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霞，貴德縣人，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散文集《小路》。

塔秀

劉永霞

樹

在塔秀，印象最深的除了蒼茫的、一望無際的草原和背著水騎著摩托的卓瑪，還有鄉(xiāng)政府旁一排挺拔的樹。那排樹具體是什么時候栽植上去的，已無從考證了。

它只是靜默在那里，春夏秋冬，一季又一季。

我第一次留意到它，是在高原寒冬的一個下午，說是“寒”是基于溫熱的沿海地區(qū)而言，那天的氣溫大概在零下十幾度，故而在這樣冷的天氣里，眼里突然出現兩排樹，實屬有些許意外。那兩排樹在車窗外端立著，它和我在上古神話中了解到的“十日所浴”的扶桑相像，兩排樹像是同根而生，相互依偎、扶持生長著，雖沒有高達數千丈，也已越過鄉(xiāng)政府的大門、圍墻，直直沖入半空。又和《詩經》里“其葉蓁蓁”的桃樹大有區(qū)別，樹上連一片葉子都沒有，只有長長短短的枝條，樹的旁邊是牛羊的蹄印和糞便。這樣的存在讓我不止一次地在想，它們是在質問什么嗎？比如，日復一日的堅挺在路兩旁，擋住了肆虐的風沙，是否有人知曉。或者，在生存的年歲里，是否有牛羊啃食過它的身體，牧人有沒有在意過。有些時候，大自然比人更能感知冷暖溫熱，就像此刻，我在車里吹著暖氣絲毫不覺得冷，而窗外的那排樹卻在風的驅動下簌簌作響。

我下了車，在風的裹挾下來到了兩排樹的中間，樹皮皴裂，裂縫中夾雜著沙子和牛羊毛，還有一兩顆羊糞。很顯然，這些樹并不是簡單地立在這里，它有自己的使命。

兩排樹的盡頭，有個臉色黑青的藏族漢子穿著皮襖掃著昨夜大風刮落的葉子，在掃把的驅動下兩排樹中間的路裸露出了水泥。水泥甚至比他的臉色更淺一些，這要是在大城市里鐵定會被人認為這是一個病人或者是異國人。事實相反，高原上的牧民身體與臉色無關，他們身體一個比一個好，干活一個比一個厲害。我裹了裹身上的羽絨服走近他，出于好奇我問了他這些樹葉的用途。他指了指不遠處的商店，說那是他的家，后面是畜棚。這些樹葉一部分要用來煨炕，一部分粉碎了給牛羊吃。他在說話的時候連頭也沒抬，好像我還擋住了他掃樹葉的路。

我是如此貿然和突兀。

我退了退，他連頭都沒抬。許多時候，我們認為的生活僅僅是界定于自己活動范圍內所發(fā)生的行為舉止，并非雷同。就好像這排長在牧區(qū)的樹和生在農區(qū)的我。

莊子在《逍遙游》里寫道:“對于一棵樹來說，木匠看不看得上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何不把它種在廣漠無邊的曠野中，你可以悠閑地在樹下徘徊，逍遙地在樹下躺臥，又有什么不好呢？”是的，對這棵樹來講我的存在顯然是沒有意義的，藏族漢子卻賦予了它存在的意義。誠然，這棵樹存在于此的意義從不止于此。炎炎烈日，當牧區(qū)的漢子在拖拉機上拖著青稞、炒面走街串巷搞副業(yè)的時候，它的臂膀可能會給予人們陰涼，讓在夏窩子里生活慣了的他們有一種久違的清涼。在一場狂風席卷之后，他們的碎枝碎葉可能被勤快的藏族阿尼拾掇到了自家院子里，在矮小的鍋灶里燃起熊熊烈火，成為一頓佳肴必不可少的輔料。在夜深人靜的夜晚，醉酒的男人倒在馬路上被家里的女人拽上了摩托車，從它的面前呼嘯而過。還有可能，寂寞的牛羊曾用身子刮舔過它，這是動物與植物的交流，也是我的猜測。

同行的人從車窗里伸出了頭喊我上車，大風吹亂了他的頭發(fā)，好像還有砂礫吹進了車里。我還想再了解一些關于這些樹的東西。但是在他們的眼中我好像有些奇怪，有些讓他們摸不準。我問了同行的人，這些樹是啥時候栽植上去的，他們沒有正面回答我。只說八幾年參加工作那時候就有，我還想再問的時候。車子的轟鳴聲將我拉回了工作中。我想起曾經在作家蔣勛《品味四講》中看到過這樣的描寫：“所有生活的美學旨在抵抗一個字—忙?！笔堑?，如果說繁忙的生活確實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常態(tài)，那么一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慢時光就顯得尤為重要。就如此時此刻，尤為重要。

