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灘上總是不規(guī)則分布著像帽子一樣的土丘。2019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接到一個線索——在這片漫無邊際的荒灘上，有幾座烈士的“土丘”墳。

這條線索來自一位老軍人的后代，墳里埋葬的是老人的戰(zhàn)友。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幾名工作人員找到了對方說的“墳”——14座土丘依次排開，只有最打頭那一座的前面，倒著一個斷裂的墓碑，上面記著名字與犧牲年份——馮英林，1979年逝，后確認為烈士。

剩下的13座，都是無名者。

他們的名字是什么？他們什么時候犧牲的？他們是不是烈士？

在尋找的過程中，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工作人員又從老兵那里得知，在另一片荒灘上，“還有6個（墳）”。

該局局長呂金泉和幾個年輕的工作人員按照老兵的描述去找，沒找到。后來，他又帶著研究地方歷史的老同志，從荒灘的幾個方向向中心尋找，去了3次，才在東北角找到了6座聚集在一起的“疑似墳墓”，同樣是普通的土丘，周邊長著紅柳和白刺。

他們拍了照片，給當?shù)亍案砂资聝骸钡墓颈嬲J——確定這是墓，但到底是不是老兵說的“烈士墓”，必須要找到烈士的名字，找到他們的親屬，做基因比對才能確認。

尋找的過程，耗時、耗錢、耗精力，卻可能一無所獲。一些提供線索的老兵，過段時間再聯(lián)系就失去了音訊，呂金泉時常坐在辦公桌前焦慮，“再等不了了”。

尋找

這些尋找中，有連長來找自己的兵葬在哪兒，有遠方過來的老人找兄弟的墓——家人只知道他們是去建設祖國的大西北。

老兵王清林就接到過這樣的委托。如今，年過70歲的王清林仍然穿著軍綠色的迷彩服，“托人買的，肥大、耐磨，又實惠，穿其他衣服，緊得很”。

1974年，他應征入伍。5年后轉(zhuǎn)業(yè)到額濟納旗，此后一直生活在這里。

七八年前，同縣一名戰(zhàn)士的父母托老鄉(xiāng)向王清林打聽：“我們兒子到底埋哪了？那時候給他評的是烈士，你們都一塊兒出去的，他犧牲在哪個地方了？”

那個時候，王清林跑了很多部門查不到。后來，他和呂金泉建立了聯(lián)系，才知道戰(zhàn)友被安葬在了東風烈士陵園。

東風烈士陵園埋葬的很多是曾為國防建設、航空航天建設、邊疆守護付出生命的戰(zhàn)士，這里距離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不遠，航天員出征前會專程前往祭拜。

這個遲到多年的消息終于輾轉(zhuǎn)回家鄉(xiāng)，王清林想著戰(zhàn)友的父母可能想來看看，但再沒收到家鄉(xiāng)的回音。

20世紀50至70年代，一車又一車的士兵被拉到蒼茫的戈壁灘上，他們有的來修鐵路，有的來修航空基地，還有人守邊防。

額濟納旗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西部，2010年剛開通客運列車時，固定的一條線路，每天都發(fā)車，后來乘坐的人實在太少，改成了一周發(fā)兩趟。

這里的常住人口3萬多，守護著11.4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和507公里的邊境線。

“地上不長草，天上無飛鳥，風吹石頭跑”，當?shù)厝碎_玩笑說，在“胡楊林”還沒被當作旅游資源之前，這里沒什么稱得上規(guī)模的產(chǎn)業(yè)，“額濟納的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這里生活下去”。

這個“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的地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豁口”，自古都是兵家的必爭之地。驃騎將軍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說的就是“額濟納旗”——攻下這里，就可以直取河西走廊，往西是新疆，向東是中原。

新中國成立以后，這里被當作衛(wèi)星發(fā)射與研究基地。“幾十年前，連額濟納旗都是個秘密?！崩媳w世清1976年入伍。他是家里的大兒子，父親想念他，托人照著家書上的通訊地址找到了蘭州市，找了3天都找不到兒子的蹤跡，又寫信問他：“怎么找不到你啊。”半個月后，趙世清收到了信，他回復，“遠得很哩，我們這兒坐慢火車到蘭州要坐三天兩夜了”。

