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位與發(fā)現：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起步

《人民文學》 發(fā)刊詞（1949）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納入中國文學學科體系，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確立；同時，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新文學”屬性的確立，也意味著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被納入新中國文學的學術體系。盡管此時中國文學學科的自覺意識、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尚不完備，研究話語也處于五四新文學、左翼文學、延安文學等多元話語重組并向社會主義文學的轉型期，但少數民族文學的屬性、功能、地位的定位，標志著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在國家學術體系中獲得了合法性和規(guī)定性。而這種合法性與規(guī)定性又與糾正傳統(tǒng)知識觀念中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錯誤認識，以及共和國的多民族國家屬性密切相關。正如1951年張壽康指出的那樣：“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誰要是把少數民族的文藝推在中國文藝的大門之外，那他就是否認祖國偉大現實的人?！辈粌H如此，他還用少數民族民間創(chuàng)作的新進展，駁斥了“少數民族沒有文學”和“少數民族只有民間文學”等偏頗乃至錯誤的觀念。1953年，周揚將少數民族新文學稱為“文學領域中值得特別注意的現象”，從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少數民族文學思想內容、少數民族文學史三個方面，對當時為數并不多的少數民族文學進行了高度概括，指出“新的少數民族的作者”“以國內各民族兄弟友愛的精神，創(chuàng)造了少數民族人民中先進分子的形象，真實地描寫了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新舊光景”。這種評價與張壽康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總體評論以及瑪拉沁夫《科爾沁草原上的人們》獲得的盛贊，在價值判斷、評價要素等方面，體現出與主流文學批評完全不同的話語特征。

然而，無論是張壽康的從多民族國家立場的重視態(tài)度，還是周揚從新中國文學角度的評價，并不代表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整體上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更不代表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已經成為公共知識。在當時，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現、重視、鼓勵、扶持仍是主基調。這種情形與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基本狀況尚處于被發(fā)現、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發(fā)展的實際影響力不大、專門性的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者缺乏等客觀現實有直接關系。因此，才有了瑪拉沁夫從發(fā)展多民族國家的多民族文學的立場，對少數民族文學未受到應有重視提出批評的“上書”，以及1955年的“少數民族文學座談會”、1956年老舍的《關于兄弟民族文學的報告》、中國作家協會繁榮少數民族文學的八項具體措施等事件。

顯而易見，這些舉措對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少數民族當代文學進入“突飛猛進”時期。1959年，在“建國10周年慶典”的語境中涌現出來的《突飛猛進中的兄弟民族文學》《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建國十年來的兄弟民族文學》等，便是對這10年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整體檢閱。這些成果涉及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整體發(fā)展水平、社會功能的客觀評價，也涉及各種文類和經典作家作品的分析，少數民族文學話語體系的特征初顯，政治詩學與政治敘事學的評價體系趨于成熟。

從學術史的角度，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繁榮和對其功能、價值、地位的重視所積累和催生出來的成果，為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史的生產奠定了基礎。1959年，少數民族當代文學作為亞一級學科知識，被納入中國當代文學的知識體系，在《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等相關書目中，形成了或以族別為單元進行描述，或以詩歌、小說、散文等文類為對象進行敘述的兩種范式。在這兩種范式中，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烏蘭巴干、瑪拉沁夫、李喬、扎拉嘎胡、朋斯克、納賽音朝克圖、祖農哈迪爾、郝力斯汗、包玉堂等一批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登堂入“史”，開啟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進程，反映了主流學界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這種重視無疑契合了多民族國家對多民族文學歷史知識建構的訴求，而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歷史知識的初級生產，不僅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對中國當代文學知識體系和文學觀念產生了影響。

但是，從整體上說，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文學領域的當代文學研究比較薄弱且較為分散，特別是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等民族形成了“母語創(chuàng)作與研究”“漢語創(chuàng)作與研究”二元并立格局。但學界對這些民族文學發(fā)展狀況的了解和評價，都基于漢語創(chuàng)作或部分漢譯作品，這樣就很難對該民族1949年以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性評論。此外，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反映各民族新生活、新面貌、新建設、新成就的社會功能被特別強調，許多作品的歷史文化內涵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闡釋。不過，用本民族傳統(tǒng)藝術形式反映本民族新生活是少數民族文學藝術評價標準之一，所以，一些具有鮮明的地域／自然和人文特色的作品，因普遍滿足了人們了解和觀察少數民族風俗的“期待視野”而受到特別重視，這種重視也促成了將表現地域自然風光和民族風情作為少數民族文學民族特色的評價維度，從而對當時的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確立與規(guī)范：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繁盛