很多時候，我會想起那兩排樹和一些存在于時間長河里彌足珍貴的記憶。有一些是關于堅守的，有一些是關于守護的，還有一些是關于生存的。而那兩排樹直插云間到底在昭示著什么。我一次次在問自己。在這里生存的不僅僅是這排樹，還有人，年邁的僧侶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讀著經文，他們額頭的皺紋和樹上的年輪一樣讓人心生觸動。年輕的藏族婦女，穿著簡單破舊的皮襖匍匐在雪山深處挖冬蟲夏草。山腳下耄耋老人轉動著瑪尼石，一遍一遍祈禱著。還有，久出未歸的藏族漢子，在秋后的一個晌午踉踉蹌蹌地走回了家。

日子就是這樣接續(xù)的。

有一天，這棵樹會重新長出來，就像英國詩人菲利普.卡拉金寫的：“樹正長成新葉，好像某事呼之欲出；初綻的嫩芽悄然舒展，點點新綠恰似某種幽怨”。

是的，這棵樹也在人們不經意間長出新葉，甚至不需要一場風雨的催化也能長得枝繁葉茂。這種枝繁葉茂在高原看來也許是縹緲的、甚至是虛無的，但它確實能滋養(yǎng)牧人干渴的心靈。在高原長時間的風吹中，他們屬實需要這種慰藉，如同干涸的河床迎來了一場洪流。

我在想這些的時候，繁忙的工作總是接踵而來。

那么，那兩排樹直挺挺地立在塔秀街道，它到底向人們昭示著什么。

此時此刻，它已經沒有了綠意盎然、生機勃勃的樣子，也不能用遮風避雨來形容，它甚至都沒能留住最后一片想從它身上逃離而去的葉子，它只是塔秀街頭再普通不過的一棵樹了。甚至，來來往往的人都不愿意看一眼他。就像那些擱淺在門道里的農具，前者是被人遺忘，后者是被時代淘汰。但不論怎樣，他們存在過得意義都不應該被抹殺。

多年以后，如果沒有被人為地砍伐，這兩排樹依舊會生在這里，只是隨著年份的推進，樹的枝干會越來越粗壯，樹與樹之間的距離會更加緊密，同時樹的年輪增加了一圈又一圈，樹的旁邊還可能長出一排小樹苗。

又有誰能說得上呢。

那天之后，我總會夢見那兩排樹，夢里是屠格涅夫在《獵人筆記》最后一篇中描摹的場景：“黑灰色的天上有些地方還閃爍著星星;濕潤的輕風有時會像細微的波浪一般飄過來;可以聽見低沉而隱約的夜的絮語聲;一棵棵籠罩在陰影中的樹發(fā)出輕輕的響聲。車毯鋪好了，裝茶炊的小箱子也放到腳下。兩匹拉套的馬蜷縮著，打著響鼻，雄赳赳地倒換著四條腿；一對剛剛睡醒的白鵝靜悄悄、慢騰騰地穿過大路?；h笆那邊，花園里，更夫安靜地在打鼾。每一個聲音似乎都停在一動不動的空氣中，停住不動?！?/p>

巴倉農場 

“巴倉農場坐落在南面依山、三面環(huán)水的貴南草原上，東西長百余里，土地肥沃而平坦。每到夏季，水草豐茂。處處生機盎然，是個天然好牧場。上世紀中期，青海勞改系統掀起了開荒造田大會戰(zhàn)，在此建立了吳堡灣農場聯合企業(yè)公司，下轄吳堡灣農場、塔秀農場、巴洛坦農場、新洛農場、大倉農場五個分場，另有一個尕佳灘農場待開發(fā)，計劃開荒造田五十余萬畝?！边@是在我還沒有去巴倉農場之前，在網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的摘錄，作者在巴倉農場生活了20年。