在一個藏滿了秘密的地方找到“無名墓”背后的故事，總讓人覺得有心無力。

退役軍人事務局曾經(jīng)從“旗志”和“盟志”里找到，20世紀50年代，曾有士兵剿匪犧牲，被就地安葬于戈壁。他們按照資料找過去，墳墓已不見蹤影。呂金泉向周圍的牧民打聽，牧民說“以前清明，我們這兒的學校還有老師組織掃墓”。

牧民回憶，用松木立的墓碑逐漸被風化，時間久了，土丘也不見了。

一年多過去了，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仍然只掌握馮英林一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對于這個剛剛成立6年，人手少的單位來說，即使人員全部出動，推進工作仍存在困難。

2021年，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成為“推一把”的力量，大家開始一起尋找。

從檢20余年，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的副檢察官李環(huán)辦過不少監(jiān)督行政機關(guān)履職的公益訴訟案件，從生態(tài)環(huán)境、食品安全再到未成年人保護，直到接觸了退役軍人事務局，他才知道，原來他從小成長的地方，有如此多散落在外的烈士墳墓。

在檢察院的推動下，退役軍人事務局積極爭取各方資金修繕馮英林及其他13名烈士的墓碑，還通過微信公眾號繼續(xù)尋找13名無名烈士。

在城郊，退役軍人事務局支持修建了一個烈士紀念廣場。在他們的計劃里，找到烈士的姓名、征得家屬的同意，就將這些烈士墳墓遷至廣場的后側(cè)，這里比鄰水系，剛移栽的樹苗正在生長。

而這所有的設想都建立在找到這些無名者究竟是誰的基礎之上。

無名的人

呂金泉找到老兵王清林。王清林慢慢回憶起，13座無名墓里有5個人是新兵，因意外事故離世。

一些老兵開始自發(fā)在群里尋找這些無名者。

后來收集的其他老兵信息也印證了王清林的說法。老兵張效成看到網(wǎng)絡上的尋人信息，給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我記得那里（無名墓所在地）好像叫‘吉咯狼頭’”?！凹崭吕蕡D”，漢語意思是“幸?！薄?/p>

張效成補充了幾大段文字，講述了13座墳墓中可能的兩個姓名——“張兆訓，江蘇省豐縣梁寨鎮(zhèn)人，1968年入伍，（原）蘭州軍區(qū)守備師高炮營，營部書記?！薄皩O志先，吉林省蛟河市人，（原）蘭州軍區(qū)守備師警衛(wèi)連戰(zhàn)士，1968年入伍?！?/p>

張效成回憶：“1970年4月27日中午正是午飯時間，聽到電話鈴聲的張兆訓去接電話不幸觸電身亡。張兆訓也是烈士子女。他去世時還沒有結(jié)婚，但有個未婚妻，聽說可能有一個妹妹，現(xiàn)在情況不詳?！?/p>

這場高壓線和軍用通訊線連在一起導致的重大事故也是“孫志先”犧牲的原因。

信息仍然是模糊的，需要與烈士親屬確認，才能完成閉環(huán)。比起剛成立不久的退役軍人事務局，檢察院已經(jīng)積攢了豐富的跨區(qū)域協(xié)作經(jīng)驗。時任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華迅速聯(lián)系到河南太康、江蘇豐縣、吉林蛟河三地的檢察院。當?shù)貦z察官沒有耽誤時間，迅速上門，多部門合作找到了幾名疑似無名烈士的名字——焦學臣、王錦才、徐照成、王玉然、馮勛力、孫智先、張兆訓。

與此同時，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也嘗試和三地退役軍人事務局進行聯(lián)絡，尋求協(xié)助。

工作人員上門時，有人很快就從柜子里拿出了哥哥張兆訓的烈士證。過了半個世紀，仍然被完好地保存。只有一位烈士的母親尚在人世，這名戰(zhàn)士犧牲時18歲。

這些犧牲的烈士面目逐漸清晰，20歲左右，大多未婚，從父母的兒子變成了國家的兵。

案子結(jié)了兩年多，但李環(huán)總覺得這事兒還沒徹底完，他仍然在關(guān)心著后續(xù)的結(jié)果，一有消息，就聽一耳朵——這個西北男人不善言辭，到感慨處，他總是輕輕嘆氣，“我女兒上大學，跟他們差不多大”。