20世紀 80-9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繁盛，是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西方現代哲學、文化、政治思潮影響和全球化浪潮沖擊的多重語境中展開的。20世紀80年代初，李陀、張承志、烏熱爾圖等作家一亮相便躋身于當代文學前沿，他們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民族書寫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此后，各民族文學的整體興盛使新時期成為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黃金期。

與主流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關注和研究熱點不同的是，在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當代意識（現代意識）、美學特質、民族性（民族意識）等問題，成為貫穿這一時期的宏觀性、整體性、共同性話題。例如，尹虎彬的《論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民族意識與現代意識》、鄧愛華的《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多種文化思想的沖突》、何聯華的《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走向》 等，不再滿足于對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 崛起““突破”進行表面概括，而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民族性為切入點，緊扣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脈搏，對民族性（民族意識）與現代意識、民族性與現代化、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20世紀50年代關于“民族特點”的討論，在80年代轉型為對“民族性”和“民族意識”的討論。這標志著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觀念與范式開始轉型。例如，在尹虎彬看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民族意識的現代性已經成為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質變的重要特征，新時期少數民族優(yōu)秀作家“不再滿足于民族特色的外在表現，而是伴隨著新的藝術追求、思想追求，有分寸地、潛在地表現它”。“他們試圖把現代意識潛入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中，表現普通人的心理變遷，從而把握了生活內在動律、內在詩意，具有一種積極的審美情趣?！?/p>

然而，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強烈訴求與理論批評的薄弱之間存在著內在張力。這種張力在1986年《民族文學》 舉辦的“首屆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討論會”上得到釋放，并催生了《民族文學研究》《民族文學》聯合發(fā)表的《民族特質時代觀念 藝術追求——對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的幾點理解》。首先，該文對民族特質的重新闡釋，終結了20世紀50年代曾倡導的將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特點局限于民族風情的表淺展示或民族性格的概念化表現，也反撥了新時期以來將民族陋習作為民族特點而滿足他者的文化獵奇心理的傾向；其次，對時代觀念的重新界定，厘清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中對現代意識、當代意識的不同認知；再次，將藝術追求納入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評價體系，有助于提升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藝術審美水平。所以，該文對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都產生了較大影響。

此后，朝戈金、尹虎彬、李鴻然、吳重陽、白崇人、曉雪、梁一儒、奎曾等人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討論，特別是關紀新、朝戈金的《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視鏡中，對少數民族作家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母語雙語創(chuàng)作、多民族文學互動關系、少數民族文學審美現代性等諸多理論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討論，從而推動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從現象批評進入理論研究層面。由此，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形成了以民族性（民族特質）、現代（當代）意識（觀念）、藝術性（審美性）為核心的話語體系。這一話語體系，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隨著人類學、比較文學、文化批評、后殖民主義話語以及女性主義批評等多元理論的引入，出現新的變異。

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而言，或許只有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版圖中，才能發(fā)現空間特征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因為國家的邊界既限定又凸顯了文學書寫和研究對象。而這一點，在國家邊界動蕩不居的時代是有較大難度的。因此，少數民族當代地（區(qū)）域文學研究，敞亮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空間版圖。例如，內蒙古關于當代“草原文學”的討論，其意義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草原文學流派，而在于“草原文學”作為一個集地域、民族、文化、文學多重意義的概念，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啟示。四川學者對四川多民族“族群記憶與多元創(chuàng)造”的統(tǒng)觀和綜合研究中，將民族意識、民族文化及其各民族文化關系納入到預設的文學人類學和多元文化視域中。于是，四川不再是人們傳統(tǒng)認知中的“天府之國”，阿壩、甘孜、大涼山，藏族、彝族、羌族，藏彝走廊、茶馬古道、康巴草原……刷新了我們對四川文化空間的認知和想象，文學四川的多維空間就這樣呈現出來。而廣西在少數民族新時期文學發(fā)展水平參照下，對本區(qū)域文學發(fā)展水平較低的集體性焦慮和反思所引發(fā)的如何使壯族文學增加“壯色壯味”的討論等，都使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地域的空間性、文化的多元性、文學書寫的多樣性和研究取向的一體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可以說，少數民族當代地（區(qū)） 域文學研究崛起，對重繪中國多民族文學地圖提供了現實依據。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作為少數民族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標志，獨立的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歷史知識生產，在通史和族別史兩個向度上展開并建立了相應的知識體系。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鴻然按小說、詩歌、戲劇、影視文學、散文和報告文學、當代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知識架構，對1949年至80年代初的少數民族文學史進行了梳理，涉及少數民族作家近130位，重點討論的作家近80人，這在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史上從未有過。吳重陽的學科意識更強一些，他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概念進行了界定，特別強調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與各民族民間文學的關系。此后，在特·賽音巴雅爾特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 中，“當代” 的概念得到推延，一大批1980年后崛起的少數民族作家進入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史的知識譜系，少數民族文學在新時期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得到了展示。當然，這部文學史的入史標準的寬泛在學界也多有批評。