這些文字的出現，更加堅定了我想去巴倉農場看看的決心。

車子從縣城到巴倉農場差不多走了40分鐘左右，途經的路上除了草原還有耕地。遠遠看去，那些耕地從山腳下一直延伸到馬路邊，如果沒有馬路還可能再延伸。我推測，1960年，貴南縣開荒造林工作開始的時候，這片土地上一定有許多人他們放下了家里的妻兒、父母，來到了陌生、遙遠的貴南。在這里，他們住在四下漏風的帳篷，夜夜聽著狼的哀嚎，在膽戰(zhàn)心驚中度日。在這里他們吃過榆樹葉子做成的“饃饃”，喝過油菜稈磨成粉摻和野菜的拌湯。很多時候，面對巨大的開荒任務和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農耕器械時常出現問題，他們又不得不用人力進行開墾。過往的一幕幕好像從書上轉移到了我的眼前。

他們后悔過嗎？

也許，重要的從來不是答案。

好不容易到了農場，我才發(fā)現空曠的院子門口只有打扮精致的我，沒有想象中工人熱火朝天干活的樣子，只有寂靜的場子和一些遺棄的物件。

地圖上顯示，這個農場所在的地方是巴塘新村，距離塔秀鄉(xiāng)政府5.5km，東與西格村接壤，南與達茫村相鄰，西與扎日干村連接，北與茫拉鄉(xiāng)毗鄰，是塔秀鄉(xiāng)唯一的農業(yè)村。而巴倉農場早在2005年整體移交給了政府，移交的時候把原先巴倉農場附近的塔秀、茫拉兩鄉(xiāng)21村183戶貧困戶搬遷到了原巴倉農場，組建了塔秀鄉(xiāng)巴塘新村。現在，這個曾經存在了很多年的農場只是新村里一個破舊的場子而已。在它身上我全然看不到西班牙繪畫大師米羅在《農場》中表現的風格化的大樹、棱角分明的乳白色建筑、小動物、農家用具，也感受不到作家沈從文在《邊城》中描寫鄉(xiāng)村時的：“洗凈塵埃的田園中，愛是透明的，連惆悵也有了淡淡的暖人的情味”。我只覺得乏味。

我打開了那把銹跡斑斑的大鐵鎖，門打開的時候吱吱呀呀的聲音很是刺耳。在我的想象中，它既然是一個農場，就應該有一些農墾生活的痕跡。果然不出所料，走了幾百米之后，一座磚瓦混合的土結構建筑進入了我的視野。這個應該就是場房了吧，門口一塊兒鐵牌子上寫著：“青海藏羊地毯二佰二十九車間”，它有7個窗戶，雖然窗戶上的玻璃已經蕩然無存了，但是上面用鋼筋做的格擋還是依舊牢固地挺立著。走進里面，車間的頂棚是榫卯結構，是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河姆渡人就蓋房建屋的結構，是在上世紀70年代，余姚的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fā)現的干欄建筑遺跡中的榫卯結構。我突然有些驚訝，展現在我眼前的是數年前前輩們用千件木構件鑿卯帶榫的做出來的，這種結構我只在貴德的玉皇閣見過。盡管現在我不知道為什么他們不用鐵做，而是選擇了看似簡單的木頭，可能使用加工木料也并非一件易事，但他們還是用雙層凸榫、凸形方榫、圓榫、燕尾榫、企口榫等榫卯形式的雛形做成了這個車間。這些大概符合他們當時的現狀吧，可能當時在這里工作過的人不僅深諳種地更懂建造技術，并且水平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我不知道。頂棚下面是數十根綠色的鐵柱子，這是當初用來做藏羊地毯的工具，有些已經塌下來東倒西歪，還有一些吃力地頂著看似將要倒塌的墻體。從車間出來后，旁邊是兩層樓梯，下面是廠房，上面是工人住的宿舍。樓梯角落的墻上寫滿了“正”字，我猜測這應該是當時記錄工分的一種形式吧。

透過這些東西，仿佛可以聽見很久之前，人們在冷月寒天的日子里在塔秀草原上進行開荒會戰(zhàn)，以及其他。爺爺曾經說過，生產隊里他們用畫“正”來記錄工分，來彰顯自己勞動的成果。當這種記錄形式再一次出現在我眼前的時候，就印證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延續(xù)的。比如，爺爺在世的時候，每年一到六月會就會催促著我摘花椒，當然，這一項工作并不是我一個人完成的。我負責把花椒從樹上打下來，爺爺負責把花椒摘干凈。我和爺爺每賣掉一斤花椒就會在門道的土墻上畫“正”。若干年后，那面墻上都是我和爺爺留下來的印記。是的，時代不同，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精神卻一直延續(xù)著，這種延續(xù)不同于血脈和其他形式的延續(xù)，它是基于歷史保存下來的永久智慧。

