寂,能讀出人在歷史的荒誕中重新站立的過程,能勾勒鋪陳出人性的荒原,體悟到緣起性空的佛家底色。她在畢飛宇的小說里又讀出了“熾烈被包裹在冷峻之中三不五時露出漲破外殼的野心”,認為這是敘事情感節(jié)奏與當代人命運之間的博弈,四兩撥千斤,“抒情的節(jié)制”道出了當代小說的美學特征。
在另一部分文章里她更是很有勇氣,把自己置身當代社會復雜精神狀況的生動體驗,與當下文學敘事的內(nèi)在經(jīng)驗相連通,獨具現(xiàn)場批評的生命沖動。她把李修文創(chuàng)作重建精神自我的過程,與我們時代的精神境況,以及當代敘事詩學的困境相關聯(lián),“無數(shù)人體驗著身體的遠行和身份的游移,體驗著從確定性中被剝離的焦慮,以及對整體性遺忘與渴望的交織,這已并非如奧德賽那般,盡管在迷霧中疑慮重重,但至少記憶仍舊可靠,仍能完成神話的儀式返回光明與生命,而更像查爾斯·泰勒所體驗的大脫嵌……書寫者和闡釋者們在不同程度上分享著在遠行中拒絕遠行,在返歸時懷疑返歸的情感體驗”?!霸诖似陂g,當代文學經(jīng)歷了主體的調(diào)整,在革命的詩學、啟蒙的詩學之側(cè),一個輪廓朦朧的、寄望于倚賴個人審美的詩意主體逐漸形成,我們曾迷醉于這種相對性的純粹里,并試圖安頓于其中,不過它終究變成了一個玻璃的八音盒……”進而提出要在歷史性中重新理解個人觀念和整體性觀念的二元對立,并在現(xiàn)代性的隱憂中理解二者的辯證關系,提出“個人—整體性”的詩學辯證法,意在“打破個體經(jīng)驗的內(nèi)向循環(huán),尋回個體詩學內(nèi)在的‘間性’”。
更令人欣慰的是,她對理論的認識也充滿了人文主義色彩。最近看到她在文章里探討文學批評理論化的問題,早在多年前每月的師生例會時,我曾借歌德那句“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鼓勵學生們在文學批評實踐中以人性的感悟化解理論的冰冷。如今隨著姜肖成長經(jīng)歷日漸成熟,我發(fā)現(xiàn)她對理論本身的理解也灌注了個人生命體驗。她認為批評家與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是“互為選擇乃至互相糾纏”。她從當代思想史和精神史角度理解文學批評中理論繁衍的問題,認為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現(xiàn)代理論體系嚴肅的熱衷,實質(zhì)上關涉著當時中國社會的精神現(xiàn)象。文學批評理論化的癥結,不僅在于批評能否回到文學本身,也不僅在于重建理論范式和文學批評的真實性問題,更在于理論體系本身的修繕和人們精神狀況的改善。她認為現(xiàn)代理論體系最珍貴的思想資源即是人的自我批判,現(xiàn)代理論體系最激進之處恰恰也源于永無止境的自我批判,因此修繕的可能性仍在于相信人本身,“只有人的心靈真實,才能讓我們擁有那些被擊中的真誠瞬間,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能具備與文學傳統(tǒng)并肩的可能性,批評主體才有能力釋放文學的烏托邦力量,以此抵達內(nèi)心的完整。”
姜肖為人為文的底色柔韌敞亮、端正大氣,我希望這個學生在未來人生與學術的道路上更加自信蓬勃,能一直葆有她的哲學氣質(zhì)和人文主義情懷。在這個歷史大變局、科技與人類深度塑造彼此的時代,希望這一代青年學者能建構起一種基本的、共同的人文價值觀,發(fā)出對整個世界的哲學叩問,這理應是一切人文研究的起點和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