彼時，退役鐵道兵王民立為了尋找青綠鐵路上犧牲鐵道兵的墳墓，找到了位于額濟納旗的東風烈士陵園。這個消息，傳到了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有人在找墓的坐標，有人在找無名墓的名字。

王民立被請到了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她開始講述跨越數(shù)年，為鐵道兵尋親的故事。王民立的父親曾經(jīng)為青綠鐵路奮戰(zhàn)，她的哥哥為鐵路建設犧牲。

青綠鐵路是酒泉基地的鐵路專用線。王民立介紹，青綠線南起清水站，北至額濟納旗綠園站，于20世紀50年代修建，被稱作“地圖上沒有標記的鐵路”。

乘火車來的兵不全都干了轟轟烈烈、“有名有姓”的工作。王民立從歷史資料的記載中找到犧牲的17名戰(zhàn)士的名字，沿著青綠鐵路尋找他們墓碑的坐標。在途中，她收集到這樣的故事。

鐵道兵陳南潮曾接濟過當?shù)氐姆叛蛲尥鯐x桓姐弟“一口吃的”，后來，因為環(huán)境艱苦，陸續(xù)有修建鐵路的士兵犧牲在這里，他們的墳墓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排開，時間久了，松木墓碑被風化，消失。

但王晉桓始終記得陳南潮是第一個。陳南潮的墓被王晉桓守護了半個多世紀。直到2013年，連同其他幾座無名的鐵道兵墳墓，一同被遷入東風烈士陵園。

陳南潮因隨汽車運送物資翻車而亡。資料中犧牲在青綠線上的鐵道兵還有人為救戰(zhàn)友被機車撞亡，有人因病不治，有人被風沙掩埋……

王民立后來聽老兵回憶，那時，他們在戈壁灘上遇到大風，會迅速地從馬背上跳下來，手拉手圍成一個圈，臥在戈壁灘上，才不會被風沙席卷走。

當他們目睹戰(zhàn)友的意外犧牲，這些年輕的戰(zhàn)士才意識到死亡離自己如此之近。王清林說：“就是心寒一些，意外事故就跟戰(zhàn)備似的，這是很正常的?！?/p>

而趙世清則回憶起，得知可能上戰(zhàn)場的那天，他把存折里的40元全部取出來，8元寄到家里，剩下的錢買了黃桃罐頭，和戰(zhàn)友分著吃。

在和平年代，軍人的犧牲似乎不再是在搏斗中壯烈地離去，他們面對的是惡劣的環(huán)境、隨時可能發(fā)生的風險事故、糟糕的醫(yī)療條件……王民立說：“但犧牲沒有大小之分。”

“孫智先”“孫枝先”“孫志先”和“孫智光”

王民立手里有犧牲鐵道兵的名單，一邊為他們尋親，一邊確定他們墳墓的位置。她曾經(jīng)順著青綠鐵路沿線走，詢問周邊牧民是否曾看到過鐵道兵的墓，后來打聽到一些散落在外的墓已經(jīng)遷入了東風烈士陵園。

彼時，東風烈士陵園里有15座無名墓。王民立想這或許就是她正在尋找的鐵道兵的無名墓。她靠著烈士遺骸鑒定，在這些無名墓里確定了6個鐵道兵烈士墓的身份和坐標。東風烈士陵園內(nèi)部也做過討論，王民立說：“是因為我們把所有能找到的親屬都找到了，我們已經(jīng)具備了這個條件，所以才鑒定的。”

烈士遺骸鑒定正在被廣泛地運用于烈士尋親過程中，不僅可以幫助精準確認烈士身份，還可幫助還原烈士生前受的傷以及通過3D掃描頭骨進行畫像，還原他們的樣貌。

技術(shù)發(fā)展迅速，但仍然有其不可解決的難題。比如想要進行基因比對，就必須要先找到烈士的親屬。

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也想給無名烈士做遺骸鑒定，但呂金泉和同事總想著等戈壁灘上的13座無名墓的人都找齊了才能做，此時打擾已經(jīng)“入土為安”的烈士，他們總覺得不安心，時不我待，“烈士的近親都要走了”。

可尋找越來越難，兩年多來，能問的人都問了，提供線索的電話也很少響起。

尋找的過程中，王民立一天最多打過40多個電話，打市民熱線、打各地退伍軍人事務局電話、打到學校、報社去尋找知情人。每當自報家門，是為烈士尋親，“在這些崗位上的人基本會提供最大的幫助”。