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史知識生產的獨立展開，是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和研究升級的重要標志。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史采取的中規(guī)中矩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對歷史的敘述和作家作品的分析，盡可能秉持公正公允的立場，使這些文學史的學術銳氣不足。此外，各民族作家之間的比較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以及與國家政治文化語境關系、與中國當代文學文學思潮的關系，經典作家作品的深度闡釋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特別是對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創(chuàng)作的“忍痛割愛”，造成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知識生產的系統(tǒng)性缺陷。

三、“多元一體”到“共同體”：新時代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轉型

首先，在各門類知識不斷刷新、理論資源豐沛、話語形態(tài)多元、思想觀念多樣的21世紀語境中，除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體以及以族別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傳統(tǒng)學術話語依然保持活力外，地（區(qū)）域多民族文學、人口較少民族文學、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趨勢、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少數民族女性文學、“80后”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群體等，成為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但是，“重返50年代” “重返80年代”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特別是經典作家作品的反思式深度闡釋，代表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向學術史與思想史方向邁進。

例如，對瑪拉沁夫、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饒階巴桑、丹真貢布、祖農·哈迪爾、李喬、陸地、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唐吉勒克、苗延秀、金學鐵、李旭以及張承志、烏熱爾圖等經典作家的重新闡釋，便超越了少數民族文學的自在語境。許多研究者將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和這些作家，投放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走向與多民族國家的必然選擇這一具有內在因果關系的現代性問題框架中進行追問：為什么愛國主義是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貫穿始終的主題？《 茫茫的草原》和《塵埃落定》為什么能夠穿越近半個世紀的時空，建構蒙古族和藏族歷史的文本間性？烏熱爾圖在為鄂溫克族瀕危文化痛心疾首的書寫中，又如何隱匿著集體性的重新尋找和自我表述的訴求，這種集體性與20世紀5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集體性又有怎樣的勾連與差異？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化危機和創(chuàng)痛，又怎樣在新的時代中通過書寫得到治療？這些問題雖然是從少數民族文學內部或經典作家作品中生發(fā)出來，卻觸及了少數民族文學功能與價值的本質性問題，這種深度追問無疑拓展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深度。

其次，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知識生產者，也不滿足于一般性的史料梳理、文學發(fā)展基本脈絡的描述、作家創(chuàng)作歷程和經典作品的一般性總結，而是開始在理論層面追索少數民族文學歷史形態(tài)和演進歷程、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產生和學科體制建設、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語境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在李鴻然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論》，吳重陽的《中國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白崇人、楊玉梅、石彥偉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回顧與思考》中都有所體現。例如，吳重陽對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標準等基本理論問題的重新辨識和討論，對少數民族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類發(fā)展、特點及存在問題的學理性分析，與李鴻然的系統(tǒng)理論思考構成了對話。白崇人等人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回顧中，潛藏著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反思，該文不僅指出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發(fā)展不平衡，面臨現代化、全球化挑戰(zhàn)，宏大敘事少、個人體驗多等關鍵問題，還重新評估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價值和貢獻，認為少數民族當代文學一是基本實現中國當代文學多元一體新格局；二是豐富中國文學內涵，拓展中國文學版圖；三是為中國當代文學增添活力，推動中國文學的繁榮發(fā)展；四是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的貢獻；五是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貢獻，如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等。當然，在筆者看來，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最大貢獻，是通過文學書寫對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促進與對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集體認同，它以多民族的文學共同體的建設，指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這種實踐，為 2004——2015年的“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提供了理論批評層面豐富而多向的靶標。

