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先鋒詩歌群體里，江蘇詩人以各自獨特的詩風與探索性的詩學姿態(tài)，建構了某種異質性的話語力量。從第三代詩人韓東、小海，到新生代詩人胡弦、黃梵、劉立桿、代薇、朱文、朱朱，再到“70后”詩人朱慶和、李檣、育邦等，各代際詩人皆致力于“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詩意”。在這一美學脈絡中，江蘇青年詩人在更開闊的視野里繼承了過去的現代性邏輯，他們在多元的語境中寫出了豐富的生活情境史，也在個體抒發(fā)的當代性里對接了時代的碎片化，并由此形塑了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辨識度的詩學景觀。

想象、童話與經驗的變形記

對于青年詩人來說，想象力和現代漢語充分的化學反應，是他們進入現代詩歌的第一要義。不管人生經歷如何，他們對于詩歌的認知還是基于語言、意象與詩性的創(chuàng)造。而在江蘇青年詩人的寫作中，也許是江南的氣韻影響至深，他們在神秘感的想象中尋求詩意的諸多可能性，這些想象一方面接續(xù)了古典的雅致，另一方面也開啟了現代玄想之門，從而形成了普遍的經驗變形和創(chuàng)造的意識。

在白小云的詩歌中，女性的細膩與真誠是一種潛在氣質，而她又在想象的場域里將見聞和經驗轉化成為童話式的趣味。在《技巧》一詩中，白小云從一幀照片的內在細節(jié)中領悟到了人生技巧，即如何處理扮演別人和活出自己之間的矛盾，這是隨著歲月流逝帶來的深度思考。在這種聯想與暗示的過程里，也深藏著詩人對詩歌技巧與人生技巧之融合的努力。劉康是擅長化合經驗與想象的詩人，他在書寫航海的系列詩歌中悟到了超驗的詩意，那些未曾親歷的故事、細節(jié)，可能源于間接經驗，這種內在的轉化里暗含著他原始的雄心?！耙磺卸家?想象就緒，我們圍坐于野，開始尋找/打造船舶的器具”（《平原海事》），劉康的詩歌引擎很大程度上源于生活經驗的場景化呈現，以景觀的方式映射出情感的邏輯。

在很多江蘇青年詩人筆下，文字自帶“神經質”的體驗感。鄒勝念將各種閱讀混合著真假見聞，讓詩歌懸念叢生，卻又內在于自我的私密感。像《殺藍》《河中巫術》這樣的詩，不是由詞語的能指帶動詩意的生成，而是在各種感官作用下牽引出的一道道超現實主義風景，奇幻卻又處處透著“詞與物”對位法的張力。郭幸的詩歌可以當作童話來讀，詩人從那些夢幻般的句子里辨認自己，自己又成為這些句子的鏡像。當二者互為參照，一種更具超現實主義色彩的表達將我們的思緒拉到了遠方，它是詞語的延伸，也是經驗的變形記。農藝與種業(yè)專業(yè)的袁偉，同樣是在追憶中書寫物事和鄉(xiāng)愁，他在移情中替物說話，讓人更有共鳴之感。張瑞洪和灰一這兩位“00后”詩人，一方面接受了張棗等詩人的影響，寫作細膩且精確；另一方面也以自身的校園經驗對接了紛繁的時代現實，風格更顯多元，試圖擺脫平面化的想象，從而進行更立體的創(chuàng)造。

為了避免封閉在個體的想象空間里，很多年輕詩人選擇更開放和富于變化的現實，將那些零散和破碎的經驗進行整合，以形成更具整體性的詩意。像殷俊、里拉、清越、陸佳騰、童七、大樹、許天倫、陳鵬宇、許宜修、李哲等詩人的創(chuàng)作，都是在提取記憶中對自己的個體經驗進行擴容，以形塑常態(tài)性的詩意內在發(fā)生機制。

日常生活何以構成詩性之光

江蘇青年詩人多數還是從現實經驗和日常生活出發(fā)來寫作，只是將敏銳的感覺訴諸更生動的語言，而非單純的事實記錄。正是在現實經驗對接創(chuàng)造性的語言中，才賦予了寫作更強烈的詩性之光。

朱慶和是有著微妙洞察力的詩人，善于從不起眼的生活細節(jié)中召喚出詩意。直到寫出《我的家鄉(xiāng)盛產鉆石》這樣的詩，朱慶和似乎才找到了獨屬于自己的方式，這不是單純“寫什么”的鄉(xiāng)愁意緒，而是要在“怎樣寫”的問題上重新挑戰(zhàn)自己。他在記憶與現實中自如地轉換，而以生活作為中介的寫作，則帶上了某種“關心人類”的博愛色彩，從個體到整體，朱慶和為自己寫作上的“求真意志”作了更堅實的注解。麥豆的詩歌在日常生活經驗里感受、領悟，以詩的方式為其賦形。尤其是那些鄉(xiāng)村的記憶與現場、意象和物事，皆是體驗到的過往，如同詹姆遜所言的“時間的種子”?！蹲哉Z》非常契合于他對詩歌與生活的理解，“我們的生活沒有比喻/我們取用陽光和水/把身子洗凈，保持優(yōu)雅”，這種詩意溫潤、從容，但字詞間隱藏著一種個體的責任，不僅包括語言的創(chuàng)造，也有觀念的力量感。