從農場里走出來，我在想以后這個院子、這些器械、這些樹木、這些故事、這些人會被遺忘嗎？遲子建在《農具的眼睛》中這樣寫：“我可能會忘記塵世中我所見過的許多人的眼睛，那些或空洞或貪婪或含著嫉妒之光的眼睛，但我永遠不會忘記農具身上的眼睛，它們會永遠明亮地閃爍在我的回憶中，為我歷經歲月滄桑而漸露疲憊、憂郁之色的眼睛，注入一縷縷溫和、平靜的光芒。”我在巴倉農場的院子里站了許久，也想起了那個在農場里生活了20年的人。當他們把第一臺名叫東方紅的拖拉機開進貴南的時候，村莊里的人們投來了羨慕的眼光，可能有些村民還不知道這是用來做什么的，他們仔細地撫摸著機器，眼中充滿著向往和不可思議。他們又在草原上撿牛糞、打柴、割小灌木條和狼尾巴刺。而后，他們開墾過的地方長出了綠油油的青稞、金燦燦的油菜，還有能成為白面的麥子。

好像這些，又再一次出現在我的眼前，遙遠又清晰。

在時間的長河里，有時候就是分不清哪些該被記住，哪些隨風而逝，僅憑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意識的自主選擇性，是遠遠不夠的。比如，這座農場的存在提示著老一輩巴倉人在這里開荒種田的痕跡，他們用智慧給后輩留下了一座風吹不壞、雨沖不走的建筑，也用行動讓這片荒蕪的土地變得生機盎然，甚至從他們身上流傳下來的一些被稱為“精神”的存在鼓勵著一代又一代。還有可能更加久遠。

婦女

直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那個藏族婦女的心情。她彎曲著雙腿坐在門口滿是羊糞的地上，枯枝、牛羊糞附著在她花白的頭發(fā)上，她的眼淚噴灑到了破舊的襖子上。難過、心痛、寒酸，這些詞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頭?？墒牵瑥乃酉聛淼臄⑹鲋?，我才明白她還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在這個世界里為了不上進的孩子操碎了心，為了離婚的姑娘愁白了頭，還為了還不上的貸款一宿一宿地失眠。就像巴金在《一個車夫》里描寫的：“他沒有家，沒有愛，沒有溫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趕他。然而他能夠倔強！他能夠用自己的兩只手舉起生活的擔子，不害怕，不悲哀。”等同的情感。可是她畢竟不像“車夫”驕傲、倔強、堅定。

她只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如果生活是一場電影，我們每個人都在其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些是善良、有些是罪惡，還有一些不屬于非黑即白的范圍。生活最慘的一面也不過是捱著推日子。

就在剛剛，車子載著五個人像一頭困獸穿過看不到邊際的塔秀草原，經過一段雨水堆積的土路，到達了目的地西格村。村子里半截破舊的土墻上曬滿了牛糞餅，一段幾百米的水泥路上堆曬著青草。村里見不到人，只聽見幾聲牲畜的叫聲像女人不舒暢的哭喊。這些零星地出現在村莊里的事物讓村莊有了些許氣息。我下了車，從巷子口就看到了那個婦女。讓我沒想到的是，在我們即將走近她的時候，她停止了能從巷子口聽見的哭聲，揉了揉紅腫的眼睛，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還提了一下褲子。她完全沒有沉浸在上一秒的痛苦里，她拖著肥胖的身體快步上前，擠走了站在老袁身邊的我和另外一個同事。她一把抓住了老袁的雙手，在那一瞬間老袁的黑框眼鏡差點兒被她打落在地。

她握著老袁的手，本就不高的身材又彎下去了一個度?！澳阋芄芪野?，我今年快70了，就靠著這三十畝草場維持著生活，現在草場就是我的命啊！”她說完后，又再一次哭起來，淚水打在了握著老袁的手上，還有一些掉到了塵土里，無影無蹤。老袁攙扶著她走進了這個只有一個簡單的鐵柵欄做成門的家里。已經被雨水侵蝕的發(fā)紅的鐵門在推開的時候發(fā)出吱吱呀呀的響聲，院子里左邊堆放著整齊劃一的牛羊糞，右邊擺放著飼養(yǎng)牲畜的農具，院子中間一個三四米的桿子上綁滿了經幡，在風的作用下左右搖擺。院子中間還有兩個新修的小花園，花園是用水泥磚塊隔開的，從發(fā)白的水泥磚塊以及裸露在旁邊的新土來看，這個花園修建的時間并不長。小花園里沒有花，只有幾棵蒲公英，和一小堆綠草。我不知道這個花園的用途。心里就想，在牧區(qū)家里修花園的人家比較少，或者是我看見得少，我有些吃驚，也覺得不解。