再次，從多民族文學史觀到文學共同體意識，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本土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實現了從新世紀到新時代的跨越和轉型。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后現代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的理論方法被廣泛運用于少數民族現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之中，話語轉型的特征非常鮮明。而21世紀以來，一方面，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更加廣泛地吸收了西方后現代理論資源，形成了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研究、身份研究、民族志書寫、地方性知識、多元文化主義、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等多元闡釋路徑，民族與民族國家、國家性與民族性、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族性與身份、生態(tài)與性別等成為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最突出的學術話語；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現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討論的話題和論域以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趨向，中國當代民族問題的新變化，世界多邊主義與霸權主義對抗，中亞、中東、東亞等地緣政治格局的動蕩與重組為背景和參照，向外急劇擴張。以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為基點，多民族文學史觀與多民族文學共同發(fā)展，少數民族與現代中國的關系等理論場域進一步開拓，少數民族當代文學中蘊含的多元信息被解讀、破譯和闡釋，少數民族文學的功能，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國家知識屬性等，都糾正了以往的誤讀，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度和學理性得到提升和加強。這其中的部分情形，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進入21世紀后，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開始了新的學術視域發(fā)現，結合中華民族國家共同體歷史文化的建構進程，生發(fā)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學術生長點，諸如少數民族文學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學流變與社會時代、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討論、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等等。這些研究，作為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學術視域的拓展，給21世紀的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帶來了全方位的學術創(chuàng)新，極大地豐富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自身的內蘊價值和時代意義?！边@表明，以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為理論支點的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話語體系。從這一角度說，《多民族文學史觀與中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多民族國家的文學與文化》《 尋找：共同的宿命與碰撞》《走出的批評———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闡釋與實踐》《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念的選擇與調適》《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個人化、社會化與文學事件》《當代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審美觀照》《文化嬗變中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等成果的最大價值，不在其理論方法的多元與理論資源的多樣，而在于這些成果大都立足中國歷史文化和民族國家的特殊性，以多民族、多元一體、多民族國家、多民族文學、文學共和、共同創(chuàng)造與共同發(fā)展為核心話語，以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現象為對象，盡可能在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學術思潮、社會政治文化語境、當下中國民族問題、少數民族文化傳承保護等較為寬闊的現實背景中，對少數民族當代文學進行多維度的理論闡釋。正如2012年李冰概括的那樣，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在闡釋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及特點，少數民族文學特有的美學旨趣、話語方式和歷史傳統(tǒng)，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中的地位和價值，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各民族文學的比較，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理論體系，民間口傳文學與文人書面創(chuàng)作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學雙語創(chuàng)作，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的趨勢等共性關鍵問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理論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新時代以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研究導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對此也并不陌生，或者說，早在21世紀初，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就以自己的話語方式表述了共同體意識和共同體思想。例如，始于2004年的“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始終把共同創(chuàng)造、共同發(fā)展作為主旨。在具體研究中，中國多民族地域文學、人口較少民族文學、各民族母語文學和雙語創(chuàng)作等文學現象，都被共同發(fā)展的學術自覺意識和理念所照亮。在理論層面，已經成為學界共識的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其指向的正是中國多民族共同體中，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和創(chuàng)造未被重視。因此，在劉大先看來，“文學共和”指的正是中國多民族文學共同體基本特征：價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類的共榮、認同的共有、趣味的共享。

然而，當前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所面臨的總體性問題無疑是如何用文學書寫和研究回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建構中國多民族文學共同體。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一是少數民族文學如何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二是如何有力準確地表達民族生活和民族經驗的變化；三是如何在時代精神和現代意識映照下省思和光大民族文化傳統(tǒng)；四是如何在本民族傳統(tǒng)與中華各民族傳統(tǒng)的交流交融中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五是如何以獨特的精神風貌和藝術語法參與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對話。這些宏大問題需要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文學觀來統(tǒng)領和規(guī)約。

展望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的未來，在“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時代語境下，各民族文學從“多元一體”格局，進入到建設中華民族文學共同體的新階段。如何從文學共同體的角度，從理論上闡釋國家制度層面對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的扶持，深入研究民族政策與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自覺地反思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特別是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歷史書寫中存在的問題，重新思考后殖民主義理論等西方現代、后現代理論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的實踐性和有效性，總結少數民族文學知識生產的范式和存在的問題，重新認識少數民族文學在新時代的使命等，都是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研究者無法回避或應該直面和回答的理論問題。

（作者簡介：李曉峰，男，漢族，1962年出生，中共黨員，教授（二級），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F任大連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法學院副院長。）