曾鵬程在書寫日常時注重探索性和實驗性，他以近乎素描的方式寫《露營之夜》，立體的場景敘事讓平淡的經驗獲得了奇妙的轉化。楊隱的詩歌似乎是對記憶的還原，詩中“隱藏有一座記憶的迷宮”。記憶有可能是經驗溢出生活的部分，當它們轉化在詩歌中，既是還原，也是一種更新。楊隱在書寫母親提瓜、鶴嘴錘、玻璃、燈繩等物事的過程中，隱含著懷舊的氣息，但又無不指向對人生過往的思念，這是詩歌抵抗遺忘的見證。鄒黎明的詩歌短小簡潔，《悼父帖》更顯功力：“所有的衣物/都已用火打包，寄給了你//你走后，我撿起你/空蕩蕩的影子，穿在身上”。詩人對父親的情感無需多言，但他又真摯地寫出了一個人的喪父之痛。同樣是寫現實生活，葛希建可能會更直接地指向瑣碎的日常，他寫《家庭生活》，平淡又殘酷，那種層層遞進的情感探尋，正是詩人觀照生活的詩性顯影。而汗青的詩歌也時常專注于現實的記憶，只是他對其進行了過濾，最后呈現給我們的則是另一種無法言說的“鄉(xiāng)愁”，終究通向人文精神的內核。

當然，這些青年詩人也并非一味地沉于對凡俗之事的記錄，他們也注重對日常生活的演繹，直至顯現出飛翔之感。特別是在詩的本體意蘊上，相比于前輩詩人，青年詩人更能體悟到現代詩意的內在復雜性和豐富性，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僅僅指涉單向度的生活現場，而是深入到情感體驗的內部，去自覺地探尋現代詩意的內在肌理。

古典傳統(tǒng)的現代性“再造”

江蘇青年詩人試圖在與文明的對話中再造“傳統(tǒng)”。在胡弦、龐培等詩人之后，育邦可能是融通中西的青年詩人典范。育邦曾寫有一組詩，名為《憑吊或懷古》。在這組詩中，他進入陸九淵的內心，重新理解自我和時代的關系；他過青云圃，謁八大山人墓，再度想象畫家朱耷的藝術和精神世界；他與詩人朋友們過霸王祠、夜游方山，在一種時空地理的維度上體驗歷史的深邃之感。育邦之所以寫下這些與歷史相關的“傳統(tǒng)”，不是要“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力圖達到“我有別于我自己”的審美境界。在《草木深——兼致杜甫》一詩中，育邦與杜甫的隔空對話，更顯出了偉大詩人獨立于世的莊重。育邦在描繪杜甫，同時也在理解杜甫，一種至為親切的語調構成了現代與古典交互運行的境界。詩人還原的不僅是一位詩人體悟時代的形象，同樣也有他以現代眼光審視杜甫的“重新發(fā)現”。

“80后”詩人茱萸的現代經驗與古典神話、傳統(tǒng)是一種互文性關系，這種互文性要求詩人必須回到當代，以“提供給漢語以新鮮的經驗”。茱萸對傳統(tǒng)的征用，不是純粹的“知識化”或掉書袋，而是在難度書寫的范疇中將傳統(tǒng)作了知識考古學式的重塑。相對于現當代歐美詩人，李商隱對他來說“具有更加本體性的影響”，陶淵明、杜甫、李賀等詩人都是其重要的美學資源，不僅在詩教上影響了茱萸，更是以漢語詩歌的整體精神構成對內部詩學命題的反思。

李海鵬的詩有一種古今中西綜合的透視感，他在《即景》《京寧道中作》等詩中將個人的行走、困苦融于大時代之變，“當代的位移總在試圖穿越次元?！保ā囤婢┑乐小罚┻@種穿越，似乎指涉了某種宇宙意識。宗昊的詩也時常從當下切入歷史，現實和虛構交織，如同奇幻博物館，幽暗且具深沉的力量。更年輕的詩人管瞳，一面以短句子訓練自己的語感，以靠近更具現代性的一面，一面又在觀察中向古典致敬。在《漢玉》《唐代仕女俑》等詩中，詩人以移情的方式進入到了古代現場，代替這些“物”發(fā)聲，既像是在獨白，也像是在對話，我們也是在代入感里和詩人一起共鳴于那些孤獨而遙遠的聲音。在傳統(tǒng)背后，詩人還是立足于對話性，所能做的仍是以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去激發(fā)某種溫潤詩意的生成。

在江蘇青年一代詩人的寫作中，繼承古典傳統(tǒng)是一種詩學上的精神自覺。以具體審美而言，現代詩歌的“漢語性”恰恰是他們在面臨創(chuàng)作困境時一直致力于追求的美學風尚，這既體現為一種詩性的傳承，又呈現為更具深度和活力的創(chuàng)造。

（作者系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