他們還找過烈士出生地的電視臺和報社，在文章刊發(fā)后得到一名87歲老人提供的線索，他們要找的人就是這位老人的同班戰(zhàn)友。

這些烈士犧牲的年代，資料都靠手寫，有時音同字不同——部隊資料記載的，墓碑上刻的、烈士證上的都不是同樣的字。有時，筆畫寫得潦草了，抄錯也常發(fā)生——比如把“全”抄成“倉”，更多的時候，這兩種情況可能會同時發(fā)生。

還有一些特殊的狀況。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檢察院在接到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的訴求之后，就開始聯(lián)絡當?shù)氐恼块T確認信息，額濟納旗提供的線索極為簡單，名字是“孫志先”。經(jīng)多方核實，只有一名蛟河籍烈士“孫智先”與之較為接近。從蛟河“孫智先”烈士的弟弟孫嵐山口中得知，其本名“孫枝先”，入伍后多次改名“孫志先”“孫智先”，有些資料把“孫智先”寫成“孫智光”，軍人犧牲證明書上寫著“孫智先”。蛟河市人民檢察院將這一線索反饋給額爾納旗人民檢察院。

王民立還有個方法，南方有些村落仍留著族譜，維系著宗親關(guān)系。王民立也托人去打聽。很多次，都通過這樣的方式找到了烈士的名字。

這是一件極耗成本，極耗心血，極耗人脈的工作。

找到歷史的“盲點”

有些老兵托王民立尋找戰(zhàn)友墳墓時說：“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做了孤魂野鬼？”

王民立作為烈屬，很理解他們的心情。“雖說青山處處埋忠骨，到底已經(jīng)山河無恙，應該英雄歸葬?！?/p>

王民立見過尋找父親的女兒。父親在她四個月大時離開。她成年工作后，總是跑去民政部門詢問是否有資料記載父親所葬之處，她想親自去看看，但始終查不到。直到2020年，才在撫恤金領取的統(tǒng)計表上看到了父親犧牲的地址。

王民立也曾聽說一位母親在兒子犧牲一年后才得到消息，家人怕她想不開日夜守著，這位母親為兒子立了衣冠冢，就葬在她和老伴身邊。王民立也見過一個堂妹，犧牲的堂哥和她一起長大，她囑咐王民立，如果能為堂哥立碑，她一定去現(xiàn)場祭拜。

2022年，東風烈士陵園的無名墓被確定為鐵道兵之后，有3家親屬都提出要去現(xiàn)場祭拜，其中一位烈士的哥哥已經(jīng)80多歲了，老人很著急，“我再不去看，我可能就那個（去世）了”。

有烈士家屬對前去調(diào)研的工作人員說：“沒想到你們還記得，國家還記得。”

如今，烈士存留的近親，大多已年邁，他們多數(shù)不再有心力尋找、遷墳，甚至來看一眼。

唯一準確確認身份的馮英林烈士家屬回復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全權(quán)交由您處理。

他們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烈屬只是希望家人能有一個體面的埋葬處，烈士陵園是最好不過的。

東風烈士陵園里，有兩座墓碑，疑似是在青綠線犧牲的戰(zhàn)士。其他信息都能對得上，但墓碑上的名字與他們的烈士證上的名字音同字不同，以王民立的經(jīng)驗，這兩人理應就是犧牲的鐵道兵，墓碑的名字也應按照烈士證上親屬確認過的名字做更正。

起初，王民立想寫家族史，寫在青綠線上的父親，寫在焦柳線上犧牲的哥哥，可后面越寫越深，越寫越多?！疤钛a鐵道兵歷史上的盲點”，她說，“包括我找這些烈士，并不是因為我想去找，而是我必須去找，他是我們的盲點，我們要把歷史寫完整”。

有時，王民立想，葬在哪里，名字是什么，烈士本人或許并不在意。但她又想，寫歷史的人在乎，讀歷史的人也在乎，他們的親屬也始終惦記著。

一位女士曾找到王民立，她是烈士的侄女，回憶起父親提起伯伯時常帶著遺憾，“有過多封通信，但都沒能保留下來，也沒留下照片”，但和女兒形容，“比我?guī)洠橇汉芨摺薄?/p>

2022年，烈士遺骸比對成功，家人終于知道了他的安葬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