我們跟隨著她，來到了一座矮小的房子里，房子外面是一個簡易的封閉，封閉上沒有玻璃，她說是前幾天被山風刮落的，旁邊的一堆玻璃碴子讓人看得耀眼。跟在身后的第一書記說，村里的已經去縣上買玻璃，估計這幾天就能裝上，還說這一家已經納入了危房改造項目的范疇內。我們走到里屋，半幅墻上掛滿了偉人的照片。她把老袁讓到正中的位置坐下，開始了敘述。

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還有死于車禍的丈夫。丈夫出車禍的那一年她才38歲，后來的日子里她帶著年幼的孩子謀生。因為自己沒有讀書，一輩子沒有去過大山外面，所以現在就算家里沒有男人，她也依舊咬著牙供孩子們讀完了書。她說，她用家里僅剩的一些錢買了三只羊兩頭牛，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山里放牧，放牧的時候再挖一些草藥換錢，家里的30畝草場也租賃出去了，就這樣維持著生活。后來，女兒讀完高中后嫁給了村里的一個男人，婚后常常被酗酒的丈夫毆打，有一次差點兒打斷她的腿，不到30歲的女兒帶著一兒一女離婚了，現在孫子孫女還是她帶著，女兒離婚后一直在外地打工，兩三年回來一次，這次距離上次見到已經時隔兩年了。兒子在讀書的時候就成績好，大學畢業(yè)后，她把家里的幾只牛羊給賣了，讓兒子在省城找培訓班考公務員?？墒?，年輕的孩子終究是沒能體會她的良苦用心，他拿著買了牛羊的錢在省城吃喝玩樂，十年過去了他也沒能考上一份工作。相反，是年邁的她每天給鄰居放牧掙錢給他生活費。就算這樣，她也從來不曾有過怨言，她想再多給幾戶人家放牧，她就能掙更多的錢，爭取在兒子40歲前給他娶媳婦。可是，她的日子從來就沒能如愿過。因為丈夫是酗酒導致的車禍，對方遲遲不肯給予賠償，一場官司打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拿到了賠償款。自從拿到賠償款后，兒子就開始酗酒、打麻將、長期不回家。

昏暗的房子里，綁在大梁支柱上的經文已經看不出墨色，廚柜里的酥油燈上布滿了灰塵。她哭訴著，尤其說起兒子的時候，她把頭深埋進了胸脯上兩個比嬰兒的頭還大的乳房間。我好像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乳房，比嬰兒的頭還大，下垂著，差不多垂到了肚子上，它像是村上春樹描述的“柚子般”的乳房，只不過下垂了很多、干癟了很多，更像是舒婷在《致橡樹》中描摹的傷痕累累的乳房。深埋的臉、下垂的乳房，好像看著很有層次感。她哭一會兒說一會兒，老袁一直聽著。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她說兒子賭光了父親的賠命錢，又把僅剩的三十畝草場賭了出去，她實在活不下去了。她說她想死，可是她又不敢死，她有女兒，她害怕有一天女兒回來了找不到家，找不到阿媽。她想把兒子輸出去的地要回來，她沒有辦法，得生活。

在聽了她的講述差不多四十分鐘后，老袁叫來了村里的負責人、司法所有名的調解員，還現場叫來了當事人。

后來，事情最終得到了解決。

再后來，她的女兒再婚了，和一個興海的牧民結婚了，他們在西格村里蓋了新房子，她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被輸掉的三十畝草場也收回來了。

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寫過一首散文詩《乞丐》：“我在街上走著……一個乞丐──一個衰弱的老人擋住了我。紅腫的、含著淚水的眼睛，發(fā)青的嘴唇，粗糙、襤褸的衣服，齷齪的傷口……貧困把這個不幸的人，弄成什么樣子啊！他向我伸出一只紅腫、骯臟的手……他呻吟著，他哀求施舍?！?/p>

是的，就是這樣。

苦難的人得到了解救，因為他們從內心深處進行了洗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苦難，就是為了喚醒人的愛和憐憫，為了打碎包裹我們心靈的那種硬殼，讓我們的內心變得柔軟起來，再柔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